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教授
王云龙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非人行动者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兼论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 | 文军、王云龙
责任编辑 |何钧力
社会学惯常以人为中心去构建自身的学科使命与目标愿景，但是随着大量非人行动者的涌现，一种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应运而生。该范式旨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与物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格局，充分聚焦“人—非人”行动者的互构实践。通过梳理相关理论脉络及分析前沿研究议题，本文重点对“智能模拟与人机交互”和“伴侣动物与情感关系”两类议题进行具体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超越人类主体的中国社会学探索。面向未来，如何基于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提炼兼具本土解释力与全球对话能力的知识体系，将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任务。
中国探索1988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在《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上发表名为《人类与非人类的融合：闭门器的社会学》（“Mixing Humans with Non-Humans: Sociology of a Door-Closer”）的文章，为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该文基于对技术物（门闩）的深度剖析，不仅揭示了传统社会学长期忽视的非人行动者的作用，还敏锐地指出非人类（non-humans）将在未来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界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Latour，1988）。自发表以来，该文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关于非人事物的研究热潮，相关研究最初关注非人类本身，后来逐渐形成“人”与“非人”互构共生的“超越人类主体”（more-than-human）的研究视角。可以说，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理论范式不断革新，研究成果更是在21世纪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本文将介绍什么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梳理和总结超越人类主体社会学的理论演进、发展特征以及当代研究议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拓展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视野，立足中国社会的独特经验与价值语境，开展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建构兼具本土解释力与全球对话能力的研究体系。
一、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发展缘起及其影响
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被认为是一门推动人类社会协调发展与良性运行的学科。它根植于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并在研究和实践中以人及其构成的各种关系为对象，综合探讨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非人类事物尽管支持着人类的生存，同时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观念层面，其作用和贡献却常常被轻描淡写甚至是被忽视。如今随着世界从“全新世”（Holocene）转向“人类世”（Anthropocene），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科技前沿对人类认知极限的突破，还是全球气候异常、生态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造成的冲击，都表明各种非人类现象正凭借其压迫性的力量介入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乃至知识生产等各个领域。诸如人类与微生物的博弈共存、硅基系统与碳基生命的复合纠缠、气候波动与基础设施的时空错配等现象更是接连涌现。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各式各样的非人生命体平等地栖居于日常生活世界中（Kaaronen et al.，2023）。在这种情况下，若我们仍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那么对这些复杂现象的理解将越来越有“见树不见林”之憾。因此，伴随着21世纪“不仅只有人”的学术思潮的兴起，一种“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more-than-human sociology）研究转向应运而生。这并非一门全新出现的学科分支，而是旨在唤起社会学对于非人类物种/生命的体认以及对人与非人互构实践的聚焦。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主要在认识基础、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范畴等方面凸显了自身的特征和价值。
首先，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要求重构社会学的认识基础。面对“人类世”背景下由技术与生态剧变所衍生的复杂社会事实，传统社会学的学科想象及其预设的“社会—自然”“主体—客体”等二元框架日益显现出解释力的局限性。为了回应这一危机，学界也先后涌现出“拟人”（anthropomorphism）、“类人”（human-like）、“超人类”（trans-human）、“后人类”（post-human）、“非人类”（non-human）等概念。然而，拟人化策略主要是将人类的心智投射到非人类身上，从而将之合法化为可互动的他者。正如萨克（Eugene Thacker）所概括的，“生命由主体投射到客体中，由自我投射到世界中，由人类投射到非人类中”（Thacker，2010：5），结果便是众多非人事物虽然深刻地影响社会日常生活，但自身的能动性却被替代为人的情绪或人所被赋予的意义。同样，类人与超人类、后人类等概念虽然旨在描述那些在功能或情感上近似或超越人类的人造物，但其思考坐标始终未能脱离人类作为中心的隐性尺度。而非人及其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于近年来掀起了一波学术研究热潮，却在突破人类作为唯一价值主体藩篱的同时，又不自觉地陷入物本主义的叙事中。可以说，上述思考本质上仍面临“以人为尺度”还是“以物为尺度”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二分的问题。不过，本文所阐述的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并非简单地将视角从人转移到物，也不是用非人类中心取代人类中心，而是遵循关系互构的辩证逻辑，致力于识别、追踪、辨析“人—非人”的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实践共同编织的社会事实。在此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属性、意义并非任何一方固有的本质，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建构的，进而扩展了社会学的认知视角与解释框架。
其次，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边界。从整体层面看，它挑战了将非人类视为背景或从属物（物被人驱动）的既有理念，转而强调非人类实体同样具有的能动性（人也会被物影响）。这一取向并非对“人”的否定，而是将非人类也视为社会分析中不可化约的重要行动单元。例如，加拿大社会学者麦克法兰（Craig McFarlane）在探讨社会关系中的非人类角色时，就明确强调了社会理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非人类纳入社会学研究体系中的必要性，同时还指出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对象恰恰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自然生命以及机械产物（McFarlane，2013）。沿袭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理念，学界在后续的发展中又将之逐步扩展至动物、植物、微生物、全球变暖、生态污染等诸多事物。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将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对象概括为自然物、人造物和超物体三种类别。
再次，就理论与方法而言，与其他社会学领域在萌芽时期的状况一样，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相关理论体系的滋养，同时也进行了不懈的反思和探索。格鲁辛（Richard Grusin）曾指出，达尔文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物种遵循相同自然法则的洞见，为打破人类例外论奠定了重要基础（Grusin，2015：viii）。当然除了生物属性与物理功能之外，社会学者更关注的还是非人事物在具体应用场景与实践场域中所凸显的主体价值及其能动意义。因此，在后续发展中，无论是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还是活力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等，尽管其阐释原点有所区别，但都是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对于“人”与“非人”之间互构命题的探究（Hendlin，2023）。在众多思想源泉中，真正使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属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在经典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似乎只有人类才能称得上是行动者，而拉图尔则进一步扩展了行动者的定义，强调给予非人类“比传统自然因果关系更为开放的主体性”（Latour，2005：10），并将分析视角移至人与非人共构形成的行动者网络，超越二元对应之疏漏，继而关注二者的深度联系和演化。但总体来说，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论建设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在方法论层面，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一方面主张从“社会建构论”转向“物质实践论”，通过场域感知与在地实践等方法实现对非人类事物的具身体察；另一方面，从“人类的独白”转向“多物种对话”，借助跨学科工具和多物种民族志等，尝试倾听并转译非人类之物的内在独白，达成对人类与非人类在邂逅过程中的深刻理解。在研究尺度上，这一取向还特别注重在非人类实体持续变动的过程中，追溯不同时段、不同情境下与研究主体紧密相关的人、事、物等各类线索，以便求得整体性把握。
最后，延续上述思考，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在经验范畴上主要遵循二元关系论：一方面关注非人类实体如何重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探索非人类存在及其实践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就目前而言，这一研究范畴已初步得到学界的认同。可以说，没有纯粹的、不被社会文化浸润的非人类存在，也没有不交织着非人类实践的人类社会。非人类并不是因为外在功用（utility）而被动地卷入社会之中，它们本身就是编织社会意义与权力网络的构成性力量。综上所述，人与非人将始终处于相互依赖的生成性平衡状态中，而在二者之间发生的“纠缠”（entanglement）既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也彰显了该研究视角的优势所在。
此外，“超越人类主体”本身也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比如，沃特莫尔（Sarah Whatmore）提出的“超越人类主体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y）构思开启了一场21世纪探究非人类现实的“新文化运动”（Whatmore，2006），其他诸如超越人类主体的政治学、经济学等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可以说，相关学科的进展给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参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并非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传统的背离，而是旨在通过对一系列非人主体的拓展与补充，使社会学者更加全面地把握社会的真实图景，从而有效识别并应对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挑战。
二、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论演进与发展特征
（一）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论演进
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续争鸣、动态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得以发展。纵观社会学学科史，非人之物一直存在，但由于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其在理论预设中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客体地位。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基调，从而打开了广阔的理论阐释空间。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人类毫无疑问地拥有主导性力量，社会的范围更是被牢牢限定在了由人类驱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论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还是批判主义，彼此之间形成的共识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构成的各种集合状态。社会学家们并不擅长探讨非人类议题，且认为这是应当留给自然科学家的领域。例如，迪尔凯姆（2009）就主张将社会视为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除此之外的生物体系以及更广泛的非人存在，都与社会学无关。韦伯（2019）指出，社会互动所需的主体意识与意义理解能力只有人类才具备，社会学仅需要关注理性的人类行为即可。此外，在关于人的无机体（man’s inorganic body）论述中，马克思更是将自然视为生命活动的直接手段、物质对象和工具（Clark，1989）。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体系虽然为社会学跻身社会科学之林提供了入场券，但也在无形中推动了主体—客体、社会—自然、文化—物质之间的二元对立态势。在这种体系下，人类拥有着一种凌驾万物的地位，而非人类存在则成为了被排斥的外来之物。
20世纪60年代以降，全球现代性发生了巨大变革，人类中心主义认知逻辑与社会发展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对经典社会学的预设发起了挑战。随着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出现，非人类物质的力量重新获得关注。虽然新物质主义理论由各个流派汇聚而成，但总的来说，该理论一方面旨在反对传统物质主义理论将非人类事物放置在人类视角下进行理解的狭隘视野，以及认为客体对象的行动能力由人类确立的思维桎梏，另一方面则意图把非人类物质从中解放出来，转而从客体事物自身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如何积极地参与社会塑造。这些新鲜、生动、有趣的非人类物质不再被看成充满惰性、刻板的存在，而是被视为拥有生命力的主体，社会学之所以要去研究非人类物质，也正是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拥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与此同时，建立在人类例外论基础上的新环境范式更为明确地提出，人类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相反，人类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大自然的（Dunlap & Van Liere，2008）。因此，在后续演进中，“物性”对于“人性”的塑造意义得到了空前强化，人类甚至被理解为物的一种，整个世界宛如由异质性物质构成的整体。全新的进路不仅探讨了“非人之物是什么”，还致力于探索“非人之物做了什么”。的确，从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角度来看，是物在解释社会，而不仅是人赋予其意义。尽管技术进步可能在短期内突破自然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法则的失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仍然受到地理、气候、生物等因素的限制。就整体而言，虽然物本主义视角使得非人类事物的能动性及其现实影响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但将人化归为物的构思本质上仍未能突破人类—非人类相互对立的结构范畴。
为了从根本上破除上述二元窠臼，拉图尔创造性地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并主张不再从因果关系上寻求所谓的社会解释因素，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平等地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实体如何通过关联（associate）、转译（translation）和组装（assemble），实现对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物质、社会与自然等二元结构的再配置。如果说传统社会学仅局限于人类社会系统的优化，而将非人类实体视为亟待支配、干预和改造的对象，那么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视域中，人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重要他者”。在后续的发展中，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赛博格”与“伴侣物种”的著名宣言则系统阐释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物与无机物等物种间相处共存的实践逻辑。在她看来，多物种之间的关系应该被视为一种在“摄受合生”的动态网络中共同构成、共同进化的过程。这不仅体现了人与非人类的相互依赖，也揭示了宇宙间万物生长、发展的普遍规律。总体来说，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论建设至今仍处在一个持续探索的开放性阶段。为了进一步刻画非人物种的能动性，近年来还有不少后现代社会学家纷纷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扩展与延伸。基于上述梳理，本文尝试将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本体预设上，注重挖掘非人类的能动性。如果说传统社会学总是不自觉地站在人的角度，那么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则是使研究目光兼顾到非人，并试图发现以往未曾注意的自然物、人造物和超物体是如何参与并建构社会世界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学对于物的研究应一方面去看人进行了何种物质—话语实践以让物成为物，另一方面去看物在内在作用中如何又回过头来定义了人（郑作彧，2023）。当然这并不是指非人类事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心智，而是强调其同样拥有制造差异（make differences）的能力以及介入并影响事件进展的行动者地位。
二是在认识基础上，秉持人与非人的互构性理念。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虽然致力于将物带入具体的分析视角中，但并不是走向唯物质论，而是超越人与物的简单对立（Fox & Alldred，2022）。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视野下，所谓的“中心”得到了消解，主体间的双向交互替代了单向的客体定位，这样既扭转了此前理论中人类价值吞噬物质的局面，也规避了“除物之外再无其他”的激进目标，体现一种万物共生的学理姿态。
三是在研究取向上，强调动态生成的过程性思维。除了重塑人与非人的关系图式之外，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还主张将社会实体关系视为一个在实践中持续展开的过程。尤其是随着全球流动速率的提升，外部世界始终处于变动生成的状态中。诸如自然实体与行动要素等更是时刻发生着重组与纠缠，并呈现旁枝逸出、无限延展的特征。基于此，“物生成而不是物就是”自然成为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的研究立足点（Lopez et al.，2025）。这就需要从对普遍结构的追问转向对特定情境中“正在发生之事”的辨析，进而更好地回应纷繁复杂的关系性事实及其变迁本质。
（二）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发展特征
从早期对非人类议题的关注，到后来一系列关于人与非人互构事实的理论剖析，再到逐渐发展出相应的实证研究，超越人类议题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学界的热点之一。为了更好地呈现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转向的总体特征，本文对关键文献以及学界动态进行了关注与追踪。在关键文献方面，自社会学家拉图尔等人提出将非人技术物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以来，这一思想观点在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中历经了多年沉寂。直到塞鲁洛（Karen Cerulo）在《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发表《社会互动中的非人类》（“Nonhumans in Social Interaction”）一文，正式在理论层面有力地论证了引入非人类议题的可行性及必要性（Cerulo，2009）。在她看来，以非人类作为研究对象与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并不冲突，既然要剖析社会，那么对非人类的关注就不应该缺席。不过，塞鲁洛虽然实现了对社会意涵的扩充，但本质上仍是将非人之物定位为人类的行动媒介或符号资源，即“社会互动中的非人因素”，而非“以非人类为主体”的社会学进路。后续的学者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了进一步思考，相关成果首推皮廷恩（Olli Pyyhtinen）出版的专著《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一种新社会学想象力》（More-than-Human Sociology: A New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其中作者不再满足于将非人类视为背景或是中介因素，而是倡导从关系取向出发，系统审视人与非人的交互作用，以期获得一种整合性的理解（Pyyhtinen，2016）。当前，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正以革命性姿态重塑着社会的构成基础，在智能化、信息化的复合逻辑下，超人、类人、非人等实体已然演变为重要的社会性存在，从而使得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学术价值愈发显著，也顺势推动着社会科学界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在学术主题的研讨方面，2012年5月，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举办的“21世纪研究中的非人类转向”（“The Nonhuman Turn in 21st Century Studies”）会议被视为社会科学的非人类转向在美国的标志性事件。同年11月，由查理大学举办的跨学科会议“社会科学中的非人类存在III：过去的轨迹与未来的展望”（“Non-human in Social Science III：Past Trajectories-Future Prospects”）对于将人类重新定义为“混合实体”（hybrid entities）的倡议，更是在欧洲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热议。就我国而言，2025年1月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明尼苏达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参与的“四海为学”圆桌会议也将主题定为“思考非人类”（“Considering Non-Humans”），期间不同国家、文化以及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分享了关于非人类的最新看法，与会学者特别指出，新兴技术的井喷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使得人与非人类的关系衍变为愈发重要的理论议题，未来研究还需要密切关注这种新兴动向。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尝试从本土经验视角出发，有组织地介入这一前沿议题的全球对话与知识生产中。另外，国外的个别高校还于近年开设了相关课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在2024年推出了“自然与技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Nature and Technology: More-than-Human Sociology”）选修课。课程大纲显示，通过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的讲授，教师旨在帮助学生对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权力和生物政治等社会学议题进行“再思考”，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物质的关系作出“再理解”。这类课程的出现同时也预示着超越人类主体的研究视角正在被转化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从而使后继学者培养一种面向人类世的思维理念。上述经典著作和学界前沿动态为本文梳理这一研究转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了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趋势，归纳并总结其发展特征，本文进一步选择了目前收录信息比较全面且认可度较高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并对其中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筛选后的数据库共包含2506篇文献，这些文献的总被引频次为32409次。随后，本文根据标题和摘要，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235篇，由此构成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数据基础。综合来看，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相关发文量总体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受到20世纪末新物质主义的影响，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逐渐发展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也与本文的理论梳理线索大体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在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同一时期超越人类主体的地理学学术出版物数量为6777篇，几乎是社会学相关研究的3倍，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从侧面体现出社会学对该领域的探索在未来仍有较大空间。
此外，通过分析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的文献可以发现，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还吸引着诸如地理学、生态学、动物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同时，与21世纪初的研究主要聚焦非人事物的单一趋势相比，近年的相关研究总体呈现多种议题齐头并进、方法论和研究工具不断创新、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互相促进的局面，共同塑造出了一种超越传统二分框架的社会学新见解和新洞见。概括而言，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是转向以关系为本体的研究思路。以高扬人类主体性、坚持主客体划分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已然随着赛博格、元宇宙、身联网等混合体的出现而变得岌岌可危。于是有学者提出，若继续将社会视为内部割裂、封闭静止的载体，只会加深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裂痕（Foster，2025）。为了更好地分析全新的社会现象，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需要立足于关系本体论，基于“人—非人”的互构逻辑深刻体察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背后蕴含的规律。这也彻底扭转了从单一实体属性出发研究社会的惯用思路，使“关系”本身成为理解社会构成的基本分析单位。倘若离开了关系，社会也就失去了应有之义。
二是突出实践取向的技术路线。传统社会学致力于对社会作出解释性理解和各种因果性说明，学界的目光也大多聚焦于理论的普适性。然而，全球变暖、气候危机、新发传染病等复杂性事物不仅无法被直接测量，也难以凭借经验感知。于是部分研究者开始主张发展实验性技能，通过谋求积极的技术干预和行动介入，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挖掘人与非人“接触地带”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McLeod，2014）。与此同时，基于反思性实践深化对人类与非人类交互现象的理解，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既主张从经验中提取社会规律作为行为参照，又力图通过实践反馈改进对规律的认知，最终增强社会学的现实建构能力。
三是加强研究范式的学术自觉。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正在实现着从“理论无意识”到“理论自觉”的转变，同时在学术成果与方法论进展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突破。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研究范式的建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当然，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及单一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传统，才使得这种超越性思维迟迟未能被纳入主流研究议程中”（Pyyhtinen，2016：10）。因此，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吸引力、创造力不足，其作为当代社会学思想的“新发明”本身兴起的时间就较晚，故研究范式的确立正在路上。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诸多观点已于近年来陆续出现在主流社会学刊物中。于是有学者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更高期待，认为未来不仅要增加出版数量，更重要的是加快建立相应的研究团体与组织，从而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其中，实现对研究议题的持续创新（Ergene & Calás，2023）。
三、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核心议题与研究呈现
为了进一步呈现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热点分析，结果发现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涵盖了人工智能、自然生命、活力物质、人类世、跨物种等诸多方面。本文参照相关权威著作的主要研究框架（Latour，1988；Cerulo，2009；Pyyhtinen，2016），同时结合文献分析软件的统计结果，归纳并总结了四大核心议题。其中，“智能模拟与人机交互”作为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前沿转向，旨在探讨拥有具身能力和拟人特质的智能体等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协作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的塑造作用。“伴侣动物与情感关系”同样属于当前的研究热点，该议题意图超越将动物视为客体的功能性认知，转而聚焦人与动物的情感互动，关注其对传统亲密关系与社会交往模式产生的深刻影响。“环境不平等与物际正义”在研究谱系中占据着基础性位置，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主张突破用人类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环境的视域局限，并将公平正义的伦理框架从人类社会延伸至非人类自然界；在实践上力图综合跨学科视角与地方性生态知识，系统考察环境污染、资源负担等在人与非人复合网络中的分配失衡问题，最终使隐匿的自然生命重新进入公共视野中，推动跨物种生态秩序与权利体系的确立、完善。“病毒扩散及其社会性影响”这一议题则致力于揭示病毒等非人类存在如何在传播与扩散的过程中穿透固有生物边界，通过与人类的跨界互动实现对社会生活模式与组织形态的重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病毒与公共交通网络、人口跨区域流动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其对传统以人为中心、稳定固化的空间认知模式的冲击。新型病毒对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治理结构的挑战，以及疫情扩散所引发的社会区隔与集体信任危机等内容，为理解风险社会中非人类物质对人类社会的型塑作用提供了关键线索。
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议题并非孤立静止，而是在自身的演进中呈现渐进式发展的脉络。具体而言，尽管上述议题均立足于“人—非人”的互构性范畴及其社会性后果，但早期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纯物质”形态的非人类存在，这类非人事物与人类的互动本质上属于物质—实体的跨界关联，甚至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中介作用下，还与环境社会学、风险社会学等学科分支形成了呼应。而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化，当前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则逐步转向具身智能、伴侣动物等具备“类人类”特质的非人事物。后者不仅在情感、认知与交互模式上挑战人类的独特性，更将人与非人的关系模式从以往物理层面的“作用与反作用”推进至共同演化与协同共生的新阶段。特别是在数智化转型与情感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人与人工智能、宠物等的关系尤为值得探究。因此，本文将重点对智能模拟与人机交互、伴侣动物与情感关系两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入剖析，以期更加集中地反映学科前沿趋势与时代关切。
（一）智能模拟与人机交互
智能模拟与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简称HCI）是现阶段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重点关注的前沿议题之一。传统社会学理论惯常将技术视为人类主体的延伸，然而随着人工智能体系的升级，不但机器自主化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智能体还开始作为与人类平行的行动者介入社会生产生活中。面对预期发生的互构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概括而言，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具身智能与人机协作，二是虚拟化身与人机拟情，三是伦理困境与人机治理。
对于第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智能拟真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的形成。与前阶段基于人工数据喂养和任务执行的离身型机器相比，具身智能体主要是通过身体感官（传感器）与环境交互实现自主学习，进而形成“感知—行动”实时互动的智慧机器（Liu et al.，2025）。它们不仅在外观上对人类进行仿拟，还能基于强大的内置神经网络和运动控制系统与人类进行沟通并作出即时响应。自诞生以来，具身智能体就在不断革新，从最初特斯拉开发的“Optimus”、波士顿动力的“Atlas”到宇树科技的“Unitre”等，它们逐渐在工业生产、公共服务、医疗养老等领域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社会刚需品。随着具身智能的发展，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协作也开始增多。机器人具备高速计算、精确执行的能力，而涉及复杂场景、模糊规则的决策工作则交由人类处理。其中的关键在于，具身机器能够理解人的指令、意图，人也能够干预和处理机器决策的结果，从而大幅提高合作效率。面向未来，随着计算能力的指数级跃升以及机器自主性的持续强化，技术将持续干预并融入社会发展过程，而人类也会不断创造新的技术应用，进而在人类与机器之间达成一种双向延展、协同进化的关系。
就第二方面而言，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化身与人机拟情。所谓虚拟化身（virtual avatar）主要是基于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制作生成的虚拟人类（Qu et al.，2025）。如果说具身智能体现的是“数字的生命化”，那么虚拟化身则表征了“生命的数字化”。从外部特征来看，虚拟数字人似乎仅仅存在于网络设备（如电脑、手机）中。但是就内部构造而言，它们可以通过复杂语义系统和强大的情感模拟机制，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焦虑、欢乐等情绪并予以适切回应。随着人类开始与虚拟智能体扮演的各种角色进行互动，人机关系也从赛博格式的肉体接合跨越到了精神交往。在很多互联网平台上，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喜好设定人物性格、外貌等特征，将虚拟数字人打造为理想形象，并在持续的拟情过程中将之视为朋友或恋人。例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发的AI伴侣“Replika”既能倾听人类的心声，又可以调整参数、训练迭代，以个性化的方式给予每位用户细致入微的陪伴。近年来，依托现实增强和高精度建模等技术，“Project December”平台还可以通过数字仿拟与让人们过世亲人进行对话，从而在人类与机器之间生成更加丰富的拟情类型。与此同时，尽管虚拟化身本质上无法复刻人类主体，但过度沉浸其中却会削弱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与维护深层人际交往关系的能力。面对人类主体间性被人机拟情关系侵蚀的现实，有学者提出，亟须对社会关系及其信任基础作出相应调适（Malfacini，2025），其核心诉求并不是让人机关系替代人际关系，而是让人们在虚实交织的环境中获得情感满足的同时，还能有效增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联结。
第三方面的议题表明，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着眼于人类与机器的日常交互何以可能，还会进一步剖析深度耦合的人—机行动者网络带来的全新伦理问题。尤其是当人工智能从早期的反应型工具演变为兼具自主决策与情感拟真的具身行动者时，它们已不仅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更拥有与之相似的自主学习与行动能力。但由于现阶段人工智能的行为逻辑还无法被完全研判，当出现技术故障或存在算法缺陷时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非预期后果。例如，在虚实互嵌的人机系统中，机器学习与演化过程一旦脱离人类的监督，决策逻辑便有可能偏离普适性价值准则，甚至产生过度功利化、缺乏基本共情能力等与人类情感、认知相冲突的表现。更为关键的是，现阶段的法律体系与道德准则主要是以“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面对智能体所造成的歧视、不公现象时可能会发生悬置。再加上算法黑箱的存在，这使得此类不可预测的人机脱节风险既无法有效地依照传统责任追溯体制予以界定，具体的事故原因也难以完全厘清。长此以往，由技术引发的信任危机甚至会导致社会伦理与道德体系出现裂痕。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有学者在承认人工智能作为社会功能性主体的前提下，提出了“多元道德责任”（pluralistic moral responsibility）的治理框架，旨在通过制度准入与伦理规则的编程，为算法设计者、设备运营商、机器使用方以及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等一切人与非人行动者划定出动态、清晰的责任边界（Symons & Abumusab，2024）。这种规范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包容非人技术主体的社会参与，同时还能捍卫好人类的身份内涵，最终推动社会迈向公平、开放的赛博文明形态。
（二）伴侣动物与情感关系
伴侣动物与情感关系则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重点关注的另一核心议题。早在1979年，布莱恩特（Clifton Bryant）就批评了社会学在非人类动物（nonhuman animals）研究方面的短视，认为应当探讨动物与人类的情感关联（Bryant，1979）。但由于动物在主流社会学脉络中常处于附属地位，这一时期的讨论大多停留在相关研究的背景或注脚中。如今，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动物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生物学上的功能意义，而是更加注重其社会性身份，即“伴侣动物”。具体的研究关注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伴侣动物如何推动亲密关系的变革；二是伴侣动物在新型交往模式建构中的作用；三是对跨物种关系与身份的新认知。第一个问题与英国社会学会动物—人类研究小组（BSA Animal-Human Studies Group）以及伴侣动物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ompanion Animal Studies）密切相关。两大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将非人类动物纳入主流研究议程，而且近年来在开展相关项目实践时都相继指出，动物之于人类的意义已从作为“附属品”的宠物角色上升至作为“必需品”的伴侣角色。这种称谓的变化并非简单的拟人化，而是反映出关系结构的调整以及情感模式的变迁。尤其是传统社会纽带的解体、社会流动速率的提升以及就业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个体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希望通过饲养宠物的方式获得稳定、无条件的情感支持。正如伴侣动物研究学会指出的，猫、狗、鱼、鼠等众多动物不仅发挥着强大的情感支持作用，也重塑了固有的家庭概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替代了孩子的角色。至此，不仅亲密关系的界定范围从以血缘为中心拓展到了跨物种共同体，而且家庭内部的责任伦理与关怀实践也得到了重新定义。调查研究显示，全球家庭动物数量已突破十亿大关，近一半的人将伴侣动物视为生命中最珍视的存在。作为彰显亲密意涵的行动，无论是对宠物的亲昵命名、训练与游戏互动，还是商业美容、护理与门诊救治，人们投入的金钱与时间成本均是基于日常互动中自然生成的情感羁绊，而非单方面的控制与规训。反之，除了情感支持外，伴侣动物还会在无形中影响着人类的品性。一项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同龄人相比，人在童年时期对伴侣动物的关怀实践既会使其在成年后表现出更强的责任感与同理心，还会使其在无形中对社会释放更多善意（Bosacki et al.，2022）。临床社会工作等专业领域更是开始通过动物辅助疗愈的方式服务案主，从而重塑社工传统的干预技术（Compitus，2021）。
关于“伴侣动物推动新型交往模式的建构”这一议题的研究也成为了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的研究要点。尤其是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都市中，伴侣动物不仅成为人们枯燥生活的慰藉，还是个体进行社会联结、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桥梁。由于多数动物都需要定期外出活动，社区、广场、公园内部的宠物空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个专属、具身的“附近”（Wodarczyk，2021）。在这类人与非人的互动场域中，人类关系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宠物间的嬉戏、玩闹，伴侣动物反而成为破除人际壁垒，建立低压力、低成本的轻量化社交网络的重要中介。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云”养动物也逐渐兴起，人们以网络为媒介，以伴侣动物为认同符号，通过分享养育经验与心得，将私人照料公开化，在虚拟空间中建立起相应的交流社群。同时，人与伴侣动物之间惺惺相惜、饱含温情的日常记录也被上传至社交媒体，感召并吸引着其他潜在成员的加入。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跨物种交往的时空边界，更催生出一种以非人类生命展演为核心的数字亲密关系。近年来，许多地方还在积极推动宠物友好型城市建设，其意义不只局限于基础设施的调整，更意味着城市正在接纳由人与非人共同建构的微观生活单元。尤其是对于外来青年而言，他们得以与伴侣动物一起通过一种自然的方式融入城市空间，从而更为直观地体验到被接纳的感觉，使他们在大都市的融入感、归属感得到显著提升。
就“跨物种关系与身份的新认知”这一议题而言，随着伴侣动物中“伴侣”内涵与外延的不断变化，人类对于自我、他者的认知方式也发生着根本性重塑。尤其是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畴中，伴侣动物不再是被动的情感容器，而是拥有独立行为逻辑的重要他人，其表达方式、日常习性乃至生命历程都会对人们的生活节律乃至价值选择产生影响。因此，人的身份不应先于关系确定，而是在与动物每时每刻的关系实践中得以构建。伴侣动物也不再是被审视的对象，而是成为了一面独特的反身棱镜，其核心便是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即主体身份认知（哈拉维，2025）。在与动物共同经历衰老与死亡的过程中，人们直面生命的流逝，从而反思自身对于永恒的执念。通过观察动物在现代生存环境中出现的适应难题，人们得以明晰“人类世叙事”所遮蔽的对于其他物种生存空间的挤压。可以说，正是由伴侣动物带来的反身性思考，促使人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身份观，以谦逊、平等的姿态重新审视自身和万物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超越”并非抽象的理论宣言，而是在与非人类他者的互动实践中实现对传统伦理责任、道德属性乃至自身存在意义的再理解。
四、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中国探索
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无疑为洞察人与非人互构而成的社会事实提供了新的分析进路。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受到西方社会思潮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后续的相关研究逐渐与最初的理论构想发生偏离，进而制约了新视角应有的解释力与应用性。若不加辨识地将西方学术思潮视为普适真理直接套用，便会忽视内在的张力与盲点，甚至使本土研究沦为附庸。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不仅孕育了大量人与非人深度勾连的鲜活实践，更催生出诸多亟待回应的新兴议题。因此，本部分将以对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批判性反思作为起点，在系统梳理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国内学术探索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对话能力的研究范式。这既是应对中国现实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本土实践推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根本性任务。
（一）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的困境反思
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最初旨在审视由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建构的日常生活世界，其革命性意义在于将非人之物从人类主体的认知阴影中解放出来，揭示异质性行动者相互转译、共同编织的社会事实。然而，这一极具革新意义的思想却在西方“权力/权利”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偏移。部分西方学者虽然高举超越人类主体的旗帜，却在行文中不加辨识地将生态危机、性别/种族等问题的根源归因于人类主导的价值体系，而非从资本逻辑、社会制度与历史语境的多重关联中揭示人与非人关系异化的根源。这不但在无形中弱化了人类作为共同受害者而非主宰者的形象，更掩盖了不同群体、地区在社会危机中承担的差异化责任。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发展到后期，关于人类中心的合理批判与否定人类主体价值的激进主张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为了在人与非人之间践行一种彻底的对称观，该范式在西方后现代语境的主导下甚至衍变为“人类退位、让物解放”的极端思想。尽管这种批判本身获得了某种道德正当性，但是对人的背离显然使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失去了基本的价值锚点。与此同时，在继承经典社会学洞悉社会运行状态、阐释时代发展规律之学科使命的前提下，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还侧重对一切人与非人互构现象的生成性意涵予以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而且与传统社会学范式相比，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之长恰恰在于突破了将社会事实简单归因于单一人类主体的认知局限，相关研究通过将自然、技术、动物等非人实体纳入分析语境，不仅还原出了更加完整的社会运行图景，也使那些被长期遮蔽的深层症结得以浮现（McLeod，2014）。然而，当研究范式的全部智识倾注于现象本身的描述以及复杂事件的解析时，反而弱化了对行动路径的探索以及变革性方案的追问。具体而言，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更多集中于“是什么”“为什么”的解释层面，却在“怎么办”“应如何”的实践层面严重缺位。倘若长期固守这种“重解释轻实践、强解构弱建构”的倾向，原本的范式优势便会逐渐沦为“无的放矢”的学术思辨。总之，上述问题不仅暴露了西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受其文化语境、价值立场影响而呈现的固有局限性，也为开启我国本土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必要前提与创新空间。
（二）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国探索
我国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学者们没有就该领域形成普遍共识，也缺乏像皮廷恩等人那样明确要开展一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开山学者（Pyyhtinen, 2016），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的缺席，相关的学术探索已然逐步展开。例如，邱泽奇（2005）在《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中就将技术视为具有“准行动者”属性的非人实体，旨在突破传统社会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框架，论证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的重构作用。文军（2024）在《重回“人”的新时代：构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中也明确提出传统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为中心，但未来人与非人的共存事实将对人的中心地位发起挑战。此外，环境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等领域近年来也涌现了不少蕴含超越人类主体意涵的研究成果。相关讨论虽未明确采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理念和方法，却已展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活力。为了更加清晰地勾勒中国社会学界相关研究的实然图景，下文将分别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和阐释。
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国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整体呈现散点式论述与本土化关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已有研究视野广阔，但大多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例如，环境领域的部分研究就突破了驯化自然的片面认知，转而从自然与社会双向塑造的视角探讨环境问题的成因以及环保政策的制定（陈占江，2017；洪大用，2022）。技术治理领域的研究也关注到了物联网、大数据等作为非人行动者所具有的作用，并聚焦人、技术、组织、制度等“人—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的协作效能与适配张力（吕鹏，2025）。再如，关于人与动物的讨论也逐渐转向跨物种情感关系的生成及其文化意义等议题（李升、邵雨齐，2025）。更有学者在分析城市中的人貉冲突现象时，提出要将非人动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纳入社会学的分析中心（吴迪、顾金土，2023）。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特色鲜明，主要偏向于对本土问题的观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既具有与西方现代化相通的特征，也面临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问题。中国社会学者关于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转译实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正是体现了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本土化探索的特点（文军、陈雪婧，2023；吕方，2025）。这些学术成果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人与非人的互构经验，也构成了中国本土研究对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就理论层面而言，中国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存在范式的适切性改造与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双重特征。一方面，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对行动者网络、新物质主义、后人类主义等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基础理论的译介、述评之上。但近年来学者们则致力于对其作出相应的调整、改造（谭宏泽，2023；王宁，2024），使具体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为本土经验事实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更能够为解读中国语境下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打开广阔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应用性研究数量的增多以及对于人与非人互构理念的逐步接纳，有学者尝试超越工具性的理论引介，围绕人与非人的关系内核作出批判性反思（戴宇辰，2023）。亦有学者从类型化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共鸣、异化、灾难、化用等四种“物—人”关系范畴，形象地勾勒出人与非人之间关系的辩证内涵（郑作彧，2023），等等。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学界关于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了稳步向好的总体态势，但还没能形成相对系统的研究体系，也尚未实现理论视角的统合。这些问题既对学界构成了重要挑战，也意味着该领域在我国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中国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虽源于西方对后人类境况的省思，但其核心视角应用于转型期的中国时，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与概念套用。特别是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与研究传统，难以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非人相互勾连的复杂事实。这就要求我们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追随，转向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追问。面向未来，中国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根植传统文化，提炼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标识性概念。早期的社会学本土知识构建大多关注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后者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于是学界主张在历史的纵深处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中汲取养分，通过提出关键议题与标识性概念的方式，回答中国经验中的独特问题（杨典、向静林，2022）。尤其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等中国传统思想本就蕴藏着文化与物质、社会与自然间的共生智慧。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还需要与生态治理、技术下乡、人机协作等现代化实践进行创造性结合，进而提炼出独具标识性的本土概念。例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始终遵循道法自然、生机合一的生态理念，由此提炼出的“生机治理论”也更能够凸显我国生态治理中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相互生成及转化的深刻意涵。总之，基于传统文化提炼的标识性概念不仅彰显了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中国文明底色，也为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与理论对话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人—非人”的关系互构中，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中国社会学自创立以来便将改善社会、促进人民的发展作为使命。无论研究视角、方法议题等如何转换，社会学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如今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对于周遭物质环境、技术媒介等非人类要素的关注与重视，也是为了在人与非人的互构关系中体察、理解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与发展困境。总之，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并非要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元理论，而是希望形成一种仍然坚持以人为中心但又充满包容性的研究洞见，探寻既尊重非人类行动者的价值又守护人类根本利益的平衡之道。
第三，立足中国本土实践，构建行动取向的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范式。鉴于我国当前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变革，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还需要坚持经世致用的社会学行动品格，不能仅仅止步于对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中凸显的人与非人互构性问题作出解释与说明，更要以实践性的姿态介入其中，自觉承担起破解现实困境、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比如在城市智慧治理实践中，既要优化人与非人在技术—组织—制度间的协同适配，也要推动技术伦理规范的确立以及基础设施的普惠供给，打造兼具治理效能与民生温度的数智服务格局。总之，这种从西方“重解释轻实践、强解构弱建构”到我国“解释与实践并举、解构与建构兼顾”的范式转型，无疑会成为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本土突破性延伸。
五、总结、讨论与反思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经典社会学致力于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变迁，却没有对非人行动者的重要性予以足够的认识。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的理论演进、发展特征及当代议题，清晰地呈现了这一新兴研究范式的基本轮廓，并将其与本土实践相结合，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路径。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拒绝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物本主义之间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聚焦“人—非人”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中相互纠缠、彼此塑造的内在逻辑。当然，它也无意建立一门以非人行动者为核心的独立学科分支，而是倡导一种兼具关系性与实践性的新研究范式。面向未来，这一新的研究范式需要在扎实的田野经验、深刻的理论对话与审慎的伦理反思之间保持平衡，并为理解和应对人与非人深度纠缠的时代贡献社会学的智慧。
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出现并非被动的学科内省，而是社会学面对非人行动者作出的主动回应。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Web 30”深度演化下，一些曾被视为人类专属的核心能力，正逐渐在非生命的异质载体上实现功能化呈现，大量跨层级、跨领域、跨区域甚至跨物种的社会事实更是深刻地挑战着社会学的传统构思。因此，为了更好地对各种非人类对象予以全面审视、综合分析乃至系统诠释，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还主张发展一套能与异质性行动者对话的方法体系。事实上，拉图尔等学者早期就曾尝试探索一条贯通人与非人的分析路径，却由于过多强调行动者的二元均等性以及人与非人的强对称性原则，引起了以柯林斯（Harold Collins）和耶尔莱（Steven Yearley）为代表的弱对称性倡导者的质疑（皮克林，2006：17-19）。尽管当时的双方都对文本意义上的非人能动性表示认可，但其核心的争议点在于：何以在实践环节中打破非人类的“缄默”？弱对称性倡导者尖锐地指出，若非人之物的意志无法被捕捉与表达，那么所谓的对称性就不过是研究者的自作多情，缺乏真正的实践根基。然而，拉图尔最终只是借助“拟客体”（quasi-objects）等含糊的概念止步于互生共现的哲学思辨，并没能给出详尽的操作方案（拉图尔，2010：59）。也正因如此，当下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始终将方法论创新置于关键位置，致力于发展出一套不仅能在理论上申明，更能在实际中践行的研究程式。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研究技术的创新与传统方法的革新。一方面，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人转移到“人—物”的纠缠，惯常使用的结构化数据和深度访谈便难以满足研究需求，于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开始转向对感知型数据的采集与信息转译工具的扩展。无论是环境传感器的电流脉冲、动物活动的肌肉电位还是社交媒体的语义湍流等，多模态的数据正在突破传统社会学的认知高墙，使那些悄然运作的非人类行动得以被真实地呈现与把握。在此基础上的非人行动者的数据分析环节则进一步延续了生成式社会科学（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的技术范式，即通过数据计算、模拟的方法，尽可能完整地还原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互动博弈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对传统质性方法的革新，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是以参与式观察、民族志为基础展开的跨物种知识生产，但同步引入了水下麦克风、增强现实设备（Accelerated Reader，简称AR）等工具，将诸如动物的声波交流、植物的化学信号乃至电子废物的物质降解节奏等非人类实体的“隐性表达”转化为可识别、可阐释的具象知识（Atchison & Head，2017），旨在突破人类独白式的研究传统，以更好地理解非人类的行为模式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上述方法并非单纯的技术手段，而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构成要件。
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学科研究也成为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此，学界需要在保持社会学想象力的同时，深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流合作，依托学科交叉的整合优势，使研究过程从单纯依靠人类语言阐释的惯习中解放出来，扩展跨物种分析视角。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也需要整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思路，基于多样化的数据拟真、解码，系统捕捉人与非人行动者间的动态交互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进路。这种跨领域的知识重组不仅是突破人类中心认识桎梏的内在要求，更是回应技术奇点与生态临界革命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方法论的革新也伴随着相应的挑战，如方法进步导致的数据殖民、算法偏见、表征暴力、认知剥削等风险，以及脑机接口对非人类生物可能造成的痛苦等，这意味着方法论创新必须与研究过程的反思、权力关系的洞察、责任归属的追问紧密结合，确保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在工具主义盛行的时代，始终保持对非人类主体的道德关怀以及社会价值理性的坚守。
限于篇幅，本文的部分内容未能充分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本土化探索注定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议题本身的碎片化特征，更在于研究涉及的大量非人类事实往往相互交叉、彼此重叠。因此，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如何明确自身定位，规避因对象泛化、身份模糊所造成的困境？又该如何突破传统建构主义的思维局限，实现对非人类的“非拟人”“非表征”呈现？相较于地理学界对非人类、超越人类等议题的重视程度，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学研究的受关注度偏低，那么日后又该如何有效提升学界认同度，使之逐步融入主流社会学视野？凡此种种，都需得到社会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反思，诸多未竟问题也有赖于更多学界同仁日后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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