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纳尔逊博士、本杰明・平格尔军士长
军士长课程
本文编译自2026 年 3 月 27 日美国陆军大学《士官期刊》文章。
在当今大规模复杂战场上，一名基层士兵的行动可能产生重大乃至全球性后果。这一理念并非新鲜事物，但在全球互联的世界中，这一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查尔斯・C・克鲁拉克将军发表文章，创造了 “战略下士” 一词用以描述这一现象。该概念指出，基层指挥员必须做好准备，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独立做出重大决策（安尼斯，2020 年）。
“战略下士” 的核心思想在于，基层指挥员无法始终等待直接指令。相反，他们必须深刻理解自身任务以及指挥官的作战意图（克鲁拉克，1999 年）。克鲁拉克将战场描述为 “三段式战争”，即一名士兵可能在一条街道上交火，在相邻街道维持和平，再隔一个街区便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次战术失误就可能引发战略后果。
自克鲁拉克发表论文以来，情报行动的目标并未改变，但有害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大幅提升。现代士兵不仅是作战人员，更是信息环境中的潜在薄弱环节。为应对 “战略下士” 现象，军事条令与士官必须协同一致，在训练士兵开展火力战的同时，也要培养其维护国家战略能力所需的认知防御能力。当今士兵不仅要掌握战斗技能，还要学会在心理上抵御虚假信息与针对性信息作战（IO,Information Operations）。
1.错误放大效应与现代战场
自克鲁拉克的文章问世以来，世界局势愈发复杂，但战术行动可产生战略影响的理念始终未变。在大规模作战行动（LSCO,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中，这一动态关系更为关键。基层士官与士兵在战场前沿行动，对手可在虚假信息的平行空间中捕捉、放大其行为并将其武器化。因此，即便是微小的战术失误，也可能削弱战役与战略能力。多域战场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实。
克鲁拉克所描述的三段式战争中，士兵可能在一条街道交战、相邻街道维和、再隔一个街区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一次战术失误便可能造成负面战略后果。（美国陆军照片，威廉・斯特劳德上尉摄）
当代作战环境是多维战场，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影响使其效应进一步放大。这意味着单个士兵的决策或小单位的行动 —— 无论是应对潜在威胁、缓和与平民的紧张局势，还是在压力下遵守交战规则 —— 都可能瞬间传遍全球，塑造公众认知并影响远离战场的政治结果。我方对手深知这一点，且近期冲突已证明，对手会利用战术失误或违纪行为打击国家集体意志，以期削弱军队战略能力。
历史上诸多鲜明案例印证了战术层面单一事件如何引发战略后果。例如，2015 年 10 月 3 日美军对昆都士无国界医生医院的空袭（无国界医生，无日期），以及 2012 年 3 月 11 日罗伯特・贝尔斯上士杀害 17 名阿富汗平民事件（佩勒兰，2012 年），均被对手利用，削弱了整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军事法学者杰弗里・康恩将这一现象称为 “错误放大效应”，他指出，在社会对职业军队抱有完美预期的时代，任何失误都可能对战略认知产生极不对称的影响（康恩，2024 年）。然而，现代对手不会坐等战术失误出现，而是主动塑造并将相关认知武器化，将其作为作战行动的核心方向。基于康恩（2024 年）的错误放大效应概念，大国间战争的庞大规模会将战术失误转化为对手的战略胜利。
2.认知武器化：大规模作战行动与敌方信息作战
在现代大规模作战行动中，“战略下士” 不仅是战斗人员，更是信息战的核心受众与参与者。对手擅长利用单个士兵的行为推动宣传与虚假信息行动，目标是否定军事行动合法性、削弱国内民众支持、在盟友间制造分歧（基什，2023 年）。过去四年间，全球多场冲突均印证了这一点。
2.1俄乌冲突
俄罗斯持续利用宣传，将其入侵乌克兰包装成 “去纳粹化行动”。俄罗斯官方媒体与社交网络代理人截取乌克兰士兵行为的断章取义内容或编造信息，强化这一虚假叙事。与之相对，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指出，乌克兰有效运用无人机拍摄或平民手机记录的俄军疑似不当行为视频，争取国际支持并揭露战争罪行，体现出信息战场的双向性（特雷格等人，2025 年）。这一策略是更广泛信息战的一部分，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塑造公众认知、瓦解对方叙事。
即便是微小的战术失误，也可能削弱战场作战与战略能力。士兵在决策应对威胁、缓和局势或高压下遵守交战规则时，保持战备并打磨各项技能至关重要。（美国陆军照片，内萨・坎菲尔德上士摄 / 南部联合安全援助指挥部公共事务办公室）
2.2 2020 年纳卡冲突
阿塞拜疆军队将无人机作战与政府主导的精密信息行动相结合。阿军方配合政府每日发布打击亚美尼亚军事装备的视频，瓦解亚美尼亚士兵与平民士气。这些视频经社交媒体放大，营造出技术压倒性优势与亚美尼亚必败的认知，加速了亚美尼亚抵抗力量的崩溃（陆军经验教训研究中心，2021 年）。这场冲突凸显出，战术胜利经信息作战精心包装后，可实现战略心理效应（欧亚特别研究机构，2025 年）。
2.3巴以冲突
这场持续冲突每日都有战术事件经信息战包装传播的案例。双方均迅速发布军事行动视频，叙事框架多服务于各自立场，即正当自卫或残暴侵略。士兵手机拍摄的单段视频或关于爆炸的争议报道，都可能成为全球舆论焦点并影响公众情绪，进而引发外交压力，直接作用于战略环境。泽林（2023 年）认为，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爆炸事件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信息战的典型案例，以方与哈马斯对爆炸原因的争议演变为具有重大公众影响力的全球辩论。
上述三例表明，信息作战尤其是虚假信息作战，可通过针对敌方平民群体影响战术决策。美国政府问责局（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近期报告指出，境外虚假信息行动旨在利用社会分歧、削弱对民主进程的信任，最终操纵公众认知（政府问责局，2024 年）。这一虚假信息手段可有效作用于平民群体，促使民众向政府施压以推行特定政策，这一政治概念被称为中位选民定理。
3.核心目标：中位选民定理与信息作战
美国当前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对手已认清这一薄弱点。这一环境常迫使民众对议题持完全支持或彻底反对的态度（萨默维尔，2020 年）。立场极化者对自身观点极为坚定，即便获取新信息也不会改变对军事行动的支持态度。但总有一小部分中间立场民众关注信息并可被左右，针对这一群体可撬动一国公众舆论（威尔逊，2024 年）。俄罗斯 2018 年虚假信息行动便采用这一策略，旨在扩大美国内部分歧、破坏美政治与社会生态（弗莱等人，2018 年）。
这一目标设定逻辑契合中位选民定理，该政治学理论认为，在多数决体系中，政党会向中位选民 —— 意识形态光谱正中间个体 —— 的政策立场靠拢，以最大化胜选概率（牛津参考，无日期）。尽管所有人最终都是目标群体，但社会中间层是最具影响力操作空间的群体。
尽管作战环境日趋复杂且充斥虚假信息，士官仍拥有应对此类威胁的有力工具。我们认为，应对这一多元威胁的前沿防御始于士官，其职责不仅是训练士兵开展火力作战，还要做好认知与信息作战准备。（美国陆军照片，塔妮莎・卡恩一级军士长摄）
对手在信息战中采用相似逻辑。其目标并非将坚定爱国者转变为立场同情者，而是针对意识形态忠诚度较低、政治参与度不高或对冲突态度不确定的中位选民（艾哈迈德等人，2025 年）。对手通过在信息空间充斥制造疑虑、渲染平民苦难（真实或编造）或强调战争代价的内容，试图扭转公众中位舆论，目标是让足够多民众反对本国政府的战争行动，制造国内压力以迫使撤军、削减经费或放弃战略目标。
这一手段在持久大规模作战行动中效果尤为显著，公众决心会随时间消磨。沃森（2014 年）指出，尽管一战爆发时德国民众广泛支持政府，但随着战争拖延，惨重伤亡与盟军有效封锁最终瓦解了后方士气。公众意志与支持的崩塌是德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因素，也印证了强大军队若缺乏全国民众支持，便无法在持久冲突中取胜（沃森，2014 年）。德国社会分裂的经历，体现出分裂国家发动战争的艰难性。
4.美国社会极化：对手信息作战的增效器
美国当前政治极化现状为对手信息作战提供了沃土。社会深度分裂时，中间立场空间缩小，民众更易接受印证自身偏见的叙事。俄罗斯等境外对手无需制造分歧，只需放大既有矛盾即可。这一高度党派化环境侵蚀了民众对政府、军队、媒体等民主机构的信任（萨默维尔，2020 年）。
媒体报道 “战略下士” 的行为时，公众会立即以党派视角解读。一方视其为捍卫法律的英雄，另一方则将其视作犯下暴行的恶棍。对手可针对性向不同群体推送不同信息，加深分歧，使国家难以形成统一应对。
基于事实的共同认知崩塌，不仅会在单一议题上左右 “中位选民”，还会将其推入完全割裂的信息生态，使国家更易被操纵。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越南战争所体现的，失去民众支持的军队难以取胜（萨默斯，1982 年）。应对这一威胁国家意志的战略问题需要战术解决方案，而起点正是负责部队凝聚力与纪律性的一线指挥员。
士官虽无法直接阻止国内中位选民相信虚假信息，但其领导力是最关键的防御力量。（美国空军照片，约瑟夫・巴伦一等兵摄）
5.士官的解决方案：锻造坚韧善战的士兵
尽管作战环境日趋复杂且虚假信息泛滥，士官仍拥有应对此类威胁的有力工具。应对这一多元威胁的前沿防御始于士官，其职责不仅是训练士兵开展火力作战，还要做好认知与信息作战准备。解决方案在于重新聚焦基础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培养。士官必须营造士兵可探讨复杂议题的环境，培养扎实的信息素养，严格训练并执行交战规则，鼓励下属追问 “为何” 以更好理解指挥官意图。理解任务目的的士兵能在压力下做出更优决策，更不易成为对手信息作战的利用对象。现代士兵做决策时应套用《华盛顿邮报》视角，即 “若我采取这一行动，新闻标题会如何描述？” 若标题负面，士兵需迅速制定新行动方案。
归根结底，信息时代每名士兵面临的挑战都是领导力挑战。士官虽无法直接阻止国内中位选民相信虚假信息，但其领导力是最关键的防御力量。士兵与平民一样，都可能成为社会中间群体。通过打造纪律严明、明辨是非、坚守道德且严格遵守交战规则的高素质团队，士官可切断对手制作宣传内容的素材来源，确保部队在信息战中不再是薄弱环节，而是能够驾驭现代战场复杂性的强大力量。
6.尾注
此类针对性信息作战并非对手独有，也存在于美国现代媒体环境中。受持续新闻周期与市场竞争驱动，美国媒体机构常刻意进行受众细分。其内容不再争夺 “中位观众”，而是聚焦特定人群以维持收视率，形成 “信息茧房”。观众持续接触印证自身信念的内容，排斥不同信息与观点，最终引发媒体领域的 “不对称极化”（本克勒等人，2018 年）。相同的战术失误或违纪行为经极化媒体系统传播，只会固化分歧而非凝聚国家意志。对手深知这一点，并利用美国内部分歧强化其信息作战。既然已了解这一现状，是时候思考如何运用这一认知践行军事职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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