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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元首外交对中美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议程已经摆在双方桌面上。
据多方媒体报道，白宫方面日前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中旬访问北京，并将在年内安排中美高层互访。此外，2026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也为中美高层交往提供了契机。
郑永年教授在会上进行主题发言。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对抗，就是两败俱伤，而当中美决定合作时，就能解决很多双边问题。目前在这一点上，中美是有共识的。“这也是为什么两国元首会晤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基于实力的，例如迄今为止的6轮中美贸易谈判成果，就是中国“斗争”出来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想要跟中国‘脱钩断链’，中美间很多对话机制也是他取消的，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因此，去年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时，提出了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概念。就其观察来看，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成员，如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等美国的年轻一代政客，对中美关系已有一种“新现实主义”的看法。
“中美关系要有阶梯式的递进”，他坦言，“在经贸谈判的基础上，需先通过更多沟通建立政治信任。有了政治信任才再去讨论安全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南海问题。”
郑永年：主权与地缘政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并非不可调和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中东地区动荡不休，亚洲能源安全正面临冲击。在此背景下，菲律宾总统马科斯24日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同日表示希望重启与中方在南海海域的联合油气项目谈判。越南亦陷入燃油供应短缺的困境，并寻求外部合作。
有分析指出，中东局势的演变，或将成为中国与南海周边邻国搁置摩擦与对抗、重构区域合作秩序的契机。
3月24日拍摄的南海某礁盘。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在论坛发言中直言，“当前南海局势必须放在中美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大背景下审视。”这一重要背景即世界已形成“事实上的G2”格局。
针对南海问题，郑永年提出了一个极具开放性的观点：主权问题与地缘政治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并非不可调和。对中国而言，南海问题涉及国家主权，是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这更多是地缘政治空间的考量。他建议，中国可以把岛礁建设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开放，这样既可以“解决了主权问题”，也可以“不排斥美国继续存在”。主权问题一旦明确，其他问题都可以通过务实合作来化解。
“一些国家试图利用中美矛盾为自己谋利，这种心态十分危险。”郑永年警示，“如果有关国家抱着‘美国会支持我’的心态过度挑衅，自己肯定会成为牺牲品。”他强调，中国近半个世纪没有打仗，不是不会打仗、不能打仗，而是不想打仗。中国始终秉持“止戈为武”的古老哲学，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和平，而非扩张。
“中国不是另外一个俄罗斯，也不是另外一个美国。如果大家迫使中国成为一个俄罗斯或者成为一个美国，南海就不会太平。”
郑永年：参与海洋合作，各海洋国家才能增进理解
郑永年教授在接受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专访时表示，所有海洋国家都应当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共同保护海洋资源、共同管理海洋，这也是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初心。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海洋大国，现在正朝着海洋强国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肯定会对其他海洋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产生影响。这也正是中国要积极参与当前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原因。
因为只有在参与过程中，各国之间才能增进理解，无论是国际海洋经济层面，还是海洋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层面，都是如此。中国与东盟共享一片海洋，也就是南海。他认为，中国是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也希望东盟一些国家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中国一道以合作的态度处理好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大家都希望南海是一片和平的海洋，也是一片发展的海洋。
郑永年：国际冲突根源在于国家间经济发展失衡
郑永年教授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接受凤凰特派记者专访，围绕地缘政治冲突的经济根源及其对各国发展的连锁影响进行了分析。
郑永年教授指出，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在他看来，虽然各类具体冲突都有各自的原因，俄乌冲突、中东冲突、拉美地区冲突的起因都不一样，但总体来说，还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失衡，也就是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各个国家的发展本来都是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展开的。比如欧洲，其发展优势之一是依赖美国的技术以及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但是一旦受到战争冲击，这些优势就不复存在。中东也是如此。中东本身是能源地区，伊朗更是能源国家，所以这次伊朗战争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对伊朗本身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经济学里有一个“资源诅咒”的概念，指的是那些高度依赖资源的国家很难实现经济多元化。
再如日本，百分之八九十的能源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就可能把这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拖垮。而这些经济体一旦被拖垮，又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各经济体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的。
郑永年：中东战事长期影响看，美国会陷入一个又一个困境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至今已持续一个月。这场战事如何结束仍旧无法预料。
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无论是升级打击、派地面部队夺取核设施或能源节点、瘫痪伊朗基础设施，还是扶持内部反对力量推动政权更迭，都会面临更高的军事、经济与地区失序成本，甚至可能把有限冲突拖成长期泥潭。
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就伊朗问题表示，美国无意滞留在伊朗，等处理完眼前的事务后，很快会撤离。图源：Getty Images
郑永年教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从中东战事长期影响看，美国会陷入一个又一个困境。中东战事发展至今，已经对很多经济体，尤其是高度依赖传统能源的经济体产生了很大冲击，由于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且大力发展新能源，对中国的影响较小。
“中东战事对全球的冲击取决于未来发展趋势，如果能够尽快结束，对全球的冲击就还是可控的。”郑永年说。
就其观察来看，如今美国方面应该已经意识到，对伊朗的行动只能达成有限的目标。中东战事对美国自身也有影响，比如，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对美国也会有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还面临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压力，美国要达成对伊朗的目标就需要派出地面部队，但这会出现伤亡，进而加剧其国内压力。
除了短期影响，他还指出，从美国此前在中东的行动引发后果来看，仇恨是持续的、长期的，未来美国只会陷入一个又一个困境。考虑到上述影响，美国下一步行动料将变得更加现实。
郑永年：出海企业要向世界讲好“中国人经济”的故事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互利共赢的境外投资合作，鼓励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企业拓展海外应用场景。
2026年2月9日，在南非开普敦，人们参观2026年非洲矿业投资大会矿业展上的中国企业展台。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认为，应当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以中国为根基进行全球布局，构建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中国人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必然出现的趋势。
他同时强调，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就是让产能“走出去”，但需要遵循“双赢”路径，赋能东道国，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打造产业、促进就业，做增量经济。此外，帮助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也是重要方式。
他指出，现在中国企业出海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出海所需的系统性服务支持体系仍需要尽快完善。还有一些企业对自身运营发展情况认识不清、判断失误，盲目跟风布局出海业务，缺乏科学的战略，结果造成了大量的经营损失。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换届后可能不承认前任政府的合作协议，甚至没收中国企业的资产，亟需系统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
他表示，很多中国企业在采用“中国+N”的出海模式分散风险。未来，这些企业可以成为更多中企出海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另外，中国企业出海必须重视话语权问题，他建议出海企业在对外发声时，应该深入挖掘自家企业出海战略背后的逻辑和价值，向世界讲好“中国人经济”的故事。
郑永年：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中国市场“大而不强”困境
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今年工作任务中，“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位居“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首位，可见其重要地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亦聚焦强化制度供给、破除隐性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治理内卷乱象，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出系统部署。
14亿多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组成的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市场“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很多要素流动受阻。当前在微观层面，企业生产要素流动依然比较困难：跨区域流动难，省内流动难，甚至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之间也难以流动。
就当前而言，要实现“强”，最需要突破的瓶颈在政府本身，主要就是行政壁垒问题。从纵向看，行政架构的层级过多，要减少过于冗余的行政层级；从横向看，要推动政府机构精简。因为市场运行的基础是规则和制度，而在现有体系内，规则和制度主要由政府制定，如果各地政府都制定不同的规则体系，市场就会被分割。
针对地方保护主义和“内卷式”竞争，郑永年教授认为，问题根源仍在于考核体系和政府角色没有真正转变。中央早就提出要“放、管、服”，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很多地方政府至今还是直接的经济行动主体，还没有完全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他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需要边界：如果政府干预企业很“有为”，那“有效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肯定会受影响。各个区域之间、各个省和行政区划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等如果互不开放，则有可能形成类似“诸侯经济”现象。
郑永年：中国要以优质产能改变世界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在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中，中国不仅要做制度的接受者，还要做制度的供给者。尤其是当前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一方面要扛起自由贸易大旗继续往前走，另一方面要把我们自己先进的规则加进去。
目前，践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面临的最大障碍还是从宏观到微观落地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一直是把发展与安全统筹推进的，只是在一些微观层面，有时对安全强调得过头了。中美大国之间的竞争，比的是谁更开放、谁的改革更深刻。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我们要更加大胆地开放，进行更深度的改革。
对于西方在AI、芯片、先进制造设备等领域对华封锁的问题，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单一维度的崛起，而是全面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卡脖子”，中国也可以卡美国的“腰”：美国的中低端制造已经空心化。他以造船业为例指出，一条大船里高科技部分大约占30%，其余大量的基础部分还是由中低端零部件组成的。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产能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要让优质产能“走出去”，以产能改变世界。
郑永年：出海企业要向世界讲好“中国人经济”的故事
3月20日，郑永年教授受邀出席由广东省香港商会主办，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商会等7家机构联合支持的的“国家战略 香港机遇——‘十五五’规划专题分享会”，并作专题分享。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携多位专业领域专家出席活动并作专题分享。超过450位粤港企业家、粤港政府部门、商协会代表出席。
郑永年教授作专题分享。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以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主题，指出创新科技发展需要具备三大核心条件：一是拥有一批深耕基础科学研究的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二是建立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通过能够将基础科研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让实验室技术走向市场；三是配套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郑永年进一步指出，香港在基础科研实力、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国际化金融服务体系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充分依托自身资源，在推动大湾区企业精准对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融入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等方面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推动大湾区共同市场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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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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