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军浩浩荡荡杀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前，亲手斩杀公主、逼死妃嫔，对年幼的皇子们说了最后一段话：“你们怎么这么倒霉，偏偏生在帝王家呢。今天你们是太子、王，城破后，就是小民了。各自逃生去吧，记住喽，出去看到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或称为长兄。看到文人，称呼为先生；呼军士为户长，或称曰长官……”
说完，他一步步走上景山，留下一段“君王死社稷”的血色传说。
崇祯死了，可那些在朝堂上高喊“气节”的士大夫们呢？李自成进京后，北京城里的明朝官员有两三千名，其中选择为明朝殉葬的，只有二十人。剩下的人，争先恐后地跑去大顺政权报名求官。一少詹事名项煜者登高呼喊道：“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将李自成比作唐太宗，将自己比作魏征。还有更急切的，给事中吴时敏跑到吏政府门口时已经关了门，他拼命敲门，一边敲一边喊：“我是兵科给事中时敏啊，快开门，我要报名！”
这种“叛降如云”的景象，让后世读史者不禁要问：那些以气节自诩的明朝士大夫，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副嘴脸？他们是真的没有骨气，还是另有隐情？
被金钱腐蚀的信仰
明朝士大夫的堕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的根子，早在嘉靖年间就埋下了。
明代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向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在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可到了嘉靖年间，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们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大变，《新会县志》记载：明代早期时，如果有清官辞官回家，乡邻们都引以为荣。但到了嘉靖年间，如果官员回乡后没带回钱，必然要被街坊四邻嘲笑，“清官”几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词。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亲笔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明朝官场饭局：有时都是在“宫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热闹的宴会要持续一整夜，除了美食还有歌舞游乐。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一个靠清廉自守撑起来的信仰体系，被金钱腐蚀了几十年，到崇祯年间还能剩下什么？
道德原教旨主义的陷阱
更可怕的是，明朝士大夫的“气节”，从根子上就带着病。
宋明理学压抑过度，与现实生活之间存有巨大差距。从理学的角度看，为官要清廉，可明代官员收入之低，清廉者根本养不活一家老小。缺乏现实基础的信仰，必然动摇。
这种矛盾，催生了两种极端。一方面，是对道德追求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发展成了“道德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文人完全丧失了道德底线，心口不一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党同伐异，不择手段。
黄道周、刘宗周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家危亡若此，他们整天想的却是如何沽名钓誉、自我修炼。明灭后，因对南明的继承人是否合乎礼法规定见解不同，便拒绝称臣。虽后来绝食而死，保持了名节，但这样的士大夫于国于民有什么用呢？简直就是废物。
信仰与现实相乖，从根本上败坏了明末士风。一方面，道德追求到了荒唐的地步；另一方面，道德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人们再也不相信道德，反而出现道德荒漠化的情况。
明代有“京察”制度，不合格的官员将被罢黜。此前“被革职”是件很丢人的事，可自从东林党人暗箱操作、排斥异己后，被贬官员便面无愧色——他们知道，那并非意味着他们做错了什么，只是不同党派之间的竞争罢了。
逆淘汰：实干者出局，投机者上台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明朝士大夫堕落的更致命方式，是残酷的逆淘汰。
万历亲政后长期的怠政懒政，让明王朝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完全乱了套。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各自拉帮结派，晋身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会争名声、秀出位，要比会实干更重要。
李自成率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正常商议平叛的会议，就这么被带跑偏，变成了地域掐架。崇祯在位17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博名声重要。
崇祯年间，山阳县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不顾国家危亡，接力似的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得为官清廉的陈启新撤职走人。
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岂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的，正是大明朝自己。
投降理论化：给自己找理由的文人
最让人不齿的，是明朝士大夫为投降找的那套“理论依据”。
龚鼎孳在清初朝堂上指责大学士冯铨明朝时是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降过李自成。多尔衮对此满脸惊讶，问龚鼎孳这件事是真的吗？龚鼎孳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真的。岂止是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过？魏征亦曾归顺过唐太宗。”
他将自己比作是魏征，将李自成比作是唐太宗，以魏征投靠唐太宗自比。一句“何人不曾归顺过”既揭露了他的无耻，又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们的普遍选择。
还有更离谱的。明朝给事中吴时敏从家中前往大顺的吏政府报名的路上，高呼“天下将一统也”。当他赶到时，吏政府已经关门了，他情急之下不停敲门。一边敲门，还一边声称：“我是兵科给事中时敏啊，快开门，我要报名，我要报名。”直到门打开，报名之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明朝吏部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大顺政权的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胡须都白了。”刘廷谏的回答更无耻：“太师用我则胡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牛金星耐不住他的絮叨，便勉强录用了他。
这些人把管仲、魏征搬出来给自己背书，可管仲原与齐桓公敌对，后来投降齐桓公，成就了齐国霸业；魏征原效忠于李建成，后归顺李世民，直言敢谏称于后世。但他们面对的都是王朝内部不同势力间的争权夺位，与明朝已经灭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牵强附会，无耻之极。
多尔衮的舆论战：一张完美的画皮
清军入关时，多尔衮实在太会做人了。
他进京后率先抢占舆论至高地，快速发布安民告示说：我们清军这次入关，是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我们要杀的只有李自成一个人，大家为官的还能接着做官，为民的还能安居乐业。
一篇锦绣文章洋洋洒洒，忽悠着明朝军民俱都对清军有了几丝好感。多尔衮继续发动舆论攻势，宣传清军是汉人吴三桂“借”的，还保证会厚葬崇祯皇帝。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明朝的官员们或许是真的想替崇祯报仇，也或许是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跳槽，总之，不少明朝士大夫纷纷归顺清廷，准备借清军的手除掉李自成，上替君父报仇，下为自己谋个出路。
为了进一步消除人们对清军的敌意，多尔衮还命令满清八旗必须对百姓秋毫无犯，否则一律严惩。恰在此时，有三名清兵私自外出打牙祭，杀了百姓一只狗分而食之。狗主人看了多尔衮的命令后，将信将疑地去告发，结果多尔衮立刻将杀狗的士兵处死，另外两名士兵被罚打了一百鞭子外加贯耳鼻游营示众。消息传出，“中原人士莫不悦服”。
清军攻下明朝旧都南京后，还专门传示百姓“不杀人，不剃头，照常乐业”。南京民众兴奋地在自家大门上挥毫写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可江南百姓和士大夫们不知道，他们心目中的“仁义之师”，即将撕下和善的伪装。
剃发令之后：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1645年6月15日，多尔衮眼看大局已定，悍然颁布严厉的“剃发令”，要求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仅仅一个月后，“易服令”也接踵而至：“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一时间，天下大哗。汉人们高呼着“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与满清展开殊死搏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接连上演。
可那些投降清军的明朝士大夫们，已经无法回头了。南明小朝廷如泥菩萨过河，天下大半江山落入清军之手，士大夫们无处可去，唯有自尽与留在清廷两条路而已。
降清已经是降了，不管士大夫们是真没看破多尔衮的伪装也好，借机苟图衣食也罢，这名声都是同样的臭大街，纵使立时自尽，也是洗不白了。他们只能一条路走到黑，继续顶着个“贰臣”的臭名声在清廷混口饭吃。
殉国与变节：历史的另一面
话说回来，把明朝士大夫一棍子打死，也不公平。
清朝官方编纂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给予各种级别谥号的忠臣烈士加起来近1600人，是“贰臣”的十倍不止。即便去掉建文忠臣一百多人，去掉崇祯以前死难烈士，光算明末清初的烈士，也在一千人以上。
清朝主奴也不得不在书中承认：“以明季死事诸臣多至如许，迥非汉、唐、宋所可及。”明末清初忠臣烈士之多、占据比例之高，是中国历代之最。
《异史氏与诸同志书》中也说：“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饿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
可问题是，为什么殉难者如此之多，后人记住的却是那些变节者？
答案很简单——因为殉难者死了，变节者活着，并且继续在朝堂上制造舆论。钱谦益“水太凉”的典故流传至今，可有多少人知道他入清后实际上为南明义军的抗清活动联络策划、传递情报？他的学生瞿式耜是抗清烈士，气节无可挑剔，在给南明朝廷的奏疏中仍旧对钱谦益颇为尊敬。
明末清初因为抗清斗争被屠杀而死的人难以计数，就算把活着的人全算成汉奸，也是抗清烈士数量更多。江西一些地区的情形，《江西招抚孙之獬揭帖》中记载：“今二十九日辰时，饶州万年知县李匡鼎齐逃至为道镇求救，如此则南昌上流百里而近皆叛人矣。”张岱见到江西“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
那些在朝堂上高喊气节的东林党人，把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实现政治目的做了很多卑鄙的事。比如马士英战死，黄宗羲在写《明史》时，故意写成“据传说，马士英投降不成，被清军斩首”。其实黄和马士英是同时代人，黄完全可以咨询当事人，这绝非难事，但黄宗羲故意这么干，是因马士英是“阉党”，要让他“遗臭万年”。
历史的书写权，掌握在活着的人手里。那些变节者，用他们的笔，把变节写成“识时务”，把殉国写成“愚忠”。于是，明末士大夫便背上了“毫无气节”的骂名，一代又一代。
参考书目：
- 《明史》
- 《明实录》
- 《清史稿》
- 《国榷》
- 《清世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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