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的北海道，雪下得很厚。石狩郡一名叫夸甜清治的日本猎人，踩着齐膝的积雪上山寻兔，天色阴冷，四下无人。猎人翻过一片灌木时，忽然看见雪地下面微微塌陷，像是有个被粗糙伪装过的洞口。他好奇地拨开积雪，正要再探一探，突然，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从洞里探出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夸甜清治吓得浑身一抖，低头一看，只见洞里探出半个头，一头乱发，胡子连着头发，脸黑得分不出五官，只剩下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既像野兽，又像人。猎人脑子里猛地闪过这几年乡间流传的一个说法——“山里有个野人”。他拔腿就跑，翻身滚下坡去，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
山洞里那个人，就是刘连仁。自1945年夏天逃出煤矿算起，他已经在北海道深山穴居靠吃野菜、海带、蛇肉活了十三年，早就被当地人当成“传说”了。谁都没有想到，这个“野人”，其实是被抓去日本干苦工的中国农民。
有意思的是，在猎人报警、警察搜山、身份确认，到后面中日各界介入，把刘连仁送回国，这一连串动作开始得很快，结局却并不简单。更没人会想到，这个从雪洞里被拽出来的“野人”，几十年后会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索赔两千万日元，硬生生打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
一、从山东农民到北海道劳工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44年9月，地点在山东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
那是战争快到尾声的一年，山东大地却还沉在日伪铁蹄之下。31岁的刘连仁，和很多北方农民一样，一辈子最大的指望不过是风调雨顺、多收几石粮。那天傍晚，他从地里收工回来，浑身是汗，刚坐到炕沿上，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妻子就说：“连仁，邻居找你，有事。”
他随手抄起一块熟地瓜，一边啃一边出门。谁也没料到，这一脚迈出去，和家人一别就是十四年。妻子肚子里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等他回家时，已经是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了。
村外的土路上，日伪军已经守候多时。那年8月18日以后，日军在山东沦陷区大搞所谓“猎兔行动”，按他们的说法，是“征用劳工”，实质就是抓青壮年到矿山、工地去当苦力，补日本本土劳动力的空缺。按照事后统计，从中国各地弄到日本去的劳工，大约有三万人。
刘连仁和几个高密老乡，被捆着押到车站，塞上闷罐车，再押到青岛，关进监狱，挤在黑乎乎的牢房里。他们谁也说不清接下来要面对什么，只知道这些穿军服、说日语的人，一点也不像会讲道理的主儿。
大约两个月后，这些被关着的劳工，被统一换上黄军装，强行照相，按手印，然后驱赶到青岛大港码头，塞进一艘叫“普鲁特”的货船。八百多人被关在下层大舱里，脚下是冰凉的矿石，头顶是密不透风的舱板，空气混杂着汗味、呕吐物味和煤屑味。
在海上颠簸六天，船终于开到了日本最北的大岛——北海道。
上岸后，他们被刺刀押着，步行了一天半，才到雨龙郡沼田村。那里有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昭和矿业所的煤矿。一个日本军官高高在上，宣布他们“被征召为劳工”，还让翻译说什么“日本政府不会亏待你们”。对一个只认得几百个字的山东农民来说，这话他听着有点迷糊，却又生出一丝侥幸：要真是当矿工，吃苦倒不怕，只要能活着，终究有回家的那一天。
现实很快给了他们一记闷棍。
在昭和矿业所的日子，简单说，就是不把人当人。每天下井十小时以上，塌方、透水、瓦斯爆炸，都是家常便饭。矿洞里空气浑浊，粉尘呛人，又潮又冷。监工骂几句算轻的，动起手来，木棒、铁棍、铁锨、铁镐，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有个一起从山东来的工友，只是下井时不小心撞了日本监工一下，就被拖到外面打得皮开肉绽，黑煤灰进了伤口，流出来的血和脓都是黑的。
吃的更不用说，粗粮都算好的，有时窝窝头里还掺着木屑。有人饿得慌，忍不住偷了两个萝卜，结果被绑在树上，放出两条狼狗活活咬死。这样的场景，在矿区一点也不稀罕。
问题还在于寒冷。北海道冬季漫长严酷，刘连仁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冷风打脸的季节。日本人却不给他们棉衣，让他们穿着从山东带去的单衣下井干活。井下稍微暖和点，上下井的路上，风雪直往衣服里钻，很多人脚被冻坏了。有的得病了，照样被逼下井；有的倒在工棚里，就这么耗着，不看病，不给药，死了也不过是少一个“劳力”。
有一件事，刘连仁记了一辈子。他住的工棚里有三个室友，因为病重下不了井，被人用草绳绑起来，日方说他们得了“霍乱”，竟直接被拉出去烧掉。火光冲天时，围着的人没人敢吱声，只能低着头，忍着眼泪。
那一个冬天，冻死、累死、病死，加起来，大约一半人。活下来的人也都熬得不像样子。刘连仁每天都在想：再这么下去，早晚轮到自己被埋在煤层里。
转机，很狠，却也很突然。
一天，他在井下干活时，用镐头刨到硬东西。细看竟是一具尸体，衣服编号还是同矿的工友，几个月前还分给过他一小块苹果。那张脸已经模糊了，只剩衣服上的码还认得出来。刘连仁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猛地闪过一个念头：再不跑，自己迟早也会变成这样，连个完整的尸体都留不下。
这一刻，逃跑的念头彻底压过了恐惧。
二、逃出矿井到钻进雪山
1945年7月31日，刘连仁和四个高密老乡——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杜桂香，悄悄聚在一起，商量逃跑。那时他们已经在矿上干了八个多月，对矿区大致环境多少有点门儿清，也知道周边是大山，山后面再过去就是海。
那天晚上，天阴，风大，矿井门口只有一个日本看守。他们咬牙盯着那个人，谁也不说话。有意思的是，真到了那一刻，反倒没人再犹豫。几个人对视了一眼，悄悄摸起几块大石头，憋着气扑过去，朝看守脑袋砸下去。那人重重栽倒，连声叫都没喊出来。
门一推开，外面就是黑压压的山林。
五个人像撒开的野兔一样冲进山里，慌不择路。跑出一段，确认后面追兵没赶上来，这才停住喘气，在一块石头边上对天发誓：不管后头怎样，算是结拜兄弟，同生共死。
只是山里没有粮食，人是要吃饭的。头几天，他们靠山里的野菜、野果撑着。北海道夏天短，山里植被却不少，苔藓、蘑菇、野韭菜，碰见什么吃什么。可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大伙合计着，总得冒险下山弄点粮食。
某天夜里，他们摸到一片种着土豆的农田，正挖着土豆，被远处灯光一晃，紧接着传来喊叫声。日本人发现了动静，拿着枪冲回来。五个人慌忙逃窜，黑灯瞎火，方向乱了套。结果，邓撰友和陈增福落在后面，被抓了回去。
又过了几天，山里搜捕加紧，刘连仁和另外两个同伴转移时，又遭遇搜山队。枪声中，他们被分散冲散，两人被抓，刘连仁一个人侥幸钻进一道石缝。
短短半个月，从矿井逃出的五人，只剩他一个。睡在林子里，他听着远处狗叫和人的喊声，心里一阵阵发凉，想着：“再这样躲下去，还有啥希望？”他甚至盘算起自缢，解下腰间的草绳，绑在树杈上，在地上跪了几下，低声说了几句像是遗言的话：“娘啊，儿子不孝……孩子他娘，你好好活……”
绳子刚套上脖子，脚下用力一蹬，“咔嚓”一声，人摔到地上，绳子断了。那绳子本来就是日本人发的腰绳，粗糙又不结实，此前已经磨损多次。这下倒成了救命索。
他半天没缓过来，躺在地上大口喘气，心里隐隐有点说不清的感觉：既然连死都死不成，八成还得硬撑着活下去。就这样，刘连仁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又一次转身扎进山深处。
夏秋还好熬，野菜、野果还能找到，他偶尔夜里摸到农田，拽两把豌豆、土豆，胡乱生吃。运气好时，下到海边捡一点被冲上来的海带，晒干藏起来。那时候他也想过做木筏逃走，站在海岸边看着巨浪拍打礁石，又想到自己既不会划船，更不懂洋流，硬闯海路，多半只是换一种死法。
要命的是北海道的冬天。入冬之后，山路被雪封住，粮食来源一下子断了。他只好把夏秋捡来的海带晒干，堆在洞里，嚼着咽，不管肚子里翻腾成什么样，只要能撑过去那一口气。没有火，一切都是生的。胃被折腾得时好时坏，腹泻、浮肿也时常一块找上门。
就这么一步步，刘连仁从一个地里刨食的农民，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山里人”，甚至在当地人口中，成了“野人”。
三、十三年“野人”日子怎么熬
如果把鲁滨逊搁在北海道的山里，恐怕也要重新写一遍故事。
为了躲避风雪，刘连仁不得不学会挖洞。头几年他不会选地方，只知道随便找个背风的洼地刨个坑，铺点枯草就缩进去。等冬天大雪一盖，洞口直接被封死，人差点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他用手一点点刨，手背都磨破了，才弄出个口子钻出去。从那以后，他才明白洞口要选在稍高的坡地，还得留出一个备用出口。
洞里没有光，他便在洞口挖一个小缺口，让一点日光照进来，又在侧边挖出小格子，用来堆海带、土豆、野果干，算是临时粮仓。有时候，他几天不出洞，躺在里面裹着破布睡觉，真有点像动物冬眠，只不过他脑子是清醒的，耳朵也一直竖着，生怕听见人的脚步或野兽的喘息声。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山下偶尔遇见几个日本农民，有人远远看着他，又怕又好奇。1946年的一个夜里，他冒险下到一户人家附近，蹲在暗处看着炊烟，闻着熟食的气味，肚子里直响。等那家人进屋，他悄悄摸到屋后，捡到了一个旧小火炉和一口小铁壶，还有一点吃剩的土豆皮。第二天，他试着在洞口点火，把土豆烤熟。那一口热乎乎的土豆下肚，他竟然眼圈一热，鼻子发酸。
1947年前后，他在山路上捡到一把破雨伞。对一般人来说，这东西算不上什么宝，对于长期在野外挨淋的他，却是大件财物。有了伞，下雨天也能出去找东西吃，不用一直缩在洞里。
1949年，他又捡到两根针，破衣服终于可以缝一缝，不至于前襟后襟全是洞。1950年，一把小刀、一件旧军大衣落在他手上，小刀既能割草，又能防身，军大衣一裹，冬天里能多捱一会儿。看着别人用旧丢掉的东西，被他当宝一样往洞里抱，也能看出那十三年到底有多艰难。
山里有野兽，这是另一层威胁。有一回夏天，他为了找吃的跑得远了，傍晚找不到洞口，只好爬上一棵树，绑着腰带在树枝上打盹。半夜醒来，他觉得口渴，悄悄爬下树，刚落地，就发现前方不远有团黑影在晃。再定睛一看，竟是一头大黑熊。
那种时刻，心跳都能被自己听见。跑，马上会被发现；不跑，黑熊越来越近，也早晚得被看见。他猛地想起以前听过的话，说大熊不吃死人。于是干脆一咬牙，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压到最低。那熊走到他身边，用鼻子在他脸上嗅了嗅，似乎闻不到活人的气味，扭头就走远了。等它的身影彻底消失，他才敢缓缓吐出一口气，后背早被冷汗浸透。
另一回，他在林子边缘翻找野果子，突然看见一条胳膊粗的蛇盘在石头边。换在初到山里那阵，他早就拔腿跑了。可那一天，他已经几乎两天没找到像样的东西吃，肚子里空得慌。想了想，他摸了摸自己腰间的小刀，慢慢靠过去，盯准“七寸”一刀砍下去，正好砸中要害。蛇身剧烈抽动了一阵，软了下来。
那天他做了一个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决定——把蛇剥皮，生吃。没有火，条件不允许，只能硬着头皮来。腥味在嘴里扩散，胃里一阵阵翻腾，可他还是一口一口咽下去。吃完，他浑身发冷，到河边去洗嘴、洗手，水面倒映出自己的样子，连他自己看了都一愣：头发和胡子拖到胸口，脸上黑一块白一块，还沾着血迹和泥巴，眼睛却有点发光。试想一下，村妇突然在山道上撞见这么个人，哪儿还能站得稳？他这才理解前两天遇见的几个日本妇女，为什么尖叫着给他下跪——在她们眼里，眼前这个影子，恐怕比妖怪还吓人。
回洞以后，他用镰刀削掉一截长发和胡子，破衣一披，勉强有点“人样”。
十三年，说起来不过三四个段落，在山里却是一天天熬出来的。从1945年夏逃出矿井，到1958年冬天被猎人发现，刘连仁经历了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国内形势巨变，可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世界只有山、雪、野兽，还有时不时出现的日本人脚步声。他不敢下山探听消息，只能凭本能和求生欲撑着活下去。
从结果看，这十三年，确实把他磨成了一个“野人”。语言功能退化，说话结巴，舌头僵硬，甚至一度几乎开不了口。但也正是这十三年，让他从一个普通劳工，变成了后来那场诉讼里的关键证人——他的经历，用不着太多渲染，本身就是铁证。
四、归国、控诉，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1958年2月那天，猎人逃下山后，很快报警。当地警署组织人手上山搜查，在那个被雪半掩的洞穴里，把刘连仁找了出来。那时他裹着破衣烂衫，身形单薄，眼神却还算清醒。被押到警署后，他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挤：“中……国……山……东……高……密……刘……连……仁……”
日本华侨社团和日中友好人士很快介入。留日中国华侨总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多方奔走，为他安排住院、治疗、补给，替他向日本有关方面说明情况。中国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红十字会、中方驻日代表等多次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协调，1958年4月15日，刘连仁被送上“白山丸”号轮船，从日本返回中国。
轮船抵达天津塘沽时，码头上聚集了一千多名各界群众。那一刻，他这个在日本深山穴居十三年的“野人”，在祖国的土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下舷梯。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接见了他，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简单而分量极重的话：“祖国人民欢迎你回来。”
从1944年被抓走，到1958年回家，中间整整隔了十四年。回到山东高密老家时，他已是四十多岁的人。家门口那棵梨树，早已枝繁叶茂，果子累累。他的老母亲没能熬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棵树。更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妻子一直守着这个家，孩子也平安长大。当那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跑到他面前，喊一声“爸”的时候，在日本山里啃过海带、咽过蛇肉的男人，确实没忍住老泪。
那几年，他一度成了新闻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过他，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大约一千八百场报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他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讲自己怎么被抓、怎么下井、怎么逃跑、怎么在山里活着。听众很多是战后长起来的一代人，具体数字记不住，但“苦”“饿”“打”“冻死”“烧死”这些词，听一次记一次。
回乡以后，他还是干熟悉的农活，种地、搞集体生产，也先后被推举当过公社干部、村主任、高密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对一个出身普通农家的劳工来说，这算是命运给的另一个答案。
但他心里有根刺，一直没拔掉。
他知道自己那一批被抓到日本的劳工，死在矿井、冻在山坡、倒在工棚的人太多，能够回来的人，少之又少。那些名字、那些脸，很多都无处挂、无处说。如果只把这段经历当成一段个人遭遇，悄悄翻篇，未免太轻薄。
所以，在不少人的支持下，他开始不断提出一个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承认抓劳工、虐待劳工的事实，要道歉，要赔偿。这并不是为个人多要几块钱，而是给那三万劳工，给无数被害者一个名义上的公道。
1995年，距离他回国，已经过去三十七年。那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82岁的刘连仁，带着儿子刘焕新，再一次踏上飞往日本的飞机。这次不是被押，而是主动去，目的很明确——以原劳工的身份，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8月12日，他到了东京。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那天，东京最高法院特别裁判庭内，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白发斑驳的他，站在闪光灯前，提出自己的诉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赔偿两千万日元。数字看似不小，实际上折算到每一年、每一天，算不上什么巨额，只是一个象征。
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法庭上用自己的经历击穿日本方面长期掩盖的说辞。
然而，日本法院的回应却相当“离谱”。对于中国劳工问题，日方一些人坚持所谓“待遇不错”的说法，甚至拿出“每周休息、每月发新鞋、每周两盒烟、每餐四个菜”之类的说辞，对外宣称当年对劳工“很优待”。在这样的态度下，法院一度反问刘连仁：“日本人当年对你们那么好，你来打什么官司？”
听到这样的问话，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可刘连仁并没有情绪化，只是用不太流利的话，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讲：矿井里的死人、冻坏的脚、被狼狗咬死的工友、被烧掉的病人，还有北海道山里十三年啃生海带的生活。法庭记录员照样敲字，旁听席里有人沉默，有人低头，有人干脆抹泪。
1996年以后，他又先后两次赴日继续诉讼，坚持把这条路走完。对一个年逾八旬、身体早已大不如前的老人来说，这样奔波，本身就需要不小的决心。
遗憾的是，时间不等人。
1998年，刘连仁被确诊患上胃癌。医生说，他的胃基本烂掉了。联想到他当年在深山里长期吃生冷、食不果腹，胃病恶化到癌变，并不奇怪。2000年9月2日，他在高密家中去世，享年87岁。弥留之际，他反复对儿子交代一句话的意思：官司不能停，一定要打到底。
从某种角度看，他在法庭上的身影，到这时画了一个句号。但案子并没有到终点。
刘焕新接过父亲留下的材料，继续在日本打这场官司。2001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判决：认定刘连仁的遭遇属实，判决他一方胜诉，要求日本方面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共两千万日元。
这一次，舆论一片哗然。对于被侵略的一方来说，这只是个开始；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危险的先例。一旦承认一个，就可能打开成千上万起索赔的闸门。
果然，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推翻地方法院裁决，驳回刘连仁一方的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再次驳回诉讼。到这一层级，路径已经走完，法律上的可能性被堵死了。
从法律程序来看，这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官司。但从事实认定和历史影响来看，局面就复杂得多。一方面，地方法院的判决曾经承认了强征劳工和虐待的事实，等于给后来类似案件留下法律文书的依据；另一方面，中方民间对日索赔，有了第一个打到判决阶段的样本。
更现实的一点是，刘连仁走过的这条路，并没有白走。
2016年前后，在多起诉讼、谈判、社会压力叠加之下，日本三菱公司（此前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的实际控制者之一）终于宣布向当年被其强征的中国劳工及遗属谢罪，并给每位受害者或其家属支付十万元人民币。金额并不大，相比刘连仁当初提出的两千万日元，也算不上多么“慷慨”，但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态度的变化。
严格说，这并不是日本政府层面的国家赔偿，而是企业对历史责任的一种回应，性质有限，含义却也清楚：拖了这么多年，“完全否认”的口风已经很难维持。一家公司出面道歉赔偿，背后反映的，是现实压力，也是历史记忆迟迟不肯消失的结果。
刘连仁没有活着看到这一步。对他来说，自己争的那口气、那张判决书上的名字，已经足够说明一些东西。对于那些战死、病死、冻死在矿井和深山里的劳工来说，他站在法庭上那一刻，也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代表”。
回头看这一生，那年秋收路上的一块地瓜，把他和自家院子隔开了整整十三年；北海道雪洞里的那只断绳，又把他的命，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干过地里活，也在法庭上硬碰硬地对着日本政府说“不”。在那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中，他的经历算不上最轰轰烈烈的一种，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倔强劲儿，一直贯穿到生命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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