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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康岚，2026，《退守内心（上）： 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与“情感革命”》，《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本文导读

▪ Z世代坚持“我的情感我做主”，而不是努力使自我的情感适用于外部的规训和期待。更关键的是，他们要设立情绪边界，通过建立边界，努力从消耗性的情绪或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追求情绪上的自洽和不内耗，是Z世代内在性转向的核心特征。

▪ 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是新家庭育儿模式的直接产物和非预期后果。与“80后”相比，Z世代承载更多的不仅仅是希望，还有焦虑。他们从童年起承受了更高的期待和更严格的“乖孩子”规训。他们是物质条件得天独厚的一代，但在情绪和情感支持方面却被相对挤压了。他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情感负荷（唯一性焦虑、付出型亲密、道德债务），却生活在真实可依的情感支持相对稀薄的环境中（物质化交流、医学化干预、自然陪伴不足）。他们的向内探索既是一种自救，也是对当代家庭情感困境的一种无声回应。

▪Z世代是第一代在物质丰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的追求自然会升级。主流世界经常说Z世代的年轻人矫情，把他们丢到农村去种地，又累又饿30天，一切心理问题都会烟消云散。 这种设想本身挺有问题。 我们都希望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免受贫困和苦难的威胁。为什么我们反而认为贫困与苦难是治疗Z世代的良药呢？

▪ Z世代的自我仍在建构中，但缺乏一个锚点，因为锚点所需要的基础都被抽离了。传统愿景、集体叙事与成功学所代表的意义系统已难以提供稳定依附。目前，他们主要靠平台上的同龄人群体的共鸣和支持，但所有同龄人都处在同样的位置，所以这种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绪价值层面。可以说，Z世代终于发现了自我，但是无处安放自我。

▪当自我的锚点从外在标准转向内在感受，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多元化？该如何理解这种多元化？Z世代在描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要展现脆弱性和创伤，所以也并不在意是否要为自己装扮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他们既嚷着要经济独立，又接受父母资助；一方面讲自己的家庭创伤，另一方面又在想怎么多挣钱为父母养老。多元化既呈现在不同的Z世代个体中，也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呈现。以前的分析框架很难接受这一点，比如在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感受和价值观。

▪ 在苏敏的故事中，数字平台作用很大，再加上流量文化、大家的追捧及商业化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些也抵消不了她作为一个个体的觉醒给大家传达的觉醒信息的示范作用。反思、疗愈、觉醒之间是有很深刻的内在关联的。如果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多朝着我们讲的正能量的方向走，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收获。

摘 要

文章探讨了中国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现象，即年轻一代将意义建构的核心从外部社会角色与成功叙事，转向内在情绪感受与心理自洽。文章指出，这一转向源于传统家庭脚本的压力、成功路径的收窄及数字平台的催化，表现为以“疏离主体性”应对外部要求，并致力于构建以情绪疗愈为核心的“疗愈式自我”。Z世代通过设立边界、疏离传统锚点、在数字社群中寻求共鸣，试图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安放自我，但也面临意义锚点悬置的深层困境。文章通过与之前世代的对比，揭示了这一转向的成因、特征及其所预示的文化与伦理变迁。

关键词

内在性转向；疏离主体性；疗愈式自我；情绪边界；Z世代

目录

一、内在性转向：Z世代的群体取向

二、转向哪里？情绪内在性的兴起

三、外在性的诱因：关于Z世代成长之路的解释

四、内在性转向促成疏离主体性

五、建构中的自我，以及疗愈作为人生目标

六、“时间孤儿”与锚点悬置

七、时代落潮之后的多元与反思

一、内在性转向：Z世代的群体取向

康岚 ： 近二十年来，中国年轻人对心理学与精神健康的关注持续升温；而在最近几年，这种关注进一步扩展到哲学与伦理思想、命理占卜、宗教与灵性实践等原本更多属于思想领域或小众文化的内容。这些关于“意义”“解释”和“存在感”的资源，正在迅速转化为年轻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大众文化。一个突出的标志是，MBTI测试被广泛用于理解自我与他人，甚至成为日常行动和关系选择的参考框架。在社交媒体上，“情绪边界”“精神内耗”“低能量”“低精力”等概念或说法高频出现，构成了一套高度共享和广泛共鸣的自我描述语言。我感觉，这些现象已经不再是个别年轻人的心理反映，而逐渐汇聚为中国年轻世代共同的心灵结构与自我理解方式。

我们在上一期的文章中讨论了Z世代推动中国家庭祛魅的深刻转型。但是中国社会并非第一次经历家庭结构的冲击：从“五四”以来，不同世代都曾对家庭、父权与婚姻提出过激烈批判。那么，为什么只有在Z世代这里，家庭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批判和反思的对象，而是整体上失去了作为人生意义与价值核心的地位？我的问题是：这种家庭祛魅，是否与Z世代在自我理解和意义建构上的深层转向有关？当他们越来越通过心理状态、情绪感受和内在体验来确认自身存在，并将“内在感受的自洽、和谐与稳定”作为首要参照时，家庭这种以角色、责任和关系义务为基础的制度就必然会被重新评估，甚至被去中心化？

进一步的追问是：Z世代是否并不仅仅是在社会处境或价值选择上不同于前几代人，而是在主体结构层面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一种以“内在性”为核心的转向？

阎云翔：是的。我在《扩展的青春》（阎云翔，2025）一文中讲到，Z世代所处的青春阶段，跟前几代人的青春有了本质的区别：在时间维度上延长，在内容上更丰富，同时有隔绝。在时间延长了的这一段青春期里，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内在性转向（Interiority Turn）。

在讨论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之前，我想首先厘清一下什么是内在性（Interiority）。作为一个概念来讲，内在性是跟外在性相对而言的，两者是我们每个人存在的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的不同面向。内在性指的是个体生命中的主观经验、情感、思想价值观、反思能力、道德判断等，它构成了我们对于生命事件、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外在环境进行感受、解读和意义建构的内在世界，它包括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个人意义的建构过程、自我的对话及心理状态。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内在性不是天然的或纯粹的私人领域，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性始终受到社会规范、文化叙事、制度环境及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塑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在性和外在性不可能完全分开。

由此引申到外在性是什么？外在性是我们个体生命面向外部的时候，所涉及的社会角色、公共行为、与他人的互动，以及进行这些互动所处的制度性环境。这就涉及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及其所处的性别、阶层、职业，以及在这之上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以及我们为了适应、调整、处理这些外在的角色关系而进行的自我管理。在这背后有一套制度性的规范和行为的预期。因此，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外在性对内在性的制约。所以，外在性是社会权力规范和控制等机制最显而易见的场所。当然，内在性和外在性只能在概念上分开，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分开，它们之间是互动的。

在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当我们讨论内在性转向，特别是前面冠了一个Z世代，我们讲的是整个一代青年的转向，实际上强调的是一个群体性的价值取向。Z世代和之前世代的不同是，他们突然更倾向于强调或偏好内在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总体性的价值取向转变。他们将自我探索、情绪价值和内在生活，视为建构生命意义的主要场域，更加注重主观意义上的幸福和自我的本真性。这跟前面的世代很不一样。比如“80后”那代青年作为拼搏个体，他们追求和在乎的是外在性所体现的东西，比如个体成就、财富积累、阶层上升等。

要实现这两点，情感的自主权很重要。Z世代坚持“我的情感我做主”的立场，而不是努力使自我的情感适用于那些外在性方面的规训和期待。更关键的是，他们要设立情绪边界，要强调自己不应该被成功学的生活脚本所裹挟。他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内卷？为什么一定要按时结婚、生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别人对我们的期待、取得具体的成就？为什么做这些事，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这些时间节点为什么会构成一个线索很清晰的时间条，而我们整个人生就被固定在线性的时间条框架之内？当他们开始做这些反思的时候，实际上开始了一种关于自我的叙事。在整个反思、探索和追求的过程中，个体的边界感非常重要。所以，从“奇葩说”到脱口秀大会，在Z世代青年特别喜欢的活动中，有很多话语是关于边界和边界感的。通过建立边界感，他们会辨认出哪些情绪是正能量和积极的，而哪些是负能量和消耗性的。通过建立边界，他们努力从那些消耗性的情绪或者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

对于Z世代而言，抽离很重要，他们通过抽离来实现很多内在性的追求。但是，如何使抽离这种追求正当化，就需要一系列新的话语，甚至语言，即与心理咨询理论有关的疗愈性语言，比如创伤反应、情感劳动、有毒关系等。这些概念在过去这些年十分流行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们为Z世代追求内在性提供了一套在不确定或不安全的世界中进行自我保护的策略。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本真性。我和Z世代着重探讨过这个问题。从他们给我的解释看，实际上，本真性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感受，就是“我不装”。“装”等于是在扮演角色，很可能是不想扮演的角色。而Z世代和前面几代青年相比，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是：不管那个角色是否受到社会认可，如果我不喜欢，我就不要扮演，甚至我都不想假装扮演！这一点最重要，不想假装扮演是本真性的最直接特征。如此强调“不装”，就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原先的伦理体系中，那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界限会受到挑战。不想“装”的另一面，就要拨开所有的伪装“抠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Z世代是在追求一种道德清晰性很强的意义或价值观。

康岚：您是说这里蕴藏了道德转型的苗头？或者说，文化人格转型的苗头？

阎云翔：这是我感兴趣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觉得Z世代的恋爱观成问题，比如过去两年流行对恋爱脑的批判，认为人不应该一味地以崇拜的方式爱恋对方。但骂醒恋爱脑的话语往往会转向另外一个极端，强调爱情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立，而自立最重要的基础是财富自由。所以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努力搞钱。如果局限在这个层面，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Z世代把所有东西都极端功利主义化，包括像爱情这么神圣的命题。但如果看Z世代关于爱情的另外一面叙事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强调的是定义非常清晰的爱情，在那种爱情中，每个人都不能丧失自我，是两个独立自我之间的爱情。Z世代追求内在性的时候是不含糊的，他们强调一是一、二是二，所有的东西都要有一个清晰明显的界限，不光是人际关系的界限，还包括所有抽象理念的界限。

二、转向哪里？情绪内在性的兴起

康岚：如果总结一下中国Z世代内在性转向的核心特征，您觉得是什么？

阎云翔：首先，我想说明的是，内在性本身是有不同维度的，向内转之后，以哪个维度为主，是不一样的。大致梳理一下，内在性中最重要或排在比较靠前的维度是伦理维度，即个体内化的道德标准、自我审判，在没有外部监管的情境下，如何规范自我和承担责任。这是内在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对于超越性意义的追寻，可能是宗教式的，也可能纯粹是精神性的。中国Z世代的灵性疗愈属于这种精神内在性的追寻。还有，反复思考时间对每个人的意义、死亡的意义，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是不是依恋模式的人，是否认为他者比自我更重要——这些都是内在性的追求。或者，像我们“50后”这一代人年轻时，成天琢磨如何彻底实现“灵魂深处闹革命”，努力按照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来改造自我，也是一种内在性的追求。只不过那个内在性不是以自我为锚点，而是以自我的消解、融入外在的更大的时代使命为目的。

说了这么多，唯一还没说的就是情绪的内在性：我是否高兴？是否幸福？更关键的是，我是否自洽？是否在精神内耗而不高兴？去除精神内耗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情绪的自洽与和谐。而“自洽”这个词，是到Z世代才流行开来的。我觉得，追求情绪上的自洽和不内耗，才是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之主导方向或核心特征。

康岚：所以，内在性转向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以前的世代也有他们的内在性追求。您刚才提到“50后”一代主要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方向的自我探索，那么最靠近Z世代的“80后”“95前”这一批青年呢？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意识最鲜明的一代，也是21世纪以来积极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一代。在对内在性和自我的探寻方面，Z世代与他们有区别吗？

阎云翔：十多年以前“心理热”刚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的青年主要是“80后”。有两个外在规范界定了“80后”。一个是成功叙事。努力就会成功，爱拼就能赢，这是成功叙事中的两大主题，也是整个改革时代的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到什么时间必须做什么事的社会时钟。高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结婚、生育，买大房子、买车，所有这些事情是一个线性发展轨道，轨道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必须按时实现，这一点对“80后”影响极大。所以在这两个外在的、几乎可以说是道德命令的规范下，“80后”青年如果没做到，自我感觉会有很多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成功，就是你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意志薄弱。他们是为了解决这些外在的现实问题而转向了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因此，“80后”的心理转向跟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是不一样的。Z世代不是把内在性看作一个解决外在性问题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比外在性价值更高的世界来探索。这是最大的区别。

从代际差异来看，如果说“50后”“60后”革命青年更多的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内在性探索，那么“70后”“80后”改革青年更多的是以外在成功为标志的个体主义为导向的内在性探索，而Z世代则呈现一种以情绪为主导的内在性转向，其他的层面或维度都是相对次要的。如此突出情绪维度，有它自己的利与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康岚：为什么Z世代会转向以情绪和情感自主权为主导的内在性探索？他们转向这个维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内在性来解决外在性方面的什么困境、来达成什么状态？我们设想一下，比如：在失控的生活中获得某种掌控感？在过载的信息或关系中寻找某种真实性？或者在碎片化的外部体验中求得某种内在或自我的完整性？

阎云翔：在Z世代内在性转向方面，他们强调的是疗愈和情绪的修复。当然，这后边更大的背景是疗愈式个体主义和心理咨询理论的铺垫。Z世代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开始以自我修复的方式来为自己在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一个锚点，一个能够让自己立足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能够安放他们自我的地方。对于处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Z世代来说，所有这些目标都是通过情感上的疗愈与修复来探索的。换言之，Z世代转向内在性的目标是疗愈而不是成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试图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Z世代开始抗拒前面几代青年所接受的主流人生脚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育是人生必选项”，甚至不只是必选项，还是一个道德命令，每个人到某个时间节点必然要做这件事。另外，在改革时期，特别是在“80后”这一代人中，成功也是一个道德命令，你不成功就等于失败，你失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甚至在道德意义上是有缺陷的。Z世代拒绝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又找不到新的东西来支撑自己。所以，他们是处在一个高度不稳定、不安全的环境中，在一个主流人生脚本不再能够起作用的情形下，试图重建自我。因为找不到可以让他们利用的资源和安放自我的外在性资源，所以他们才转向内在性，特别是情绪维度的内在性。

三、外在性的诱因：关于Z世代成长之路的解释

康岚：为什么Z世代那么需要疗愈和自我修复？他们到底缺失了什么？受过什么伤？这背后的社会动因有哪些？除了大家熟知的时代红利的退去、成功叙事的崩塌、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上升渠道的日益狭窄，以前“80后”走过的那条路现在走不通了、至少是不好走了。可以说Z世代也是被迫转向了内在性，将他们人生意义的建构从希望渺茫的外在性的东西转向了自己可以把控的内在性的东西。这是从当下时点可以直接得出的结论。但我还想追问的是，如果我们去看Z世代的来路，您觉得还有其他外在性的原因促成了Z世代的这种内在性转向吗？

阎云翔：当然有。我觉得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是过去二十几年来流行的家庭育儿模式的直接产物，但是应该说是非预期的后果。Z世代的父母绝对不想培养出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呈现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看新的育儿模式和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之间的关系的话，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Z世代的父母，特别是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将全部的希望、焦虑与愿景都投注在他们的独生子女身上。与“80后”独生子女相比，Z世代承载更多的不仅仅是希望，还有焦虑。因为“80后”的父母处在当时中国大环境到处是机会的时代，焦虑没那么多，但是Z世代的父母焦虑开始出现了：我们上的大学、我们找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后代还能保持吗？更遑论比我们更上一层楼？

这种焦虑导致Z世代从童年起就承受了更高的期待与更严格的“乖孩子”规训——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行为端正。与“80后”相比，Z世代作为儿童、少年的自主探索、自由嬉戏甚至“淘气”的空间被大幅压缩。如果我们往前追溯的话，越往前，儿童时代享受的自由或者说父母的缺席就越多。儿童基本上是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瞎玩的，有各种各样淘气的行为，甚至也有轻微的互相伤害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儿童在自主地探索外在世界。但是Z世代从小就被压抑了这种儿童的天性，压抑的天性最终会内化成孩子自身的焦虑，最终会导致一个现象，叫做“乖孩子内伤”或者“好孩子症候”。我们看现在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阶段的Z世代，那些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年，往往都是乖孩子，因为他们从小对自己的要求就特别严格，容不得自己犯任何错误，如果有错误，或者他们认为的错误也只不过是没有像别人那么优秀而已，他们一定是自责的。因为他们父母的养育方式就是这么将他们带出来的，出现了问题完全归因于自己。旁观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你怎么那么想不开！但是“想不开”正是乖孩子的特征。

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不仅仅擅长自我监控与自我责备，同时也更加具备自我探索的潜能。你可以设想一个淘气的孩子，从小就不管不吝，他不会什么事都归因于自己，也不会想那么多，只有乖孩子才会想那么多。在整个童年与少年的成长阶段，他们已经经受了这种自我监控和自我责备的规训，这铺垫了日后的内在性转向。如果他能够把自己从中解救出来的话，会很容易转向情感修复、疗伤这些方面。这也是属于原生家庭话语的话题。

第二，Z世代在物质生活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比“80 后”一代要优越很多。很多家庭是以精致化育儿的方式来养育Z世代的，当然这背后又有一个“鄙视链”和内卷的过程。同时，Z世代的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独有的焦虑和打拼的那一面。与“80后”的父母相比，他们不可能再按照本能去做事就可以享受时代红利，他们要做得更好；同时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这两方面的叠加使得很多Z世代的父母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倾向：在为孩子提供物质支持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因为他们自身焦虑的挤压，在情绪和情感支持方面被相对抽空了。父母也会有自己的理由，因为精力有限，会顾此失彼。所以当Z世代的孩子特别期待情感上的慰藉或者父母的理解时，他们的父母会说，你多培养自己的独立精神，你要忍耐一下或者不要想太多，等等，这是比较温和的。稍微粗暴或直接一点的父母会说，我们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你，你还要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当Z世代长大后回头来看，特别是在原生家庭话语框架中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在情感上被忽视了，他们有情感创伤。

也有一些父母对孩子有特别严格的监控。他们自认为知道什么是对的，孩子稍微偏离一点轨道，他们就会纠正，这就是Z世代后来流行在讲的所谓“直升机式的父母”，永远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头上盘旋，随时准备来纠正。所有的控制，都被父母理解为关心与爱，而被Z世代事后反思为是控制。从父母这边看，只要有一句“我们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你好”，就完全可以解释了；即使孩子现在不理解，长大以后也会理解。但事情真正的发展是，Z世代长大以后不但不能释怀，而且理解成了相反的方面，是父母对他们跨越边界的人格上的控制。所以长大以后，疗伤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够正确对待成长过程中那些情感上受挫或受伤的经历。再往前看，如何抵制父母延续下来的以关爱为名的控制？那就是边界感的建立。

Z世代强调边界感，为此产生了很多代际冲突。在具体方式上，有相当多的Z世代会选择表面上乖顺服从，但内心深处非常强烈地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他们的边界感更多是通过数字平台上的同龄人共同体来获得共鸣。这种方式比直接建立边界感更难。因为既要在话语上不使父母不高兴，要继续扮演乖孩子的角色，又要清晰地建立界限感。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跟父母有一个物理空间上的隔绝或者抽离，比如一回家就关起门进自己的房间。很多Z世代就是这样做的。

第三，家庭养育对Z世代的另一个影响是成年后的Z世代发现自己变成父母的情感依托，甚至是父母负面情绪的垃圾桶。因为早期付出过多，有一部分Z世代的父母会携带很沉重的情感包袱，身心疲惫，如果还有配偶关系的恶化，那么当他们终于熬到自己的子女成年后，所有的委屈将难以再忍受。他们会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甚至强加给自己的子女。那些作为乖孩子的Z世代，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承担，在家庭关系中就会扮演一个调节者、安抚者的角色，在情绪上反过来支持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这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角色倒置或者叫“子代的亲职化”。因为Z世代伴随着内在性转向的深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敏感，他们的共情心或者同理心会大大增强。这也是一种新的影响，实际上给他们带来了情感的困惑和负担。

同时我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Z世代对于自己将来在为父母养老方面的责任，是看得很清楚的。这跟我观察到的他们父母的青年时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父母（即“60后”晚期和“70后”）结婚生子的1990年代正是我写《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2006）那本书的时候。在当时的下岬村，代际关系进入最为紧张的阶段。作为子代的青年几乎不可能考虑他们对亲代将来的责任，同时还想尽可能地侵占亲代的利益。例如，我在那本书里详细讲述了子代如何利用彩礼嫁妆的机制，来提前瓜分父母的财产，等等。那也是全国农村范围内出现孝道衰落、养老危机、部分地区老人自杀率上升的时候，有大量调查和学术研究的佐证。

这里有个必须要理解的因素，那时候是僧多粥少，大家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必须要为自己谋得想要的东西。但Z世代没有这样的挑战，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假定自己将来会承担养老的责任。我发现，很多Z世代在考虑自己的婚育选择时，是把这个放进来的：如果我结了婚，要不要孩子？我们能不能承担对双方父母的养老责任，同时又不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抚养孩子？所有这些细致入微的考量，是Z世代父母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所没有的。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外在性的东西牵着走，只想着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些外在性方面的追求一直延续到“80后”一代，当然大的背景是关于成功叙事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上面讲的是来自家庭和养育方式的主要影响，其实还不止这些。教育体系所扮演的角色，跟家庭非常相似，但可能力度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家庭对于Z世代是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个领域同时产生影响。

在中学阶段，Z世代经受的是全方位的受监控和绩效考核前置规范的影响。他们整个人生是为考分展开的，每一天走进教室都是上战场，每一天的成绩都是他们的生死线。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总的来讲，作为个体的Z世代在中学的体验就是这样。如果你学习不好，你就不是一个乖孩子；如果你不是一个乖孩子，也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后来在访谈中还发现，中学教师对学生的管控和学生个体的自由空间具有明显的成绩分层性，当成绩一般的学生都在讲自己如何受限制时，那些成绩永远在前三名的学生却说：我从来没这感觉呀，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师特宽容。所以，中学教师是通过这种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来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这反过来又加重了绝大多数人的那种受管控、受监视、受压制的生命体验。

更关键的是，学生的情绪对于教育者来讲不重要，就像孩子的情绪对于父母不重要一样。直到情绪真出了大问题，学生抑郁了，马上就给予一个非常医学化的诊断，看医生、吃药。实际上这是一大忌讳，因为过于宽泛的医学化诊断，往往会加重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而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从一开始在细微之处就不要轻视、忽视情绪层面的健康，而这正是我们整个教育链条中缺失的一环。之所以缺失，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空间、时间和资源，更在于教育理念上的缺陷。

到了高考结束的那一刻，绝大多数的Z世代中学生会觉得他们已经耗尽了，他们期待大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他们自己的感受是以前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现在终于考进了大学：我要重启人生。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就像有杂志报道过的，现在的大学已经中学化，特别是在拼绩点方面，比中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关键的是，中学成绩决定的是高考结果，而大学成绩却涉及大学毕业后的整个人生轨迹，从保研资格或就业出路开始。所以，Z世代进入大学以后的内卷行为不仅没有减少，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得不增加。大学教育在理论上提倡素质教育、博雅教育，可是实践正好相反，这种内在的分裂性对于Z世代的情绪、情感世界和内心协调方面的冲击，可能比中学更甚。因为中学的目标至少简单明了——为了高考，而大学期待你“既要又要”，这是做不到的。

康岚：我想回应一下家庭养育环境对Z世代内在性转向的直接影响这个话题。您的分析，让我颇为感慨。

首先，您提到Z世代与父母的关系承载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投射，我觉得在独生子女政策的背景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性焦虑”与情感的全押注。对Z世代的父母而言，养育成为一场“成功或失败都是 100%”的终极赌注。虽然“80 后”一代也多为独生子女，但他们的父母既没那么焦虑，也没为自己唯一的孩子投入与付出这么多，所以那个“唯一性”的押注也没那么悲壮。而在今天的物质丰裕叠加内卷竞争的时代，Z世代的父母将这种唯一性焦虑转化为对子女全方位、无死角的精密规划，使Z世代的自我从出生起就与父母的高期望深度嵌合，失去了试错的心理特权。

其次，新家庭主义视角下的代际亲密性与这种高密度付出紧密关联。父母通过物质与精力的极致投入，构建了一种“付出即亲密”的关系模式。然而，如此高浓度的付出感极易异化为情感绑架与道德债务。“为孩子付出了所有”，既是爱的宣言也是控制的权柄，使得心理边界的建立困难重重。父母因付出而无法“松弛”，子女因亏欠而难以“独立”，共同困在一种充满愧疚的紧密共生里。这种“付出型亲密”下的道德重压，敏锐善感的Z世代不可能毫无知觉。

最后，Z世代与父母之间的亲子交流在物质层面高度发达，但在精神层面却相对稀薄。一方面，父母惯以“给钱／花钱”和“解决问题”替代情感上的倾听与感受，甚至觉得自己孩子的敏锐多思是一种内耗，无益于当下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当情绪问题爆发时，家庭与学校系统往往过于依赖所谓专业主义的解决方案，迅速将其医学化、外包化，用“诊断与治疗”跳过更自然的倾听、陪伴、对成长的等待，而后者本该是培植生命力的最佳方式。这种情感支持的专业主义外包，使得Z世代的情绪经验被剥离出其生活语境，转化为个体需独自承担的心理症状。他们因此更早、更熟练地使用心理学语言进行自我分析，却也更深刻地感受到系统性的情感孤独——无人真正聆听，却期待他们尽快“康复”。

所以是否可以说，Z世代很大程度上是在这样一种“高密度情感绑定”与“低质量情感支持”并存的悖论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情感负荷（唯一性焦虑、付出型亲密、道德债务），却生活在真实可依的情感支持相对稀薄的环境中（物质化交流、医学化干预、自然陪伴不足）。当所有的外在性无法提供有效的情感秩序时，转向内心、借助心理学工具厘清边界、重建自我，便成为他们唯一可控的生存策略。他们的向内探索，既是一种自救，也是对当代家庭情感困境的一种无声回应。

阎云翔：你的进一步分析非常深刻和精彩！除了击节叹赏之外，我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来回应了！

四、内在性转向促成疏离主体性

康岚：对于绝大部分Z世代来说，与父母的代际关系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一关系携带着很深的情感与道德的复杂性，亲密性与压迫感的同时存在，使他们在处理与父母的代际关系时极其强调边界感。这是不是Z世代行使其主体性的主要方式？进一步的问题是，内在性转向会促成Z世代怎样的主体性？如果与父母的代际关系是他们应对外在性的第一关，那么Z世代的主体性还有哪些其他表现形式？

阎云翔：前面讲的家庭养育环境对Z世代的影响，是我在阅读Z世代的文字时发现的，换句话说是Z世代自己提炼、反思与讲述的。从他们的自我陈述中，如果让我概括Z世代的主体性，我觉得核心是两个字——疏离，或者叫疏离主体性（Estranged Subjectivity）。

首先，正如你说的，是代际关系上的疏离。他们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设立边界感，设立边界感就是拉开距离，就是疏离。换句话说，在代际关系中有一个疏离主体性的呈现。但是我要强调，疏离不是断裂。疏离是要拉开一个安全的、合理的距离，这之间的连带关系没有完全断掉。疏离跟断亲不是一回事儿。在代际关系中，父母在物质上投入巨大，可是在精神和情感上，Z世代觉得没有给他们指出一个有意义的方向，反而造成了很多情感上的创伤。比如有人不断在讲类似的一句话：从小爸爸妈妈就要求我成功，并且告诉我如何成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如何幸福。而幸福才是Z世代重视的东西，但幸福感往往与大房子、豪车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Z世代还在主动地、有意识地和宏大叙事——主要是关于成功的宏大叙事——拉开距离。他们觉得过去的成功不可复制，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但是将来怎么样？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当下，但是当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中国早已进入了风险社会。Z世代清楚地知道，即使从985高校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心仪的工作，更遑论那些背景不那么好的学生，很可能首先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以及就业以后在职场会遭遇什么，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比前面任何一个世代的青年都看得更清楚，理解更深刻。所以，他们不再相信那个成功叙事了。但是，他们也没有走向直接的抗议或者反抗，只不过就是拉开距离，保持一个疏离的姿态。

在这方面，我特别佩服Z世代的一种素质或能力（主要是通过平台上的道德共同体的共鸣），即他们能够在疏离之后，不受主流社会的指责、蔑视或忠告等各种方式的影响。我听到很有意思的表达，比如：“如果你看扁我，我就扁扁地走开”“你如果要触犯我的底线，那我就把底线再降低一点”。类似的表达方式被总结为“小微型愤怒”，就是：我不是没情绪，但是我的情绪没必要、不值得对你发泄，或者形成对抗关系，我不理你就是了。这也是疏离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是Z世代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种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同时还跟现在没有关系的感觉，类似于时间维度上的孤儿状态。如果你有这种孤儿状态，同时又想追求精神上的自洽和不内耗、情绪上的协调和幸福，这还是挺有勇气的。因为这几个东西是互相矛盾的。而我们前面几代人从来没有能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容纳下这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

最后，Z世代和我们长久以来行之有效的传统人生脚本的疏离。传统的“做人”伦理强调，人生每个阶段要做什么事和承担什么角色都是规定好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婚、生育、养家和为父母养老。这些事情都是道德命令，你必须遵循。每个人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这个标准人生脚本。但这些东西到了Z世代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像五四青年那一代站起来大声疾呼，说过去的传统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我们必须改变！他们采取的方式只是“扁扁地走开”，是一种非常安静的但有很强内在力量支撑的那种主动的撤离：我没有想推翻你，我就是不干了。

康岚：Z世代和五四青年的不同，向我们鲜明地展示了内在性转向和外在性追求的区别。五四青年一代追求的是自我的外在实现，通过救亡图存的道路。那么Z世代是用一种静静的、冷冷的、自嘲的方式，让主流世界无可奈何吗？

阎云翔：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是，我从Z世代这种非常平静的被动的策略中看出了更多激进和主动的因素。《哎呀我兔》的这几张漫画（参见下图）完美地呈现了Z世代如何通过划定边界与撤出，来保全自己的内心平衡。漫画中的主人公在2025年给自己立了一个新的人设：“下班走最快的那女的”。她说：“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到点下班是最直接的一种。”回到家啥事没有，但是她认为，“拖鞋是一种信号，代表我这艘小船，一晃一天总算靠了岸”。回到家无所事事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外表上很脆弱，但是有她自己的内核。“外界的声音都是参考，我不自在就不要参考”这句话，我觉得反映了Z世代的某种普遍认同。她批评以前的那些鸡汤文，“下班后黄金四小时偷偷逆袭变优秀”，那是“80后”成功叙事还起作用的时候。而今天，她也有一套能够让自己舒适与和谐的方式。最后她说：“我温和地走进每一个良夜，并发自内心觉得，小手机、小被子、小沙发、小猫咪，我们五个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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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下班走得最快的那个同事（阅读10万+）

漫画来源：《哎呀我兔》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19日

将漫画女主人公的“我们五个”，再加上前面谈到的“小微型愤怒”，与十几年前的电影《小时代》并置，我想问，Z世代的“小”与《小时代》的“小”一样吗？显然不一样！电影《小时代》的“小”背后有很大的个体抱负、决心和目标，但是那些目标是由外在力量界定的，实际上是被成功叙事包裹之后的产物。相比之下，Z世代的“小”，突出的却是自我，是内在性的体现，无须外界力量的承认或加持。就此而言，《小时代》的“小”，很可能是迷失了自我。

五、建构中的自我，以及疗愈作为人生目标

康岚：那您觉得Z世代的疏离策略是在真正建构自我吗？他们的疏离主体性和他们的自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了前面三个方面的疏离——代际关系上的疏离、和宏大叙事的疏离、和传统人生脚本的疏离——他们的自我将在哪里安放呢？

阎云翔：讨论自我，就离不开讲主体性。主体性（Subjectivity）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中体验、感知并定位自我的方式。个体拥有经验、感受、思想、欲望，对自我有一定的意识，同时又被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所塑造，反过来也会在框架之内努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只是一味地被塑造，主体性就不明显，明显的主体性是在所有塑造它的条件之下，个体努力重塑自我（无论朝向哪个方向），而这个重塑自我的过程，一定会受到权力和既定文化意义系统的限制。所以，主体性既不能简化为私人内在性，也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结构；它指向的是个体生活与社会制度相交汇的经验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个体通过话语、制度、反思、叙事以及对自己情绪的调整等诸多方式，来展现或行使自己的主体性。

如上所述，Z世代展现自己主体性的主要方式就是疏离。因为他们与继承的规范以及当下的现实都“不合拍”，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所以通过拉开社会距离来自我保护，这是他们应对外部环境的行动策略。疏离主体性就是Z世代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核心特点是不确定性和抽离性，是拉开距离之后的反思。

从直观的经验层次上看，Z世代的这种疏离主体性更多的体现为情绪疲惫、社交焦虑、情感退缩等相对消极的状态。但这是从主流世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从Z世代的视角来看，实际上，他们是不断地想确认但始终无法确认他们的自我。我是谁？对Z世代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对于“80后”不是，或者不是个大问题。对于更往前的世代，根本就不是问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虽然从主流视角看，Z世代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如果从全新的视角来看，我觉得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开始认真探讨自我的世代，他们在努力地辨识和确立自我。

我前面已经将Z世代的主体性界定为疏离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会产生很多悬而未决、自相矛盾的感受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Z世代有没有可能或者能不能期待会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自我呢？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又要回到主体性和自我的概念，以及二者的区别。你的主体性，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最终导致什么样的自我？你是否清楚你做的是什么样的自我？或者自我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的？

这就涉及自我性（Selfhood）的概念。自我性是个体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且持续存在的存在者的意识和认同，是一种对“我是谁”的回答和构建。这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反思性。你作为个体，能够从所有外在性的局限中跳出来，静观内在的自我，并试图理解，从而构建这之间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这绝对和关于自我的记忆有关。如果你对以前的事完全不记得了，你很难说有自我。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幸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其自我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损伤乃至完全丧失。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记忆的基础上，你能够构建关于自我的叙事，也就是自传。你构建自传的时候，就是在你的内心世界构建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跟真正时间链条中所发生事件中的自我所经历的事情不一定完全吻合，是你通过叙事重构的自我。在这个重构过程中，你对自己是有评价的，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有评价的。这个评价，我们把它叫作反思。

但是，因为Z世代的主体性已经是一个被不稳定性、矛盾感与断裂感所笼罩的疏离主体性，所以它导致的自我性就更加呈现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Z世代始终在寻找锚点来确认自我。比方说有个人，在小红书上发了很多关于自己情绪感受的记载和反思，同时在领英上又极力塑造自己非常成功、能干的职业形象，可能在家庭的微信群里又要扮演一个乖孩子的形象。那么这三套不同的叙事，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自我，还是三个加起来是他的自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自我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层面。

关键是，自我性还跟人格或者文化人格（Personhood）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它的影响。人格也是一种建构，但更多依赖于公共舆论、社会关系对于个体的评价，而不是主要依赖于自我的反思。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中公认的好人，这属于人格层面。所以，我们对自我的发掘、认知、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别人的影响。也就是说，你努力要做一个乖孩子，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公认的有道德感的好人，所有这些跟你要构建的自我分不开。如果把主体性、自我性和人格都放在一起考虑，那么我们对于自己希望成为的那个自我，到底有多清醒的认知？

康岚：那么回到Z世代，您觉得，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主要有哪些特点？

阎云翔：据我观察，Z世代展现的是一种疗愈式自我（Therapeutic Self）。把他们所有关于自我的感受加以归纳和分类，疗愈（Healing）是其中最关键的核心词。疗愈式自我是Z世代在面对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宏大话语的崩塌等条件下所形成的高度反思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模式，它的核心在于我们前面讲的情绪内在性。Z世代的这三个特点——情绪内在性、疏离主体性和疗愈式自我是相互影响、相互嵌入的。

疗愈式自我追求不要有精神内耗和负面情绪，要实现内在的自洽、和谐与平静，这首先要对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有特别强的反思性，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在过去，情绪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状态，你烦了、愤怒了、抑郁了，那又怎么样？前几代人的共识是，不会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但Z世代会琢磨自己的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比如我为什么焦虑？这种高度的反思和深入的内心挖掘，不一定会治愈你的焦虑，很可能你想得越多越焦虑，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讲的是，这种反思本身是Z世代疗愈式自我的特点。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波动特别关注，特别想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更关键的是，疗愈对于Z世代是作为人生目标来看待的。而Z世代之前的那几代人不会这样看。个体很少会认为自己的委屈、抑郁等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即使觉察到了，也羞于公开承认。但这些都是Z世代的特点。他们不仅勇于公开讲述自己受到的伤害，而且不认为这是丢人的事情。对创伤的疗愈才是他们把它公之于众的目的。

在技术上，Z世代什么方式都可以试，只要能疗愈。所以，心理咨询、塔罗牌、星盘、正念，或者儒家伦理、道家观念，他们可以轮流试。但我们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迷惑，担心会发展成迷信或其他什么。不会的。因为试完之后，他会看是否符合他期待的结果，符合了就信，不符合就换。那就意味着，他真正关注的是自我情绪上的感受，他的目的是疗愈，不是找罪受，不是苦修、苦行。Z世代最烦的是“没苦硬吃”，而“没苦硬吃”恰恰是被前面几代人认为是美德的东西。在这方面，Z世代和父母的矛盾最大，他们觉得父母看不得他们过舒服日子，没事老让他们磨炼意志，认为只有那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和优秀。

Z世代是第一代在物质丰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的追求自然会升级。主流世界经常说 Z世代的年轻人矫情，如果把他们丢到农村去种地，又累又饿，不出30天，一切心理问题都会烟消云散。这种设想本身挺有问题。我们都希望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免受贫困和苦难的威胁。为什么我们反而认为贫困与苦难是治疗Z世代的良药呢？时代变了，大家的生存环境变了，我们不能期待Z世代回到过去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他们现在面临的精神和情绪方面的挑战。

疗愈式自我的有些特点跟疏离主体性是重叠的，比如设定情绪边界。但我想强调的是，边界设定对于疏离主体性是一种策略或技术，但对于疗愈式自我则是自带其独特价值的。边界的价值是情绪安全，而情绪安全优先于传统人际关系中的责任，因为只有情绪上安全了，才能疗愈。与此相关的是，既然情绪安全与内洽是人生目标，而疗愈是实现该目标的不二法门，那么为了疗愈而承认脆弱、展示脆弱也不是什么弱点；在某种意义上，分享脆弱已然成为一种美德。而在过去的几代人中，脆弱是要被深深埋在心中，不敢也羞于让别人知道的。但今天的Z世代经常展现自己的脆弱性，通过公共平台向同龄人、向他们的道德共同体分享自己的脆弱性，然后获得整个共同体的鼓励和理解，最终获得情绪和心理上的自洽与平静，这也是一种疗愈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疗愈式自我的集中体现是在数字平台上的道德共同体之内，而反过来，平台通过算法又不断地加强这种话语和它的影响力，使平台上的个体得到了更强的支持、共享和共鸣。所以，数字化精致呈现出来的自我，也是疗愈式自我的一个特点。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能在职场上、在老板面前经常展现自己如何脆弱，或者与父母分享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但是，他可以通过清晰地划清界限，到点一定得下班、拒绝加班，或者回避与父母的互动，来实现自保的目的。换言之，情绪安全与内洽的疗愈式自我在线上和线下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是它的另外一面。

如果给疏离主体性和疗愈式自我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那就是Z世代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和它原先的土壤处于疏离状态。他要寻找新的土壤，不是以前那种很粗糙的土壤，而是一个可以更加温柔地照顾情绪、照顾内在世界的新的土壤，最好是一盆营养液，他移到这盆营养液中重新扎根。吊诡的是，这盆营养液是盛在数字平台这个容器里的。数字平台这个容器看着很漂亮、很丝滑，像一个玻璃器皿，缺点是很容易破碎，一旦跟线下社会接触，就会发现现实完全不像营养液那样令他舒适。所以成人社会的期待是，Z世代长大了就好了，或者如果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他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了。也就是说，那个很漂亮的容器被打碎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是一种视角，但不是Z世代自己的视角。

回到你前面的问题，Z世代的自我将在哪里安放呢？我觉得，Z世代在寻求自我的路上发现，疏离性始终存在。换句话说，自我对于Z世代来说仍然在建构之中，它缺乏稳定性，缺乏一个锚点。因为锚点所需要的基础不存在，都被抽离了。所以Z世代努力建构的自我，主要是靠平台上的同龄人群体的共鸣和支持。但问题是，所有的同龄人都处在同样的位置，所以这种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绪价值层面，而缺乏伦理意义上的、精神意义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和人际关系意义上的所有其他层面的支持，所以这个自我的基础相当不稳定，导致的结果是同样的疏离感。我觉得，Z世代的疏离主体性不是彻底地没有根基，而是所有的锚点都被拉开了距离，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也许可以说，Z世代终于发现了自我，但是无处安放自我。这是一个很大的伦理意义上的挑战。

六、“时间孤儿”与锚点悬置

康岚：我想讨论一下锚点的问题，这件事非常重要。前面您提到Z世代有一种“时间孤儿”的感觉，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他们拒绝传统人生脚本，和前两代人的成功叙事拉开距离，在代际关系上也保持一种疏离的姿态，这些说明他们不属于过去。那么“不属于未来”一说怎么理解？

阎云翔：因为在未来愿景的层面，Z世代也呈现了一种疏离的姿态，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比如，Z世代愿意回到传统的儒家伦理下的愿景吗？我觉得至少Z世代中声音最洪亮的那一部分人——女性群体绝对不愿意，男性群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也不愿意。那么集体主义的愿景呢？如果成功叙事没有崩塌，实现一个完美的结合，我相信Z世代会拥抱的。因为前面有例子，“80后”就拥抱了，拥抱以后也得到了时代红利。所以这个愿景的可信程度取决于诸多现实因素的存在与否。其实，回归传统愿景的渺茫也是由于现实因素的缺失。换言之，一个人得到了尊重、平等和自由，或者至少认识到这些因素的价值之后，大概率就不愿意再回到没有这些东西的愿景里。同理，如果成功叙事不能够实现，通过成功叙事描绘的愿景可能对Z世代就没有吸引力了。而在我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吸引我们的不是成功叙事，而是乌托邦理想的神圣意义。

康岚：意义感匮乏，是今天的年轻人突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未来”不仅仅理解为时间流向，而是一种意义供给系统——比如您提到的，儒家伦理下的家庭主义愿景、集体主义下的奉献叙事或个人成功学所许诺的自我实现——那么Z世代与未来的疏离，是否本质上是一种对意义系统的普遍怀疑？更进一步，这种怀疑是主动的、清醒的拒绝，还是被动的、无路可走的悬置？如果未来不再提供意义锚点，而过去也已失效，那只能活在当下情绪的流动与平台的即时共鸣里吗？这种与未来的断裂，除了现实利益的考量（比如成功叙事崩塌），是否也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意义撤退？或许这正是他们无处安放自我的深层困境？美国的Z世代没有这方面问题吗？

阎云翔：疏离主体性不是美国Z世代的特点。如果让我概括美国Z世代的话，第一是多样化，第二是主体性处于协商状态中。原因在于他们内部分裂，一部分人仍然在拥抱激进的“左”倾思潮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人则非常坚决地向右转，所以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Z世代投给川普的票很多。我们不去评论政治立场，只强调锚点这件事。美国的Z世代是有锚点的，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锚点，还是宗教这个锚点，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些思想资源在美国从来没有崩塌过，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占据主导位置，或者可以说是诸神打架的状态。美国Z世代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来自风险社会认知。但是，这不是个人的生存机会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延续风险，比如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或者核能源的不安全性，等等。这些是构成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从方向上来讲，美国的Z世代跟前面几代人没有太多的背离。所以，我没有觉得美国的Z世代有那种“时间孤儿”的感觉，因为他没有那种断裂，他跟前面几代青年是处在我称之为“世代演进”的轨道上，每一代青年都比上一代人更激进一点，但是激进的基础是上一代人所取得的进步。而我们的Z世代更像是“横空出世”，他们想的事情跟前面几代青年完全不一样。

康岚：从我们前面的讨论来看，中国的Z世代正面临“锚点悬置”的困境——传统愿景、集体叙事与成功学所代表的意义系统已难以提供稳定依附。有趣的是，人类学家项飙（2023）提出“重建附近”，在Z世代中激起了广泛共鸣。他将“附近”定义为介于私人与宏大系统之间的生活空间，并指出它可能是年轻人面对失控世界时可以重新握住的一个“锚”。近两年，我们看到年轻人有不少探索“附近”的实践，比如数字游民社区、乡建实践，或是基于兴趣的各种线下社群，这些尝试似乎都在家庭与职场这两大传统架构之外，主动编织新的意义网络。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探索理解为一种对“锚点缺失”的积极回应与实践尝试？更进一步，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超越平台所提供的主要停留于情绪价值层面的共鸣，进而为流动的、不稳定的自我提供您所说的那种伦理、精神、认识论与人际关系等多维度的实质性支撑？或者说，这类“附近”的构建，是否仍难以摆脱其私人生活领域的局限与偶然性，因而尚不构成一个足以安放Z世代自我的稳固的“新锚点”？

阎云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实践都是让人感到很受鼓舞、很有希望的努力，但是他们本身还没有构成锚点的存在。第一，因为都是相对孤立的行动，从规模上来讲比较个体化。第二，主要还是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内在性和主体性是相互制约、相互规范、相互促进的。Z世代所有寻找锚点的努力、所需要的思想资源都需要他们自己重新创造，而这种创造主要来自公共生活领域内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本身有相当大的难度。Z世代已经选择了疏离传统锚点，但同时又不知道新的锚点在哪里。他们在努力地探索，至少目前从他们在平台上的表现和话语看，仍然在寻找之中。如果我们不以世俗意义上的成败论英雄，我觉得Z世代的年轻人真的很勇敢，令人钦佩不已，肃然起敬。

七、时代落潮之后的多元与反思

康岚：当一代人集体处于这种“寻找锚点”的状态，当自我的锚点从外在标准转向内在感受，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多元化？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多元化，它代表着一种赋予个体充分自由的丰富性吗？还是说更像一个过渡阶段？

阎云翔：每个人的内在世界都不一样。当人们将注意力和优先选择转向内在世界时，逻辑上必然导致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只有当外在性是标准，并且按照固定脚本来强加于人时，大家才会走向一元而不是多元。

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尽管疏离主体性和疗愈式自我构成Z世代的鲜明特征，但不是所有的Z世代青年都这样。我讲的这些东西是作为一个世代群体的主要倾向，而这主要倾向不仅因人而异，也会受到社会阶层、地理区域、性别等的影响。所以Z世代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这么想，还有人可能依然坚守传统的主体性和自我性。这也是多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跟前面几个世代相比，我们今天讨论的意义在于：第一，这个世代倾向是全新的。第二，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群体中，特别是在女性中，它代表着一个占主导位置的发展趋向。第三，当所有这些东西打开了个体选择的阀门后，每个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怎么选，从线上到线下，其结果将是多样化的。很可能的情况是，网上每个人都讲不婚不育，线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做了相反的选择。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原因是，他就觉得结婚生育是好事儿，他选了；或者随着年龄的变化，他以前觉得不好，现在觉得好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或者，线上谈的是理想状态，但在线下被迫做了其他的选择。类似这种，线上话语更多强调的是抵制和抽离的状态，跟线下表现出顺从、妥协和接受的状况，很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些矛盾和分裂也都是多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还要注意另一个层面，就是我讲的“世代演进”。Z世代在意识形态、精神、情绪、心理这些方面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同时，你看Z世代关于原生家庭话语的讨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打破代际传承：我不要成为我父母那样的父母。那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决心、我有能力做不一样的父母，我去做了；另一种是我没有能力或者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不婚不育了。无论如何，他们的视野中是有下一代的。“世代演进”对Z世代的下一代会产生什么影响？同时，Z世代作为大哥哥、大姐姐对于Alpha世代会产生什么影响？考虑到这些，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这些新的变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康岚：您刚才指出的线上与线下的矛盾、话语与行动的不一致，非常关键。Z世代在追求“自我本真”的同时，是如何容纳并整合这些对立的情绪、价值观和行动的？一般认为“本真”意味着内外一致、知行合一，但Z世代的实践凸显了一种“诚实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既要又要”时，他们的自我充满了复杂性。

阎云翔：Z世代不在乎说丑话。他在描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他不是要展现脆弱性、展现创伤吗？所以他也不在意是否要为自己装扮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所以他会说，父母的钱，我当然需要了。但是如果跟他们深入交谈会发现，很多人还在努力争取经济独立，他们把事业看得很重，不婚不育的理由之一是我的事业更重要，特别是年轻女性。所以很多时候，Z世代并不像他们话语中说的那个样子。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复杂层面。前几代人倾向于相反的表达方式，比如领导问你累不累，我们肯定说一点都不累，但实际上累得要死。但是现在的Z世代，他还没有到累得要死的程度，已经在嚷累得要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地，他既嚷着要经济独立，同时又接受父母资助；他一方面讲自己的脆弱性和家庭创伤，另一方面又在想将来怎么多挣点钱，以便能够为父母养老。多元化既呈现在不同的Z世代个体中，也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呈现。我觉得，我们以前的分析框架很难接受这一点，比如在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感受和价值观。

内在性转向会导致主体性的丰富，而主体性的丰富就包括自相矛盾的这种丰富性。以前的世代，像我作为“50后”青年，我们基本上就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这一代人不缺乏能动性（Agency），但缺的是反思精神。因为角色伦理的形塑作用无比强大，我干吗要反思？！我前面有那么多楷模，那么多从父母到社区里的各种受人尊重的人，再到国家倡导的模范，我就努力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就可以了。这是唯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50后”没有这种反思性，我们的内心世界，往好了说是很单纯，但另一面就是很单一。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学者刘凤淑对中国三代女性做过关于婚恋观、性别关系的访谈：祖辈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简单”，问他们以前怎么想的，回答就是“简单，我没想过”；父辈的词是“单纯”，单纯曾经是一个很好的词，代表不在乎钱、名、利，不在乎自己的舒适，努力要成为一个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那叫“单纯”。但到了第三代，就复杂多了，他们什么都要。

康岚：“50后”因有明确的楷模而“无须反思”，这恰恰衬托出今天Z世代这种复杂的反思性的珍贵。从“简单”“单纯”到“复杂”的变迁，其核心动力似乎正是“旧的失灵了”。当外部力量放缓之后，不仅Z世代，“70后”“80后”乃至整个社会都或多或少被卷入了一种被迫的、清醒的反思之中。这大概是时代落潮之后的必然，但这又何尝不是蕴藏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呢？

阎云翔：是的。反思精神就是让自己从现有的环境中跳出来，后退一步，客观地看待自我以及所处的环境，并做出一系列的思考。Z世代的反思性和大环境的变化有关。如果Z世代还能像“80后”那样顺利地工作、买房、积累财富，他们大概率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变成今天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向外走会不断碰壁，努力不一定有回报，这是Z世代面临的最严酷现实。如果拼搏完以后身心疲惫、满身创伤，没有赢甚至注定不会赢，那前提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导致Z世代内在性转向的前提条件。所以Z世代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动力，作为一代人的集体共享的世代意识，我称之为“代际顿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外在的社会条件特别重要。如果原先的条件仍然存在，即使有个别人有新的想法或转变，也不会形成集体共识。因为其他人仍在原先的道路上狂奔，别人喊也没有用。只有当前面的路走不通了，才会尝试别的路。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听，在这个前提下，数字平台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在谈Z世代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数字平台的作用。在数字平台上，如果讲的东西契合大家的心态，一夜之间就会收获无数点赞，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苏敏的案例实际上展示了更多样化的可能性。苏敏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如果我们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她给我们的启示太多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如此普通，她的想法也很普通，她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启示意义是很大的。

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觉醒的时代。一百年前，鲁迅悲观地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但是一百年后，苏敏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想要的生活，可以自己选。”在苏敏的故事中，数字平台作用很大，再加上流量文化、大家的追捧及商业化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些也抵消不了她作为一个个体的觉醒给大家传达的觉醒信息的示范作用。我觉得，反思、疗愈、觉醒之间是有很深刻的内在关联的。如果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多朝着我们讲的正能量的方向走，我认为，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收获。

责任编辑：康 岚、王海琼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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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系列对谈

第 4 期预告：想独立又离不开关系：Z世代“做自己”的挣扎与困局

▪ 为什么“做自己”之后反而更累了？“做自己”成为一种口号之后，我们可能误解了什么？

▪ 从主体性和自我性的概念出发谈“做自己”。

▪ “超人式自我”“奉献式自我”“拼搏式自我”“疗愈式自我”：中国四代青年的自我演变。

▪ 年轻人努力划清边界、拒绝讨好，为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到关系网络中寻求和解？为什么在中国，“做自己”往往走不远？

▪ 很多人理解的“做自己”，可能过于狭隘了。

▪ “关系性自主”：Z世代正在重新定义“做自己”？

作者简介

阎云翔，中国人民大学兼职讲席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家庭与亲属关系、道德观念与文化实践、个体化进程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他在中国家庭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新家庭主义的研究视角，在家庭现代化理论难以与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经验相契合之时，为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启发与贡献。他的最新著作《新家庭主义的兴衰——当代中国私人生活变革2.0（2000—2025）》即将出版。

康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青年研究》副主编、责任编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26—2027）。

↗Z世代系列对谈，往期回顾

【第1期】“婚育是个人选择”是如何从私人焦虑转变为世代共识？

【第2期】Z世代的“横空出世”对当代青年研究有何启示？

【阎云翔×康岚】当亲缘被祛魅：“断亲”背后的个体选择与家之存在意义的变迁

【项飙×康岚】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项飙×康岚】为什么证明自己这件事让人这么辛苦？

张芷溪｜编辑

康 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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