“拿火盆来。”
床上的老人突然睁开眼睛,干瘪的嘴唇嗫嚅着,吐出这四个字。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被制氧机的声音掩盖,但站在床边的家人和徒弟们却听得清清楚楚,惊出一身冷汗。在炎夏的香港,一个奄奄一息、靠着氧气罩续命的重病老人,为什么要火盆?
老人干枯如柴的手指,颤抖地指向床头那个锁了一辈子的旧皮箱。那是他从上海滩逃亡到香港时,贴身带着的唯一物件。大房、二房的家属,还有跟随多年的下属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违拗。当暗红色的铜火盆端到床前时,老人示意大儿子拿来皮箱的钥匙。
随着“吧嗒”一声脆响,皮箱开了。没有金条,没有地契,更没有传说中青帮大佬富可敌国的海外存折。箱子里,只有厚厚一叠泛黄的纸片。
“烧了。”老人的眼神在那一刻突然迸射出当年在法租界呼风唤雨时的凌厉,“一张不留,当着我的面,全烧了。”
大儿子拿起最上面的一张,手猛地一抖。那是一张借条,借款人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将领,金额是五百根大黄鱼(金条)。他倒吸一口凉气,赶紧翻看下面的纸片。五十万大洋、一百万大洋、十万美金……这些借条的主人,有政界要员,有商界巨贾,甚至有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粗略估算,那箱子里的借条,折合下来是足以够他们一大家子一辈子吃喝不愁。
而此刻,这位曾经的“上海皇帝”,如今连看病的医药费都要靠朋友接济的穷途末路的大佬,竟然要将这笔巨富付之一炬。
“父亲!”大儿子扑通一声跪在床前,死死护住那些借条,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家现在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您的医药费还欠着。这些借条随便拿出去要回一两笔,咱们一家老小也不至于流落街头啊!不能烧啊!”
老人剧烈地咳嗽起来,他一把扯下氧气罩,指着儿子的鼻子,胸膛剧烈起伏着,仿佛要把肺腑里最后一口气都吼出来:“愚蠢!你以为这是钱?这是催命的符!”
火盆里的欠条随后被点着了,第一张借条卷曲着,边缘泛起黑边,接着火苗窜起,吞噬了上面的签名和手印。老人死死盯着那团火光,浑浊的眼中倒映着跳跃的火焰,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黄浦江畔的十里洋场,看到了那些刀光剑影、觥筹交错的岁月。
这是杜月笙在人生的最后一天,要处理的第一笔算不清的账——金钱与权力的恩怨账。
他太懂人性了。杜月笙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敢动他的家人;但是他若死了,这就是索命的绳索。如果他留下这些借条,他那些根本不懂江湖险恶的子孙一旦拿着借条去讨债,遇到念旧情的或许给点打发叫花子的钱;遇到心狠手辣的,为了灭口,他杜家怕是要遭遇灭门之灾。
“记住……”杜月笙看着满盆的灰烬,气息奄奄却字字如铁,“我不死,这笔钱没人敢赖。我死了,这笔钱没人会还。我把欠条烧了,恩怨两清。别人欠我们的,今天起,一笔勾销。谁也不许再去提。”
大儿子瘫软在地,泣不成声。火盆里的最后一丝火星熄灭了,仿佛杜月笙在上海滩积攒了半个世纪的泼天富贵,都在这一刻化为了灰烬。那笔算不清的账,他用一把火,算得干干净净。
处理完这笔账,杜月笙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制氧机再次戴上,他的呼吸稍微平稳了一些,但脸色却越发灰败,像是一张褪色的旧报纸。
没过多久,他让护士把家属都支开,只留下了几个从上海一路追随他到香港的青帮老兄弟和管家万墨林。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和纸灰味。杜月笙招了招手,让万墨林靠近床头。
“墨林啊,你去查查,咱们在汇丰银行的户头里,还剩下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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