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下，六十三岁的赵大爷又蹲在那儿抽烟了。
烟雾缭绕里，他的目光越过田埂，落在村道上那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上——隔壁老周家的儿子又带着孩子回来过周末了。老周在城里当了三十年工人，现在每个月拿着三千多的退休金，天天不是逛公园就是遛孙子。昨天赵大爷去镇上卖菜，正好碰见老周带着小孙子在超市买零食，一筐一筐往购物车里装，孩子要什么买什么。
赵大爷说，那一瞬间，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不是眼红人家有钱，”他用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抹了抹眼睛，“我就是……就是觉得对不住我那小孙子。”
赵大爷这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地。种了一辈子地，交了半辈子公粮，现在每个月领着198块的城乡居民养老金。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城里送外卖，儿媳在电子厂流水线上，两个人加起来月入不到八千，要租房、要吃饭、要养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小孙子今年五岁，跟着赵大爷在村里上幼儿园。每次去镇上赶集，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小摊上的棒棒糖、小饼干，赵大爷的心就像被人攥了一把。不是不想买，是实在舍不得。198块，他要攒两个月，才能给孩子买一双像样的鞋。
“爷爷，为什么周爷爷家的哥哥有那么多好吃的？”
面对孩子天真的问题，赵大爷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能把孩子抱起来，说：“爷爷给你蒸鸡蛋糕吃，爷爷蒸的比买的还好吃。”然后转身去鸡窝里摸那两个刚下的蛋，那是家里三只母鸡一天的收成。
赵大爷不是个例。在这个三百多户的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八成和他一样，每个月拿着不到两百块的养老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种地、喂鸡、打零工，能挣一块是一块，能省一分是一分。
而村头那个从城里退休回来的老周，每个月光是退休金就是他们的十五倍。老周人不错，经常拎着水果来串门，聊天时说的都是公园里下棋、老年大学学书法这些事。赵大爷听着，陪着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不是怪谁，”赵大爷说，“我就是想不通，同样是干活干了一辈子，咋就差这么多呢？”
这个夏天，赵大爷比往年更忙了。他把屋后的荒地开出来，种了半亩蔬菜，每天天不亮就蹬着三轮车去镇上卖。他想攒点钱，等过年儿子回来的时候，能给孩子包个红包，能给孩子买身新衣裳。
“我身体还好，还能干，”他说，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趁还能动，多攒几个，以后动不了了，也不能给孩子添负担。”
那天傍晚，赵大爷卖菜回来，三轮车上除了没卖完的空心菜，还有一袋五块钱的散装饼干。他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像是揣着什么宝贝。
“给小宝的，”他笑着说，皱纹里都是温柔，“他跟我要了好几回了。”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弯弯的，像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直起来过的腰。
回家的路上，赵大爷路过村口的小广场，几个城里退休回村的老人在跳广场舞，音响里放着欢快的歌。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喃喃自语：“人家那才叫养老，我这是……”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转身继续往前走。身后是喧闹的音乐和笑声，身前是炊烟袅袅的老屋，还有等他回家的孙子。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这是赵大爷熟悉了一辈子的味道。
或许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是“城乡二元结构”，什么是“养老金双轨制”。他只知道，他羡慕的不是三千块钱，而是三千块钱背后那种可以安心老去的生活。
但他还是在笑，还是在干活，还是在五块钱的饼干里藏着对孙子全部的爱。
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他们不说不怨，他们只做只忍。他们把眼泪咽进肚子里，把希望种在田地里。
而我们，是不是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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