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武汉军区、湖北省委、河南省委的相关负责人都接到了命令，去北京开会。
在会议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遭到严厉批评，司令员曾思玉一开始的处境也很不妙，毕竟他们二人是同时期到武汉军区上任，很多事情也是两人共同决定的。
眼下出了大事，部分领导就认为一人涉及其中，另一人不太可能完全不知情，因此反复要求曾思玉“交待问题”。
曾思玉对于自己没能提高警惕做出了反复检讨，也承认之前的工作中存在过很多不足，但硬说自己成了相关集团人员，他非常愤怒，争论要去找毛主席评评理。
而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看出曾思玉有情绪，就把几人叫到一起谈了谈，最终还做出一道批示，帮曾思玉度过难关。那么，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曾思玉在其中又有何表现呢？
事情还要从1971年8月说起，彼时毛主席为防止一些恶性事件，进行了著名的南巡。为不走漏风声，主席事先没有跟任何人通气，就是抵达一地后，再临时召见主要干部。
当专列抵达武汉时，不知情的曾思玉因正在大连养病，所以主席就单独跟刘丰沟通。为确保武汉军区能领悟自己的意思，主席特意跟刘丰深谈了两次，将此行的目的和将来的规划说了出来，让武汉军区能做好准备。
在谈话的最后，主席叮嘱刘丰只能将情况告知曾思玉，对其他人务必保密。然而，事实证明主席所托非人，刘丰根本藏不住事，往后的时间里，他都精神恍惚、高度紧绷，被很多人都察觉出异样。
9月5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中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视察，刘丰奇怪的表现让李中将心生疑惑，李中将晚年在回忆录里形容刘丰是“坐立不安”，这个姿态必然有大事。几番套话下，刘丰将主席谈话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
这个事情可就大了，次日李中将回京就将事情告知黄总长，最终再上一级的人也知道了。
随后局势迅速恶化，中央和主席惊讶地发现，有很多部署，对方竟提前知道，有些安排，也不再安全，所以迅速调整应对策略。再然后，就是飞机北去。
一开始组织也不清楚是谁泄密的，不过李中将隔离审查后把这段经过说了出来，于是，中央处理完相关事宜就将曾思玉、刘丰等人叫到北京。
会议召开后，上级也是单刀直入，要求刘丰把泄密问题讲清楚，他多次做检讨，坦白了自己的错误。还曾因压力过大想要走极端，好在抢救了过来。
而曾思玉同样也做检讨，说自己身为军区负责人，又是刘丰的搭档，对这种错误竟未提前察觉和做出应对，也负有相应责任。
但是，有些人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想着同在一个军区相处日久，怎么可能一人介入颇深另一人置身事外？所以就拼命想要去挖点什么。
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大家发现曾思玉真的毫不知情，他在大连休养结束回到武汉军区后，从刘丰那里得知了毛主席的叮嘱和部署，就完全按照主席说的做，守口如瓶又认真准备。
可证据摆在眼前，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称曾思玉也“上了贼船”。听到这话，曾思玉终是忍不住火了，他怒道：
“我自己做过的事，包括调秘书这些问题，只要做过我都承认，不推卸责任，但没做过的事不能强加我身上。怎么就说我上船了？即便以前有些事情是听了命令，但上面给你安排事情，能不办吗？如果非要说我上船，咱们就到主席那里去讲讲。”
吵了一通后，会议不欢而散，会议主持人随即把情况反映给了毛主席。主席没有过多评价，只是说：曾思玉同志有一股情绪不，晚上叫他们一起来谈谈吧。
当晚与此事相关的人员都来到了中南海，各自说出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听完对曾思玉说：你的检讨我看了，犯错不可怕，犯错的人也有好有坏，你是好人犯错，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教育为主。
随后主席又当众表态：曾思玉是好同志，他并非“死党”，是“活党”。这背后的保护之意非常明显，其他人就不好再说什么，曾思玉也非常激动：
“我回去后一定按照指示办事，得到与会者们的谅解，我会认真向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军区来的干部做检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这次危机本来跟曾思玉是没什么联系的，奈何那个环境下，很多东西都容易被扩大化，差点让他莫名被扣上帽子。所幸毛主席及时进行干预，帮他度过难关。
此事之后，曾思玉就没再遇到什么波折，1973年末八大军区对调，他转而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与他对调的人，是昔日的老上级杨得志。
1980年，曾思玉响应国家号召，主动退居二线改任南京军区顾问，给年轻人让位置，三年后离休。
他晚年基本生活在大连，将许多精力用在了撰写回忆录上，著有《我的前一百年》。这个名字并非虚指，他1911年3月出生，2012年12月去世，确实是百岁。并且，他还是开国中将里最长寿的。
能如此，跟曾思玉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做好本分之事，听从组织命令，其他事情能不过问就不过问。心宽，路就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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