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年仅三十七岁被密谋杀害，他若建国后地位或将不可小觑|密谋杀害|建国|李汉俊|烈士

1927年夏天的长江水，看上去和平常没什么两样。江风一阵阵吹过武昌江滩，码头上传来短促的汽笛声。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的隐蔽角落里，一场针对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秘密抓捕正在酝酿，这个名字叫李汉俊。那一年，他37岁。

要说清这场“密谋”，不能只看1927年的枪声，还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从他年少时的一次“远行”讲起。很多后来者都说，李汉俊一生的轨迹，像是一条从江汉平原出发，最后被风雨折断的河流，曲折又急促。

一

1890年夏天，湖北黄冈团风一带，稻田刚泛起新绿。在一个普通农家院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被取名“汉俊”。说不上家境富裕，却也不至于衣食难继。这个家庭有一点很“倔”：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

村里老人记得很清楚，这孩子七八岁时，就能一口气背出大段经史。更难得的是，他不满足于“四书五经”，常盯着县城里那些“洋字招牌”发呆。有人问他看什么，他只回一句：“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清末最后几年，湖北新式学堂渐多，李汉俊接触到更多新知识。1904年，清政府决定选派一批官费留学生赴日本。那年他十四岁，在县里考场一举夺魁，又在省城层层选拔中突围，拿到了那一张“官费留日”的资格。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这几乎等于命运被改写。

1905年前后，东渡日本的中国青年里，有的学军事，有的学法政。李汉俊报的是工科，主攻土木工程。很多同乡都认定，这孩子将来八成是修铁路、筑桥梁的一把好手，安稳又体面。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动他的，并不是绘图板和钢尺，而是另外一种“线路”。

在东京，他接触到各种新思想。1914年前后，《共产党宣言》日文全译本在日本学界流传，他无意间拿到一册。翻完后，他几乎整整三晚睡不着觉，在宿舍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记笔记。周围同学都劝他：“工科生别钻理论牛角尖。”他却说：“这比铁路重要。”

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青年。按说，一个主修土木的学生，整天往政治经济学课堂跑，并不合常规。但在课业论文里，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梳理条理清晰、论证严谨。毕业时，教授在推荐信里郑重写下“极为出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一行字。这种评价，在当时已经不多见。

二

1918年冬天，李汉俊离开日本，转道回到上海。那时的上海，霓虹灯刚起势，法租界的影戏院、咖啡馆一间接着一间开，他却对这些繁华兴趣寥寥，扎进了藏书楼与报社的编辑部。

一段日子里，他几乎过着“白天翻译、夜里写稿”的生活。落款“汉俊”两个字的文章开始频繁出现在《东方杂志》《民国日报》等刊物上，主题高度集中在一个方向——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会儿，中国读书界虽已耳闻“马克思”之名，但系统的介绍和原著译本非常匮乏，许多概念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

不得不说，李汉俊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对照着日文、英文、德文三种版本，他一点点斟酌词句，力求用汉语把那些抽象概念讲清楚。后来有人粗略统计，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国内流传较广的马克思、恩格斯部分原著和选段，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他的译笔。这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带着理解的转化。

翻译只是其中一面，他同样不满足于做一个“书斋中的理论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游行、罢课席卷各地，上海的集会演讲不断。他没有站在最前面的旗手位置，却常常出现在讲话者身边，给年轻人讲解国际局势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学生回忆：“李先生说话不激昂，甚至有点平静，但听完之后，总觉得脑子里一下子打开了。”

三

1920年8月，上海厚福里的一间小屋，挤满了人。屋外是喧闹的弄堂，屋内却异常安静。陈独秀、李书城、李达等人围坐一圈，中间一叠文件稿纸，边上放着一只煤油灯。参与讨论的，还有戴着眼镜、神情严肃的李汉俊。

那次会议，核心议题是筹备建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在各项筹备工作里，起草组织章程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陈独秀等人一致推举李汉俊担当此任。一来他通晓外文，熟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二来他文笔老练，善于用汉语表述相对抽象的制度设计。

在几番修改之后，一份译自俄文、又融入中国“帮会规约”式表述习惯的章程文本成形，这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纲领性文件之一。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陈独秀南下广州，上海这头的许多事务，便由李汉俊整理、联络、统筹。

那段时间，他的行程颇为紧张。衣袋里常年塞着一叠火车时刻表，上面圈圈画画，从上海到武汉，从南京到九江，每条线路都记得清清楚楚。经费拮据，他靠翻译稿费、兼课酬劳维持旅费，有时住便宜客栈，有时就挤在同乡家里。晚上关灯后，同行人听见他在枕边摸索稿纸，悄声订正白天刚写的译文。

到1921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渐次建立，中共一大筹备提上日程。会议地点选在上海法租界一家楼上房间，参会代表人数不多，却个个背着不小的风险。

开会期间，外面的形势微妙而紧张。某天夜里，楼道里突然传来巡捕的脚步声。门被“哐”地推开，一名法籍警官半探身子进来，目光在屋内转了一圈。空气瞬间凝固。

这时候，懂法语的李汉俊站了出来，笑着用法语寒暄几句，说楼上只有几位朋友在讨论“学术问题”，还主动带着警官走到窗前，说：“夜景不错，您看那边。”巡捕顺势往窗外一看，黄浦江岸的灯火、河面上船只往来，确实颇为热闹。他自顾自扯了几句闲话，转身离去。

巡捕走后，屋内众人心里有数，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再留等于自投罗网。很快，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才有了后来人们熟知的“红船会议”。很多年后，有代表回忆起这一插曲，都认为当晚李汉俊的机智应对，起了关键作用。

四

会议结束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组织要不要迅速公开发动工会斗争？要不要在更大范围内亮明旗帜？在这些具体策略上，党内不乏激烈争论。

李汉俊在理论上鲜明，在策略上却偏向谨慎。他与陈独秀等人在“公开工会运动”的节奏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后者主张动作更快、更强，而他则担忧工人基础尚不稳固、敌人观察太紧，若一味冒进，容易招来猛烈镇压。

这种意见分歧，并不意味着他对革命目标有所动摇。恰恰相反，他还是那个想把理论讲清楚、把群众发动扎实的学者式革命者。只是他觉得，方法和时机需要再斟酌。

1922年前后，他辞去在上海的具体职务，赴武昌任教，继续从教育和宣传入手开展工作。那时的武昌高等师范、国立武昌大学等校，逐渐成为长江中游的新思想传播中心。李汉俊在课堂上讲《资本论》选读、讲历史唯物主义，也讲世界工人运动史。

许多学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观点，既新鲜又有一点“犯忌讳”。阶梯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旁听的人挤在门口、过道，有的甚至站在窗外探头听课。一位学生后来回忆：“李先生不爱拍桌子，不喊口号，却总能把那些深奥的字眼讲得明明白白。”

有意思的是，他讲课喜欢先抛出问题。有人记得，他曾问：“为什么同样是八小时劳动，有人吃不饱饭，有人却能坐汽车？”学生面面相觑，他才慢慢引出“剩余价值”“雇佣劳动”等概念。这样的课堂，在当时算得上别开生面。

五

1925年起，整个长江流域工潮此起彼伏。汉口、武昌一带的码头工人、纱厂工人频频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李汉俊在校内讲理论，课后却经常往工棚、工人俱乐部跑。

夜里，他和工人围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手拿粉笔、一手拿小木板或在地上画线，画供求曲线、工资曲线，用最朴素的例子解释什么叫剥削。有工人感叹：“这位戴眼镜的先生，把书本里的东西讲得像说书一样。”

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只是“讲”，也在观察工人实际生活，思考如何把理论同现实更紧密结合。可以想见，这些活动落在当地军警眼里，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实打实的“危险活动”。

1926年北伐军节节推进，武汉一度成为革命中心之一。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成立，许多人以为革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但很快，局势急转直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武汉方面也发生“七一五”事变，反共浪潮席卷中下游各地。李汉俊的名字，被列入“首要危险分子”。

六

1927年6月的一天，武昌江滩。有人见到一小队军警押着几名被绑缚的男子匆匆而过，其中一人身材清瘦，戴着眼镜，脸色却平静。有路人低声问：“那是谁？”旁人摇头：“听说是搞学生的。”

关于他被捕的地点和具体经过，后来的档案材料记载并不完全统一。有研究者认为，他是在一次秘密联络结束返回途中被尾随抓捕，也有说法称，是内部人员叛变供出行踪。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他被捕后，短暂关押在汉口、武昌一带，很快被秘密押送南京。

当时南京周边已经设有多处秘密看押点和刑场，雨花台一带尤为人所指。部分回忆材料提到，押解途中，他曾对同伴说：“人既然走上这条路，早晚要见个分晓。”语气平静，没有怨怼。

到了南京后，他遭到审讯。传闻中，他曾试图向看守解释自己的思想，甚至主动提出写一份书面辩护，希望以系统的理论论证来“争取时间”。有看守悄声对他说：“李先生，写这些怕也没有用。”他只淡淡回答：“总要把道理讲清。”

遗憾的是，这些文字若曾写下，也没有完整流传下来。之后不久，他在“半夜转移”的名义之下，被秘密枪杀，年仅37岁。行刑地点大体在雨花台附近，具体位置已无法精确考证。尸体被草草掩埋，连家属都未获通知。

七

对家人来说，这是一段漫长又模糊的噩耗。1927年夏天之后，李汉俊的音讯戛然而止。身在湖北的亲属起初以为，是战乱阻断了通信，仍抱着一点期待。有从南京逃出的学生辗转带来消息：“有人在雨花台一带，见过疑似李先生的遗体。”

确认这件事，差不多又过了两个月。那时，公开悼念一位被杀害的共产党人，是极危险的举动。“烈士”“牺牲”这种字眼，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敏感词。家人只能在狭窄的屋子里低声哭泣，不敢点灯设灵。

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生前事迹很容易被淹没。报纸不会刊登讣告，学校不敢公开追悼。一些学生把他留在课堂上的讲义、笔记偷偷传抄，把名字缩写得模糊不清。就这样，他逐渐从公开视线中消失，却在少数人的记忆里顽强停留。

从1927年到抗战爆发再到解放战争，整整二十多年，国家局势反复多变，一批又一批新人走上舞台。而早期牺牲的共产党人，很多只剩下零星记载。李汉俊的名字时不时会在传记里露面，又很快被接踵而来的战事所覆盖。

八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政权开始大规模整理早期革命运动史料，梳理烈士名册。各地党组织陆续上报牺牲干部名单的同时，一些早年学生和同志也主动撰写回忆材料。李汉俊的名字就这样再次被系统地提起。

经过核查、比对与补充，中央认定他在反革命政变中遭秘密杀害，牺牲情况属实，具备革命烈士资格。1952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确认李汉俊为革命烈士。

同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颁发“革命烈士纪念证”仪式上，他的长女李月琳作为家属代表，被请到台前。那一年，她年过六十，头发已经花白。有人回忆，当领导人亲手把印有“李汉俊”名字的纪念证递到她手中时，她的手抖得厉害，嘴里只反复念着：“他若能看到就好了。”

在场的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是早期就参加革命的，有的还曾与李汉俊在上海、武汉共事。提起这位早期理论骨干，他们普遍有一种惋惜的情绪。有人轻声说了一句：“要是人还在，该在理论战线担起大梁。”

这种评价，绝非客套话。

九

站在历史资料堆里看，李汉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翻译能力强，理论基础扎实，又有一定的组织实践经验。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当时的党员队伍中并不多见。

在理论修养上，他并非只停留在“读过几本书”的程度，而是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哲学与社会学，懂得比较不同学派的差异。更关键的是，他能用较为平实的语言解释复杂概念，这一点对后来者影响并不小。

如果把目光延伸，说他“若能活到建国后地位不一般”，并不是空穴来风。以他的学识和经历，假如能够熬过大革命、土改、抗战等阶段，后来的位置，大致有几个方向可以推想。

一个可能，是投身高等教育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急需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高校里开设“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课程的师资其实相当紧缺。李汉俊之前的翻译与讲学经验，完全能支撑他在全国性的高校会议上发言，参与教材编写，甚至担任某些重点高校的马列教研负责人。

另一个可能，是进入中央的理论研究与翻译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开始组织翻译、校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全集。这个工作既需要高超的外语能力，又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对中国政治语境有足够敏感。把这些条件合在一起，李汉俊无疑符合要求。如果他在，或许会参与到《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审稿工作中。

也不排除，他会在政务系统中承担一定职务。比如参与教育部或高教部的政策研究，提出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政治理论教育的规划。以他一贯偏重“教育引导”的倾向，很可能会推动建立较为严谨的教研制度，而不是单纯停留在口号式宣传。

当然，这些只能停留在历史推演层面。真实的年代，并没有给他展开这条路径的机会。

十

回看李汉俊短短37年的生命轨迹，从团风小镇，到东京课堂，从上海弄堂，到武昌讲坛，再到雨花台边，这条线索几乎串起了近代中国剧烈转折的几个关键节点。

他早年接受的是传统儒学启蒙，随后接触工科教育，又在留学时全面接触社会主义理论，再在上海与武汉的实践中把这些理论带给学生和工人。这种路径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他身上始终保留着某种“学者气”。对许多激进青年来说，重要的是激情与行动，而在他那里，思考与论证占据了不小的比重。这种性格，在革命形势高涨时，可能显得“不够猛”，却正好适合承担“理论骨干”的角色。

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陈独秀在某些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并不算奇怪。一个更偏向理论论证，一个更看重短期突破。事后来看，这种内部不同声音，本身就是一个政党逐渐成熟中难以避免的一环。

如果把他置于整个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中来观察，可以发现一个比较罕见的组合：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是较早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家，还在地方实实在在做过工人运动辅导和高等教育教学。这三项合在一身，在同时代人中并不多见。

十一

在一些幸存的文稿里，仍能看到他细密的批注。旁边写着“此处逻辑需再证”“此词在汉语语境中易误解”“工人听不懂，应换说法”等等。这样的细节说明，他并不满足于“自用”的理解，而是不断思考如何教别人听得懂。

武昌江滩的水声依旧，雨花台的松柏一年年长高。当年那些秘密传抄的讲义，后来有的被收入档案，有的则散佚无踪。能见到的，只是几个片段，却足以勾勒出一个轮廓：他把大半青春，压在了纸页与课堂之上。

从时间轴上算，他牺牲时不过三十七岁，按常理，本该是一个学者开始成熟、逐渐影响更大范围的阶段。没有机会进入这一阶段，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