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下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西北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到访上海财经大学,在校艺术中心作题为“the market for ideas - then and now”(思想的市场:从过去到当下)的学术讲座,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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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向乔尔·莫基尔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莫基尔教授作为经济史领域的重要学者,长期关注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其研究为理解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提供了深刻洞见。

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思想如何产生、传播并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已成为亟需回答的关键问题。同时,刘校长结合学校近年来推进“数智新财经”战略的实践,强调高校应致力于培养能够理解并引领技术变革的创新型人才,推动大学自身成为开放、活跃的“思想市场”。他表示,莫基尔教授的到来不仅带来前沿学术视角,也为学校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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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为莫基尔颁发名誉教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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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讲座由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媛媛主持。

千人会场座无虚席,莫基尔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师生们的广泛讨论。

the market for ideas

思想市场供给:激励驱动下的知识生产逻辑

莫基尔主张,思想市场是一个独特的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以价格为核心、通过供需关系实现“市场出清”的运作机制,思想市场中的“交易”主要通过“说服他人接受观点”来实现。当一个新的理论、发现或观念被他人认可时,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销售”。这种交易形式决定了,思想市场更接近一种以影响力为核心的交换体系。

思想市场中的“商品”是思想与知识,它们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尽管知识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一旦传播,便难以排他,且可以被无限复制与共享。因此,思想的创造者往往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充分回报,而更多依赖非货币性激励,如声誉、地位与学术影响力。为保障思想创造者获得“归属感”与“声誉回报”,制度安排至关重要,例如学术发表规范、引用制度与优先权确认等。同时,思想传播也常受到既有权威、利益结构与制度环境的约束,形成对知识的垄断与扩散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新思想的接受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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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知识的激励机制,可将有用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导“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另一类是解释“为何如此”的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两类知识的激励机制有很大不同。

对于规范性知识,其激励机制更接近市场逻辑,核心在于通过实际应用获取经济回报。大多数发明者具有明显的企业家特征,其创新活动往往以盈利为导向,激励主要来自专利与暂时性排他收益,例如通过技术保密维持垄断地位,或依靠先发优势在市场中率先获利。

对于命题性知识,由于其难以专利化,也难以直接变现,故更多依赖非市场激励。具体而言,这类知识的激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赞助(patronage),即政府、机构或个人提供的资金支持;二是声誉与同行尊重(fame and peer respect);三是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即对探索与求知本身的热情;四是宗教或信念(religion),在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五是利他主义(altruism),即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这些非货币激励共同支撑了命题性知识的持续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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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市场需求:求新偏好与实用价值双向驱动

莫基尔谈到,思想市场不仅由供给端的激励驱动,也依赖于社会对新思想的持续需求,这种需求源于人们不断增强的“求新”兴趣与创新偏好。以近代欧洲为例,不仅知识生产者对新观念充满好奇,知识的“消费者”——包括学者、公众以及精英阶层——同样对新思想表现出强烈需求。同时,权贵与富裕阶层通过赞助、社交与资助等方式主动接近创新者,进一步强化了对思想与创新的需求,使“创新偏好”成为由文化风尚与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重要力量。

在制度层面,大量成功的思想生产者进入赞助体系,反映出社会对知识与创新的高度重视。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对传统权威的系统性怀疑。自约1450年起,欧洲社会在医学、天文、地理、物理与数学等领域逐渐质疑古典权威所确立的知识体系,这种批判有时甚至带有对古代权威的公开挑战。随着对传统信任的削弱,社会对更准确、更有用的新知识的需求迅速上升,推动思想市场由“继承经典”转向“追求创新”,并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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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需求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思想市场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贵族或赞助人,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知识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炼金术士和实用数学家等。他们通过购书、通信以及参与学术社团、科学院、咖啡馆和公共讲座等“公共科学”空间,积极参与思想的传播与消费,从而形成跨地域、跨职业的知识网络。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对新思想的兴趣,更来自对其实用价值的期待。社会普遍相信“有用知识”能够改善现实世界,尤其是在生产与技术领域。掌握科学知识与实践技能的人被认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改良型地主与创新型工业家愿意为能够提升生产力的思想与技术付费。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思想市场的需求既源于文化层面的“求新偏好”,也根植于对知识实用性的信念。正是这种双重需求,推动了思想市场的扩展与深化,并成为近代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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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市场运行:交易成本、制度差异与现代新变局

莫基尔认为,思想市场的运行效率关键在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其中最核心的是“访问成本”(access costs)。所谓访问成本,是指获取、理解与验证知识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信息的搜索、储存、跨语言理解以及真伪辨别等。这些成本直接影响思想市场的效率:若获取与理解知识的成本过高,思想便难以传播与被接受。

访问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条件决定。历史上,印刷术的出现显著降低了知识复制与传播成本;随后,通过字母排序与百科全书等方式组织知识,使其更易检索与使用。例如18世纪的百科全书,在功能上相当于早期的“搜索引擎”,极大提升了知识获取效率。这些技术进步推动了“有用知识”的扩散,从而促进经济与技术发展。当解释“为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与指导“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相互结合时,创新便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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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比较来看,中欧在发展路径上逐渐出现“大分流”。中国虽拥有发达的出版体系与活跃的知识生产,并涌现出沈括、苏颂等杰出学者,但其思想市场受到较强制度约束;相比之下,欧洲在制度竞争与人员流动方面更为开放,思想家可以跨国迁移,从而更容易孕育出突破性创新。

进入现代,思想市场呈现出新的特征。学术论文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其标准化结构(模型、数据与实证检验)显著提升了交流效率。同时,全球科研产出持续增长,表明供给侧激励依然强劲,而社会对“有用知识”的需求依然稳固。

然而,当代思想市场也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存储与搜索成本大幅下降,但信息验证与筛选成本却不断上升。虚假信息与“伪真相”更易传播,个人辨别真伪的难度增加,使访问成本以新的形式回升。此外,信息过载问题日益突出,也使人们难以及时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从需求角度看,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转型等全球性问题,将持续推动对科学与技术的需求。总体而言,思想市场的运行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知识获取成本、信息甄别能力以及制度环境对创新的约束与激励。在技术进步与信息泛滥并存的背景下,思想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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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提问

同学们围绕讲座主题就气候变化、国家发展、制度与文化等话题进行提问,莫基尔与同学们亲切互动,耐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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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中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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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诸如气候变化等科学议题上,公众往往存在情绪化对立与拒绝证据的现象,应如何促进人们更加理性地接受科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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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并不存在简单答案。推动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关键并不仅于改变整体人口,更在于关注“人力资本分布的上层群体”,即科学家、工程师等核心创新人群。应让这些群体认识到知识的暂时性——当前所学可能在未来被新理论所取代,从而保持持续的开放态度。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人类行为朝有利于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通过构建鼓励开放、竞争与验证的制度环境,可以在不改变人性的前提下,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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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各国加强基础研究与前沿科技发展的背景下,许多体系依赖强有力的国家协调与集中战略,请问在这种高度一致性的制度下,是否仍能产生依赖多元思想的突破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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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竞争是促进创新、保持学术与技术活力的关键机制。竞争存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内部的竞争,包括企业之间、城市之间、大学之间以及科研群体之间的竞争;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国家内部层面,竞争通常在制度规则约束下运行,这类“有规则的竞争”能够有效促进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效率,并推动科学与技术进步。而国家间竞争一方面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能在缺乏有效规则约束的情况下演变为冲突甚至战争,从而带来严重破坏。因此,竞争本身并非绝对正面,其效果取决于是否存在有效制度与规则加以约束。当前社会,人类社会仍需在“促进竞争”与“防止冲突”之间寻求平衡。在合理制度框架下的竞争,有助于激发创新潜力;但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中,竞争也可能转化为破坏性力量。这一问题在当今全球格局下尤为重要,值得持续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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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文化或其他因素何者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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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如同左右双腿,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共同作用。制度可以理解为一套正式规则与激励机制,而文化则是由信念、价值观与知识构成的体系,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关系,相互影响。关键问题不在于制度或文化孰轻孰重,而在于二者是否“相互一致”。如果制度与文化之间出现严重不匹配,往往会导致体系失衡甚至崩溃。当制度安排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偏离时,制度的稳定性将受到挑战,并可能引发深层次变革。因此,在推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仅依赖制度设计或文化塑造都不足够,关键在于两者的协调与互动。从长期来看,文化往往变化较为缓慢,而制度则更容易调整。因此,如果两者出现冲突,制度更可能发生变化以适应文化。这一观点为理解历史上的制度演变与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来源|经济学院

文|刁文天 视频|林柔敏

图、编辑|依子贺 责编|张勃欣

审核|曹东勃 连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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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号作者: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