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大清河北一带的庄稼刚刚返青，河道里却满是被战火打断的木筏和船板。对岸的村民一边修堤，一边盯着远处飘来的枪声，嘴里嘀咕一句：“又是哪路队伍打上了？”在冀中这片平原上，短短两年时间里，各种名目的武装此起彼伏，有的一夜成名，有的转眼烟消云散。就在这些杂乱势力中，有一支从“土匪味儿”很重的地方武装，一路跌跌撞撞，最后竟被纳入八路军建制，后来成了解放军一支主力团，这就是抗战初期的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之后改称华北民众自卫军的江东升部。
要说清这支部队的来龙去脉，绕不开1937年那个风声鹤唳的夏天。七七事变刚过，华北战局节节失利，前线部队被迫后撤，许多带着怨气的官兵、流散的溃兵，加上地方民团、土匪、乡勇，搅在一起，既是隐患，也是可能被改造的力量。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正是在这样的缝隙里生长出来的。
一、“七连兵变”：从掩护部队到“四大队”
1937年8月，华北战线崩得很快。东北军第53军奉命南撤河南，部队一退再退，留下第165团3营7连在河北雄县一带负责掩护。7连官兵多是东北人，家园早在“九一八”时就丢了，看着部队再次后撤，怨气自然不小。
更麻烦的是，连长孟某平日里打骂士兵、克扣饷银，早就结下死疙瘩。8月5日，在雄县小辛庄，7连一排长江东升联合二排长曹学敏、司务长左清臣和几名骨干，悄悄串联，发动兵变，当场处决了孟连长，全连九十多人集体脱离大部队。
这一伙人往北转移，经过白沟、泗庄，最后落脚在北沙口村。一路上，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在新城县东南乡抢掠过群众，在固安马庄劫掠时，还被当地民团团团围住。民团兵多，装备差；江东升这边枪好，人数少，双方僵持半个月，谁也吃不掉谁。
僵住的局面，是靠地方势力给解开的。北沙口村大地主陈丹桥出面调停，给这支流亡部队找了个名分——改编为新城县北沙口三十六村保卫团。既然挂了“保卫”的牌子，总要有个组织形式，于是按三个大队加一个特务队的架子建起队伍。当地人嫌叫起来拗口，索性叫他们“四大队”。
“四大队”总部设在北沙口村，总指挥是江东升，参谋长左清臣。一大队长张兴五驻毛公寺，二大队长郭洪奎驻辛桥镇，三大队长曹学敏驻堃上村，特务队长魏登高则留在总部附近。队伍表面算“保卫团”，旗号却很快换成了“抗日”。
四周散兵游勇、土匪头目、溃兵听说这儿来了支装备不错、号称抗日的队伍，纷纷投奔。白沟、泗庄、辛桥等地的民团头头也都来“拜码头”。人是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靠谁养？怎么养？
有意思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高明。四大队吃饭主要靠两个来源，一部分是北沙口周边村庄摊派粮食、经费；其余大头还是靠“出外活动”——到附近村攫取粮食财物，有时干脆绑架邻村地主家属，勒索赎金。短短几个月，这支原本挂着“抗日”牌子的队伍，行事方式越来越像一帮土匪。
就在这时，一个20岁的中学毕业生，带着一纸上级指示，闯进了江东升的世界。
二、地下党“接盘”：从土匪武装到“第十三路军”
1937年秋，新城工委书记刘佩荣，接到保属省委要求各地地下党员就地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心里盘算着：像江东升这样有装备、有人员的队伍，如果不能改造为抗日力量，反而可能成了大患。
刘佩荣有一个关键“关系户”——他的中学同学陈德音，是北沙口大地主陈丹桥的侄子。正是这层关系，让他和地下党员郑文明得以顺利见到江东升。刘佩荣说得干脆：“我们是知识青年，也想参加你们队伍，一起抗日。”对方是陈丹桥“举荐”，江东升不好拒绝，便同意他们入队，还让他们组织了一个“四大队政训处”。
一开始，刘佩荣没有急着伸手要兵权，而是从“嘴上和纸上”做起：办抗战小报，教官兵唱抗日歌，到村里开大会，宣传抗日道理。表面上看，是在帮“四大队”贴金，实际上，是在悄悄改变这支部队的政治面貌。
问题在于，江东升这些人还沉迷于“旧习惯”。白天，一帮人喝酒、睡觉、赌博，晚上出去搞绑票、抢劫。闲聊时，江东升还时不时感叹：“国军几十万都挡不住日本人，我这几百人能管啥用？”这句话给刘佩荣提了个醒：这帮人到底想不想认真抗日，真得打个问号。
疑虑积累到一定程度，刘佩荣和郑文明找了个“请假”的由头离开队伍，绕道去了安新县，找到刚从晋察冀根据地受训回来的保属省委书记张君，详细汇报了在四大队工作的情况。
张君听完，提出了两点：冀中地区，红军出身的孟庆山、东北军起义将领吕正操正在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十分缺干部；既然在江东升部暂时打不开局面，不如先把人转移到冀中主力那边去发挥作用。
接到这个指示后，刘佩荣火速赶回北沙口，与同志们一商量，决定留下唐保蘅、杨可材两人继续在四大队内坚持工作，其余人则前往冀中根据地参加河北游击军。刘佩荣本人，被任命为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政治部民运科长。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边人马刚走，那边江东升的队伍，又迎来了一轮疯狂扩张。到1937年底，通过吸纳溃兵、吞并民间武装，江部队员发展到三千余人，势力范围已经伸进新安县，和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刘克忠部开始出现摩擦。
矛盾越拖越大，河北游击军司令孟庆山决定动一动真格。趁江东升出兵攻打雄县城，他调集一万二千人包抄江部，将这支自视甚高的队伍打得一败涂地，当场生擒江东升和参谋长左清臣。
押到司令部的那一刻，江东升心里七上八下，既懊悔贸然攻雄县，又担心自己会被枪决。意外的是，他在司令部里看到了一个熟人——刘佩荣。
“原来你在这里？你们怎么走了？”江东升忍不住问。刘佩荣也不客气，回了一句：“因为你们不打日本人。哪儿真抗日，我们就去哪儿。”
这段对话，点破了问题的实质。刘佩荣随即向江东升介绍孟庆山的来历——红军出身、冀中抗日武装的重要领导人。孟庆山态度倒很耐心，他提出：可以放江东升回去，但有条件——回去后必须真正抗日，有多大力量打多大仗，部队番号要改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同时，刘佩荣回到江部，担任政治领导，以后重大事情要与他商量。
对这笔“买卖”，江东升和左清臣不难接受。第二天的群众大会上，他们公开承认过去抢劫百姓、消极抗日的错误，同意将“四大队”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江东升仍为总指挥，左清臣任参谋长，唐保蘅任政治部主任。刘佩荣、许硬、杨英、魏健等地下党员分任组织、宣传、民运、总务科长。
为了避免再与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发生地盘冲突，江东升把司令部从北沙口迁到了白沟——这是一处兵家必争的水路码头，北通容城，南接雄县。新番号、新地点，带来的是一个真正抗日的起点。
1938年3月初，第十三路军迎来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日作战。刘佩荣、左清臣挑出二百名精锐，夜袭日军占据的高碑店火车站，破坏铁轨，焚烧站房，俘虏了一名日军士兵和三名随军韩国妇女。第二天，驻高碑店的百余日军乘卡车来追，被引入事先挖好的陷坑，再遭伏击，只好狼狈撤回。战士们开着缴获的日军卡车满载战利品返回白沟，这一仗的影响，比缴获的物资还大——农民、学生、旧军人闻讯后，主动来投的人迅速多了起来。
就在这一系列胜利与扩军的过程中，江东升的心态悄悄发生变化，他开始不满足于“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的位置了。
三、“自立门户”：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高峰与溃散
高碑店一战后，短短两个月，第十三路军人数膨胀到近两万人。部队迅速变大，给了江东升更大的舞台，也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他不愿意继续做河北游击军下属的一路，而是萌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希望把部队改名为“华北民众自卫军”，与冀中其他主力并列。
对于这个改名想法，唐保蘅、刘佩荣等人起初坚决反对，担心脱离原有体系后，政治上会出现更多问题。考虑到争执难以在内部解决，1938年4月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召开时，刘佩荣专门向黄敬、吕正操、孟庆山汇报了此事。
几位领导的态度颇具针对性：改名可以，只要一条——必须坚决抗日。军区政治部还派出一个考察团，由组织部长张君带队，到白沟实地观察部队建设和作战情况。十多天走村串户、听群众意见后，张君在干部会上明确表示，同意第十三路军改为“华北民众自卫军”，并当众称赞这支队伍是真正抗日的武装。
1938年5月，改编正式完成。华北民众自卫军成立，总指挥江东升，副总指挥左清臣，刘佩荣任党代表，唐保蘅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及一个特务营。三个师长仍由原四大队三位大队长担任：张兴五、郭洪奎、曹学敏，三师的政治部主任分别是黄山虎、李士斋、王子卿。
短短一年，从一支兵变后形成的小股“残兵”，膨胀成拥有三师九团的大型武装，不得不说，这在冀中地区也是少见的。随后，刘佩荣、左清臣率部向北挺进，到麻家营整编了西北军第29军孟子宾部，设立独立团，仍由孟子宾担任团长，实力进一步增加。
不过，队伍大了，旧习惯也跟着放大。各级指挥权仍牢牢掌握在旧军人手中，许多人保留着军阀式作风，对下属动辄打骂，纪律问题频发。为改变这种状况，刘佩荣开始大规模推行类似八路军的政工制度——支部建在连以上，逐级健全政治工作机构。
由于政工干部不足，宣传科长许硬开办了青年教导培训班，通过二十期培训，培养出一批营、连级政工骨干。训练团长王山则组织轮训，每次一个营，重点讲军纪、作风、党组织建设等内容。到1938年夏，自卫军整体面貌已有明显变化，训练认真，军民关系有所好转，违规乱纪的事情少了很多。
在各师中，曹学敏领导的第3师变化尤为突出。该师在政治部主任王子卿的推动下，思想转变较快，地下党员数量也最多，成为刘佩荣心中的“主心骨”。
自卫军的不断壮大与整顿，逐渐引起华北日军注意。此时日军主力多在华中作战，冀中地区兵力相对不足，只能以飞机侦察、轰炸为主，并未立即发动大规模地面“扫荡”。趁着这段难得的空档，自卫军选择主动出击。
1938年6月初，自卫军第1师1团在固安县大沙堡村与日军遭遇，团长李玉斋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最终击退敌军，缴获卡车两辆。7月初，定兴驻军一部企图偷袭自卫军在天宫寺的前线指挥部，行至傅庄时被哨兵发现，战斗打响后，副总指挥左清臣亲自率一个团前来增援，鏖战数小时，将敌人击退，自己也付出牺牲连长胡建三在内七十余人的代价。
7月中旬，驻雄县的日军一部准备进攻白沟，江东升得到情报，率部抢在马庄大堤布下伏击，迫使日军撤退。到了8月上旬，曹学敏率第3师北进固安三区，收缴大量民团枪支，三次攻打由伪军把守的固安县城，可惜由于缺乏攻城重武器，终未得手。
8月24日，左清臣又率一个百人骑兵连奔袭固安县宫村镇，缴械伪军全数。事后日伪军两千余人赶来报复，自卫军据守阵地，苦战至傍晚方才撤出，牺牲包括副连长赵庆至在内三十余人，有战士负伤昏迷前仍高喊“打，打呀！”这一幕，在当时不少老百姓口中流传了很久。
到了1938年9月初，冀中形势又出现一个新插曲。米家务联庄会武装受国民党特务刘玉珠影响，公开挂出“忠义救国军”的牌子，与华北民众自卫军分庭抗礼。刘佩荣曾派朱德生多次前往协调，毫无结果。而后在军区主力第27大队配合下，自卫军收缴了该地大部分武装，缴得大量枪弹，使冀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连成一片。
局面看上去在不断向好，但真正的考验在1938年秋冬。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部分兵力自华中回抽，华北“扫荡”随之升级。11月初，日伪军六千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配合下，分三路扑向自卫军总指挥部所在的白沟。
由于自卫军事先几乎没有获得准确情报，也缺乏对大兵力“扫荡”的经验，还下令各师在各村“死守阵地”，结果面对敌人火力优势，部队虽然浴血奋战，还是节节失守。白沟撤退后，自卫军试图在新地区重组，结果又被日伪部队包围，队伍大部溃散，牺牲和失踪的官兵极多。
冬季反“扫荡”失败后，江东升、左清臣、唐保蘅带着一百多号人退入白洋淀。白洋淀芦苇掩护下，散兵一点点聚拢，一个月后，身边已有千余人。刘佩荣则留在米家务一带，带一部分政工干部组织游击小队，同时和朱德生、许硬、王山等人认真总结失败教训。
他们归纳出两个关键内因：一是自卫军改名后与冀中军区联系中断，对日军这次扫荡的目的和部署完全不清楚，战术上极为被动；二是地下党员几乎都集中在政工岗位，缺乏扎根在指挥系统的军事干部，导致关键时刻无法有效指挥部队。随后，刘佩荣组建了由地下党完全掌握的新城独立大队，人数很快发展到两百多人，成为重新整合残部的一支核心力量。
1939年初，冀中军区领导听完刘佩荣关于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情况的汇报后，作出整合决策：将残余部队与新城独立大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支队，以统一冀中地方武装。新成立的第6支队，江东升任支队长，唐保蘅任政委兼党支部书记，刘佩荣任政治部主任兼副书记。
黄敬特意给刘佩荣配了一部电台和十万冀中币，这份“重托”既是支持，也是一种监督。借助这股力量，第6支队在宣传和组织下很快恢复到三千余人规模，看上去又站稳了脚跟。
四、结局与命运：有人陨落，有人走上主力之路
1939年春，为了提高冀中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率师主力六千余人进入冀中。由余秋里指挥的第3支队来到大清河北，与第6支队协同，边作战边整训，一批红军出身干部也被补入6支队担任骨干。
5月，新城县菊花台一带，第6支队与第3支队联合作战，一个多小时激战，击退来犯日伪军，毙伤敌八十余人。这是华北民众自卫军残部重建为6支队后取得的首场像样胜利，士气大涨。
5月28日，第120师发布命令，将第6支队改编为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第8团，同时将原3支队所属部队编为第7团。裁撤老弱伤残后，8团官兵703人，由原6支队副支队长左清臣任团长，刘佩荣任团政委，江东升升任3支队副支队长，3支队支队长为红军老干部贺炳炎。
为了照顾江东升的“面子”，不久后，又让副司令员常德善与他一起，带着特务营两个连返回大清河北，以原6支队名义重建，继续在当地进行游击战。此后，这支重新组建的6支队被改编为3支队第9团。
上级看重的是江东升多次溃散后还能迅速召集旧部的号召力，希望他再拉起一支生力军。问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心理变化。在江东升看来，这一系列调整，让自己离老部队越来越远，等于逐步被架空。与他性格相近的旧军人，多把职位、番号看得很重，难免心里拧巴。
没过多久，江东升带着少数心腹擅自离队，声称要脱离八路军、另立山头。这种行为，对于经历过长征、内战的老红军干部来说，是绝对不能轻视的隐患。
常德善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带人将江东升一伙抓回，以“叛变”罪处决。这个处理在当时的环境里，并不算罕见。到了1988年9月14日，新城县委对这件事重新作出结论，认为当年定性“叛变”过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脱队”。不过，也不得不承认，以江东升屡次有“自立山头”念头的性格，就算当年未被处决，将来在复杂环境中能否妥善相处，也很难说。
江东升被处决后，他曾领导过的部队继续前行。1940年5月14日，第3支队第8团官兵，连同其他兄弟部队，奉命离开战斗了三年的冀中，转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第7、9团陆续撤并入8团。抗战后期，8团被编入八路军第358旅，解放战争时期，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1师1团。能从地方“土匪味”颇重的民间武装一路发展成为正规军主力团，这在各路武装的演变史中，确实不多见。
至于当年的主要人物，后来的命运可谓各不相同。
左清臣，原本是第十三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也被视为江东升最倚重的心腹之一。部队改编后，他担任第8团副团长。1941年1月10日，曲阳县洪梁岩战斗中，日军偷袭其驻地，敌我力量悬殊，他率部迎战，最终在战斗中牺牲，时年三十七岁。
刘佩荣，曾任第十三路军组织科长，后来担任第8团政治处主任，又任第一野战军第1军1师副政委。全国解放后，他转入国防部战略部门工作，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王山，早期担任华北民众自卫军训练团团长，后来出任新城县县长。抗战期间曾被日军俘虏，战后出狱仍留在原地坚持斗争。1948年2月，被土顽武装王凤岗部杀害，终年五十岁。
王子卿，曾任华北民众自卫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之后在八路军冀中第十军分区任营长，后调任抗大二分校教员，再到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任团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吉林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60年授予大校军衔，2001年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如果把这些人的经历放在一条时间线上，从1937年那次看似偶然的“七连兵变”算起，到1940年代后期各自走向不同归宿，中间不过十来年。但这十来年内，他们从掩护部队中的一名排长、一个县里的地下党员，到游走于白沟、白洋淀之间的地方武装，再到八路军番号下的正规建制，经历了一系列起伏。
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军、华北民众自卫军这段历史，既是冀中抗日武装发展的一段插曲，也是民间武装在大时代中被整合、重塑的一个典型例子。有人的野心，有人的局限，有人的成长，也有人的牺牲，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构成了那段烽火岁月中略显复杂却又颇为真实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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