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第三个年头，地点是位于海南岛的一处农业开垦区。
两名高级干部正视察此地。
带队的一人叫冯白驹，当时正担任着广东省的副省长职务；陪同的另一名将领叫吴克之，他肩佩少将星徽，刚刚调任广州军区，去当生产建设兵团的副司令员。
这两人挨着膀子在园区内漫步，周围人瞅着他们的做派，保准会认定这是一对交情极深的军中老伙计。
可偏偏要把时针往回拨转二十六载，定格在抗战爆发那年的秋天，这两位的处境可就是天壤之别了。
在那会儿，冯白驹正身陷囹圄，作为中共极其重要的人物，随时面临着被暗中处决的命运。
反观吴克之呢？
他穿着国民党的警官制服，职务恰恰是专管那片重兵把守监区的政警队一把手。
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狱中囚徒，跟前程一片大好的国军警官，到底经历了啥才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说白了，全靠暗地里几番惊心动魄的较量与算计。
抗战打响后的那个十月份，战火早已蔓延至岭南大地。
日本人的兵舰开始在琼州海峡来回晃荡，整个海南岛的布防局面犹如火烧眉毛。
照常理判断，这绝对是两党摒弃前嫌、枪口朝外共同御敌的关键节点。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琼崖地界的两党磋商就已拉开帷幕。
身负重任的琼崖特委一把手，也就是冯白驹本人，揣着延安方面的明确指令，主动前去和国军高层交涉。
谁知道，当历程推进到十月四号那场关键的第三期会谈时，乱子爆发了。
本来约定好在琼山县塔市乡商讨红军游击队接受整编及防区划分的事宜，冯白驹带着妻子如期赴约。
没成想出了个叫王昭夷的软骨头，转头就把消息卖给了国军保安第十一团。
眨眼功夫，开会那地界就被整整两个连的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冯白驹连个脱身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沦为阶下囚。
当晚，国军第六十二军的一把手张达亲自连夜审讯，丢出的筹码毫不掩饰：要求琼崖红军全部打乱重组为保安队伍，许诺给冯白驹一个副司令的头衔。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分明是打算一口吃掉咱们的武装力量。
面对这种条件，冯书记撂下狠话，绝不答应。
到了十号那天往回倒数三天，也就是七号，冯白驹被强行押解至琼山县的大牢内，而且是安保级别最高的特殊号子。
驻守此地的政警队伍昼夜不停地倒班盯梢。
正因为防范等级拉满，身为警队头目的吴克之接到了临时调令，专门被派去东边那片牢房区域搞巡视。
清晨七时、午后三时以及夜里九时，这三个钟点成了吴克之的死任务。
他必须亲自核对名册，挨个查看牢门的铁将军是否牢固，犯人出来透气时还得死死盯着，最后还得按规矩把厚厚的岗哨文书上报给监狱长。
照一般的门道来看，这位吴警官只需把手头的差事糊弄过去，往后加官进爵板上钉钉。
可偏偏在十一月二号那次溜达查房时，撞见了个稀奇的景儿。
吴克之余光扫过关押重犯那间屋子的土墙旮旯，发现居然有黑炭画出来的字迹。
他不动声色地贴近一瞅，好家伙，墙上刻着的赫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内容。
转头到了次日换岗的当口，冯白驹冷不丁抛出个问题：“早听闻吴长官曾在淞沪战场上打过鬼子？”
恰恰是这句看似闲扯的问话，把原本隔在国共两党人员中间的那层窗户纸，彻底给捅了个窟窿。
一个关在里头的重犯咋有胆量去摸底外头的国军看守？
外头那位长官咋又敢顺着敏感人物的杆子往上爬？
说白了，这位姓吴的长官虽说套着青天白日旗下的皮，可他那腔热血，跟外头那帮指望拿革命者人头换前程的官迷们，压根尿不到一个壶里。
在这位警官心头，盘算的全是民族存亡的大道义。
这小伙子打小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早年还跑去南洋的橡胶园里出过苦力。
后来归国，硬是凭本事考进了名震天下的十九路军。
一九三二年那场上海滩的血战，他可是挂着少尉排长军衔，在闸北狭窄的胡同里迎着东洋人的炮弹冲锋陷阵过的狠角色。
紧接着又在次年的福建事变中，亲眼目睹了国军派系间勾心斗角的龌龊事。
还有个不能摆到明面上的缘由，他本家有个叫吴克波的堂兄。
早在二八年那场椰子寨暴动中，堂兄便作为琼崖工农革命军的一员，把命交给了革命事业。
种种过往糅合在一块儿，让这位带兵的汉子脑子清醒得很：小鬼子的刺刀都逼到家门口了，究竟哪波人是真心实意保家卫国，哪波人又在背后捅刀子搞内讧？
于是，趁着放风透气的空当，当冯白驹把联合抗日的道理掰碎了揉烂了说给他听时，那些话便实打实地扎进了他心里。
紧接着的那一周时间，这两位行事愈发没有顾忌。
冯书记想办法搞来一份手写的《论持久战》小册子，悄悄递给吴长官去钻研；等到十一月九号那天，冯白驹更是将一张垫在食盒最下方的《救国时报》塞了过去，那纸上用铅字印着八路军在平型关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时间推移到次日也就是十号，吴警官彻底抛弃了原有立场。
他借着查监的职务掩护，将延安方面周恩来同志指导琼崖和谈动向的密电手抄版，偷偷塞到了被关押者的手里。
打这节骨眼开始，原本管号子的一把手，骨子里已经变成了咱们这边的秘密联络员。
要命的坎儿，在第四天头上砸了下来。
十一月十四日，兼任粤系第二军一把手和第十二集团军副总指挥的张达，偷偷发了一道死命令：要求立马把冯白驹转移至广州的绥靖公署去。
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将一名骨头硬的共产党核心干部偷偷换地方关押，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吴警官对此门儿清。
只要这趟羊城之行成了事实，人要想活着回来，比登天还难。
帮不帮这个忙？
伸把手吧，身份随时败露，落到长官手里必定是枪毙的下场。
装瞎不管吧，自个儿还能安安稳稳吃着国军的皇粮，可胸膛里那颗良心，怕是到死都得受煎熬。
这位汉子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入夜之后，他亲自执笔绘制了一份牢房防线草图，上面把哪班岗几点换人写得一清二楚。
随后寻了个空当，托付给烧火做饭的陈阿贵，拼了命地送往琼山县委的秘密据点。
县委那边接到消息，立马定下调子：次日夜晚十时正准备动手抢人。
负责带队的是游击队头目符哥洛，他挑了二十个精壮小伙，扛着烈性火药去端东边的那道高墙。
转过天来到晚上八个钟头的时候，眼瞅着离点火引爆只差一百二十分钟了。
吴警官走了一步险棋。
他打着“有人要劫牢防患于未然”的幌子，硬生生把守在东边号子的那些持枪兵丁，一股脑全打发到西头存放杂物的库房去搞突击检查。
这招挪开看门狗的计策极其玩命，不过效果出奇的好。
东边那排墙根瞬间连个鬼影子都没了。
折腾到最后，虽说国军那边突然把带人走的时间给提前了，导致炸墙计划泡了汤，可全靠吴警官这么一顿瞎掺和，再配上当时乱哄哄的场面，逼得琼崖当地的高官们没敢下黑手，只能暂且把这名重要犯人原封不动地留在琼山大牢里。
只要人还在本地，事情就有挽回的余地。
隔了两天，香港那边发行的《工商日报》在最显眼的位置，把国军暗中软禁中共高层的丑事给捅到了大天白日之下。
得，这下子，敌军那些见不得光的暗杀算盘全砸了个稀巴烂。
后续的发展便水到渠成了。
孙夫人和何香凝女士一块儿给南京那位蒋委员长发急电讨说法；南洋那边的爱国同胞一口气拍发了八十三份谴责电文；等到腊月初三，身处武汉的周恩来同志更是硬气，直接拿着受困者的求救信原件，狠狠砸在了国军谈判专员张冲的桌案上。
眼看着舆论的锅盖压不住了，蒋委员长只好在十二月五号给广东的头头去电，催着赶紧把这烂摊子收拾妥当。
七天之后，冯白驹签完了联合御敌的文书，终于走出了高墙。
重返根据地那天，足足两千号老百姓挤在道路两旁欢呼雀跃。
人是保住了性命，可吴长官的脖子却感受到了一阵凉风。
一九三八年的正月里，琼山县的官僚们在搞内部大扫除时，居然从警员的宿营地搜查出一本《解放周刊》。
顺着线索一深挖，查出三个月前借看这本犯禁刊物的，正是吴克之。
到了一月十五号那天，一纸公文拍到了桌上，直接褫夺了他警队一把手的顶戴。
没了乌纱帽的吴长官摆在面前就两条道：要不托人情送钞票，把风波压下去继续在国军营盘里苟且；要不就直接翻脸，重新找条活路。
这汉子脑瓜子转得极快——爷不陪你们玩了，去真枪实弹地打小鬼子。
二月八号天还没亮透，他直接捅破了天。
暗中勾结了十二名老手下，顺走了九杆长枪、四把短铳配上三百发黄澄澄的弹药，在塔市海边寻摸了一条打鱼的木船，趁着夜色一路划到了文昌县南阳乡地界。
那边厢，琼崖红军游击武工队早就安排了短枪小分队蹲守接头。
熬过七十二小时的严格政审，这位前国军长官带着弟兄和武器，被整建制划进了特务作战中队。
三十天过后，一纸任命书下来，他成了独立队第三中队的副手，专门管束队伍的拼刺打靶等业务。
往后的岁月印证了一点，当年在那间黑牢里，特委书记的眼光绝对毒辣。
这支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队伍，正是极度渴求那种在正规军校历练过、又在死人堆里滚过好几回的带兵好手。
到了那年岁末，队伍换了个新番号叫作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
国军高层原本拍胸脯许诺要提供后勤支援，到头来却抠抠搜搜地只扔过来六十杆破枪和五千发子弹。
手里家伙什烂也不打紧，吴长官脑子好使，全靠排兵布阵来找齐。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号这天，小鬼子的饭田联队从澄迈湾摸上了岸。
吴长官二话不说，带着手底下的三中队撒开脚丫子狂奔四十公里，硬是赶在天亮前抵达潭口渡口抢挖战壕。
手里连门迫击炮都没有，干脆依托南渡江东岸的土坡死扛。
八十里的急行军加上六个钟头的浴血奋战，愣是把鬼子的攻势给钉在了原地，给老百姓撤退争取了救命的时间。
光阴流转到四三年的初秋，已经晋升大队长的吴克之，亲自指挥了威震琼崖的竹崀桥打伏击。
他把手里三个中队的家底全攥成了一个拳头，一举砸废了日军两辆运货的卡车，当场干掉四十三名全副武装的护送鬼子，还顺手拉走了十二个药箱以及足足三吨重的口粮。
自打全面抗战一直杀到解放战争，这位将领指挥的战役规模也是水涨船高。
一九四八年秋风起时，他统帅着三个大队的人马强攻乐东。
三天三夜没合眼，不仅把县城墙头给拿了下来，还顺手把国军守备部队的两个整连给彻底报销了。
五零年四月十七号那个关键日子，头顶琼崖纵队第三总队一把手职务的吴克之，亲自带着部队去临高角海滩，迎接四野跨海而来的先头营。
休整一夜后，转头就拔掉了美台墟的敌军钉子。
五五年大授衔那会儿，吴克之肩上扛起了大校的牌子，六一年又添了一颗将星。
反观当年那位在阴暗号子里拿黑炭作画的特委书记，虽说脱下了军装转去政府部门主事，胸前却挂上了三枚分量极重的纯金质章——那是国家颁发的八一、独立自由以及解放的最高荣誉。
如今再瞅瞅一九三七年初冬时节那座杀机四伏的看守所。
站在时代大变局的岔道口上，一位身陷绝境的共产党书记压根没打算闭目等死，反而绞尽脑汁去策反敌营里的看守头目；一位原本前程似锦的警务军官，非但没去拍上司马屁捞好处，反而把全家老小的脑袋押在赌桌上，硬是要捞出一个不同阵营的囚徒。
这档子事，早脱离了街头拜把子那种私人交情的范畴。
说白了，就是在国家快要亡了的危急关头，俩把家国天下装在心里的汉子，在一处最不见天日的地界，悄无声息地办成了一件扭转乾坤的大事。
假若彼时那位警队头目稍微起了一点私心，冯白驹的性命怕是就得交代在高墙里头，整个海南岛的敌后抗战局面说不定会被彻底改写。
可偏偏，他把家国存亡这笔生死账目盘得清清楚楚。
随后漫长的岁月长河，早就用最铁证如山的事实，替这位将军当年那场豪赌，给出了最高级别的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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