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云南的雨季刚刚来到。丽江到华坪的长途车在山路上缓慢爬行，车窗外云雾翻卷，车厢里却挤满了背着蛇皮口袋和竹筐的乘客。一个身材瘦小的女教师抱着一叠教案，安静坐在角落，这一年，她32岁，未婚，叫张桂梅。
很多年以后，人们记住她，是因为一所建在大山里的免费女子高中，是因为一位终生坚守讲台的校长。可有意思的是，在无数人心目中，她似乎一直就是那个穿着深色外套、嗓音沙哑、步履匆忙的“张老师”。真正停下来细看，才会发现，她曾经也有过明艳的青春，有过一条轻盈的红色纱裙，有过让人惊讶的漂亮模样。
那张在上世纪80年代末拍下的老照片，就像一个意外被翻出来的时间切片，把这个看似“只会严肃工作”的女人，拉回到少女气息尚未完全褪去的日子里。
照片已经略微发黄，画质也算不上清晰，却仍能看出当年的神采。短发利落，眉眼明亮，橘色带花的开衫显得大胆而热烈，里面搭着白色翻领衬衣，外头是一条饱和度很高的喇叭裙。对那个年代的云南小城来说，这样的打扮算相当时髦。
橘色在老人眼里，往往算不上“稳重”的颜色，但那一年，张桂梅的状态本就跟“稳重”这两个字没什么关系。刚刚从丽江教育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又在教学岗位上干了几年，课堂驾驭得游刃有余，整个人带着一种往前闯的劲头。那条红色纱裙轻轻一晃，人群里远远看去，都很难不多看一眼。
那时的她，还没经历后来的大病与丧夫之痛，更没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的名字会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免费招生”“大山女孩上大学”这些词牢牢绑在一起。当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老师，刚走出校园，拿着不算高的工资，在偏远地区坚持教书。
从照片往前追溯，故事要从更北方的黑土地讲起。
1957年6月1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岭公社，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女孩出生了。那时候，新中国成立才八年，物资紧张是家家户户的共同记忆。母亲已经是高龄产妇，怀孕艰难，生产过程更是惊险。张桂梅从一开始，体质就不算好，矮小瘦弱，手脚纤细，怎么看都像是营养跟不上的孩子。
可身体弱，不代表性格软。她小时候在院子里跑得比谁都欢，跟着小伙伴爬土堆、追麻雀，闹得一家人都头疼。父亲嘴上说她是“皮猴子”，心里却知道，能到处跑，到处跳，起码说明还有股“野劲儿”，比整天病恹恹地躺着强多了。
真正有趣的一幕发生在上户口时。家里人给她取的名字原本叫“张玫瑰”，听起来典雅又好听。但办户口的工作人员不会写“玫瑰”这两个字，纠结一阵后，干脆按自己熟悉的字改成了“桂梅”。等家人反应过来，证件已经办好，名字就这样被“改写”了一生。
这一笔，看似偶然，日后却越来越像一种隐约的预示。玫瑰象征艳丽和张扬，桂梅则常被视作耐寒、坚韧，在冬日迎风而立的花。有人提起这件事时，总爱感叹一句：“这名字，倒真是对了她后来走的路。”
到了能上学的年纪，张桂梅没有等大人牵着走，而是自己跑回家翻出户口本，拿着小本子去学校报名。大姐心疼最小的这个妹妹，特意给她买了一双红色小皮鞋，在那个普遍穿布鞋的年代，已经是难得的“奢侈品”。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份礼物不仅是好看，更像是一种默默的鼓励：好好读书，或许有机会走得更远。
课堂打开了她的世界。小学时，她成绩突出，担任班长，组织同学、听从老师安排，一点都不怯场。令她印象最深的，是音乐课。她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那一段旋律跟着她走了很多年。音乐在她心里埋下很深的印记，也悄悄影响了她之后对“精神力量”这个概念的理解。
进入中学后，她对文艺的热情更明显。学校要排演歌剧《江姐》，消息在校园里一传出，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她喜欢江姐，更准确一点说，她敬佩那种在极端环境里仍然守住信念的力量。后来回顾这段少年往事时，她曾直白地说：“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那首歌唱的是“红梅迎风傲雪”，唱的是在严酷环境中依旧不低头的品格。对一个出身普通、身体羸弱、家境并不宽裕的少女来说，这种精神无形中成了标尺。人的一生到底该怎么活，什么叫“不枉这一遭”，这些问题在她心里慢慢有了模糊的轮廓。
时间转到2018年，已经60多岁的张桂梅，坐在华坪女子高中的操场边，看一位叫孙少兰的演员，在台上扮演自己多年前就喜欢的“江姐”。演出结束后，她走上前去，轻轻靠在对方肩头，脸上带着少见的安静笑容。旁人看来，只是一张感人的合影，对她来说，却像是少年时仰望的英雄，突然离自己近在咫尺。
那一刻，演员成了她与“心中典范”之间的桥梁，而她本人这些年的坚持，也恰好在普通人眼里有了“接续遗志”的意味。江姐为信念牺牲，张桂梅为教育奉献，两个时代的女性，走的是不同时代的路，却都把自己放在了更大的集体之中。
有意思的是，翻回到80年代末那张老照片，再看她肩上那件橘色开衫，再看那条红色纱裙，很难不感叹一句：这样一位爱美、爱笑、衣着讲究的年轻女教师，将来会把几十年青春，全部压在大山里的课堂和一个又一个女孩的命运上，恐怕连她自己当年都没有预料到。
一、“高山之梦”的起点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教育从动荡逐渐回归正轨，恢复高考、重视师范教育，这是时代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里，张桂梅读完中学，走上教师之路，其实是符合当时不少青年选择的。不同的是，她不满足于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安稳任教，而是一步步往偏远地区走。
进入丽江教育学院，是她人生中的一个转折。这所学院培养了大批基层教师，毕业后大多要分配到各个县城和乡镇学校。她在学院里学的不是惊天动地的专业，却扎扎实实打下了教书的底子。毕业时成绩出色，本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城市、走上更“体面”的岗位，但她选了另一条路。
她选择去云南的乡村学校。这一步，在旁人看来颇有点“想不开”。大城市有更稳定的工资，更方便的生活条件，也有更集中的医疗资源。乡村则意味着交通不便、资源稀缺，教学环境简陋，课程安排碎片化。可她偏偏就去了，后来很多采访里提到的“高山之梦”，其实 seeded 在这个阶段——她想在大山里看看，孩子们的眼睛里，到底有没有渴望的光。
那时候的乡村学校，硬件条件大家多少有些印象：教室可能是土坯房，桌椅是拼拼凑凑，粉笔要省着用。老师的工资不高，却什么都要管，学生成绩、家访、卫生、甚至孩子吃饱没吃饱，都会压在他们身上。而她没退却，反而越干越投入。
80年代末，那张照片就是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中被拍下的。有人约着照相，大家觉得是难得的“正式留影”，她穿上那件橘色开衫和红色纱裙，站在镜头前，带着一点羞涩，又有点骄傲。镜头里的那张脸，很清秀，很年轻，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
那一年，她还没有结婚，生活重心几乎全部在学校和课堂上。夜里备课，白天讲课，周末去学生家里走访。她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山里的孩子没有知识，那一辈子可能就被困在这一圈山里，站在田埂上看天，连外面世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不久之后，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同在教育战线上的董玉汉。这个名字，对很多熟悉她故事的人来说并不陌生。董玉汉性格温和，有点内向，不爱多说话，却肯下苦功备课，对学生有耐心，对同事情谊真诚。两个人走到一起，在常人眼里，是一段平静而合适的婚姻。
二、幸福被截断之后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张桂梅人生中少有的“安稳期”。她有心爱的职业，有可以商量事情、分担烦恼的伴侣，两个人都在学校里忙碌，也在平淡的烟火气里互相支持。那时候的她，并没有立什么惊天动地的“宏愿”，只是努力地把课上好，把家过好。
有一件小事，常被人提起。董玉汉为了治好多年困扰自己的眼疾，选择在手术时不打麻药，只因为家里条件有限，他想尽量少花钱。这个有点“傻气”的决定，让人容易看见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平日里，他虽然不善做饭，却会走进厨房帮忙。有一次，他为改善伙食买了一只鸡回来，结果两个人都没什么厨艺，笨拙地把鸡头鸡爪都砍掉，弄得满案狼藉，最后只收拾出几小块肉。看着那几块鸡肉，他们忍不住一起笑出声。
生活不算富裕，却有一种简单的幸福感，这一点，从许多类似的小细节里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张桂梅大概会在普通的县城中学里带完一届又一届学生，教到退休，偶尔提起年轻时的红色纱裙，笑着说起当年的“时髦”。
遗憾的是，命运并没有放过她。90年代中期，她的丈夫被查出患有胃癌。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几乎就是一道残酷的宣判。治疗费用高昂，治愈希望渺茫，而他能做到的，只是不想拖累家庭和妻子。病情恶化非常快，没给他们留下太多准备和告别的时间。
丈夫去世那一段时间，她整个人陷入了难以形容的低谷。白天还能勉强支撑，夜里独自一人时，那种空荡感和无助感几乎要把人压垮。有同事劝她调回条件好一点的地方，有亲友希望她离开这片让她伤心的土地。但她没有马上做决定，只是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仿佛只有站在讲台上，才能暂时忘记胸口那块重重的石头。
1996年暑假，处理完丈夫后事，她一个人登上离开大理的列车。那时，她已经39岁，身体不算好，精神更是接近透支。火车从大理驶向华坪，窗外风景在变，心里的疼痛却还未来得及淡化。有人问她：“你一个人去那么偏的地方，到底图什么？”她当时只是轻声说了一句：“那里需要老师。”
华坪县，是云南境内一个贫困山区县城。1990年代中期，这里的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极其有限。她来到这里，在华坪县中心中学任教。为了让自己忙得没空胡思乱想，她主动提出要带四个班，而且全部是压力最大的初三毕业班。校方起初有些犹豫，考虑她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但她态度坚定，最后学校同意了她的请求。
有时，下晚自习已经很晚，校园里只剩下昏黄的灯光和寥寥几声虫鸣。她一个人走在走廊上，手里拿着课堂笔记，脑子里想着每个学生的情况，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悲痛中缓过来的速度，远超想象。说白了，是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把她从黑暗里一点一点拉了回来。
大山里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往往比城里更迫切。他们知道，离开这片山，读书几乎是唯一的路径。她看着那些因为家庭贫困几乎要辍学的孩子，看着那些成绩一般却努力刻苦的背影，心里慢慢生出一种强烈的念头：不能让他们轻易放弃。
不过，命运又一次在暗处出手。这一次，她被推到了生死边缘。
某一天，她正在课堂讲课，腹部突然传来撕裂般的剧痛。起初她以为是吃坏了肚子，咬咬牙就过去。疼痛却一阵接一阵，越来越频繁，最后实在撑不住，只好暂时离开讲台，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让她心头一沉：腹部有肿瘤，大小相当于五个月的胎儿，需要尽快手术治疗。
听完，医生又补了一句：“拖得越久，风险越大。”
她沉默了几秒，只说：“药先开点止痛的吧。我得把学生送上考场。”这样的回答，说理性也好，说倔强也罢，背后是一种典型的老师思维——学生大考在前，自己退不得。很多人一听会说“太拼了”，可了解当时情况的人都明白，她既担心自己的命，更担心那些孩子的前途。
手术需要钱。90年代，在贫困县做几次大型手术，对一个普通女老师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丈夫也已离世，家境谈不上“有余”。这时候，出手相助的，是大山里的老百姓。
三、大山回馈与“女高”的诞生
病情被县里得知，是在一次华坪县妇联代表大会上。她拖着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参加会议，县领导从别人口中才清楚了解她的情况——肿瘤大，手术复杂，单靠个人根本撑不住。县里本来就穷，为民生支出紧绷，每一笔钱都要掰开用，但面对这位在课堂上拼命的老师，很多人心里都过不了那道关。
大会散会时，一位中年妇女走到她面前，说了一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你不要怕，县里虽然穷，但是不会不管你。”说完，从裤兜里摸出仅有的五块钱塞到她手里。数额不大，却掷地有声。那是一个普通农妇全部的即时现金，是对一位老师最真诚的信任表达。
这一幕，在她后来许多次回忆中，都会提到。她说：“这份恩情，不敢忘，也忘不了。”在县里协调和群众零零碎碎的捐助下，她终于做完了第二次手术。住院期间，陆续有人来探望，带的东西也很“接地气”：几个苹果、一篮核桃、几捆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蔬菜。送礼的人并不富裕，甚至自己家里也拮据，但他们心里知道，这个老师在为自家孩子操劳。
有人会问：这些恩情，后来怎样回报？对张桂梅来说，“回报”的方式，并不是寄回几袋礼品那么简单，而是用日后的工作，把这片土地的孩子一个一个送出大山。
等身体恢复到能正常工作，她没有选择去条件更好的地方，而是留在华坪。除了继续在学校教书，她还担任了华坪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原本只是几十个学生的老师，慢慢变成了一百多名孩子的“妈妈”。这份身份转换，远比称呼上的变化要复杂。
1990年代末，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收留的孩子，多是家庭极度困难、无力抚养，或者被遗弃的孩子。在这些孩子当中，女孩子的比例非常高。她日复一日地照顾他们，喂饭、看病、开导，有时候连夜里被吓醒的小小哭声，也要亲自过去安慰。
就在这一过程中，她慢慢发现一个让人心里发紧的问题：很多送到福利院的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突然不见了”。她不放心，特意去家访。一问之下，答案几乎让人无话可说——有的被早早许配给别人，有的已经结婚，有的甚至已经有了孩子。
“她才多大？”她问一位家长。
“十五岁。”对方回答得很自然，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在不少家庭观念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早结婚、早生孩子，才算有着落。”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直接导致大量女孩辍学。贫困与重男轻女叠加，教育几乎成为她们无法奢望的东西。张桂梅一边看着福利院里的女童出出进进，一边心里变得越来越不安。
试想一下，一个刚刚十五六岁的女孩，从此在锅台与农活之间打转，终其一生都被困在山坳里，能看到的世界，被院子和田间小路牢牢框住。这些画面，对站在讲台上看过孩子们眼神的人来说，再清晰不过。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她心里成形：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贫困山区的女孩子，也有机会读完高中，甚至走上大学校门。免费，是关键；只招女学生，也是关键。她知道，这件事必然会触到很多传统观念的痛处。
她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时，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有教育系统的同事直截了当地提醒她：没有资金，没有管理经验，没有办学基础，就算热情再高，也很难撑起一所学校。有人劝她务实一点：“好好上课就挺好，别折腾。”
她并不是不清楚问题所在。办一所学校，场地、建筑、老师工资、学生吃住，哪一项不需要钱？尤其是“全免费”，就等同于公开宣布：这所学校短时间内不可能盈利，只会消耗。对很多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几乎是对资源的“冒险使用”。
可她看的是另一件事：如果不办这样的学校，那些女孩大概率还是会在十几岁时被迫停学、嫁人，命运轨迹几乎不会改变。教育的缺失，会一代一代地复制下去。有人觉得她想得太远，她心里却很清楚——不改变，就只能看着这一切重复。
她找过不少人谈话，试图争取支持。当她把设想告诉有关负责人时，对方的反应有点冷静甚至冷淡。对方说：“你自己还一直在一线带课，又没干过管理工作，还想直接办一所学校做校长？这不是异想天开吗？”这句评价并不算恶意，从现实角度看，确实有其道理。
得不到马上支持，她就决定自己先走一步。
从2002年开始，她利用所有空闲时间，四处筹款。从机关单位到路边店铺，从熟悉的朋友到完全陌生的居民，挨家挨户上门说明自己的想法，试图争取哪怕一点点捐助。刚开始，还有人愿意听她耐心讲，后来，冷言冷语越来越多。
有人不耐烦地说：“你有手有脚，不好好教书，跑出来戴个眼镜要钱是怎么回事？”
还有人直接摆出拒绝的姿态：“当初帮你治病，是看在你教书辛苦，现在还想要钱办什么学校？我们都后悔了。”
甚至有家庭放出狠话：“别来我们家了，再来就放狗。”
这些话，说得不客气，却也从侧面表明一件事：在不少人眼里，教育是重要的，但“免费给别人家孩子读书”这件事，远不如眼前的生活实惠。农忙时节，谁家地里多收一点，谁家的粮仓丰盈一点，远比未来几十年的概率改变看得见、摸得着。
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她东奔西走，只筹到两万块钱。这点钱，用来给学生买点教材尚且紧张，更别说建一所正规的高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山里的女孩子一天天长大，她心里越来越焦躁。头发在那些年间白得特别快，负担压得人几乎睡不踏实。
有意思的是，转机往往在最不经意间出现。2007年，一个记者在县城采访时注意到她。衣服洗得发白有些破旧，脸上布满疲惫，但谈及“免费女高”的设想时，眼睛却格外亮。记者跟拍了一段时间，让她在镜头前说出自己的梦想：在大山里建一所不收任何学杂费的女子高中，让贫困女童能读完高中再离开学校。
这条报道播出以后，引起了不小的关注。社会各界对“女性教育”“贫困山区”“免费高中”这些关键词，本就十分敏感。有人惊讶：原来在这么偏的地方，有老师在默默做这些事。没过多久，上级部门拨下了两百万元专项资金。对她来说，这不是全部，却是“有望实现”的关键一步。
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迎来第一批学生。那时，学校建筑还没有完全完工，宿舍条件简陋，教学设备也远不完备。她却坚持要“先开学”。理由简单粗粝：孩子们等不起，拖一年，就意味着一批适龄女孩彻底失去读高中的机会。
四、从“几乎不可能”到创造奇迹
华坪女高的办学原则，一开始就定得清清楚楚：学杂费全免；只招收家境贫困的女生，不设分数线。听上去很理想，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不设分数线，很多入学的女孩几乎没受过系统教育，有的连小学都没完全读完，有的连最基本的拼音和乘法表都不熟练。
教室里，老师讲到函数，有学生连“函数”两个字都没见过；讲到文言文，有学生连大段文字都认不全。她们不是不努力，而是起点太低。常常一个晚自习下来，不少人眉头紧皱，心里打鼓：是不是自己的脑子就是“不开窍”？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读书？
压力越积越多，动摇也越来越大。家里本就贫穷，她们远离家乡来到学校，心里也会想：如果最后读不出什么结果，是不是对不起家里的那点田地、牛羊和兄弟姐妹？这份“内疚感”，往往比考试难题更折磨人。
陆陆续续，有学生提出退学，想回家帮忙干农活，顺势接受家里安排的婚事。消息传到张桂梅那里，她立刻停下手头工作，挨家挨户去家访。
很多家访场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土院子里，一张木凳，几碗简单的茶水。她对着家长，话并不多，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只反复强调几个意思：女孩不是天生读不好书，只是起点落后；只要多给三年时间，读完高中，将来至少能选择另一条路，而不是一开始就被困在山里。
当面被拒绝是常有的事。家长会说：“你们老师讲的，我们懂。可是家里没劳力，地里活谁干？嫁个好人家，也不算亏。”她并不马上争辩，只是看一眼门口探头的女孩，再缓缓说一句：“你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吗？”有的女孩低着头不说话，眼睛却红了。
这样的家访，不是一两次。她一遍遍上门，一遍遍做工作。有家长后来勉强松口：“那就再读读看。”看似简单的一句，背后是一个家庭对观念的撕扯。她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一丝“犹豫”，变成真正支持孩子继续读书的力量。
回到学校，她意识到一点：既然目标是让女孩走出大山，那么教法不能完全照搬普通高中模式。基础薄，就得把基础尽可能细化，把课程拆成更小的“台阶”，让她们一点一点跟上来。她召集老师们开会，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几乎有点“不讲现实”的目标——三年之后，不只是要让学生毕业，更要让她们考上大学。
有人当场皱眉。就入学时的水平来看，别说一本、二本，哪怕专科都未必够格。老师们本身工资并不高，压力已经很大，再加上这种被视为“遥不可及”的目标，的确让不少人心生退意。有人委婉提醒她：“能读完高中就不错了，不要对自己和学生要求太高。”
她的回答里没有华丽词句：“如果送不上大学，这所学校一开始就没意义。”话说得不重，却带着一种不容退让的坚持。她也知道，这样做会逼着老师们付出更多，也意味着自己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可在她看来，这场“硬仗”，是不打不行的。
有老师扛不住，选择离开。建校半年后，最初的教师队伍只剩下八个人，要带九十多名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一起向“高考”这个终点冲刺。这种师生比例，在任何一所学校都属于高负荷状态，更别说是在教学资源紧张的山区女高。
日常学校运转，不止是讲课那么简单。女孩们的生活起居、生病就医、心理波动、家庭变故，都需要人来管。张桂梅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把自己摆在“校长”的位置，而是更像一个总是冲在前面的大姐。学生没衣服，她拿出自己的衣服；学生病了，她陪着去医院；学生吃不饱，她就省掉自己的那一口。
有人劝她别这么拼，说身体已经不好，再熬下去可能会出大事。她只是摇摇头：“如果孩子们连饭都吃不好，还谈什么学习？”这话听着朴素，却透露出一个简单逻辑——要让女孩安心读书，必须先让她们不再为“基本生存”发愁。
从2008年到2011年，整整三年，1095个日夜，八位老师带着首届96名女生，硬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把这届学生全部送进了大学。有的考上一本，有的考上二本，有的读了三本或专科。无论是哪一个层次，对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女孩来说，都已经是惊人的跨越。
有位女孩进校时数学只考了6分，这个数字几乎等于“不会做题”。三年之后，她的数学考到了150分。还有的刚入学时认字都不全，最后语文成绩达到130分。也有曾经非常抵触读书的学生，后来竟在重点院校继续深造，最终走上高校讲台，成了一名讲师。
这样的变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命运的轨迹被改写了”。而推动这条轨迹改变的人，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设计者”，而是日复一日站在讲台上、在宿舍巡查、在家访路上反复奔波的那位女校长。
有人问她：“觉得这一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她的回答简单：“她们以后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够了。”这种轻描淡写的回答背后，是几十年人生经历叠加出来的一种稳定态度：自己不过是“桥”，真正要走远的是那些女孩。
回头再看那张80年代末的老照片，短发、橘色开衫、红色纱裙，站在云南山城的街头，笑容干净爽朗。那时的她，大概只知道自己想当一个好老师，还没想过要去推开那么多沉重的门。命运在几十年间，把她从黑土地上的瘦弱女孩，推到大山深处的讲台，又一步步推到贫困女童教育这条路的最前面。
她改不了自己出身贫寒、身体羸弱这个事实，也改不了山里贫穷、观念落后的现实，能够做的，只是在有限的生命里，把力气尽量往那些最需要的地方使。她本人常年穿着深色衣服，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装饰”，讲课嗓子沙哑，说话不爱拐弯，但在很多曾经被她教过的女孩心里，那个身影，与当年照片里的橘色开衫和红色纱裙，在某种意义上是连在一起的。
红裙会旧，照片会泛黄，人也会老去。可大山里的那条路，一旦被打通，一个又一个女孩从此不必重复她们母亲和祖母的命运，就足以说明，这一生的选择，并没有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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