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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城巴佬”的厌恶,已经发展到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来控诉的程度。

起因很简单。春天到了,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照例刷到了一批阿姨们和花拍照、拍视频的内容。这类视频这些年一直被吐槽,从“姿势太夸张”到“影响观感”,再到“破坏环境”,几乎每年都会被拉出来批判一番。除此之外,今年我刷到有人把油菜花做成裙子穿在身上,站在田里拍视频。

按理说,这种行为即使谈不上艺术创新,至少也属于一种人畜无害的娱乐。既不涉及他人,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成本。但我往评论区一看,气氛立刻变了。

有人像是被冒犯了一样愤怒地说:“好好的油菜让猪拱了”;有人直接上纲上线,说这是“毁青罪”;还有人语气沉痛,仿佛在统计国计民生的损失:“这得损失多少油菜”,“每人罚款500”,甚至有人开始诅咒,说“黄花是用来祭奠的”。

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博主反复解释,油菜花是自己家的,那些评论也并没有因此收敛,反而愈发理直气壮。仿佛“你自己的东西”,也必须符合他们脑海里的某种道德秩序。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审美分歧”,而是一种很稳定的人格类型在发作。

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城巴佬

1

所谓城巴佬,是一组特定的组合:生活在城市里,但对真实的农业生产毫无了解;见识极其有限,却对一切行为都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同时又非常自信,以为自己代表着“文明”和“素质”。

他们看到别人砍芭蕉树,会立刻跳出来说“爱护环境不能砍树”,却连芭蕉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都分不清;看到有人上山砍荆棘开路,会指责“破坏生态”;有人爬到自家桃树上拍个视频,他们也要出来教育一句“不能伤害花和树”。

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喜欢这些行为,而在于,他们天然认为,自己有资格对这些行为进行裁决。

而且这种裁决,是不需要事实基础的。

回到油菜花这件事,其实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这些油菜是别人的,是私有的,那么如何处置,本来就是产权范围内的事情。哪怕全部拔掉做成衣服,那也是个人选择,外人无权置喙。

更何况,现实中被摘取的那一点油菜花,对产量几乎没有影响,谈不上什么“损失惨重”。但在城巴佬的叙述里,这件事被放大成一种“资源被浪费”的灾难,仿佛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受到了威胁。

如果这些人真的只是爱惜花草,也未尝不可理解。问题在于,他们的语言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一点。

在这些评论区里,最常见的不是劝阻,而是诅咒:说黄花是祭奠用的,暗示拍照的人不吉利;说拉着树枝的人“该被带走”;说爬树的人应该摔死。

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荒诞的对比:

他们可以为了几朵油菜花义愤填膺,却可以轻易地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发出恶毒的诅咒。

如果说他们真的在意“生命”,那这种在意显然是高度选择性。如果说他们讲“道德”,那这种道德也只是用来指责别人。

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既不是真的爱植物,也不是真的讲道德,而只是借助这些话语,释放一种压抑的攻击欲。

2

在这些争论中,有一个词出现得非常频繁:素质。只要有人爬树、拉花枝、拍视频,就会有人站出来盖章:素质太低。

但这里有一个被刻意忽略的常识:

素质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裁判。

你可以选择不爬树,不拉花枝,甚至连靠近都不靠近,这完全是个人选择;但你没有理由因此去指责别人“低素质”,更没有理由用这种标签去进行攻击。

很多城巴佬的问题在于,他们把“我不喜欢”直接等同于“这是不对的”,再进一步等同于“做这件事的人有问题”。

这种逻辑,一旦成立,任何差异都可以被道德化。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对比:在一些国家,出门不化妆会被认为是不尊重他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化妆的人就是低素质”。如果把这种标准硬套回来,大多数喜欢指责别人的人,恐怕也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高素质”。

顺便说一句,我并不鼓励那些行为。但我觉得有人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达不到需要规劝的程度。

无论是拉花枝拍照,还是摇动树木让花瓣落下,这类行为对公共设施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即便真的有枝条折断,这样什么问题吗?

就算某棵树因为长期被人折腾而枯死(公园里大爷大妈们天天拍树锻炼),也不是什么问题,财政预算里本来就包含更新与维护。

换句话说,这些行为更多是“观感问题”,而不是“公共灾难”。

3

城巴佬们为什么这样讨厌?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认知上的缺失,他们对农业、植物乃至最基本的产权概念缺乏理解。

其次是思维刻板,从小被教育爱护生态、珍惜粮食,就认为折断几根树枝、拔几根油菜花就觉得天塌了。

再次是教养上的问题,他们习惯在公共空间攻击他人,狭隘、不宽容,对任何不符合自己想象的行为,都倾向于否定。

再深一层,是他们日常被忽略,对很多事情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做出价值判断,那么就在阿姨拍照这些事情上寻求存在感。

最深一层,则是对资源、秩序以及自身位置的不确定。

别人拔油菜花,他们会联想到“资源被浪费”;别人摇落花瓣,他们会联想到“秩序被破坏”。

这些联想并不理性,却非常真实地存在于他们的情绪之中。

于是,通过不断地评判别人,他们可以暂时获得一种掌控感,仿佛世界仍然在某种规则之下运行,而自己恰好站在规则的一边。

所以,“城巴佬令人讨厌”,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说了几句难听的话,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一种稳定的存在方式:

对现实缺乏了解,却对他人充满评判;对细枝末节极度敏感,却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花草充满同情,却对人充满恶意。

问题不在花,不在树,也不在所谓素质。

问题在于,一种隐藏但强烈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