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北京不少报刊亭前，人们翻看杂志时被一个醒目的标题吸引住了——《大陆首骗牟其中》。那一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席卷而来，关于“暴富”和“暴雷”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得格外多。牟其中这个名字，也在那时迅速从商界内部，扩散到普通读者的茶余饭后。
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前的几年，他的名头完全是另一面：敢言、敢想、敢干的“民营巨子”，号称要搞民营卫星、要重组世界级企业。许多地方官员接待他时，态度颇为热络；一些媒体甚至把他写成“奇才”。短短几年，口碑急转直下，从“企业家”变成“首骗”，里面既有个人的冒险冲动，也绕不开当时制度环境的种种缝隙。
要看清这桩风波，绕不开几个时间节点：举报与舆论发酵的1996—1997年，所谓“骗开信用证”的1995—1996年，判决和刑期变化的2000年之后，再往前推到他早年的坎坷人生，以及2016年获假释后的归宿与可能性。这些片段拼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相当复杂的牟其中。
这段经历对他影响不小。一方面，长期羁押让他对体制规则有了切身感受；另一方面，也磨出了强烈的求生欲和冒险劲头。出狱后，全国刚刚恢复高考、经济改革启动，很多人都在摸索路子，牟其中也不例外。他一开始并不是大商人，而是从极为普通的小本生意起步。
1982年前后，他和人合伙在万县开办“万县市中德商店”，卖的不过是日用百货。真正让他尝到甜头的，是那些“土办法”的经营创新。有传说中最出名的，就是“包换卡”之类的做法——顾客买了电视、电器，出现质量问题可以无条件包换。那时候大多数商家还在推责任、打太极，这种看似“吃亏”的手法，反而迅速赢得口碑，生意做大。
不难看出，牟其中的商业直觉非常敏锐：敢打破常规，敢承诺，敢负担成本，只要能换来更大的流量和信用。问题在于，这种敢冲敢冒，如果没有边界，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力度加大，计划经济的缰绳放松了，民营经济开始冒头，但法律法规远不完善。1988年，牟其中创立南德经济发展公司，后来发展成南德集团，名字起得极有时代味道，“南方”“德意志”的意象都在里面，既有开放意味，又带点“国际范”。
不久之后，他频繁出现在各地，和地方政府合作项目，搞贸易、搞大宗物资，甚至谈到跨国大买卖。九十年代初那几笔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用大宗轻工产品调配，换回前苏联生产的图-154客机。那时苏联解体不久，独联体国家资金紧张，需要物资；中国这边轻工产品产能提高，却缺乏直接出口通道。牟其中抓住这个缺口，号称“以货换机”，一时间风光无限。
外界看到的是“短短几年，从小商店干到飞机进出口的大老板”，地方政府则希望借助这样的“能人”，把沉睡的资源盘活。媒体也跟着起劲宣传，给他套上“民企先行者”的光环。在这种氛围里，牟其中的口气越来越大，各种计划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明显超出了当时的现实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地方政府、银行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国有商业体系还在，外贸体制正在松动，民营中介扮演了一个模糊身份：一面对接地方资源，一面钻营政策机会。谁能抓住机会，就能在短期里把规模做上去；但同时，也很容易跨过法律红线。
牟其中三次入狱，前两次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七十年代是“因言获罪”，八十年代中途，他因“投机倒把”等问题被调查、挫了一下，但终究没断了他改换赛道的念头。到了九十年代，问题则越来越集中在复杂的经济犯罪上，与早年的“说错话被批判”已经是完全不同性质。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增长阶段，沿海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各种外汇、信用证业务，也在银行系统快速铺开。但监管经验不足、制度滞后，是不争的现实。银行的对外业务人员往往只懂流程，对风险控制心里没底，国际惯例也未真正消化。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牟其中被指控利用信用证进行大规模诈骗。按照武汉一地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在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之间，他通过旗下公司运作，与湖北省轻工产品进出口公司等主体发生业务往来，核心方式，是虚构进口货物，骗开信用证。
牟其中的做法，据起诉材料描述，大致是这样一个逻辑：一方面，以湖北轻工等单位名义向银行申请开立进口信用证；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或影响境内外关联公司，虚构“卖方”和货源。接着伪造或调配一套看上去完备的运单、发票等单据，让银行相信确有货物在途。银行依据信用证条款付款后，实际货物却并未按约入境，而款项则被牟其中一方掌握。
起诉书中提到，短短一年间，牟其中及相关公司通过类似方式，共计骗取33份信用证项下资金，金额折合约75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约6.2亿元人民币。对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银行业和地方财政而言，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牟其中在整个案件调查之初，并不是立刻被扣上“首骗”的帽子。1996年，有人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他涉嫌经济犯罪，随后相关监察和检察机关开始关注南德集团经营情况。市场上关于南德资金链紧张的传闻渐多，一些合作方催款、索要货物，矛盾浮出水面。
“他到底是不是骗子？”当年不少人这样追问。当时身边有人回一句：“是不是，得看法院咋判。”
这句朴素的话，反而点到了关键。举报提供线索，媒体放大关注，监察和检察机关在舆论压力和线索汇集之下，加快了侦查的步伐。九十年代后期，多起重大经济案件都是类似路径：先有资金纠纷，再有举报，再有报道，然后进入司法程序。媒体的“首骗”之名，固然有揭露意味，但在案件尚未司法定性前，也难免会对公众心理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
经过数年侦办和审理，牟其中被正式起诉，罪名集中在诈骗等经济犯罪上。2000年5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他无期徒刑。对于一个出身草根、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急速崛起、再陡然跌落的企业家来说，这个结果相当沉重。
从2000年算起，到2016年获假释，牟其中在监狱中待了接近二十年，加上此前其他两次入狱，他生命中的相当长时间，是在高墙之内度过的。人到七十多岁，还能保持清晰的思路和行动能力，本身就不容易。
关于狱中生活，有不少报道提到，他坚持读书和写作，保持每天锻炼，且未出现重大违纪行为。有狱警回忆，他经常向人索要书籍，涉猎经济、法律、历史等。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带点“传奇化”味道，很难完全核实，但从减刑和假释决定的角度看，一个服刑人若屡屡违规，是很难得到这类机会的。
对中国监狱制度而言，服刑人的表现、态度和健康状况，是决定减刑、假释的重要考量；对牟其中这样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社会影响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可以合理推想，综合这些情况，才有了2016年的假释决定。
获假释后，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前企业家露面时，精神状态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好。他写下“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这样的句子，让不少了解他经历的人颇感唏嘘。一些媒体开始炒作他是否要“东山再起”，甚至有人拿褚时健的例子来比较。
褚时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大型国企负责人，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后来到云南哀牢山种橙子，最终打造出有名的品牌，成了“人生再来一次”的标本式人物。牟其中出狱后，是不是也有类似机会？这就牵涉到他个人性格、资产状况和时代环境的整体差异。
一、风光与崩塌：从“民营奇才”到“首骗”标签
如果只看结果，把牟其中简单归类为“骗子”，似乎很干脆；但把时间往前拉，能看到他身上两种矛盾气质：一面是敢破敢立的企业家精神，另一面是对边界感的轻视甚至藐视。
早年的“万县中德商店”，靠的是服务口碑、商业创意，可算正当经营。南德集团起步阶段，通过灵活的贸易方式帮地方盘活库存，也确实解决了部分现实问题。牟其中在各地跑项目、谈合作，常常给人一种“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印象，这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颇受欢迎。
问题在于，改革早期的许多“灵活办法”，在法治不完善时容易被默许，一旦制度成熟，就可能被定性为违法甚至犯罪。很多人那时“边干边摸底线”，有人及时收手，有人则越走越远。牟其中显然属于后者。
从公开资料来看，南德集团的扩张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资金和信用的滚动。一边是项目概念、一边是金融支持，中间穿插地方政府的背书和媒体的宣传。运转顺畅时，规模越滚越大；一旦某个环节堵塞，资金链就极易断裂。
1995—1996年的信用证操作，就是在这种高杠杆、高冒险的思路下发生的。通过虚构贸易、操弄单证，将银行资金“提前”转到自己掌控之下，本质上破坏了国际信用证制度的基石。金额之大、次数之多，远超普通企业所能承受的风险。这里不能用“大胆创新”来美化，这已经触犯法律。
司法不是舆论。法院在2000年的判决，依据的是具体证据、涉案金额和法条，给出无期徒刑，后来又调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这个过程体现的，是法律框架内对个人责任的衡量。而舆论场中的“首骗”之名，则长期附着在他身上，构成另一层社会评价。
从历史角度看，牟其中的形象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复合体：既有早期凭本事做起来的“草根商人”，也有后来在法律红线之上反复试探直至越界的“制度掘洞者”。把他单纯塑造成“万恶之源”或“被时代误解的英雄”，都过于粗糙。
二、灰色地带：制度空档与“骗开信用证”的操作空间
牟其中案中最关键、也是最具技术含量的一环，是所谓“骗开信用证”。要理解这点，需要把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监管的背景拉出来看一眼。
信用证制度本身有一条铁律：银行只对单据负责，不对货物负责。这个原则在成熟市场环境下问题不大，因为各环节具备相互制衡的机制，伪造单据的成本极高，一旦出事，相关责任人罪责重大。但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情况不一样。一方面，单证鉴定技术有限，很多银行只看格式是否齐全；另一方面，跨境核验机制不健全，很难迅速查证“国外卖方”的真实情况。这就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操作空间。
牟其中利用的，正是这种制度空档。他通过控制一系列境内外公司，让它们在贸易链条中扮演“卖方”“代理”“运输”等角色。然后在纸面上构造出一整套看似完整的进口流程：有合同、有提单、有发票、有装箱单。银行看到单证相符，就按规定履约。
至于货有没有装船、有没有到港、是真货还是旧货，银行在当时往往无力查证。等问题暴露时，资金已经被转移，很难追回。这类手法在当时并非牟其中一人使用，一些小规模企业也曾尝试，只不过规模通常有限，未必引起大案性质的后果。牟其中做到了“规模化”，这既体现了其组织能力，也加重了违法程度。
不得不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个别人的“贪欲”，不如说是制度设计和监管能力的不足放大了个人野心。若银行具备更严格的尽职调查和跨境核验，若外贸企业的业务模式有更多透明度，牟其中即便有心，也很难以如此大额度实施“骗开信用证”。
站在历史角度看，这类案件的教训相当深刻。后来银行系统不断加强贸易融资管理，增加单证鉴别技术，强化内控程序，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些血的代价中学来的。制度建好后，再想走过去那种“灰色捷径”，难度已经大得多。
三、命运转折：三次入狱与出狱后的可能道路
牟其中一生中的三次入狱，像三个阶段性坐标，折射出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的变迁。七十年代的入狱，是政治高压下个人表达与制度冲突的结果；八十年代的波折，与对“投机倒把”的旧观念纠葛有关；九十年代末的重刑，则清楚地指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
这样一种轨迹，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孤例。一些人早期因说话、写东西碰壁，后来抓住市场化机会“杀出来”，再后来又因走入灰色交易而触法。粗看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细看是个体性格和制度嬗变交织的产物。
牟其中身上，有几种明显的性格特征：强烈的进取心，敢赌的胆量，善于利用制度缝隙的聪明，以及不太愿服输的倔强。这些特质，在八十年代初的商业环境中，是优势；在九十年代金融监管缺失的背景下，使他冲到了浪尖；但到了规则逐渐清晰的阶段，这些特质又成为他跌落的推手。
狱中多年，他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过往和有限的未来。据说他常引用一句话，大意是“人生路走得再偏，也有回头的一天”。这句话未必出自他口，但这种“总觉得还能再干一把”的心理，在很多受过挫折的企业家身上都能看到。
问题是，等他2016年假释时，已经七十六岁。这个年龄，再去谈“东山再起”，语气再强硬，现实条件也摆在那里。
出狱后不久，他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不服气的情绪，也提出一些设想，想在某些领域再试试身手。不过，和二十多年前相比，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法律层面的约束。被判处重刑的经济犯罪服刑人员，出狱后在重新取得某些经营资格方面，通常会有不少限制。担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规范。即使名义上可以参与，也可能受到合作伙伴、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
二是社会信用的重建。对金融、投资来说，信任是硬通货。牟其中的名字，长期与“首骗”“诈骗案”绑定，要在银行、投资机构那里重新建立信用，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有个别老部下、老朋友愿意支持，大规模的资金、合作，恐怕也不会轻易向他聚拢。
三是年龄和精力的限制。商业竞争的节奏比九十年代快得多，新兴行业层出不穷。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即使头脑清醒，要跟上节奏也很吃力，更不要说承担复杂的经营责任。
四是监管环境的改变。与九十年代相比，当下金融监管明显趋严，贸易融资、离岸公司、资金跨境流动，都处在多重审查之下。曾经可以操作的“手法”，现在要么被堵死，要么风险巨大。即便不触法，也难再有那些“一步登天”的机会。
褚时健的“橙子故事”常被拿来做对照，看起来路径类似，实际差别很大。褚选择的是农业，资本投入相对不高，更靠管理经验、产品品质和时间积累；而牟其中过去最擅长的是高杠杆的大项目，这种模式在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也不太可能得到政策和金融的支持。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牟其中能否“东山再起”，已经不只是他个人意愿的问题，而是法律约束、市场结构、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的结果。即便他依旧保持着某种“少年心态”，也难再复制当年的传奇和风险。
就此回望，牟其中的故事像一面镜子，映出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某种粗放景象：规则未尽明确，机会巨多，灰色利益带来耀眼的成功，也埋下了沉重的代价。对类似人物的评价，不必拔高成浪漫传奇，更不能轻轻翻过违法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制度漏洞该补的要补，个人承担的责任，也已经由法院给出过清晰答案。至于他的余生，则更像是在一条窄一些、稳一些的道路上行走，而不是再一次冲向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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