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韩国“三一节”假期天气晴好，仁川中华街上，老牌中餐馆纷纷排起长队，等待叫号的几乎都是韩国本地游客。
这里既有最地道的鲅鱼饺子、山东大包，也有经过百年改良的“韩式中餐”，都由后厨里操着胶东方言的老先生掌勺。其中，用东北大拉皮和韩国拌菜组合而成的“两张皮”，同时受到中韩两国食客的喜爱。
如果在首尔的闹市区找寻中国美食，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麻辣烫，火锅，奶茶店，还有近期风行韩国的糖葫芦。在新生代华侨华人间，“餐饮出海的下一个风口”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140余年”“约100万人”，这是描述1882年以来在韩华侨华人基本情况的两个关键词。这个群体很少处于聚光灯下，但他们经历过近代史上的太多苦难：甲午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漫长的冷战……直到1992年，韩国成为最后一个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亚洲主要国家。
2026年2月到3月，在韩国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访了十多位不同年龄段的韩国华侨华人。前辈侨民频频提及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新生代侨民则关注中韩经贸变局中的新商机。历史的伤痛与新生的活力，形成鲜明的对比。
追根溯源，一切都可以回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来到韩国？
“同胞会再来”
很小的时候，曲欢就记得，家里祖籍是中国山东，户口本上父亲的出生地写的是“南朝鲜仁川”。父亲曾带她到长白山，指着对面说：“那里是朝鲜，再往前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曲欢来到仁川，成为中韩建交后第一批从事跨境贸易的人。历经多年隔膜，两国社会磕磕绊绊地开始重新接触。“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韩国人出于好意夸我，最常说的是：你不像中国人。”
每当思念家乡，曲欢就走到仁川海滨，看一艘艘货轮入港，又驶出前往山东半岛。又过了20多年，在韩国国会图书馆和仁川华侨协会的档案资料里看到爷爷以及更多长辈的名字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家族和仁川已有百年的“韩中缘”。
中国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如果从朱熹曾孙朱潜1224年东渡高丽算起，中韩民间往来定居已有800余年的历史。不过，近代以来，中国人以社会、经济活动为目的，大规模地移居朝鲜半岛，始于19世纪80年代。
左图：仁川中华会馆摆放的华侨抗日志士照片 右图：仁川华侨协会收藏的华侨档案文献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曹然
1882年，朝鲜爆发反对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领3000多名清兵抵达朝鲜，与这支军队同行的有40名中国商人。他们被学界视为进入朝鲜本土商业社会的第一代华商。
随后，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仁川华商租界章程》等条约，中国商人及劳工、农民大多经由水路，以仁川港为枢纽进入朝鲜，逐渐聚集于仁川、首尔、釜山、元山等地。
在始建于1887年的仁川中华会馆，仁川华侨协会副会长周禧丰向记者展示了日本摄影师当年拍摄的仁川中华街景象。这些照片当时被作为“名胜景观”印上了明信片，风貌在今日的巷弄里依稀可见。
作为租界，仁川中华街的房屋多是二层以上的小洋楼，建设洋楼所需的红砖，其烧制技术就是由华侨华人从中国引入。与周围的租界不同，中华街上的洋楼大多加盖了传统中式屋顶，还有很多体现出传统中国民居的装饰细节。这是华侨建筑师的心血。照片上，华商的店铺招牌清晰可见。周禧丰指向大街左侧：“这就是曲欢祖上的产业：锦成东绸缎庄。”
也是从那时起，“中国人”被当时的朝鲜社会视为特殊的富裕阶层，“绸缎庄的王姑爷”成为富家少爷的代名词。这个刻板印象埋下了隐患。
周禧丰解释，早期华商运营的商行确实打通了朝鲜半岛、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链，但与华商群体同时来到韩国的，还有许多华工、华农。他们并非巨富，但为韩国建筑业走向工业化、为朝鲜半岛蔬菜饮食的改良，贡献很多。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几年。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半岛。1913年，仁川清租界被取消，地名改为侮辱性的“支那町”，居民坚持使用“中华街”的名称作为反抗。但联通东北亚的商路逐渐不通了。
1931年，“万宝山事件”爆发，朝鲜半岛发生排华风潮，数千华人在骚乱中遇难。行走在仁川中华街上，周禧丰可以熟练地说出，哪家华人商行曾被日本浪人纵火、抢劫、杀害伙计，最终黯然离场，如今只剩下早已改换主人的老房子。1937年之后，锦成东前往中国大陆的人，没有再返回朝鲜半岛，其中就包括曲欢的父亲。
中华会馆的一角，阳光洒在四张老照片上，每张照片里的年轻人都被打了叉。这是本地的华人抗日志士，在被日本侵略当局枪杀前留下的遗像。在今天的官方叙事里，这成为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一部分。
再然后，日本投降，美军占领，朝鲜战争爆发。周禧丰提起一张老照片：侨民们高举双手，面对登陆的美军。刚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韩国引以为傲的“汉江奇迹”，又成为近代以来在韩华侨华人的一场“大浩劫”。
年逾六旬的韩国中华总商会会长袁国栋回忆起童年往事，印象尤为深刻。那时家中的日历上，总会被标注一个醒目的红圈——那是每年必须办理签证延期的日子。“那不仅仅是一个日期，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感。”
1961年，朴正熙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的“不欢迎华侨政策”。为了打压当时控制了韩国出口贸易70％到80％的华商，韩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住宅、经营土地坪数做出严苛限制，并在签证、货币、贷款、教育、银行开户等领域全面实施歧视性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又以首尔开发为由，逼迫华商变卖掉了最后保留的一批土地和物业。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执行总会长王海军介绍，一方面，土地坪数限制导致华商原本的外贸生意、华农原本租赁土地种菜的营生无法持续，华侨华人被迫集中到餐饮行业求生，“韩国社会形成了‘中国人开餐馆’的新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为了规避歧视性政策，很多侨产被迫改变登记，由此造成的大量产权纠纷一直延续至今。
有数据显示，“汉江奇迹”期间，70％以上的在韩华侨华人选择离开，华侨华人总数最低降至约3万人。但也正是在劫难中，原本按照祖籍地形成的“北帮”“广帮”“南帮”等不同群体进一步融合。从仁川到首尔，60多个地区的“华侨协会”应运而生，一边管理华侨户籍档案，一边为生存与韩国政府周旋。
在仁川华侨协会的办公室里，记者查阅了从1887年至今的侨民户籍、土地档案，以及侨界历次开会的记录，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有档案缺失。1977年，在“处境日益困难”“经费拮据，及各种困难环境下”，协会还集资修建了一栋两层的小办公楼，主要供华侨中小学作为校舍，定名为“自强大厦”。
最让周禧丰感到自豪的，不论时局变化，每逢清明，协会都会对侨民墓地一体祭扫。“早期的群体，比如来自广东地区的‘广帮’，人走了，墓还在，我们每次迁移墓地、祭扫先人，都没有忘记他们。因为我们相信，早晚有一天，同胞都会再来，我们要替他们好好照看。”
1992年8月，中韩建交。此后，韩国政府逐渐取消对华侨华人的歧视性政策，两国民间往来规模迅速扩大。王海军介绍，截至2025年11月，在韩居住的“广义上的华人/华裔群体”总数已达到101.4万人。
一位前辈侨领对记者坦言，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对在韩华侨一边强化“反共教育”，一边又忌惮韩国是“亚洲最后的盟国”而不敢捍卫侨民利益。前辈华侨长期受此影响，一些人在中韩建交之初“在中国大使馆和‘台北代表部’之间搞等距离交往”，直到返乡见证大陆的山乡巨变，又看到韩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真的被解除，“人心大变”。
1999年，韩国中华总商会成立。2002年，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和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成立。这两个今天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侨团，都由前辈华侨领袖发起组建，立场都坚定不移。“祖国强大是大势所趋，没有人看不到。”王海军说。
2024年清明，仁川华侨协会的先贤祭扫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代”华人的身影：曲欢。仪式结束，本地前辈侨领拉着曲欢走上仁川中华街的街头，逢人就用一口地道的胶东口音介绍：“这是锦成东的孙女。”
“我出生时，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但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穿越到了他们的时代。”曲欢说。她随着老前辈走进仁川中华会馆。“行个礼吧，你爷爷当年为会馆捐过钱。”曲欢跪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融入、坚守与交流
在仁川中华街上体验完“中韩合璧”的美食，沿着《三国演义》的壁画墙走着，周禧丰有些神秘地要带记者参观一个“信仰场所”。佛教？儒教？道教？他都摇头。推开义善堂的门，一字排开的五间房里，分别供奉着妈祖、观音、关公、财神爷，还有来自东北民间狐仙信仰的胡三太爷。仁川的前辈华侨们口口相传，这位胡三太爷“是最灵的”。
院外一角，摆着一个放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神龛。周禧丰说，每到年节，他们就抬着神龛，到那些不方便行动的老人家里，帮他们完成最传统的祭祀与祈福。
深入前辈华侨华人的世界，记者不时体会到“穿越感”。时至今日，一些侨领仍能脱口而出切口、堂口，对“青帮可以入洪帮，洪帮不能入青帮”如数家珍。但这些精神遗产正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消亡。仁川华侨协会的成员中，三分之一年过花甲，至于年轻一代，“不少人已经换了韩国护照，融入韩国社会”。
遭受了半个世纪的歧视，老人们并不苛责年轻一代的选择。一位前辈侨领指出，限于韩国政府过去的教育歧视政策与侨界自身的局限，不少前辈华侨从小在华侨小学、华侨中学读书，“从小到大始终在一个小圈子里，思维固化”，加上过去侨校实力有限，中、韩、英三语都没有真正学好，在韩国社会长期边缘化。反而是新生代华侨华人，“既融入了韩国社会，其实也促进了中韩文明交流”。
21世纪初，已经成为“韩国女儿的妈妈”的曲欢，越来越感受到韩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隔膜。“每次开车路过其他国家的驻韩国文化院，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她的新旅程从一盘西红柿炒蛋开始：“专门从中国背来一个大锅，把盐和糖的比例调好，装进小袋子里，跟韩国朋友说这是来自中国的秘制配方，然后教他们做真正的中餐。”
2002年，直属韩国文体观光部的国家级社团法人韩中文化友好协会成立，曲欢担任会长。2020年开始，协会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新时代中国大讲堂”系列课程，至今已举办八届，多位韩国前总理、国会议员及政商各界人士参与活动，“不仅有友好人士，也主动吸引、接纳不同政治立场的韩国精英参加，提高这个群体整体的对华认知”。
2022年到2024年，在尹锡悦执政时期，中韩关系面临挑战，在韩华侨华人面对的社会环境也受到冲击。2025年6月，李在明当选新任韩国总统后，推动韩国外交重回“务实”和“平衡”轨道，得到中方积极响应。多位侨领都对记者透露，李在明执政后，他们开展工作面临的阻力明显减小，当地政府官员“也经常会来询问近期是否有歧视性问题发生”。
但另一方面，上台后，李在明也多次提出韩中之间应基于“水平分工”和“平等协作”，重构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合作型经济关系。对此，韩国中华总商会会长袁国栋对记者说，在两国经贸关系从“互补”转向“平行竞争”的大背景下，华侨华人也面临新的机遇。过去，韩国经济长期由大型企业主导，华侨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有限，华商多集中在餐饮、旅游、物流领域，行业单一。
“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更加开放。”袁国栋指出，华商可以发挥连接中韩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对接中国在科技与产业升级方面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促进优质技术与产业在韩国的落地与融合，从而实现对两国社会都有益的共赢发展。
在职业生涯初期，袁国栋曾切身经历韩国制度与环境带来的压力与限制。这段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华侨华人若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在所在国社会中的参与度与认同度。“只有当华侨华人真正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其经济发展空间与社会地位才会同步提升。”
基于长期观察与实践，袁国栋认为，当前中韩关系总体向好，为华侨华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新一代华侨华人在加强与祖（籍）国联系的同时，也应更加积极地参与韩国社会。
他以东南亚华商的发展经验为参照指出，当地华人群体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深度参与本地社会经济体系与公共事务。相比之下，在韩华侨华人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不仅应是经济参与者，更应成为社会参与者与价值创造者”。
不过，随着时代变化，今天的华侨华人面对的社会现实不同，想法也各异。安然生长于中国一线城市，中学时就学习过韩语。博士毕业后，他来到韩国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学院任教。这里从行政到教学都使用英语，作风国际化，让他觉得很舒适。但他也坦言，并不希望爱人也来到韩国高校任教，因为“如果不是在这样特殊的学院，即使身处顶尖院校，也不得不面对韩国特色的行政作风，爱人会难以接受”。
从根本上说，前辈华侨华人最初是为了逃避清末的灾荒与战乱，为求生存来到朝鲜半岛，和闯关东、走西口有相似之处。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必须抱团，也必须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对新生代华侨华人来说，选择韩国更多缘于个人机遇。安然说，这一代年轻人，既有来的动力，也有离开的底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安然为化名）
发于2026.3.30总第122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韩国华侨华人的百年沉浮
记者：曹然 刘旭 霍思伊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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