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虽不像明太祖朱元璋那般将屠刀挥向每一个功臣，但其麾下的那些功臣们，最后能够善终的人其实也并不多。韩信也好、彭越也罢、亦或者是英布，下场其实都挺惨的。
哪怕是最早就跟着刘邦的萧何，为了能够自保，也费了不少的心思。
萧何能善终，那是因为萧何足够聪明，成也萧何败萧何，就足以证明萧何在朝堂上的智慧，要远超韩信。
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这些善终之人里，太仆夏侯婴也在其中，他一个刘邦的“专职司机”，凭什么做到这一点？
夏侯婴的仕途起点并不算高，从沛县县令的车夫，到汉王刘邦的车夫，赶得一手好车似乎讲究是他最核心的竞争力。但只要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一点，夏侯婴能够一步步走到这么高的位置，不可能只靠会赶车，必然还有鲜为人知的本事。
公元前205年，刘邦集结五十六万诸侯联军，趁项羽主力深陷齐地，一举攻克西楚都城彭城。胜利来得太过轻易，使得刘邦及其部众迅速沉浸在歌舞升平的狂欢之中。然而，项羽很快就亲率三万精骑，长途奔袭，如天神下凡般将数十万汉军杀得溃不成军，刘邦落荒而逃。
正是在这次逃亡途中，夏侯婴上演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幕。在奔逃的乱军与流民之中，他凭借着惊人的眼力，居然找到了刘邦失散的一双儿女——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将两个孩子救上车，这本是一件大功。
然而，随着楚军追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极度恐惧的刘邦做出了一个令后世瞠目结舌的举动。他认为车上的孩子拖慢了速度，为了自己活命，竟狠心将亲生骨肉一脚踹下车去。
此刻，人性的光辉与政治的算计在夏侯婴身上交织闪耀。根据史书记载，刘邦推一次，夏侯婴就停车救一次，接连反复了三次。
从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刘邦当时为了保命，是真的打算放弃自己的骨肉了。但夏侯婴再三的救人上车，也足以证明他不惧死亡，哪怕是忤逆刘邦，也要保住刘邦的血脉。
若是放在别的时间节点，刘邦定然会因为夏侯婴的举动而肯定他的忠心。但此时，刘邦命在旦夕，夏侯婴三次停车救人的举动，让刘邦错失了逃跑的最佳时机。
据史料记载，“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这说明夏侯婴在数次停车救人的过程中，刘邦至少有十几次动了杀心。
一个在逃亡中连亲生子女都可以抛弃的君主，杀掉一个忤逆自己的司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夏侯婴为何敢冒着被斩首的风险，一再违背刘邦的意志呢？
这绝非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善良或不忍。实际上，这是夏侯婴基于对局势的精准判断而下的一场豪赌。
其一，夏侯婴对自己车技有着绝对的自信。从沛县到丰邑，这条路他早已烂熟于心。他敢于停车救人，是因为他评估过，自己有能力在复杂的逃亡人群和地形中，摆脱追兵。
其二，夏侯婴很清楚，如果真的被楚军主力骑兵锁定，那么无论车上有没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插翅难飞。
马车再快也跑不过精锐的战马，而马车上有没有两个孩子，对刘邦是否脱身也不是决定性因素。所以，既然救与不救对于最终能否逃脱的结果影响不大，那么“救”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便被无限放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夏侯婴的行为与其说是一次“行善”，倒不如说是一次投机。夏侯婴在赌自己与刘邦这一次能够脱险。而真的脱险，他救下的两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储君和长公主。从龙之功，加上救了未来储君的功劳，足以让他富贵。
事实证明，夏侯婴这一次赌对了，他的举动虽然让刘邦动了杀机，却在脱险之后让刘邦对他更加信任，让吕雉对他心存感激，更让刘盈记住了这份救命的恩情。
因此，夏侯婴日后备受吕后母子荣宠。尤其是在刘盈即位后，吕后更是直接将京城中位置最好的宅邸赐予夏侯婴，并命名为“近我”，这份恩宠与亲近，无疑是当年“推车之恩”的最高回报。
刘盈驾崩后，吕后临朝称制，大封诸吕，吕氏集团的势力急剧膨胀，与刘氏宗亲及开国功臣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夏侯婴作为深受吕后母子信赖的“近臣”，其立场在旁人看来，无疑是偏向吕氏的。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迅速与刘氏宗亲联合，发动了一场旨在“匡扶汉室”的政变，目标是彻底铲除诸吕势力。
在这场剧变中，功臣集团为了彻底肃清吕后时代的影响，也为了拥立一个更易于控制的新君，他们选择了代王刘恒。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夏侯婴身上。毕竟他曾是惠帝刘盈最亲近的臣子，而现在需要他做出选择，到底是维护维护自己曾经舍命救下的主君的血脉，还是顺应功臣集团的意志？
为了向周勃、陈平等人递上“投名状”，洗刷自己身上的“吕氏烙印”，证明自己与旧势力彻底切割的决心，夏侯婴亲自动手，将他当年救下的那个孩子的四个儿子一一处死。这前后矛盾的行为，看似是人性的巨大撕裂，但其实夏侯婴做事的逻辑一直没变，始终都以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为先。
夏侯婴此举，赢得了周勃与陈平的信任，夏侯婴与他们一起前往代地迎接刘恒入京即位，是为汉文帝。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大戏中，他完美地完成了角色转换。而他也如愿以偿，继续担任着他的太仆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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