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六七年的衢州，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硬。
风不是那种吹过树梢的风，是像生锈的铁片，带着水泥厂特有的那种呛人的石灰味，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割。空气里全是粉尘，吸进鼻子里，嗓子眼里就像塞了一把干沙子，咳出来的痰都是灰黑色的。
戴眉曼站在那个用粗毛竹搭起来的台子上。台子很高，她得踮着脚才能勉强站稳。脖子被人按着，头勾着，下巴几乎抵到了胸口。那顶帽子是刚扎好的，用的是工地上废旧的粗铁丝，拧成了一个尖尖的形状，上面贴着白纸，写着“特务崽子戴眉曼”几个黑字，墨汁还没干透，顺着纸纹往下淌，像一道道黑色的眼泪。
铁丝勒进肉里，太阳穴那里突突地跳，疼得她眼前一阵阵发黑。
台下是乌泱乌泱的人，都是厂里的工友。以前大家见面还会点头笑一笑，现在那些脸都模糊了，只剩下一张张张开的嘴，像是要把她吞下去。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盖过了寒风的呼啸。
她什么也听不清，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几千只苍蝇在飞。她只觉得冷，那种冷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身上那件旧棉袄早就不保暖了，棉絮都结成了硬块，挡不住风。
好不容易熬到批斗会结束，天都已经擦黑了。她被人推推搡搡地带进了一间办公室。屋里灯光昏黄，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后面坐着几个人。有厂里的领导，也有军代表，还有革委会的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
屋子里很静，只有炉子里的煤块偶尔爆裂的声音。
一张纸被推到了她面前。不是那种正式的公文纸，就是普通的办公用纸，上面打着几行铅字。
“签了吧。”
说话的人声音很平，没有什么起伏，就像是在说“今天吃饭了吗”一样平常。
戴眉曼眯着眼睛看那张纸。眼睛被帽子勒得充血，看东西有点重影。她辨认了好一会儿，才看清那五个字：离婚协议书。
那一瞬间，她觉得屋里的空气好像被抽干了。
“谢培流是工人阶级，根正苗红。”那个人继续说，手里端着搪瓷茶缸，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子，“你是什么成分？你自己心里清楚。戴笠的孙女，潜伏特务的女儿。这不仅是拖累，这是阶级敌人在腐蚀工人阶级。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谢培流的政治生命，你也得签。”
戴眉曼的手在抖。她想去拿那张纸，手指却僵硬得像胡萝卜，不听使唤。
她想起谢培流。那个傻大个，平时话不多，只会闷头干活。每次食堂吃肉，他都把自己碗里的肉片挑出来，趁人不注意倒进她碗里。前两天被拉出来批斗之前，他在厂区的墙角根底下塞给她一个烤红薯。红薯还是热的，用旧报纸包着，揣在怀里烫得胸口发疼。
她还想起那个小院。竹篱笆是谢培流亲手编的，虽然编得歪歪扭扭，但很结实。院子里种了月季，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品种，开红花，很香。儿子刚刚会走路，嘴里含糊不清地喊人，先学会的不是爸也不是妈，而是一个“戴”字。那是她教的，她想让孩子记住这个姓，哪怕是偷偷地记。
现在，这一切都要没了。
那张纸轻飘飘的，却比压在她头上的铁帽子还要重。
她拿起笔。笔杆是凉的，吸满了墨水。笔尖悬在纸上，悬了很久。窗外的风把破旧的窗纸吹得哗哗响，像是有人在外面哭。
她知道没有退路。不签，谢培流就会被开除，甚至也会被抓起来。孩子以后上学、招工、参军，政审那一栏永远会填着“不合格”。在这个年代，这就是判了死刑。
眼泪砸在纸上，把“戴眉曼”三个字晕开了一团黑。
她闭上眼，手起笔落。
写完这三个字，她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她把名字划掉，又在旁边写上，像是在确认这个身份的消亡。
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谁的媳妇，不再是谁的娘。她只是一个编号，一个等待被处理的物件。
几天后，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厂门口。车斗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缩着脖子，像鹌鹑一样。
戴眉曼被推了一把，爬上了车。车斗是铁皮的，没有棚子，风直接灌进来，像冰水一样浇在身上。
车子发动的时候，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她拼命扒着车栏杆，把头探出去。晨雾很大，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但在灰蒙蒙的雾气里，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谢培流站在那里，没动。他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的脸埋在他肩膀上，还在哭。谢培流没有哭，他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咬得嘴唇发白，甚至咬出了血。他就那样站着，像一块石头，一直看着车开远。
车拐过弯，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那灰色的雾，和雾里那个模糊的黑点。
戴眉曼缩回车斗角落，把头埋进膝盖里。车子颠簸得厉害，胃里翻江倒海，但她吐不出来。她只是想哭，可是又不敢哭出声。她把嘴巴张到最大，发出了一种类似野兽受伤时的呜咽声，闷闷的，被风声吞没了一半。
这一年，她三十岁。她的人生，好像一直都在告别。
这一切的源头，得往回倒，倒到一九五一年。
那时候的浙江江山保安乡，春天来得很慢。山里的雾气还没散，田里的水还是冰凉的。
戴眉曼那时候不叫戴眉曼，叫戴月荷。十二岁，正是抽条的时候，但因为营养不良，看着像个十岁的孩子。
她家是个大院子，青砖黑瓦，门槛很高。父亲戴善武总是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脸很严肃，很少笑。母亲郑锡英很漂亮，皮肤白，喜欢穿旗袍，会唱昆曲。家里还有三个哥哥，总是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戴月荷知道家里不一样。经常有穿着黄军装或者黑制服的人进进出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很警惕。
她还知道一个名字：戴笠。
虽然没见过这个人，但家里没人敢提他的名字。偶尔听到下人私下里议论，说他是“老板”，说他飞机摔死了，说戴家的天塌了。
一九四六年，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岱山撞毁，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大江南北。对于戴家来说，这不仅仅是死了一个人，而是靠山倒了。
戴善武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不再穿笔挺的中山装，开始抽烟，抽那种很烈的旱烟，咳嗽声整夜整夜地响。
到了一九五一年，江山解放了。
那是个很乱的春天。乡下开始搞土改，工作队进了村，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戴善武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因为他不仅是地主，还是“军统潜伏特务”。
出事的那天晚上，戴月荷睡得正香，被人摇醒了。
是母亲。母亲的手很凉，在发抖。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光线摇曳，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怪物。
地上摊开着一个皮箱，里面装满了金条、银元和首饰。
“月荷，快起来，穿衣服。”母亲的声音很急，带着哭腔。
戴月荷揉着眼睛，看见三个哥哥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墙边，大气都不敢出。
“我们要去哪？”她小声问。
母亲没回答，只是手忙脚乱地给她套上一件厚棉袄。那是她最厚的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
母亲转过身，对着一个中年女人说话。那是家里的厨娘，叫汤好珠。汤好珠是个寡妇，人很老实，一直带戴月荷。
“汤嫂，家里的一切拜托你了。”母亲抓着汤好珠的手，指甲几乎掐进肉里，“月荷……月荷先留在你这。我们去安顿好，就回来接她。很快，最多一个月。”
汤好珠眼泪汪汪地点头：“太太，你放心，我拿命护着小姐。”
戴月荷不懂。为什么哥哥们都能走，偏偏留下她？她拽着母亲的衣角，死不撒手：“妈，我也要去！我不留在这里！我要跟妈在一起！”
母亲回过头，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惨白惨白的。她满脸都是泪，却不敢哭出声。她蹲下来，用力抱住戴月荷，力气大得勒得生疼。
“月荷，听话。”母亲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留在这里最安全。跟着我们，路上要是被查出来，全家都得死。你留在汤嫂家，就是个乡下丫头，没人会注意你。妈很快就回来……真的，很快……”
说完，母亲狠心掰开她的手，拉着三个哥哥，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夜色里。
那一夜，戴月荷哭到嗓子哑了。她不知道，母亲这一走，就是三十七年。
后来她才知道，母亲带着哥哥们连夜逃到了舟山，又从舟山坐船去了台湾。那条船很挤，风浪很大，晕船的人吐得满地都是。母亲一路晕一路吐，但手里死死攥着那个皮箱，那是全家人的命。
而她，被留在了保安乡，留在了汤好珠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
汤好珠是个好人，说话算话。为了保命，她给戴月荷改了名。
“以后别叫戴月荷了，这个名字太扎眼。”汤好珠摸着她的头，叹着气，“跟我姓吧，叫汤眉曼。眉毛的眉，曼妙的曼。”
汤眉曼。
从那天起，戴月荷就死了。活下来的，是汤眉曼。
她剪掉了留了好几年的长辫子，那是母亲给她梳的。她换上了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她开始学着干农活，挑水、砍柴、喂猪、插秧。
她的手很嫩，没干过活。第一天挑水，肩膀就被扁担磨破了皮，血渗出来，染红了衣服。汤好珠给她涂了点猪油，说：“忍着点，小姐身子丫鬟命，现在得把自己当丫鬟使。”
村里的孩子欺负她，朝她扔石头，喊她“地主婆的小崽种”。她不还嘴，也不哭，就低着头走路。时间久了，那些孩子觉得没趣，也就不怎么理她了。
乡邻们看着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孩，看着她像个壮劳力一样在田里挣工分，吃番薯干，穿补丁鞋，慢慢也就信了她是汤好珠的养女。
戴眉曼自己也差点信了。
白天累得倒头就睡，晚上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她会想母亲。她想，妈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被什么事绊住了？还是……不要我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就赶紧掐自己，不让自己往下想。
一九五一年秋天，一个消息传到了保安乡：潜伏特务戴善武，在衢州被枪毙了。
枪毙的地方就在衢州的河滩上。有人说看见了，背后插着亡命标，跪在地上，一声枪响，人就倒了。
汤好珠听到消息，抱着戴眉曼大哭了一场。戴眉曼没哭，她坐在门槛上，看着那条母亲消失的路，看了整整一下午。
父亲死了。母亲在海那边，回不来。
她成了真正的孤儿。
日子像流水一样，看着慢，其实过得飞快。
戴眉曼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她虽然干着粗活，但底子好，皮肤白，眉眼间透着一股子书卷气，跟周围的农村姑娘不一样。
后来，江山县招工，她因为身家清白（汤好珠给她报的是贫农成分），被招进了衢州水泥厂。
进了城，她更不敢多说话。她拼命干活，别人扛一包水泥，她扛一包半。她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藏起来，藏在人群里，藏在水泥灰里。
可是，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比如她的走路姿势，腰背总是挺得笔直；比如她说话的口音，偶尔会带出一点江南的软糯；比如她看人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审视和警惕。
也就是在厂里，她认识了谢培流。
谢培流是厂里的货车司机，开解放牌大卡车的。人长得黑，壮实，话少，老实得有点木讷。
他第一次见戴眉曼，是在食堂。戴眉曼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饭，只有一份素菜，一碗稀饭。谢培流端着一碗红烧肉走过来，犹豫了半天，把肉倒进了她碗里。
“我……我吃不完。”谢培流结结巴巴地说，脸涨得通红。
戴眉曼愣了一下，抬头看他。看到他眼里的笨拙和真诚，不像是在开玩笑，也不像是在调戏。
她没说话，低头把肉吃了。那是她好几个月来吃到的第一顿肉，很香，很腻，咽下去的时候，眼泪差点掉下来。
从那以后，谢培流就开始“缠”着她。也不是那种死缠烂打，就是默默地对她好。
下班的时候，他在厂门口等她，骑着辆破自行车，说：“顺路，带你一段。”其实根本不顺路，要绕好几里地。
休息的时候，他给她送烤红薯，送煮玉米，有时候是一双劳保手套，有时候是一盒雪花膏。
戴眉曼一开始躲着他。她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个雷，谁沾上谁倒霉。她冷着脸对他说：“我是坏分子，你离我远点，别连累了你。”
谢培流嘿嘿一笑，挠挠头：“我不怕。我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谁敢把我怎么样？”
这个傻大个，他不懂政治，不懂成分，他只知道这个姑娘苦，他想让她过得好点。
戴眉曼的心，是石头做的，也被捂热了。
他们结婚了。没有酒席，没有鞭炮，就是两个人去领了个证，买了两斤糖，分给工友们吃。
他们有了自己的家。那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小院，成了戴眉曼这辈子最安稳的港湾。
她以为，只要她不说，只要她把过去烂在肚子里，这辈子就能这样过下去。
可是，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人。
2
一九六七年，那场风暴刮得最猛的时候，衢州水泥厂也乱了。
到处都是大字报，到处都是高音喇叭。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被批斗。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狂热又恐怖的味道。
厂里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每个人的档案都被翻出来，用放大镜找问题。
戴眉曼一直小心翼翼，但她还是露出了破绽。
有人发现，她在填表的时候，字迹非常娟秀，不像是没文化的农村丫头。还有人发现，她有时候看报纸的眼神不对，不是那种文盲看画的眼神，而是那种能看懂深意的眼神。
更要命的是，汤好珠老了，老糊涂了。
有一天，厂里的外调人员找到了保安乡，找到了汤好珠。那时候汤好珠已经七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眼睛也花了。
在一阵威逼利诱下，老太太吓坏了。她跪在地上，哆哆嗦嗦地说：“我说，我都说……她不姓汤，她姓戴……她是戴笠的孙女……她爹是戴善武……”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把水泥厂炸翻了天。
戴笠！那是个什么名字？那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是教科书里的大反派，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
他的孙女，竟然就在他们身边，还是个工人阶级的家属！
这还了得？这是阶级敌人打进内部了！这是潜伏的特务！
戴眉曼被隔离了。
她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写检查，交代问题。每天有人提审她，问她跟台湾有没有联系，问她藏了什么变天账，问她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务经费。
她说没有。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被留下的时候才十二岁，父亲的事，她哪里知道？
没人信。
不信就打，就骂，就不让睡觉。几天几夜不让合眼，用强光灯照着眼睛，用皮带抽。
戴眉曼咬着牙，一声不吭。她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谢培流，想起了孩子。她告诉自己，不能死，死了就真的说不清了。
后来就是那场批斗会，那份离婚协议书。
再后来，就是那辆卡车，把她拉到了丽水。
丽水那个地方，山高林密，那是老区，但也穷。
她去的那个农场，叫“五七干校”，其实就是劳改农场。住的是茅草棚，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统铺上。
吃的是什么？说是饭，其实就是米汤里照得见人影，里面漂着几片菜叶子，还有沙子。有时候连这个都吃不饱。
干的活是什么？开荒。拿着锄头去挖石头，那地硬得像铁，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手上全是血泡。血泡破了，结成茧，茧再磨破，再结成更厚的茧。
还有砍毛竹。冬天的毛竹林，冷得要命。竹子上有毛刺，扎进手里，拔都拔不出来，又肿又疼。
但这都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里的折磨。
每天晚上，要开“晚汇报”。所有人跪在毛主席像前，念语录，然后互相揭发。
“报告班长，汤眉曼今天偷懒，只挖了三个树坑！”
“报告班长，汤眉曼昨天偷偷哼歌，哼的是旧社会的靡靡之音！”
“报告班长，汤眉曼看着远处的山发呆，肯定是在想台湾的反动派！”
戴眉曼不辩解。她只是低头，说：“我有罪，我改造，我认罪。”
她学会了像牲口一样活着。给什么吃什么，让干什么干什么，不说话，不抬头，把自己当成一块石头，一棵树。
只有在深夜里，所有人都睡着了，打呼声此起彼伏的时候，她才敢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张小纸条。
那是谢培流托人带进来的。
纸条很皱，上面只有歪歪扭扭的几个字：我等你。
这三个字，她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笔画都刻在心里。
这是她唯一的念想。为了这三个字，她得活着。哪怕像狗一样活着，也得活着。
谢培流在外面，过得也不容易。
他因为娶了“特务崽子”，司机的工作被撤了，被发配去扫厕所，掏大粪。
一个大男人，以前开着大卡车威风凛凛的，现在每天背着粪桶，在厂里的厕所里进进出出。身上总是一股味，走到哪，别人都捂着鼻子躲着走。
但他不在乎。他每个月发了工资，留下一点点吃饭钱，剩下的全部买成粮票、布票，还有一些能放得住的饼干、罐头，托人捎给戴眉曼。
他还得带两个孩子。那时候孩子小，没人管。他又要上班，又要带娃，还要挨批斗。
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在扫厕所的时候靠着墙睡着了。被造反派发现，把他揪出来，又是一顿毒打，说他“消极怠工，对抗改造”。
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孩子哭着要妈妈。他抱着孩子，眼泪往肚子里流，说：“别哭，妈去出差了，很快就回来。”
他没再娶。哪怕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说哪怕是寡妇，哪怕带孩子，只要成分好，能帮他一把。他都摇头，说：“我有媳妇，她活着呢。”
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
戴眉曼在农场里待了整整七年。
七年，两千五百多天。
她看着农场的小树苗长成了大树，看着身边的人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有的人疯了，有的人病死了，有的人熬不住自杀了。
她没疯，也没死。她变得更黑，更瘦，背也有点驼了。但她那双眼睛，却越来越亮，像两口深井，深不见底。
因为她表现好，因为她确实没有任何“反动”行为，因为农场的领导也觉得她可怜，七年期满，她被“提前释放”了。
其实也不算释放，就是“恢复自由”，可以回原籍了。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她走出了农场的大门。
阳光很刺眼，她抬起手挡了挡。手里捏着那张释放证明，薄薄的一张纸，轻飘飘的，却决定了她七年的命运。
她回到了衢州。
那个熟悉的小院，竹篱笆还在，只是更破了，上面爬满了牵牛花。
她推开门，看见谢培流正在修自行车。
谢培流听见动静，回过头。
看见戴眉曼的那一刻，他愣住了。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戴眉曼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旧的蓝布衣裳，头发花白了一半，脸上全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看起来像个五十岁的老太太。其实她才三十七岁。
谢培流慢慢站起来，嘴唇哆嗦着，叫了一声：“眉曼……”
戴眉曼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她以为谢培流会嫌弃她，会不认识她。毕竟，她现在又老又丑，还是个劳改犯。
可是谢培流没有。他冲过来，一把抱住她，力气大得像是要把她勒进骨头里。
这个一米八的汉子，这个被打得半死都没哼一声的男人，在她怀里嚎啕大哭。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以为……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了……”
戴眉曼在他怀里，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汗味，还有淡淡的肥皂味。这是家的味道。
孩子们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大的那个已经上小学了，小的那个也满地跑了。
戴眉曼想去摸孩子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她的手太粗糙了，怕硌着孩子细嫩的皮肤。
“这是妈，快叫妈。”谢培流擦着眼泪，对孩子说。
孩子们犹豫了半天，才小声叫了一句“妈”。
这一声“妈”，把戴眉曼的心都叫碎了，也叫活了。
谢培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她去民政局复婚。
工作人员看着他们的档案，皱着眉头：“谢培流，你想清楚了？她可是……这会影响你和孩子的前途。”
谢培流把桌子一拍：“我不管那些！她是我老婆，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
就这样，他们又成了夫妻。
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
戴眉曼回不了水泥厂，就在街道上找活干。糊纸盒，缝手套，拆旧毛衣，什么都干。一天挣个几毛钱，够买菜就行。
谢培流还是开他的车，不过不再是开大卡车了，被发配去开小货车，拉砖拉煤。
每天晚上，谢培流回来，不管多累，都会给戴眉曼带点东西。有时候是一个烧饼，有时候是一把野菜，有时候是一朵路边的野花。
戴眉曼把那朵野花插在玻璃瓶里，放在窗台上。那个破败的家，因为这朵花，有了生气。
孩子们也慢慢跟她亲了。大儿子会把学校里得的奖状拿给她看，小儿子会把偷藏的糖塞进她嘴里。
戴眉曼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虽然苦，虽然累，虽然抬不起头，但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至于海峡那边的母亲和哥哥，她不敢想，也不愿想。
她以为他们早就死了，或者早就把她忘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活着都不容易，谁还会记得一个被丢下的小女孩？
她把那个名字，那个身份，彻底埋在了心底最深处的土里，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还长满了草。
可是，命运这东西，最喜欢开玩笑。
3
一九八七年，气候变了。
那一年的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广播里、报纸上，开始频繁出现一些新词：“两岸通邮”、“探亲”、“骨肉团圆”。
十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
这个消息像一阵春风，吹过了海峡，吹到了衢州这个小城市。
一开始，戴眉曼不知道。她还在忙着糊纸盒，想着给谢培流攒钱买件新棉袄，他的旧棉袄袖口都磨破了，棉花露出来，不保暖。
直到有一天，街道主任兴冲冲地跑来找她。
“老汤，老汤！有你的信！台湾来的！”
戴眉曼愣了一下：“谁？台湾？我不认识台湾的人啊。”
“哎呀，你看这地址，写的是‘江山县保安乡汤眉曼收’，转了好几道手才到我这儿。发信人是台湾台北市，叫戴……戴什么来着……”主任翻看着信封，“哦，戴以宏。”
戴眉曼的手一抖，手里的纸盒掉在地上。
戴以宏，那是她二哥的名字。
她颤抖着手接过信。信封很厚，是那种航空信封，上面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
她不敢拆。她怕这是个梦，一拆就醒了。
谢培流下班回来，看见她拿着信发呆，问：“谁来的信？”
“台湾来的。”戴眉曼声音发抖。
谢培流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好事啊！快打开看看，是不是你妈有消息了？”
戴眉曼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和几张信纸。
照片上，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旁边围着三个中年男人。老太太虽然老了，但那眉眼，那轮廓，分明就是她记忆里的母亲郑锡英。
信是二哥写的。字写得很工整，用的是繁体字。
信里说，母亲身体不好，这几十年，没有一天不想她。为了找她，母亲托了无数人，写了无数信，都石沉大海。母亲以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每年她的忌日，母亲都要给她烧纸，给她念经。
直到最近，通过红十字会，终于查到了她的下落。
信的最后，附着母亲亲笔写的一段话：
“月荷吾女，见字如面。母自离家，日夜煎熬。当时情势危急，携三子奔逃，实属无奈。留汝于汤嫂处，原以为暂避风头，不日即可团聚。孰料海峡隔绝，音讯断绝四十载。母之罪过，万死难辞。吾女若在，望赐一信，母虽死亦瞑目。”
戴眉曼读完信，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四十年的委屈，四十年的怨恨，四十年的孤独，都在这一刻爆发了。
原来，不是抛弃。
原来，母亲找了她四十年。
原来，母亲也在那个海岛上，像她一样，苦苦思念了四十年。
谢培流把她扶起来，给她擦眼泪，自己的眼圈也红了：“哭吧，哭出来就好了。这是好事，咱妈还活着，咱哥也还活着。这是天大的好事！”
戴眉曼一边哭，一边写信。她的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泪水把信纸都打湿了。
她写：妈，我是月荷，我还活着，我有丈夫，有孩子，我过得很好，您别挂念……
信寄出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是在做梦。
电话打到了街道办事处，那是戴眉曼第一次听到电话铃声，吓了一跳。电话里传来二哥的声音，带着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听着很陌生，又很亲切。
“月荷，我是二哥……妈在旁边，她想跟你说话……”
然后，她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颤抖着，喊了一声：“月荷……”
那一声，跟四十年前那个夜晚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妈！”戴眉曼对着话筒，哭得像个孩子。
母女俩在电话里哭了半个小时，谁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不久后，二哥和大嫂作为第一批台胞，回到了大陆。
在上海机场，戴眉曼见到了二哥。
二哥也老了，头发都白了。兄妹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周围的人看着，也跟着抹眼泪。
二哥看着戴眉曼粗糙的手，黑瘦的脸，心疼得直抽抽：“小妹，你受苦了。哥对不起你。”
戴眉曼摇头：“不苦，只要你们还活着，就不苦。”
二哥告诉她，母亲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高血压，就想见她一面。如果不见面，老人家死不瞑目。
一九八八年，在哥哥们的安排下，戴眉曼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
谢培流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她买了一身新衣服，还给她换了一百美金，说：“去吧，去看看妈，替我给妈磕个头。家里有我，你放心。”
飞机从上海起飞，飞向台北。
戴眉曼坐在窗边，看着下面的云层，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跳得厉害。
她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谢培流给她的一个平安扣，还有孩子们画的画。
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
走出出口，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轮椅。
轮椅上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满头银发，裹着毯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出口。旁边站着大哥、三哥，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应该是侄子侄女。
戴眉曼的腿在发抖，几乎走不动路。她是被二哥扶着走过去的。
离轮椅还有几米远，老太太突然挣扎着要站起来，手里的拐杖都掉了。
“是……是月荷吗？”老太太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
戴眉曼再也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爬过去，抱住母亲的腿。
“妈！是我！我是月荷！不孝女月荷回来了！”
母亲的手颤抖着摸上她的脸，摸她的头发，摸她的耳朵。那双手干枯得像树皮，却带着母亲特有的温度。
“月荷……我的月荷……让妈看看……让妈好好看看……”
母亲老泪纵横，把她的头紧紧抱在怀里，像是要把她揉进身体里。
“瘦了……黑了……老了……我的女儿，你受苦了……是妈害了你……是妈对不起你……”
周围的人都在哭，二哥、三哥、嫂子、侄子，哭成一片。机场里人来人往，但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在台湾的日子，是戴眉曼一生中最奢侈的时光。
母亲不让她干任何活，连吃饭都要喂她。每天拉着她的手，跟她说话，说这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说当年逃到台湾，怎么被人盘查，怎么担惊受怕。说父亲怎么生病去世，怎么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小妹。说哥哥们怎么努力工作，怎么打听大陆的消息。
哥哥嫂子们对她也极好，给她买金首饰，买名牌衣服，带她去吃山珍海味。
但是，戴眉曼并不快乐。
她看着母亲苍老的脸，心里像刀割一样疼。虽然享受着亲情，但她总觉得这一切像是偷来的。她心里还惦记着衢州，惦记着谢培流，惦记着那个简陋的家。
她在台湾住了一个月，坚持要回去。
母亲舍不得，拉着她的手哭：“月荷，别走了。留在台湾吧，妈给你买房，给你安家。大陆那边……太苦了。”
戴眉曼摇头：“妈，我得回去。培流还在等我，孩子们还在等我。那边虽然苦，但那是我的家。”
母亲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知道留不住。她叹了口气，说：“苦了你了，孩子。你这脾气，跟你爸一样，倔。”
临走那天，全家人去机场送她。
母亲坐在轮椅上，一直看着她，直到她进了安检门。
戴眉曼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母亲那瘦小的身影，像一尊风化的石像，孤独地立在那里。
她含着泪，转过身，走了。
回到衢州，她又变回了那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只是，家里多了一些台湾寄来的东西。奶粉、麦乳精、新衣服。
谢培流穿着新衬衫，嘿嘿笑：“还是台湾的东西好，穿着就是精神。”
孩子们喝着麦乳精，甜得眯起了眼。
戴眉曼看着这一切，心里很平静。
她去了一趟保安乡，给汤好珠上了坟。汤好珠早就去世了，坟头草都老高了。她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汤妈，我见到我亲妈了。我过得很好，您放心吧。”
她又去了一趟衢州的烈士陵园，给父亲戴善武立了个衣冠冢。虽然他是特务，但毕竟是父亲。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谢培流退休了，孩子们也长大了，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
戴眉曼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得厉害。
她喜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拿着那张全家福照片。照片里有她，有谢培流，有孩子，还有台湾那边的母亲和哥哥。
有时候，她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批斗台上的高帽子，想起劳改农场的茅草棚，想起那辆解放牌卡车。
那些记忆像伤疤一样，永远留在了身上，阴天下雨还会疼。
但她更多想起的，是谢培流递过来的烤红薯，是孩子喊妈妈的声音，是母亲在台湾抱着她哭的温度。
这就是她的一生。
像一片叶子，被风吹落，又被风卷起，飘过海峡，飘过岁月，最后落在了地上，生了根，发了芽。
虽然满身伤痕，但毕竟，还是活下来了。
还是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只要活着，就有见面的那一天。
飞机起飞的时候，戴眉曼看着窗外的云层，手里紧紧攥着谢培流给她的那个凉了的烤红薯。那是她早上出门时，谢培流塞给她的，说怕她在飞机上饿。
红薯已经凉透了，但她觉得心里是热的。
那是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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