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洪渎原新出土碑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编，李明主编，赵占锐、柴怡、赵兆副主编，三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两册，1580.00元
《咸阳洪渎原新出土碑志》即将付梓，主编李明先生嘱我作序。此书编纂过程中，我多有关注，曾与其探讨过相关问题，深盼早日出版，嘉惠学林。今有幸先睹为快，仅据所知，略述其学术价值。
一
咸阳洪渎原，十六国北朝时称为“石安原”，隋唐墓志中也经常刻写作“洪度原”。本书所收北周梁椿墓志记其葬于“雍州石安县洪度乡”，尉迟运墓志则云其“反葬于咸阳郡泾阳县洪渎乡永贵里”，知其一度作为正式基层政区的名称。入隋后，则分属咸阳县奉贤乡、龙栖乡等，洪渎（度）有时以里名出现在墓志中。现今洪渎原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咸阳市区东北的渭河北岸高地，大致范围包括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北杜街道和周陵街道辖区约一百五十平方千米。由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选址此处，随着1950年代咸阳底张机场整修、1980年代西安西关机场迁建咸阳以及此后咸阳国际机场二期、三期扩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等基础建设，七十余年来陆续发掘了大量北朝隋唐高等级墓葬，从考古上确认洪渎原是汉唐长安城周边等级最高的墓地。
由于时代局限，洪渎原出土墓葬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公布相对滞后，其中1950年代、1980年代两次发掘中发现的墓志，早已陆续刊布；考古报告方面，1950年代发掘的十二座墓葬资料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1980年代发掘部分北周墓葬见《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孝陵、宇文俭墓等单独刊发过考古简报。配合机场二期建设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碑志，主体收录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相关考古简报散见于专业刊物。配合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建设、机场三期扩建考古工作中出土的碑志，尚未结集，一些重要墓葬的考古简报，近年已陆续发表。
李明研究员曾先后主持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长安高阳原墓地、唐昭容上官氏墓、唐驸马都尉薛绍墓、咸阳洪渎原古代墓葬群等广受关注隋唐重要墓葬的考古发掘，并经过多年努力，整理出版《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肆》，系统刊布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藏墓志，深受学界好评。本书以近十年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建设、机场三期扩建中的考古发现为基础，汇聚了1950年代以来四个不同时期在洪渎原地区发现的碑志，共计二百五十一种，其中一百四十三种系首次公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除了高清图版与准确录文外，本书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专门表彰。一是以墓葬空间为中心，系统刊布材料。与惯常以碑志收藏单位为中心的整理工作不同，本书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2017至2023年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建设中考古收获为主体，同时囊括七十余年来洪渎原地区陆续出土，散藏于顺陵文物管理所、西安碑林博物馆、咸阳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的石刻，并整理《疑似咸阳洪渎原出土之碑志》《咸阳洪渎原未见之碑志》两个附录，前者汇集从志主或葬地推测，疑似近年自洪渎原流散的墓志录文，后者辑录传世文献及历代金石著作中著录葬于该地区的碑志及相关信息。本书体例周密，综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流散墓志的调查，运用丰富的碑志资料，在相当程度上重建了洪渎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空间。
其次，在刊布碑志的同时，注意提示相关墓葬的考古信息。与《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体例相仿，本书对于新发现的碑志，刊布了墓志出土时在墓葬中位置的照片，并在解题中简要记录发掘时的状况。近年洪渎原考古工作中，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与发掘经验的积累，特别注意勘察围沟等标识家族墓园兆域范围的考古现象。由于洪渎原地区高等级家族墓葬数量众多，同一家族墓葬，往往自1950年代以来分多次发掘，前后期工作的技术条件迥异，这类信息尤为重要。编者利用这些信息，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本书收录罗府君墓志盖（八二号），出土于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三区工地八二八九号墓，从随葬陶俑判断属于隋代，该墓与编号八二九〇唐罗伦夫妇墓、编号八二九一的一座唐代夫妇合葬墓、编号八二八八北周叱罗协墓位于同一围沟兆域内。叱罗协墓居兆域正中偏南，是此兆域的主墓；隋罗府君墓与唐罗伦夫妇墓分别位于叱罗协墓西北和东北方，是叱罗协的子辈。志盖记罗府君在隋袭封南阳郡公，叱罗协墓志记世子名金刚，或即罗府君。又1986年在底张镇岳家新村出土了寿昌公主墓志盖，寿昌公主其人，学界之前有唐睿宗女、唐代宗女两说。2021年在岳家村南发现寿昌公主生母王惠觉墓及墓志（二二六号），两墓相去不远，可比定此寿昌公主系唐代宗第十五女。本书收录的多方志盖，整理者皆借助家族墓地的空间关系，对志主身份做出了合理的推测。
二
由于这一批洪渎原地区墓葬经科学考古发现，刊布材料系统丰富，著录信息完整，即使在碑文之外，也提示不少值得探究的线索。关于唐代前期关中地区墓葬的形制与等级、墓地的地面设施等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从洪渎原的考古发现来看，如本书收录拓跋君碑（一八号）、豆卢恩碑（二一号），结合对于王韶、豆卢恩等家族墓地的调查，学者广泛引述的按照官品高低允立大小不同的墓园，包含神道碑碣、石像生等要素的唐制，“凡百官葬，墓田：一品方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坟高一丈六尺；三品方七十步，坟高一丈四尺；四品方六十步，坟高一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坟高一丈；六品以下方二十步，坟不得过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筑阙，五品以上立土堠，余皆封茔而已。凡立碑，五品以上螭首龟跗，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兽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实际上在周隋即已出现，之后或有逐渐规范化的过程。
洪渎原地区发现大量高等级墓葬，有些家族墓地如外戚杨氏、窦氏持续百年以上，其中以西魏北周至唐初、睿宗玄宗两个时期尤为突出，甚至安史之乱的冲击也未将其完全打断。如出身外戚杨氏的杨卞玉墓志（二〇七号），记其至德二载九月卒于叛军控制的汴州，乾元元年唐收复东都后，“天地复位，皇上感忠烈之义，增渭阳之戚，诏有司监护丧事，归之于咸阳”。同时，这一墓葬区也不是封闭的，在西魏北周形成之初，即包含了大量追随孝武帝西迁的文武官僚。如本书所收若口引德墓志（二五号），志主本姓寇，赐姓若口引氏，其祖寇偘墓志亦发现。上谷寇氏北魏时族葬洛阳，后随孝文帝西迁，寇峤妻薛氏墓志云“及四海分崩，二京圮隔，邵州叔父开府西安元公举家西赴，夫人亦随入关，携小抱大，终守元吉”。按西安元公即寇儁，为寇偘之叔，《周书》卷三七有传，“魏恭帝三年，赐姓若口引氏”，据志文不难想见寇氏家族扶老携幼入关的艰辛。北周灭齐后，寇氏家族迁回洛阳，“周宣政二年岁次己亥正月四日，夫人神柩归于洛阳，合祔于邵州使君之莹”，并未将洪渎原视为家族的长期墓地所在。这也从侧面证明定居（卒葬）关中，对于包括崔卢李郑王之内的山东士族，吸引力并不大。
隋唐之际受诸种政治、制度因素的影响，洪渎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也有变化，未必是持续的。如杨氏家族是葬于这一地区持续时间最久的家族之一，北周建德元年杨绍始葬之后，其子杨达虽被认为亦葬于洪渎原，但《宝刻丛编》卷八著录的杨达碑是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后，于显庆元年追立，其初葬的情况并不明确。杨绍诸子中，最为贵盛的是观王杨雄，杨雄妻王媛华墓志记其葬于华阴县还淳乡弘仁里，其子杨续亦葬于华阴，选择葬入华阴，当有伪冒弘农杨氏郡望的目的。杨绍另一子、唐初位至宰相的杨恭仁则陪葬昭陵，杨氏家族在显庆以后才稳定葬于洪渎原。同样唐俭、唐嘉会父子皆陪葬昭陵，中宗景龙三年，唐从心及妻长孙氏（一四一号）合葬于咸阳北毕陌原，葬礼属诏葬，由于其子唐晙为太平公主女婿，卷入政争，未在洪渎原发现其后人墓葬。苏同之父苏孝慈卒于仁寿元年六月，墓志清光绪间出土于蒲城，而苏同卒于仁寿二年五月，至显庆五年方因其子苏机之丧，同时改葬于洪渎原，苏孝慈墓志所记的“同州连芍县崇德乡乐邑里之山”，可能才是其家族的祖茔所在。
纵观整个唐代，洪渎原地区前期有归化藩将（薛承基墓志，薛延陀部，一三〇号）、高昌王族（麹嗣良墓志，一三二号）、粟特人（康善达墓志，一一八号）葬入。安史之乱后，不乏高句丽贵族（高冲云墓志，二一二号）、禁军将领（张元宪墓志，二三二号）、宦官（王仲昌墓志，二三九号）等。同时也包含部分身份不高的官僚，如一一一号靳孩墓志记其为西河汾州人，获授朝散大夫，虽志文漫漶，识读不易，当是参与李渊起兵的太原元从，李渊攻克西河后，“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官”，泛授通议、朝请、朝散大夫等官，这批元从有不少人后葬于长安。如果考虑到大量没有墓志发现的墓葬，这一葬地社会阶层的丰富性与流动值得进一步分析。
在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近年学者的讨论非常丰富，囿于材料很少有人注意志盖的出现及其功能。早期墓志文字简单，多属志墓的性质，本书收录最早的一方十六国时期鲁生砖铭，志文仅“京兆石安鲁生”六字，但砖志上已覆有同样大小的志盖，只是志盖素面无字无纹饰，这与学者熟悉的四边刻有精美纹饰、中间篆书志主身份的志盖迥异。系统调查洪渎原发现的墓志，不难注意到这类素面无字无纹饰的志盖在北周隋唐高等级的墓葬中经常出现，与财力、等级等因素无关，甚至连周武帝孝陵石志的志盖亦是素面，而且流行时间很长，洪渎原碑志所收最晚一方素面志盖，是元和六年窦君妻李媛墓志。又王攸妻卢苹墓志（一九七号）出土时，因某种原因，未能使用整块的志盖，仍覆有条砖若干，或可推测“掩闭”之类功用是志盖最初的缘起。整理者也在多方墓志解题中指出，志盖与志石之间夹有纸张或丝织品，在此前考古发现或流散出土墓志中也发现类似情况，这些皆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墓志在整个葬礼仪式中的功能。而以上信息，若非经科学考古发掘，恐怕并不能为研究者充分注意。
三
洪渎原碑志的文献价值，更是琳琅满目，如入宝山，本书所收墓志正史有传者多达二十八人，其煌煌大者，自有待研究者发覆，以下仅披览所及，略陈一二。洪渎原出土碑志中包括了大量关陇贵戚，时间跨度与陈寅恪所论关陇集团的存续相始终，涉及多个家族在西魏北周改姓与复姓的经历，存录不少传世文献不载或仅记其名关陇次等家族或人物的事迹，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关陇集团的凝聚与演变，复原关陇贵戚间的婚姻关系与人际网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值得注意的是保定元年大野贞墓志（一三号），志文记其魏元年中赐姓大野氏，“叔父虎，魏尚书仆射、柱国大将军”，结合之前发表的开皇十年李宝艳墓志，足以证明日本学者前岛佳孝、山下将司等因《周书》无《李虎传》，进而怀疑李虎本人事迹甚至“八柱国家”为唐初增饰虚构的推断不能成立。在大野贞夫妇墓道南口又发现了贞观年间所立神道碑（一〇一号），碑文对于李唐先世的叙事虽稍有残损，碑中“诏举为金门镇将。……诏公部领豪族，镇压武川”等文字与《旧唐书·高祖纪》所记“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完全一致，可知是时李唐皇室祖先叙事已定型。
与突厥的关系是北周隋唐几个王朝面临的巨大挑战，佗钵可汗曾大言“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但史籍中对双方的往来交聘，所记并不充分，本书有多方墓志叙及。如宇文陟墓志（二〇号）云其“将千余骑与突厥主会凉州，破吐谷浑树敦城”，宇文韪墓志（五二号）云“天和二年，从柱国许国公向突厥迎皇后”。赵文表墓志（五八号）亦记“周高祖椒庭未备，将纳翟后，公充使天山”，皆可与史传相发明。宇文英墓志（一二号）、叱吕遵墓志（三八号）亦记志主曾出使突厥。
唐初政治中，太子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争夺，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公案。《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李渊起兵前“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李世民在晋阳招募的人马，在两《唐书》传记中不胜枚举，而太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的事迹几不见于正史，当系有意删落，惟借墓志勾稽一二，如王佑墓志（九九号）云“君躬率子弟，迎大驾于河东，蒙授上柱国”。又尹文宪（九二号）名载郎官石柱、《元和姓纂》等，志文记其“义旗之始，早赴辕门，蒙授银青光禄大夫，仍掌陇西公府行军记室”，攻克长安后，除相国府唐王世子文学，任太子舍人，是建成府中核心文臣幕僚，补充了史书阙载的其人之早年经历。同样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的对立，亦不乏倒放电影的色彩，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恐非泾渭分明。如窦志（八四号）出身外戚窦氏，先随齐王元吉镇守太原，刘武周陷太原，李元吉败走长安，“君出殿后尘，独摧丑虏”，后又转入秦王帐下，随其平定王世充。
从作者而论，洪渎原出土碑志中不乏由一流文士撰写，如庾信撰豆卢恩碑、步六孤须蜜多墓志，王勃撰赵士达墓志，另流散出土的庾信撰宇文显和墓志当亦出自洪渎原。除了这些名家之外，窦君妻李媛墓志（二二五号）云“外甥女广平宋道冲，感舅氏之情切，伤弟兄之追慕，吮笔濡墨，泣而志焉”。唐代女性撰写的墓志，已发现者有四方，分别为曹因墓志、李全礼墓志、何简墓志、崔申伯墓志，其中曹因墓志或是伪志，这四方墓志皆妻为夫所撰，宋道冲为舅母李媛撰志，在中古士族流行中表婚的大背景下，提供了甥舅关系密切的一个别致案例。
本书所收中晚唐诸志中，最受学者关注无疑是元稹家族墓志，其中包括元行简妻韦氏墓志（二三三号）、元稹兄元积墓志（二三四号）、元稹妻裴淑墓志（二四〇号）。这三方墓志，结合传世文献中保存的元宽妻郑氏墓志、元秬及妻崔氏墓志、元稹墓志、元稹妻韦丛墓志、韦佩母段氏墓志及近年流散出土的韦绚墓志，对于我们考订元稹生平、特别是其两次婚姻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其中以元稹妻裴淑墓志内容最为丰富，其中一段文字饶有趣味：
初，长安中有无目龙待诏者，善听人语音，虽謦咳之声，亦知休咎。庾公尝于家聚庠序群小，杂以家僮，各令语言，命龙生听之。阅数辈默，至夫人曰：此儿若是女子，必为宰相妻。诸亲见夫人母子孤幼，依倚外家，闻其言皆哂之。及是际遇元日大朝会，身为命妇之长，又宰相独元公有夫人，礼合悬珠翠、拖绣襦，朝贺皇太后于南宫。宿备车舆，夜施庭燎。亲族皆来集，未明，绛驺秉烛前引，缇骑持仗，呵街而出。始时闻龙生之言而哂之者多在户闼间，皆缩颈不敢仰视。
志文记裴淑以命妇之长的身份朝太后于南宫，恰与元稹《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诗中自注“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猥为班首”相合。
龙待诏一名不知是诨号还是确实曾以相术供奉宫廷，如永贞革新的领袖王叔文便出身棋待诏，故遭士流轻鄙，龙氏事迹亦见于《剧谈录》。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揣骨，言休咎；象简、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禄年寿。宋邧补阙有时名，搢绅靡不倾属，时永乐萧相寘亦居谏官，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笏。复本听萧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长官笏。”邧不乐。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卫公方秉政。未见闲，伫立谈谑。顷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谓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者为忧之。数日，出为河清县令，岁余死。其后萧公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顷之，为宰相。
据墓志推考元稹继娶裴淑在元和十一年，龙待诏相裴淑事当在其前，而《剧谈录》记事在开成中，若两事皆不虚，则龙待诏活跃于长安城中至少近三十年。《剧谈录》一书，前人多以小说家言目之。近年学者已抉出多例小说与墓志互相印证者，如田仁汪妻窦琰墓志与《冥报记》、萧遇墓志与《通幽记》，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唐代小说的文体性质。
四
近世学者治碑志者多重视其史料价值，视为出土文献的门类之一，囿于诸种主客观原因，对于墓志背后的墓葬空间、出土文物等考古信息关心不多。洪渎原墓葬不但等级高、延续时间长，埋葬有大量达官显宦、名门望族，更重要的是经过七十余年四个阶段的科学考古工作，墓葬各种信息保存相对完整，价值远高于一般流散出土的墓志，足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古墓葬空间的一个模板。目前除了碑志之外，咸阳洪渎原墓葬的考古报告仍有待进一步整理发表。发掘出土的文物虽分散在不同的收藏单位，想来不应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障碍。
经过多年的科学普及工作，社会大众已逐渐认识到考古并不是挖宝，而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地揭示保存遗址的各种信息。西安咸阳机场五号航站楼附设西部机场博物馆目前已展示了部分机场三期考古发现的精品文物，让公众得以初步了解洪渎原墓葬的价值。我们更期待未来通过高水平的资料整理、展览、研究等方式，重聚洪渎原的宝藏，而本书的出版为此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本文为《咸阳洪渎原新出土碑志》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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