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夜，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出租车司机明浩把车停在光复大街路边，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火光照亮了他的半张脸，三十七岁的年纪，看着像五十岁。
“今天跑了八个小时，拉了四趟客人。”他伸出四根手指，在烟雾里晃了晃，“赚了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人民币。这是他一天的劳动所得。一个月跑满三十天，不休息，三百六十块。在平壤，这已经算不错的收入。
“我有个同学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一百块。”明浩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
一百块。在今天的世界上，一百块钱能买到什么？在北京，够吃两碗炸酱面。在上海，够坐十次地铁。在纽约，够停一小时车。
在平壤，这是一家人一个月的活命钱。
明浩的妻子在国营商店当售货员，每月工资八十块。两个人加起来，四百四十块。要养活两个孩子，还要赡养住在乡下的老母亲。
“够用吗？”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烟烧到了过滤嘴，烫了一下手指，他才回过神来。
“不够。”
不够两个字，太轻了。轻到装不下他眼角的皱纹，装不下他孩子穿了三年的校服，装不下他母亲冬天舍不得生炉子的那间老屋。
可他能怎么办？
在朝鲜，你不能辞职下海，不能摆地摊创业，不能换个城市打工。你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你的工资是国家定的，你的人生，是一本写好了剧本的戏。
而明浩，连配角都算不上。他是舞台角落里的一个道具。
“我小时候，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们一样。”明浩掐灭烟头，声音很轻，“后来在车上拉到一个中国客人，他给了我五十块钱小费。五十块啊，我跑四天才能挣到。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一样。”
不一样。这三个字，比“不够”还重。
朝鲜的工资体系，是一个平行宇宙。
大学教授，月薪折合人民币一百二十块。医院的主治医生，一百五十块。政府机关的科长，两百块。这已经是金字塔尖上的收入了。
而一瓶从中国进口的酱油，要三十块。一公斤猪肉，要四十块。一双孩子的运动鞋，要一百五十块。
数学不好的人算不清这笔账。数学好的人，算清了，更难受。
明浩给我算了一笔更扎心的账：他车里的汽油，是从黑市买的走私货，一公斤折合人民币四十块。他跑一天，光油钱就要烧掉七八十块。
“那你不是倒贴？”
他苦笑：“车是公司的，油也是公司的。公司每个月给我配额汽油，够跑五天。剩下二十五天的油，我自己想办法。”
这就是朝鲜的“高收入”阶层——出租车司机、导游、涉外商店营业员。他们的收入看起来比普通人高，可他们离市场更近，离真实的价格更近，离“不够”两个字，也更近。
在平壤最繁华的仓田大街，有一家叫“海棠花”的餐厅。这里可以用欧元、人民币、美元结账。一份牛排，六十人民币。一杯咖啡，二十人民币。
明浩从来没有进去过。
“我拉过客人去那里，”他说，“他们在里面吃饭，我在外面等。车窗摇起来，能闻到里面的香味。很香，香得让人胃疼。”
他顿了顿，又说：“你知道吗？平壤有一百多万人。每天晚上，有一百多万个家庭，在黑暗中吃饭。不是没电，是舍不得开灯。电费虽然便宜，可那点钱，能省就省。”
我问他，那有钱人呢？朝鲜有没有有钱人？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嫉妒，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有。开好车的，住好楼的，孩子上好学校的。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开出租车的钱，每一张都是干净的。”
他又点了一根烟。
“有个客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在这个国家，穷不是你的错，可富，也不一定是你的本事。”
烟灰掉在他的裤子上，他没有拍。
“有时候我想，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一个月一百块的坚持，值得吗？”
他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他把烟抽完，发动了车，驶进了平壤的黑夜里。尾灯像两只流血的 eyes，慢慢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第二天一早，我在酒店大堂看到明浩。他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站在门口等客人。看到我，他笑了一下，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
“昨晚的话，别当真。我们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他重复了两遍“挺好的”，像是在说服我，也像是在说服自己。
我坐上他的车，去火车站。路上经过万寿台，巨大的铜像在晨光中闪着金光。明浩放慢了车速，微微欠了欠身。
那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虔诚、卑微，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悲哀。
到了车站，我下车，把口袋里剩下的人民币都给了他。他接过去，数了数，四百块。
他愣了很久，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够我女儿交一学期的学费了。”他说。
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到他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把钱，像攥着一整个世界的重量。
窗外的平壤在后退，那些灰色的楼房、空旷的街道、骑自行车的人群，都退成了模糊的背景。只有明浩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鸭绿江的这边。
我闭上眼睛，耳边回响着他那句“挺好的”。
不是挺好的。
从来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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