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一手字，一颗心|写家史|大学生|少年时代|读书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总是与一种气味绑定在一起——墨汁浓重且顽固的臭味。它从一只小小的墨碟中散发出来，爬上父亲覆着薄茧的宽厚手掌，也弥漫在我被迫练习书法的每一个不耐午后。每当我手腕发抖、握笔歪斜时，这股熟悉的、刺鼻的气味便会随着他俯身指导的动作笼罩下来。

“字如其人。写一手好字，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就好。”

“字写得好的人，做人一般也不会差。”

“心不够静、不够稳的人是绝对练不出漂亮的字体的。”

那时候的我，并不全然明白这些话中的深意，只觉得不过是父亲毫不谦虚的自我夸耀之语罢了。毕竟，“写得一手好字”几乎是所有长辈提起父亲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对于他的，比任何职务或身份都更先能抵达他人的定义。

正（1976-1988）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八十三周年，父亲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峡口镇琚坪村凉棚岭的一户清贫的家庭里。在这样一个“有分量”的日子出生，成为他日后时时提起的骄傲。

父亲名叫“先军”，他的亲妹妹名叫“先民”。“先”是他们的字辈，“军”“民”二字则承载着他们的父亲——我的爷爷张恒孝，一位兢兢业业的村党支部书记，最朴素也最诚挚的寄望：“军”“民”一家，鱼水之情。

恒孝生于1949年11月，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自小就品学兼优的他，念小学时曾作为全县唯一的优秀学生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初中毕业后，恒孝因家贫辍学，转而进入镇上的供销社工作，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补贴家用的重担。

1969年，二十岁的恒孝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开启了他长达七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中，他训练刻苦、作风优良，不仅练就了扎实的本领和坚强的意志，还因为表现突出，再一次获得了毛主席接见的荣光。

1976年退伍后，恒孝毅然选择回到凉棚岭，投身家乡建设。从大队会计到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年。任职期间，他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山林承包到户经营；组织乡亲们投工修建村公路、架通输变电线，帮助琚坪村于1980年实现了家家户户通电照明。村志里对他的描述是“对党忠诚、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处事公道、对村民和蔼可亲”。

1992年，峡口镇政府组织村书记代表赴北京游玩，右一胸口佩戴党徽的为爷爷

父亲便是在这片被爷爷真切而具体的“红色”精神所浸润的环境里，第一次懵懂地握起了笔。他练字的纸，常常是爷爷写报告剩下的公文纸背面；他伏身的那张方桌，也常是村子里公职人员议事的场所。墨的涩味、纸的糙感，屋内关于土地、庄稼和政策的乡音，共同交织成他书写生涯的最初语境。

那种来自家庭、时代，甚至是某种命运般日期的多重烙印——关乎“端正”“务实”与“责任”的启蒙，早已先于任何笔法口诀，深深地融入他的腕底，浸入他的心神。笔下的“横平竖直”与做人的“堂堂正正”，在这个家里，从来就是同一回事。

锋（1988-1991）

父亲的少年时代，是闪着光的。

没有专业的技法训练，没有珍贵的字帖临摹，他的书法全凭自己靠着热爱和“一点点灵性”琢磨。一支普通的毛笔、一瓶廉价的墨水、一碗用来蘸笔的清水，就是他的全部工具。可偏偏是这样的“野路子”，让他的书法作品一次次在校内外的比赛里脱颖而出。初三那年，父亲在一次面向全省的中学生书法大赛中荣获三等奖——这对于当时闭塞又贫困的琚坪村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街坊邻居纷纷登门道喜、谈论好些天的大新闻。

出色的书法功底、良好的学习成绩、清爽帅气的面容，还有一位深受乡亲们敬重的村支书父亲，这些闪光的元素都汇聚在少年先军身上。那些年，尽管清贫、尽管艰苦，他整个人是容光焕发的，带着一种昂扬的自信。

初中一年级在三游洞研学期间的父亲

每天凌晨五点钟就要起床，步行近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赶在八点前到镇上的初中开始早读；爷爷每年八百块钱的微薄工资在维持一家四口人生计之余，再也挤不出钱来购买当时稀罕的电视机，父亲只能在放学后跑到要好的同学家里，去瞅瞅这件“新鲜玩意儿”；一份在今天的我看来不足为奇的水果糖或小饼干，在当时父亲和姑姑的眼里也是需要争抢的、不可多得的美味。但贫苦从未磨损父亲的志气，他依旧积极，依旧向上，那双握笔的手总是稳的，那双望向山外世界的眼睛总是清澈而明亮的。

未来在少年先军的憧憬里，仿佛也是一卷徐徐铺开的书法纸，笔墨已备，只待挥毫。

韧（1991-1999）

父亲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是在中考放榜。

未能考上当时人人向往的、意味着端上“铁饭碗”的中专，是令一向成绩优异的他始料未及的。更令人无奈的是，在当时兴山县的中考报名政策下，中专和高中只能择一报考。父亲选择了中专，所以尽管他的分数已过高中录取分数线，却仍然因为志愿提前锁定而与普通高中无缘，若想就读，须另缴两千元的“学位费”。这笔高额费用，对于一个刚够温饱的家庭来说，显然是一道迈不过的门槛。

父亲只能选择默默接受，怀着一颗不甘的心，去到当地一所职高报到。那段日子里，他沉默了许多。曾经洋溢在脸上的那种自信的光彩，像是被一阵突然的劲风吹散了。他仍写字，但笔下常透出一股紧涩的力，仿佛在和什么较劲。

然而，这段颓丧低迷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当我问起父亲有什么特殊的转折点时，他想了想，说：“也没啥特别的转折，就是觉得不该停在这里，自己慢慢就想开了。”“不该停在这里”——这念头像一粒火种，在他的心里逐渐燃烧了起来。职高三年，他继续练字，尝试在全校集会上发表演讲，在文艺晚会上表演着自己原创的相声，专业成绩始终排在年级前列。

在毕业之前，父亲凭借自己漂亮的书法和良好的口才，获得了当时全县首屈一指的单位——朝天吼水电站递来的文秘工作邀请。那张薄薄的工作录用通知书，像一方朱红印章，为他的青春档案，盖上了一个明亮鲜艳的印记。

摘自父亲的同学录，同学们的文字中有对父亲字体漂亮、待人真诚、风趣幽默的钦佩，有对父亲光明前程的祝福，也有对他建设家乡的殷切嘱托

人生宣纸上的第一处重大顿笔，非但没有折断父亲的笔锋，反而让他学会了如何更加沉着地运腕，写出了转折之后，力透纸背的崭新篇章。

诚（1999-2006）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第二次转折，来得毫无预兆，且不由分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下岗潮波及县城，父亲所在的水电站也未能幸免。

1999年，父亲被迫离开已经工作五年的水电站。突然的失业、未来的不确定性曾给他带来过短暂的彷徨。但生活总归还要继续，拮据的家庭条件没有给父亲停留在原地反应的机会。抱着“不要饿肚子”的简单念头，他决定自己开一家饭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父亲后来回忆道，“开家饭店，再不济，自己总能有口饭吃吧。”没有经验，没有背景，当时的他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餐饮业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二十年，并且还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创业需要资金。为了支持儿子，爷爷在村里走家串户，靠他当支部书记几十年攒下的口碑与人情，凑齐了二千八百元的本金——用牛皮纸装好，塞进父亲手里。这包钱，承载着父亲的梦想，也压着一份他发誓要加倍偿还的沉甸甸的乡情。

那时，恰逢宜昌三峡水利工程蓄水通航，峡口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成了一座热闹的港口小镇：江上船只往来不绝，码头工人、跑船客商多是离家在外的异乡人，都需要一个能吃得饱、歇得实的地方。而彼时镇上的餐饮业并不发达，难以满足这么多人的食宿需求。父亲敏锐地看准了这个商机。

于是，一家只摆得下两张方桌、每人十元管饱的小火锅店，就这样在镇上开张了。但由于火锅店体量实在小，父亲一天忙到头，往往也只有几十元收入。加之当时镇上赊账成风，常有人吃完一抹嘴，说一句“老板，记在账上”，便转头消失在码头喧嚷的人流里。初期经营实属困难。

父亲一笔一笔记账，不声不响，只是更早起床备菜，更晚收拾店面。街上其他的饭店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招牌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父亲经营的那家小店，炉火始终亮着，炊烟每日准时升起。

慢慢地，诚信经营的口碑伴随着火锅沸腾的热气一道飘散开来。工人们知道他实在，分量足，汤底熬得用心；客商们觉得他爽快，不欺生，夜深敲门也愿起身招呼。生意便慢慢有了起色，桌子从两张增加到八张，小店从一间扩张成了两间。赊账未结的条子渐渐少了，熟客的面孔渐渐多了。

父亲的那支曾书写公文、誊抄报告的笔，现在开始被用来记账、拟菜单、写价目表。字体依旧端正，只是墨迹里，多了几分烟火气。

润（2006-）

生意在坚持中慢慢有了起色，父亲的店面也随着发展几经搬迁。

最初就是街角那家只能摆得下两张方桌的“苍蝇小馆”，转身就是厨房，条件极为简陋；后来把旁边的门面合并，终于能放下八张桌子，墙上简单粉刷一番，挂上了父亲亲笔书写的价目表。再后来，等到“今朝酒店”的招牌挂起来时，已是两层小楼，楼下用餐，楼上住宿，还添了五六间干净朴素的包厢。

而如今经营的这栋民宿——“今朝客栈”，可以称作是父亲半生心血的凝练。客栈临江而建，颇具特色，有股敞亮的静气。内部装修是父亲一点一点策划、设计、选材、反复修改出来的：一进门便是一处流水造景，潺潺水声隐约可闻；桌椅陈设均选用木质材料，营造出古朴雅致的氛围；地下一层还有一间小小的“藏书洞”，四壁书架上收藏着父亲珍爱的书籍与方志；整个空间里，他的书法作品随处可见。笔墨书香的静雅，与人间烟火的温暖，在这里和谐共存，相得益彰。

今朝客栈

父亲展示在客栈中的书法作品

我的童年，便是在这日渐扩大的店面里，在喧嚣嘈杂的聚会笑谈声和不绝于耳的订餐电话铃声中度过的。我见过父亲最实在的善良：帮厨和服务员特意从周边村子里找；食材采购优先考虑农户们自家种养的；遇到老弱病残到店里就餐，他总是默默少算些钱，用“今天店有特惠，您吃得舒服就行”这样的话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的尊严和体面。我也曾无数次坐在他身边，听他带着自豪的神情，讲起家门口那条碧绿的香溪河与王昭君的动人故事，讲起村子里的抗战英雄刘子泉的英勇事迹，讲起爷爷勤勉奉公、服务乡梓的人生经历，讲起陈行甲，讲起张富良……

我的童年照片，摄于父亲经营的第二家店面“今朝酒店”内

后来，母亲陪伴我搬到市里去读书，父亲则仍旧留在镇上经营着他的客栈。

父亲的工作越来越忙，我的假期也越来越短，我们的见面次数随之越来越少。

我和父亲的生活，开始在电话两头平行延伸。我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来自母亲在饭桌上的转述，和他自己在家庭微信群聊里不时分享的照片和公众号链接。

2016年，父亲当选为兴山县第十一届政协委员。2023年，他又被委任为琚坪村名誉村主任（他因此常常笑称我是“官三代”）。父亲喜出望外，觉得自己终于有更正式的平台和机会，能够为建设生他养他的家乡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他常常动情地说：“没得钱是难得借到钱的，我的创业启动金两千八百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乡亲们信任我们父子，这份恩情，说实话，走到天边我都不会忘的。”

他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每次父亲来市里看望我，离开时都会向我要几本已经不再使用的书本，带回去送给自己资助的县里的贫困儿童；每次开政协会议前，他都会四处调查、搜集镇上居民的意见，希望能够提出更有价值的议案，会后又总是带着写下满满笔记的本子回来，自豪地向我和母亲展示；三年前，父亲主动申请担任镇上一所困难小学的校外书法老师，定期进入学校为孩子们授课，聘任仪式上他那张佩戴红领巾的照片让我笑了好些日子；去年年末，琚坪村召开第一次乡情恳谈会，父亲还特意将他提前准备的发言稿发给我，谦虚地“咨询”我的修改意见。

这些年，无论工作如何繁忙，父亲都没有抛弃自己多年的书法爱好。在难得的闲暇时光里，他还是会铺开宣纸，研墨提笔，安静地写上一会儿字，偶尔也会试着写几句记录心情的小诗。他还加入了县书法家协会，时常与同好们交流切磋。

我知道，父亲的世界，和他经营的店面一样，也在不断变大。从一方灶台延伸到了讲堂、协会，关注到更远的山乡与更广的公益。但每次见面，他抬起手，用力拍拍我的肩膀时，那掌心粗糙而温暖的触感总让我恍惚间回到了童年，回到了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练习着毛笔字的午后。

总是遗憾，尽管从小由父亲领着练习书法，我还是没能像他一样，写一手人人赞叹的好字。但这些年，我已经渐渐读懂了他的另一种“书写”的隐喻。

所以，哪怕岁月染霜，白发总是不听话地从他刚刚染黑的鬓角上冒出，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当初那个眼底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是在墨香与炊烟之间，用一生的行动，一撇一捺，把“人”字写得端正、舒展、顶天立地的父亲。

后记

或许是源于父亲对书法、对提笔写字、对这种传统表情达意方式的珍视与执念，从我念小学三年级，刚刚能写出一篇流畅的日记起，父亲便和我定下了一个特别的约定：和他保持每年至少一封的书信交流频率。

从一开始的抗拒——觉得这简直跟布置语文作业没有任何区别、奇怪——虽说是长期分居两地，但电话或者是视频通话分明都比书信更加高效。到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竟然开始对这场“仪式”产生真切的期待。不得不承认，有些在面对面时总是难以启齿的思绪，落在笔尖，反而自然流畅；信纸上经过认真思索而非脱口而出的句子，也更显真诚、郑重。

如今，再翻看那叠被父亲妥善保存的往来信件，我才恍然发觉，原来，我们父女之间最真实的情感流动、共同经历的或甜蜜或酸涩的时光，都已被笔墨悄悄定格，以更隽永、更有温度的形式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