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孤独的大使：一个人带着一条狗坚守三年，改善生活靠挖野菜|中国|基里巴斯|外交部|小路|斐济|最大代表团|野菜

1992年8月，南太平洋上空的云层很低，塔拉瓦环礁外海的浪却依旧一下一下拍着珊瑚礁。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的中国使馆小院里，一面五星红旗缓缓落下，一个收拾好行李的中国外交官关上了门。院子里安静得有些不真实，只剩下一条金黄色的小狗在门口打转。

车开动的那一刻，小狗突然追了上来，拼命往前冲，眼看就要到大门口。车里的人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头去，没有减速，没有犹豫，因为心里清楚：这一次的出门，不再有“回来”的那一程。

这一幕，并不是故事的开端，而是三年坚守的终点。很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一位在海岛上“一人一馆”的中国外交官时，往往会想到他和狗的故事，想到挖野菜、吃青苔、一个人筹备招待会的细节，却未必清楚，他是怎样在那样原始的环境里，一寸一寸把中国使馆“从无到有”撑起来的。

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的起点，跟基里巴斯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从斐济说起。

一、一纸调令，把人“丢”到世界尽头

1989年年底，太平洋上另一头的苏瓦，还是一副安静的南洋城市模样。那时候，吴钟华在中国驻斐济使馆工作，节奏不算快，事务却不少。对他而言，南太平洋已经够偏远了，谁也没想到，很快他还要去一个更偏、更孤独的地方。

1990年初，新的任务下达。为了推动同基里巴斯的双边关系，中国决定在这个岛国建立使馆，需要尽快派人前往筹建。人选很“简单”——有经验、能吃苦、身体扛得住、心理承受力还得强。综合这些，名单上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吴钟华。

外交体系里，调令从来不是商量，而是服从。没几天，他收拾行李，从斐济飞往基里巴斯。飞行接近10个小时，从蓝色海洋到蓝色海洋，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真正的差别却在落地之后。

塔拉瓦岛，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细长珊瑚岛，最长处不到30公里，宽的地方几百米，窄的地方步行几分钟就能从泻湖走到外海。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晚上的岛上只有星光和海浪声——对于习惯了城市噪音的人来说，这种安静起初很新鲜，时间一长，却足以让人感到难以排遣的孤独。

更特殊的是，他不是来一个“现成使馆”上班，而是被安排去建馆。上级给出的要求很直接：尽快挂牌、尽快开展工作。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一人，一馆，一切从零开始。

二、三天建馆：外交官成了“全能工人”

按理说，使馆开馆至少要有一支小团队，分工明确，有条不紊。但那年在基里巴斯，情况完全不一样。由于房屋紧张，起初适合作为馆舍的房子安排在塔拉瓦外一公里多的贝霄岛，这里曾是二战时期战略要地，战后被简单改造为居民区和办公区。

时间却压得很紧。为了在3月前完成开馆，留给吴钟华准备的时间只有三天。电话要装，传真要调试，使馆牌子要挂，开馆招待会的请柬要送出去，菜单要设计，桌椅、餐具、酒水统统要准备，卫生还得自己打扫干净。说白了，从“总设计师”到“打杂工”，都是同一个人。

别人筹备招待会，是几个人分工合作，他只能把事情一条条默念在脑子里，再按顺序逐项完成。白天跑手续、盯设备、跟当地人沟通；晚上一个人对着空旷的房间想流程，预演细节。不得不说，这种强度，换作一般人，心理上就容易打退堂鼓。

招待会那天，贝霄岛上难得热闹了一回。受邀而来的当地官员、外使代表陆续进门，大家看着这座刚刚启用的中国使馆，多少带着一点好奇。更让人惊讶的是，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的，始终只有一个中国人。

有人笑着问：“吴先生，你们使馆就你一个人吗？”吴钟华也笑：“暂时就我一个，凑合先干起来。”表面轻松，心里却紧绷得很。他清楚，作为第一批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外交官，哪怕是招待会上的一个小疏忽，都会被放大、被记住。

好在准备充分，招待会从迎宾到致辞，从敬酒到送客，流程顺畅，没有跌跤。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他关上门，习惯性地绕屋子巡视了一圈，这才发现，衬衣早就被汗水湿透，腿也发僵，连坐下都要用力扶一把桌子。

招待会结束，并不意味着任务轻松下来。反而是从这天起，真正的“一人使馆”生活全面展开。对外联络、文件起草、情况汇报、来访接待，这些是本职职责；买菜做饭、采购物资、修修补补、驾驶车辆，这些也全落在他身上。使馆的房子要维护，有些基础建设还得自己设想、自己找材料、自己盯工人；该自己动手时，也不能怕脏怕累。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年里，他既是中国驻基里巴斯的临时代办，也是这里的“总务主任”“后勤主管”和“司机兼厨师”。这种多重角色的叠加，远远超出了普通人对外交官的想象。

三、一条狗，两棵树，几把野菜：孤岛上的日子怎么熬

工作可以压住一部分寂寞，但总有闲下来的一刻。塔拉瓦没有中餐馆，没有菜市场，更没有成体系的物资供应。岛上人世代以渔为生，主食是海鱼、海虾和椰子。刚来时，对新鲜刺身、烤鱼，很多外来人都觉得新鲜，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单一的饮食结构，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折磨。

吴钟华也经历了这个过程。起初，他还会和当地人一起尝试各种吃法，过了一阵，看到鱼就犯怵，肚子也总是别扭。有时候，仅仅是闻到那股味道，就觉得恶心。这时才真正体会到“没有菜”的痛苦。

转机出现在一次做饭的尝试里。某天，他心血来潮，教当地的妇女做红烧鱼。临时翻找能用的材料时，留意到院子附近有一种树，叶子被当地人随手采来当配料。煮出来的味道不像传统蔬菜，但多少有一点青绿的感觉。出于谨慎，他询问确认可以食用后，就像捡到了宝一样，小心翼翼地移栽了两棵到使馆住处。这两棵树后来成了他吃饭时的“精神支撑”。做汤时，撕几片叶子扔进去，味道未必多好，但看着汤里有一点绿色，心里踏实不少。

后面又听说岛上某些礁石边有可以食用的青苔，他专门找时间去海边，把这些青苔一点点铲下来，回到使馆洗干净、晾晒，有时炒一下，有时放进汤里。谈不上多美味，但对一个长期吃鱼的人来说，哪怕只是换个口感，都算是一种安慰。

这种“挖野菜”的方式，在外人看来可能多少带点浪漫色彩。可在当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生存办法。生活条件越简陋，人就越容易把目光投向微小的事物。两棵树，几片叶，一点青苔，撑起的不仅是胃口，还有情绪。

孤独的问题，则在另一条路径上慢慢有了缓解。刚到基里巴斯不久，当地警察局长看他一个人实在冷清，送了他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狗。工作忙的时候，他把小狗放在门口，自己外出办事，小狗就安安静静地趴着，养成了“守门”的习惯。

某天傍晚，他像往常一样回到住所，却发现门前空空如也，小狗不见踪影。他在屋前屋后找了一圈，又在附近绕了一段时间，仍然没发现，也就只好先回屋。到了晚上，小狗没有回来的迹象，第二天他向警察局长提起此事，对方半开玩笑地说：“你老不在家，它可能受不了孤单，自己跑了。”

这句话，说得轻巧，听在耳里却有点发堵。人可以强撑，小动物不会骗人。那一次，小狗没有再出现，这段短暂的陪伴成了岛上生活中一个小小的遗憾。

时间一晃到了当年的圣诞节。受外交部常务秘书邀请，他去对方家中做客。刚坐下没多久，一窝刚出生的小狗在屋里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他忍不住蹲下来逗小狗玩，常务秘书看出他的喜爱，顺口说：“你要是喜欢，就挑一只，当圣诞礼物吧。”这个提议来得很自然，他也就顺势答应了。

这只毛色金黄的小狗被带回使馆后，被取名叫“金娃”。这个名字有点讲究——“金”对应它的颜色，“京瓦”的谐音则集合了“北京”和“塔拉瓦”，把远方的故乡和眼前的海岛拧在一起。从那天起，使馆里不再只有海风和文件，还多了脚步声、喘息声和偶尔的汪汪叫。

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多说中文，他干脆用中文训狗。叫坐下、叫过来，都用汉语指令。时间长了，金娃听得懂语气，不见得懂每个字，却能体会主人的心情。有时候夜里海风刮得厉害，门窗晃动，他顺手摸一下狗的头，金娃就会安静地趴在脚边，这种安定感，是难得的。

命运有时偏爱开玩笑。某个阶段，金娃突然失踪了。具体哪天、什么时间不再出现的，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只记得那段时间工作更忙，往返贝霄岛和塔拉瓦之间，人前笑脸盈盈，回到住处却总觉得桌下空了块地方。直到邻居某天抱来一只模样极为相似的小狗，说是在附近捡到，看着像他的“那条狗”，问要不要收养。他只摸了两下狗头，就决定留下来，同样叫它“金娃”。

这一次的金娃，从进入使馆那一刻起，一直陪到他离开基里巴斯。时间长了，人和动物之间，已经不需要太多语言。有时候他忙了一天，回到院子，狗只要摇摇尾巴，围着他转一圈，这一天的疲惫就少了几分。

四、战场遗址上的使馆：隐患、决断和一条通往大海的小路

贝霄岛并不是个普通的小岛。二战期间，这里被日军视为重要战略据点，岛上修建了大量混凝土工事、防御设施，外围则有珊瑚礁作天然屏障。当年驻守的日军长官夸下海口，说这个岛“就算一百万人打上一百年也攻不下来”。

结果非常现实。1943年11月，美军调集百余艘各型战舰，在海面上排成一个庞大的攻击阵列。每天对岛上投下的炸弹重达百吨，持续了足足十个月。等到真正登陆作战时，美军只用了三天，便夺下了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据点。

战争结束多年后，贝霄岛上的大量钢筋水泥残骸还躺在那里，更棘手的是，那些没有爆炸的炸弹，有的被简单处理，有的则深埋地下。当地人心知肚明，岛上规定严禁用明火烧垃圾，以免引发悲剧。

对于驻在这里的中国使馆，这些隐患绝不是纸面上的故事。开馆后不久，在招待会的第三天，当地警察局的人匆匆赶来，告诉吴钟华，在使馆不远处发现了一枚重达500磅的炸弹，需要立刻疏散周围居民以及使馆人员，等外国专家处理完毕再回来。

这一回，他和邻居们一起被送到塔拉瓦岛上“躲一天”。这一天，他在岛上四处走动，在海边待着，心里却一直悬着。等到傍晚传来“已经排除危险”的消息，大家才陆续返回。回到使馆，看着不远处被挖过的泥土和封锁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后怕。试想一下，如果炸弹是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那一晚，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海风呼呼地吹，狗趴在脚边半睡半醒。他心里清楚，贝霄岛从地理位置看有优势，但从安全角度看，绝不是久居之地。权衡再三，他做出决定——必须在塔拉瓦另找地方，重建使馆。

找房子并不容易。塔拉瓦土地有限，可用的建筑不多，又要考虑安全，又要兼顾对外形象。当时的条件所限，他先从一栋条件很普通、甚至有点简陋的草房开始，将其作为新的基础。

过程有些像“摸着石头过河”。从选址、设计布局，到外墙、院落、旗杆的位置，他都要一一考虑。手头预算有限，物资更难，很多材料要一点点采购回来，再让当地工人施工，自己全程盯着。有时候，外面晒得发烫，他站在院子里看着工人砌墙、铺地，汗水一滴一滴往下掉，脑子里却不敢松劲，生怕某个细节没照顾好，影响安全或使用。

最终，新的使馆院落在塔拉瓦成形。考虑到国家形象，院落外观尽量端正大方，院内的布局尽可能整洁。五星红旗升起时，在岛上显得格外醒目。当地人路过，会好奇地抬头看一眼，有的孩子干脆站在不远处看完整个升旗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花了三个月时间，在使馆后面一点点铺出一条通向海边的小路。礁石多，地面不平，常常要搬石头、填缝隙，干的就是最原始的体力活。有人问他，这条路花这么多心思，是为了方便散步吗？他的回答很简单：“从这里走到海边，看着那片海，就会想到远方。”

对于基里巴斯的普通居民来说，这条路只是通往海边的其中一条小径；但在吴钟华的理解里，它象征着另一层意义——从中国通向太平洋，从一个远方大陆通向这片散落在海上的岛屿，连接的是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是中国外交官在海外的存在感。

五、离别那一天：三年酸甜苦辣，化成一句简单的话

到了1992年，三年任期将近，他接到调令，需要离开基里巴斯。消息传开后，基里巴斯各个层级的官员开始陆续安排形式各异的送行活动，有的请吃饭，有的办小型聚会，有的干脆在家里摆上一桌简朴的宴席。日程排得密密麻麻，几乎每天都有安排，一直忙到出发前一天。

对当地人来说，这位中国外交官实在有点特别。岛不大，消息传得快。他一个人办馆，一个人出席各种场合，一人扛起所有工作的情况，早已不是秘密。有人打趣说：“在塔拉瓦，如果说有一个外国人，既是大使馆的负责人，又是司机和厨师，那十之八九就是吴先生。”

基里巴斯外交部还组织了一场正式的欢送会，规格不低。会上，外交部常务秘书代表官方致辞，在众人面前这样评价他：“在塔拉瓦岛上，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吴先生，没人不知道吴先生一个人是怎么工作的。”这句话听起来朴实，却很能说明问题。对于一个人口不过十几万的小国家来说，一个外来人的身影能渗透到社会各处，靠的不是宣传，而是日复一日的事务和接触。

欢送会结束后，回到使馆，小院的气氛反而比以往更安静。行李已经收拾得差不多，文件分类装箱，该交接的工作也一一理清。剩下的，就是等最后一天升旗、降旗，等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