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在身后关上。
雪片子砸在脸上，像砂纸打磨皮肤。我提着破编织袋，站在监狱门口的空地上。一年了，我以为总会有人来。
只有她。
警用棉大衣，领子竖着，帽檐积了层薄雪。周香怡站在十步外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把黑伞。看见我出来，她撑开伞，朝我走来。
雪落在伞面上，沙沙响。
“跟我走吧。”她说。
我没动。去年夏天，也是这只手，把冰凉的手铐扣在我腕上。
六个月后，我在旧仓库二层的隔间里找到叶立轩。
他趴在水渍斑驳的水泥地上，后脑有个干净利落的窟窿。
周香怡蹲下身，戴着手套的手指悬在半空，最终没碰他。
她转头看我，眼睛里结了冰。
“你父亲……”我嗓子发干。
她站起来，掸了掸裤腿。“他叫周家兴。”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
雪越下越大。
码头的探照灯切开夜雾，渡轮鸣笛，像一声漫长的叹息。
周香怡把伞柄塞进我手里，转身走进风雪。
我没有撑伞，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淡，最后融进灰白的天地间。
手里那张揉皱的纸，是周家兴牺牲前最后一页工作笔记的复印件。上面只有三个字，用红笔圈着：
他们怕了。
01
雪下得正紧。
我站在监狱大门口，手里那只编织袋被风吹得晃荡。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套洗漱用品，还有释放证明。纸已经潮了，攥在手里软塌塌的。
远处公路上有车灯划过，很快消失在雪幕后面。
没人来接。
电话打不通，地址换了，那些称兄道弟的人像蒸发了一样。
我早该想到的。
一年前宣判的时候，旁听席上除了我妈，就是几个来“学习观摩”的街道干部。
风卷着雪灌进衣领。我把解放帽的耳朵放下来，系紧。棉袄是去年入冬前发的，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正准备往公路方向走，槐树下有人动了。
是个穿警用大衣的女人。她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快，但稳。雪地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
我认出来了。
周香怡。
去年七月十八号下午，她带着两个人来我公司。
那天特别热，吊扇在头顶嗡嗡转，她额角有细密的汗，但声音很冷：“贾天佑，跟我们走一趟。”
现在她走到我面前，伞举高了些，遮住我们两个人。
“贾天佑。”她叫我的名字。
我没应声，看着她。一年不见，她瘦了点，颧骨更明显了。眼神还是那样，平静得像口深井，看不出底下有什么。
“跟我走吧。”她又说了一遍，转身往回走。
我站着没动。
她走出几步，回头看我。“没地方去，是不是？”
雪落在她肩膀上，很快化开，留下深色的水渍。我拎起编织袋，跟了上去。
路边停着一辆边三轮摩托车，军绿色，车斗里积了层雪。她跨上驾驶座，从兜里掏出钥匙。发动机吭哧了几声才打着，排气管喷出白烟。
“上来。”她说。
我爬进车斗。座位冰凉，帆布篷破了个洞，雪从洞里飘进来。她拧动油门，车子抖动着冲进风雪。
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枝桠像黑色的血管伸向天空。偶尔经过村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缩了缩脖子，把脸埋进衣领。
开了大概四十分钟，车拐进一条土路。路很窄，两边是菜地，盖着厚厚的雪。尽头有几排平房，红砖墙，瓦顶上压着草席。
车在一间平房前停下。
周香怡熄了火，拔了钥匙。她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开了锁。木门吱呀一声推开。
屋里没灯。她划了根火柴，找到煤油灯点上。
光线昏黄，勉强能看清。屋子不大，里外两间。外间有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煤炉。里间只有一张木板床，铺着蓝格子床单。
“暂时住这儿。”她把伞靠在门后，“炉子今晚生不起来，明天去买煤。”
她从大衣内兜掏出个信封，放在桌上。“里面有点粮票，二十块钱。先用着。”
我盯着信封，没碰。“为什么？”
周香怡正弯腰检查煤炉，闻言直起身。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跃，鼻梁投下浅浅的阴影。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帮我。”我说，“你抓的我。”
她沉默了几秒，从桌上拿起火柴盒，又放下。“你妈病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时候？”
“上个月。肺炎，住院一周。”她语气平淡，“街道通知不到你，我去看了她两次。”
“她现在……”
“出院了。”周香怡转身往外走，“明天你自己回去看。钥匙在桌上，出门锁门。”
她走到门口，又停住。
“贾天佑。”她背对着我，“这一年，有人去看过你吗？”
我没说话。
她拉开门，风雪涌进来。门重新关上，脚步声在雪地里渐渐远去。
我站在屋子中央，听着风声。煤油灯的火苗颤了颤，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桌上那个白色信封，像一块冰。
02
一夜没睡踏实。
窗户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啦响，缝隙里钻进来的风像刀子。我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后半夜实在扛不住，起来活动手脚，在屋里踱步。
天蒙蒙亮时，雪停了。
我打了盆井水洗脸，水刺骨的凉。镜子里的人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我盯着看了很久，才想起这是我自己。
桌上信封还在。我打开数了数，二十块钱，十斤粮票，还有五张煤票。粮票是全国的，能换米面。
肚子叫了。从昨天中午在监狱吃过那顿白菜炖粉条，到现在粒米未进。
我揣上五块钱和两张粮票，锁门出去。
平房区住户不多，大多是老人。几个早起倒痰盂的看见我，眼神躲闪，匆匆回屋。我压低帽檐，往大路方向走。
走了二里地，找到个早点摊。油条、豆浆、烧饼。我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系着白围裙，手冻得通红。
“刚出来的？”她舀豆浆时问。
我点点头。
“住后面那片平房？”
“嗯。”
她把碗推过来。“那片房子快拆了，没几家住。你是周警官安置的？”
我抬头看她。
女人擦擦手，压低声音。“周警官是好人。她爸……唉，不说了。你吃吧，油条算送你的。”
我慢慢喝豆浆。温热的液体顺着食道滑下去，胃里终于有了点暖意。女人在旁边炸油条，油锅滋滋响，白汽升腾。
吃完付钱，她只收了我粮票。“钱留着吧，用钱的地方多。”
往回走的路上，我在供销社买了五斤煤球，用网兜提着。又买了点挂面、盐、一包火柴。二十块钱花出去三块八。
回到平房，生炉子费了番功夫。
煤球点不着，浓烟呛得我直咳嗽。
后来想起在监狱劳动时学的，先引柴火，等烧旺了再加煤。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炉口终于冒出蓝火苗。
屋里渐渐暖和起来。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火苗发呆。周香怡为什么帮我？因为可怜我妈？还是……
目光扫过屋子。墙面刷过白灰，但墙角有渗水的痕迹。家具很少，但擦得干净。床单洗得发白，但铺得平整。
我站起来，开始仔细检查。
抽屉是空的。柜子里有几件旧衣服，男式的，布料很旧，但叠得整齐。我抖开一件中山装，肩宽和袖长都比我大一号。
不是周香怡的衣服。
里屋床板下，我摸到一个硬物。抽出来看，是个铁皮饼干盒，生了锈。打开，里面是些零碎：几枚毛主席像章，一个褪色的红袖标，一本工作证。
工作证封皮是深蓝色，印着国徽。
翻开，照片上是个方脸男人，浓眉，眼神锐利。
姓名栏写着：周家兴。
单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职务：副支队长。
发证日期是七年前。
我盯着照片。周家兴。周香怡的父亲。
盒底还有张折叠的报纸。展开，是《滨江日报》，日期是去年八月十二日。二版右下角有篇报道，标题是“老刑警追捕歹徒英勇殉职”。
报道很短，只说周家兴同志在追查一起重大案件时，遭遇歹徒反抗，不幸牺牲。追悼会已于日前举行。没有细节，没有案件名称，没有歹徒信息。
殉职日期：去年八月十日。
我入狱是去年七月二十二日。
报纸从我手里滑落，飘到地上。煤炉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屋外传来脚步声。
03
门被推开时，我已经把饼干盒塞回床下，坐在炉边烤火。
周香怡拎着个布兜进来，兜里鼓鼓囊囊的。她今天没穿警服，换了件藏蓝色棉袄，围了条灰色围巾。
“炉子生起来了。”她看了一眼，把布兜放桌上，“买了点白菜、土豆，还有一斤肉。”
我站起来。“多少钱？我给你。”
她没接话，从兜里往外拿东西。白菜梆子上还带着泥，土豆大小不一，肉用油纸包着，肥多瘦少。
“你妈住哪儿？”她问。
“建设路，纺织厂家属院。”
“下午我送你过去。”
“不用。”我说，“我自己能找着。”
周香怡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看我。“贾天佑，你以为我是闲得没事？”
我们隔着桌子对视。煤炉的热气烘着她的侧脸，鼻尖有点红。
“你爸……”我开口。
她眼神变了。那种平静的深井突然起了波纹，虽然只有一瞬间。
“你看到了。”她说。
“为什么给我住这儿？”
周香怡把最后一个土豆放进网兜，拍了拍手上的土。“这房子是我爸留下的。他牺牲后，一直空着。”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组织上给了抚恤金，分了楼房。我妈搬走了，我不想去。”
“所以你让我住？”
“你需要地方住。”她转过身，“我需要有人看着这房子。”
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但我没再问。
中午她留下一起吃饭。我煮了挂面，她炒了白菜土豆片，切了几片肥肉炼油。菜炒得咸，但我吃得很香。一年没吃过这样的饭菜了。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咀嚼声和碗筷碰撞声。
“你妈叫王茹？”她忽然问。
“纺织厂退休？”
“挡车工，干了三十年。”
周香怡点点头，夹了片土豆。“住院那会儿，她一直念叨你。说你在南方跑运输，忙，回不来。”
我筷子停了停。
“我没拆穿。”她说，“医生说她是急火攻心，加上年纪大，不能再受刺激。”
吃完饭，她洗碗。我站在旁边擦桌子。水很凉，她洗得仔细，手指冻得发白。
下午两点，我们出门。还是那辆边三轮，她让我坐后座。路上她开得不快，雪化了一半，路面泥泞。
纺织厂家属院是五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墙皮脱落得厉害。我家在三号楼，一单元，二楼。楼道里堆满杂物，昏暗，有股霉味。
站在202室门口，我手抬了几次，没敢敲。
周香怡看了我一眼，伸手敲门。
敲了三下，里面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开了条缝，王茹的脸露出来。她老了，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大半。
看见我，她愣住。
“妈。”我嗓子发紧。
门完全打开。王茹盯着我看了几秒，眼圈慢慢红了。她抬手，我以为要打我，但她只是摸了摸我的脸。
手很粗糙，像砂纸。
“回来了。”她说，声音哽咽。
屋里还是老样子。两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墙上挂着我爸的遗像，他是八年在工地上出事走的。
王茹让我坐，忙着倒水。暖瓶是空的，她又去烧水。周香怡站在门口，没进来。
“周警官，进来坐。”王茹说。
“不了阿姨，我还有事。”周香怡说，“贾天佑，你陪阿姨说说话。晚上……”
“我回来住。”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下楼。脚步声渐渐远去。
王茹拉着我坐下，手一直抖。“在里面……受苦了吧？”
“没有。”我说，“挺好的。”
她不信，撩起我袖子看。手腕上有道浅浅的疤，是去年卸货时划的。她眼泪掉下来。
“妈，对不起。”我说。
她摇头，擦眼泪。“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工作没了不怕，妈有退休金，够咱俩吃饭。”
我鼻子发酸，低下头。
晚上，王茹做了顿像样的饭：米饭，炒鸡蛋，还有中午周香怡带来的肉，她切了一半红烧。我们面对面坐着吃，她不停地给我夹菜。
“周警官是个好人。”她说，“我住院那会儿，她天天来，送饭，陪夜。医药费不够，她垫了两百。”
我筷子停了。“她垫钱？”
“嗯。我说等你有钱了还，她说不用。”王茹叹气，“她说她爸也是警察，知道家属的难处。”
“她爸……”
“牺牲了。”王茹压低声音，“听护士说，是追坏人，被捅了七八刀。可怜啊，就这一个闺女。”
我扒了口饭，嚼了很久。
吃完饭，我抢着洗碗。王茹坐在床边织毛衣，是老式的枣红色毛线。屋里只有毛衣针碰撞的咔嗒声。
“妈。”我擦干手，“我进去那事儿……您恨我吗？”
织毛衣的手停了。
王茹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浑浊。“恨什么？你是我儿子。”
“我给家里丢人了。”
“人活着，不丢人就行。”她继续织毛衣，“天佑，妈不图你大富大贵，就图你平平安安。”
我站在水池边，看着窗外。夜色浓重，远处有零星的灯火。
平房区那间屋子，周香怡父亲的遗物，报纸上简短的报道。还有她看我时，那种复杂的眼神。
这一切像一张网，而我刚触到边缘。
04
在母亲家住了三天。
白天帮她打扫屋子，去粮站买米，修了漏水的龙头。邻居见了我，大多点点头就匆匆走过，也有几个关系好的阿姨，偷偷塞给我几个鸡蛋。
第四天早上，王茹塞给我五十块钱。“拿着，去找个工作。别整天窝在家里。”
“妈，我有钱。”
“你那点钱留着。”她固执地把钱塞进我口袋，“周警官说了，街道办在招临时工，扫马路，你去问问。不丢人，靠力气吃饭。”
我收下钱，出门。
没去街道办，我回了平房区。路上买了包“大前门”，一块二。烟瘾在监狱里戒了，但现在又想抽。
屋子里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炉子灭了，冷得像冰窖。我重新生火，蹲在炉边抽烟。
烟雾缭绕中，我又想起那个饼干盒。
这次我仔细翻看。
像章一共七枚，最早的是六六年的。
红袖标上印着“红卫兵”，字迹已经模糊。
工作证里夹着张黑白全家福，周家兴穿着警服，旁边是个扎辫子的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
女孩眼睛很大，抿着嘴，一脸严肃。是周香怡。
盒底还有个小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缘磨损得厉害。
翻开，里面是工作记录，字迹工整，但用的是代号和简写。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Y”和“J”。
“8月3日：Y与J在码头碰面，约20分钟。J交付包裹，Y支付现金。”
“8月5日：跟踪Y至城南仓库区。仓库注册名称为‘立达贸易’，法人叶立轩。”
“8月7日：内线提供消息，J可能被调包。需核实。”
最后一页是八月九日：“明日与Y约谈。关键证人已找到，务必保护。”
笔记到此为止。
第二天，周家兴殉职。
我合上笔记本，手心里全是汗。Y是叶立轩，我的合伙人。J是贾天佑，我自己。
周家兴在调查我们。
不，他在调查叶立轩。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门外传来摩托车熄火的声音。我赶紧把东西放回原处，坐回炉边。门开了，周香怡进来，手里拎着条鱼。
“给你妈拿过去。”她把鱼递给我，用草绳拴着，还在滴水。
“谢谢。”
她没接话，在屋里转了一圈，检查窗户，摸了摸墙面。“这两天住这儿？”
“住我妈那儿。”
“嗯。”她走到桌边，手按在桌面上，指尖轻轻敲击。“贾天佑，有件事问你。”
我抬起头。
“你当初那批货，”她语气平静，“丝绸，说是从苏州进的，要运往黑龙江。报关单是你签的字？”
“是。”
“但海关查验时，发现夹带了电子表？”
我沉默。
这是定我罪的关键证据——在二十箱丝绸里，查出五百只走私电子表。
叶立轩负责报关，我负责运输。
事发后，叶立轩失踪，所有证据指向我。
“你怎么解释？”周香怡问。
“我不知道表的事。”我说，“叶立轩说手续齐全，我就接了单。”
“五百只表，不是小数目。装车时你没检查？”
“检查了。”我声音发干，“开箱抽查，确实是丝绸。但后来才知道，只有上面几层是，下面全是表。”
周香怡盯着我，像在判断这话的真假。
“你恨叶立轩吗？”她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恨。”
“如果找到他，你想做什么？”
这个问题很危险。我斟酌着词句：“问他为什么害我。”
“只是问？”
“不然呢？”我看着她，“杀了他？”
周香怡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贾天佑，你入狱这一年，叶立轩一次都没去看过你？”
“没有。”
“你妈住院，他也没露面？”
“他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我站起来，炉火映着我的脸。“周警官，你到底想问什么？”
她也站起来，我们隔着炉子对峙。煤火噼啪作响。
“我想问，”她一字一句，“你知不知道，叶立轩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但你能找到他。”
“我凭什么要找他？”
周香怡从大衣内兜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黑白照，有些模糊，但能认出是叶立轩。他站在一辆桑塔纳旁边，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亮。
背景是南方某城市的街道，店铺招牌上有“深圳”字样。
照片右下角有日期：去年十二月。
我入狱五个月后，他在深圳。
“你爸拍的？”我拿起照片。
“嗯。”周香怡说，“牺牲前一周，他去了趟南方。这张照片是在他相机里找到的，胶卷只冲了这一张。”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Y深居简出，与当地有联系。疑有保护伞。”
“你爸在查他。”我说。
“对。”
“为什么？”
周香怡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因为叶立轩可能不止走私。”
“还有什么？”
她没回答，而是问：“贾天佑，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的案子判得那么快？从抓到判，不到两个月。”
我想过。但没敢深想。
“证据确凿。”我说。
“太确凿了。”周香怡声音很轻，“像有人提前准备好一切，就等你往里跳。”
屋外起了风，吹得窗户塑料布哗啦响。炉火摇晃，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
“周警官。”我说，“你让我住这儿，帮我妈，不是同情，对吧？”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需要我。”我继续说，“因为我认识叶立轩，了解他的行事方式。因为我是唯一可能找到他的人。”
周香怡没否认。
“找到他之后呢？”我问。
“问清楚一些事。”
“关于你爸的死？”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炉子里的煤块烧塌，发出闷响。
“贾天佑。”她说，“如果我告诉你，我爸可能不是死于意外呢？”
05
那句话像块冰，砸进耳朵里。
我盯着周香怡，想从她脸上找出破绽。但她很平静，平静得可怕。只有握紧的拳头泄露了一丝情绪。
“什么意思？”我问。
周香怡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殉职报告上说，我爸是在追捕盗窃犯时，被对方持刀反抗，身中七刀。现场有搏斗痕迹，凶器上只有我爸和盗窃犯的指纹。”
“盗窃犯呢？”
“死了。坠河，尸体三天后在下游找到。”她转过身，“一切都合情合理，对吧？”
“但有几个问题。”她走回桌边，手指轻轻敲击桌面，“第一，我爸是刑侦支队长，追捕盗窃犯不是他的职责。第二，那天他本该休假，却突然出门，没跟任何人说去哪儿。第三……”
她顿了顿，“第三，他中的七刀，有五刀在背后。”
我脊背发凉。
“你是说……”
“我只是说，有些事不对劲。”周香怡打断我，“我申请调阅案卷，被驳回。理由是该案已结，且涉及烈士名誉，不宜再查。”
“所以你私下查？”
“对。”她直视我的眼睛，“我爸留了些东西，没交给组织。其中就有关于叶立轩的调查记录。”
“你认为叶立轩和你爸的死有关？”
“不知道。”她摇头，“但他是最后见过我爸的人之一。八月九号下午，我爸去见了叶立轩。谈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就出事了。”
我重新坐下，点了根烟。手有点抖。
“贾天佑。”周香怡声音放软了些，“我需要你帮忙。只有你能接近叶立轩，只有你能让他开口。”
“凭什么他会见我？”我苦笑，“他害我坐牢，躲我还来不及。”
“就因为你是受害者。”她俯身，双手撑在桌面上，“你可以去找他讨说法，可以假装要报复，可以……可以有很多理由。但你必须找到他。”
“然后呢？套他的话？录音？周警官，我不是警察，没受过训练。”
“我会教你。”
“为什么选我？”我抬头看她，“你可以找别人，找线人，找专业的。”
周香怡直起身，眼神黯淡了一瞬。“因为我信不过别人。”
这句话像把钥匙，打开了某个开关。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煤火燃烧的咝咝声。
“如果我答应，”我说，“有什么好处？”
“第一，我帮你查清当年谁陷害你。第二，如果你被冤枉，我帮你申诉。第三……”她顿了顿，“第三，我可以保证，无论查出什么，都不会牵连你妈。”
最后一条击中了我的软肋。
我掐灭烟。“叶立轩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周香怡说，“去年十二月在深圳拍到他后，就再没消息。但他一定还在国内，而且离滨江不远。”
“因为他需要随时掌握这边的动向。”她走到墙边，手抚过斑驳的墙皮，“你的案子，我爸的死，还有……其他一些事。”
“其他什么事？”
周香怡没回答。
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个信封，比上次厚。
“这里面有三百块钱，够你活动一阵。还有几个地址，是叶立轩以前常去的地方。你先从这些地方找起。”
我接过信封，没打开。
“找到之后，不要轻举妄动。”她叮嘱，“先联系我。这个号码。”她写了张纸条，“公用电话，每天中午十二点，我会等十分钟。”
“如果他不见我呢？”
“那就想办法让他见。”周香怡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贾天佑，你当过老板，跑过码头，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用你的方式。”
“如果我搞砸了……”
“那就搞砸了。”她拉开门，冷风灌进来，“但至少，我们试过了。”
她走出去，脚步声在雪地里渐行渐远。
我坐了很久，直到炉火熄灭。然后我打开信封，数了钱，看地址。都是些熟悉的地方：码头边的茶楼，城南的台球室，火车站旁的小旅馆。
最后一张纸上，写着一行字：“小心。叶可能不是一个人。”
我烧掉这张纸，看着火苗吞噬字迹。灰烬落在炉膛里，很快变成黑色粉末。
窗外，天又阴了。又要下雪。
我忽然想起周家兴笔记本上最后一句话：“关键证人已找到，务必保护。”
那个证人是谁？
现在还活着吗？
06
我决定从码头开始找。
滨江码头是货运枢纽，九十年代初还没大规模改造，到处是简易仓库、吊车和堆积如山的集装箱。
我以前的公司在这儿有个办事处，两层小楼，叶立轩常在那儿待着。
周香怡给我钱后的第三天，我坐公交车去码头。穿着母亲给的旧棉袄，戴了顶雷锋帽，遮住半张脸。镜子里的人像个普通力工，没人会多看一眼。
办事处的楼还在，但招牌换了。“立达贸易”变成了“宏发物流”。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会儿，进出的人都是生面孔。
旁边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我买了两个，蹲在路边吃。
“师傅，打听个事儿。”我递了根烟过去，“这楼以前是不是叫立达？”
老头接过烟，别在耳朵上。“立达啊，早没了。去年秋天就搬走了。”
“搬哪儿去了？”
“谁知道。”老头剥鸡蛋壳，“做生意的，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听说老板出事了？”
“什么事？”
老头压低声音：“走私，被抓了。公司查封，东西都拍卖了。这楼现在的新东家，是拍卖会上买的。”
我心跳加速。“原来的老板呢？姓叶的那个。”
“叶老板？”老头摇头，“好久没见了。出事前就不常来，都是手下人在管。后来……有人说跑南方去了，有人说躲起来了。谁知道呢。”
茶叶蛋有点噎。我慢慢咽下去。
“师傅，您在这儿摆摊多久了？”
“十多年喽。”老头说，“码头这点事儿，没我不知道的。”
“那您记不记得，去年夏天，有没有警察来这儿？”
老头手一顿，鸡蛋掉回锅里。他抬头看我，眼神警惕起来。
“你问这个干啥？”
“没事，就问问。”我掏出五块钱，“再给我装五个鸡蛋，带走。”
老头脸色缓和了些，一边装袋一边说：“警察倒是常来，查走私查得严。不过去年八月……好像是有个老警察来过几次，找叶老板。”
“长什么样？”
“五十来岁，方脸，浓眉，走路带风。”老头把袋子递给我，“说话挺客气，但眼神厉害，一看就是干刑警的。”
是周家兴。
“后来呢？”
“后来……”老头想了想，“后来好像没再来。过了一阵，听说叶老板出事了，再后来，那老警察也……唉。”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明白。
我提着鸡蛋离开，走到码头边。江风很大，带着水腥味。货轮鸣笛，起重机轰隆作响。工人们扛着麻袋，喊着号子。
这里的一切都熟悉，又陌生。
接下来几天，我跑了城南台球室和火车站旅馆，同样一无所获。
台球室老板换了人，新老板说从没听说过叶立轩。
旅馆老板娘倒是记得，但说叶立轩去年七月就退房了，再没来过。
线索断了。
我给周香怡打电话，中午十二点整。公用电话亭在邮局门口，排队的有七八个人。轮到我时，手心全是汗。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
“喂？”
“是我。”我说。
“说。”
“码头、台球室、旅馆，都去了。没人见过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去红旗街，十三号院。二楼，左手边。”
“那里是？”
“他一个相好住的地方。”周香怡声音很轻，“但小心点，别直接问。就说……就说你是叶立轩的朋友，来还钱。”
“她叫什么？”
“刘艳红。”电话挂断。
红旗街在城东，是一片老居民区。巷子很窄，两旁是青砖平房，墙皮斑驳。十三号院是栋两层筒子楼，走廊里堆满蜂窝煤和杂物。
我爬上二楼，左手边门上的春联还贴着，但褪色了。敲门前，我深吸一口气。
门开了条缝，露出半张女人的脸。三十多岁，烫着卷发，穿着红毛衣。
“找谁？”
“请问，刘艳红住这儿吗？”
女人打量我。“我就是。什么事？”
“我……我是叶立轩的朋友。”我说得有点结巴，“他欠我点钱，一直没还。我听说他以前常来这儿，就想问问……”
刘艳红脸色变了。“我不认识什么叶立轩。你找错了。”
她要关门，我赶紧伸手挡住。
“大姐，帮帮忙。”我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从门缝塞进去，“我就想找他，没别的意思。这钱……算是信息费。”
门停住了。刘艳红看着钱，又看看我。
“你真不是来讨债的？”她问。
“不是。我就是……想见他一面。”
刘艳红犹豫了一下，拉开门。“进来吧。”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有电视，有冰箱，墙上挂着明星挂历。她让我坐沙发，自己去倒水。
“你叫什么？”她把水杯递给我。
“贾天佑。”
她手抖了一下，水洒出来些。“贾……天佑？你不是……”
“刚出来。”我苦笑，“所以想找叶立轩问问，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刘艳红在我对面坐下，点了根烟。“你找不着他的。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去年七月。”她吐了口烟，“就你出事前几天。他来找我，给了我一笔钱，说可能要出去躲一阵。”
“为什么躲？”
“他说……”刘艳红压低了声音，“他说有人要搞他。但他没说是谁。”
“给多少钱？”
“五千。”她说，“让我别乱说，如果有人问，就说从没来过。”
五千在九一年是巨款。叶立轩这么大方，说明事态严重。
“后来呢？联系过吗？”
“没有。”刘艳红摇头，“但上个月，我收到一封信，没署名，邮戳是本市的。里面就一张纸条，写着：别找我，安全。”
“纸条还在吗？”
她起身，从卧室抽屉里拿出个信封。我接过来看，普通白纸，打印的字：“别找我，安全。”邮戳确实是本市，日期是三十五天前。
叶立轩还在滨江，或者至少，还能往这里寄信。
“大姐。”我把信封还给她，“你再想想，叶立轩有没有说过，如果出事，他会去哪儿？有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
刘艳红抽烟，烟雾缭绕中，她眼神迷茫。“他倒是说过一次，说如果真混不下去了，就回‘老地方’。”
“什么老地方？”
“不知道。”她说，“但我猜……可能是他老家。他是农村出来的，老家在江北县，具体哪儿不清楚。”
江北县。离滨江六十公里，隔着条江。
“还有别的吗？”
刘艳红想了想，忽然说：“对了，有次他喝多了，说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你，贾天佑。另一个……”
她顿了顿，“另一个，他说是个警察。”
我心跳漏了一拍。“警察？叫什么？”
“没说。但他哭得厉害，说那警察本来能升官的，被他害了。”刘艳红掐灭烟，“我当时以为他胡说八道，现在想想……是不是真的？”
屋外传来脚步声，有人上楼。刘艳红立刻站起来，神色紧张。
“你快走吧。”她低声说，“我男人快下班了，他不知道叶立轩的事。”
我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大姐，如果叶立轩再联系你，能不能……”
“不能。”她打断我，“贾老板，我知道你冤。但我也得活着。今天的话，你就当没听过。”
她关上门。我站在走廊里，听着里面锁门的声音。
下楼时，天已经黑了。路灯昏暗，巷子里有狗叫。
周家兴，叶立轩，我。三个人被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
而这条线，可能通向一个谁都不愿面对的真相。
明天，我要去江北县。
07
去江北县需要介绍信。
我没介绍信，只能坐私营长途汽车。车是报废公交车改装的，没暖气，窗户漏风。乘客大多是农民，带着鸡鸭和麻袋，车里气味混杂。
我坐在最后一排，帽檐压低，假装睡觉。脑子里反复回想刘艳红的话。
叶立轩的老家在江北县，但具体哪个村，她不知道。我只记得有次喝酒，叶立轩提过，他家在江边，小时候常下河摸鱼。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在县汽车站停下。县城很小，一条主街，两边是供销社、邮局、饭馆。我找了家面馆，吃了碗牛肉面，跟老板打听。
“师傅，问个事儿。咱县里，有没有姓叶的村子？”
老板正在擀面，头也不抬：“姓叶的多了去了。叶家屯、叶家庄、叶家堡，好几个呢。”
“哪个离江最近？”
“叶家堡吧，就在江岔子边上。”
我道了谢，吃完面，往叶家堡方向走。没车，只能步行，走了大概十里地，天擦黑时看到村口的老槐树。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屋顶冒着炊烟。我在村口小卖部买了包烟，跟店主套近乎。
“大爷，跟您打听个人。叶立轩，是不是这村的？”
店主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听收音机。“立轩啊，是，老叶家的二小子。你是？”
“他朋友，从滨江来的。”
老头摘下眼镜，仔细打量我。“立轩好久没回来了。去年夏天回来过一次，待了两天就走了。”
“他家里还有人吗？”
“有，他娘。”老头指指村东头，“红砖房那家。不过他娘身体不好，瘫痪在床，说话也不利索。”
我顺着方向看去，果然有栋红砖房，比周围的土坯房气派些。
“他爹呢？”
“早没了。”老头叹气，“立轩这孩子，有出息，在城里做大生意。就是……唉，不说了。”
我谢过老头，往红砖房走。院子门没锁，我敲了敲，没人应。推门进去，院子里晾着衣服，有尿骚味。
屋里传来咳嗽声。
我掀开门帘，屋里很暗，只有一盏五瓦的灯泡。靠墙的床上躺着个老太太，盖着厚被子，脸瘦得只剩皮包骨。
“大娘。”我轻声喊。
老太太转过头，眼神浑浊。她张嘴，发出啊啊的声音，说不出完整话。
床边有个中年女人，正在喂她喝水。看见我，女人站起来。“你找谁？”
“我找叶立轩。我是他朋友。”
女人表情变了变。“立轩不在。”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来看看大娘。立轩托我捎了点钱。”
我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桌上。女人看看钱，又看看我，神色缓和了些。
“你是立轩城里的朋友？”
“嗯，以前一起做生意的。”我拉过凳子坐下，“大娘身体怎么样？”
“就那样。”女人叹气，“我妹妹，立轩他妈。脑血栓，瘫了三年了。立轩每个月寄钱回来，我照顾着。”
“立轩最近回来过吗？”
“去年夏天回来过。”女人说，“给了我一笔钱，说可能要出远门，让我好好照顾他妈。后来……就再没消息了。”
“没写信？”
“写过两封。”女人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拿出两封信，“都是寄钱，没写地址。”
我接过信看。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邮戳一个是深圳，一个是滨江。信纸就一行字：“姐，钱收好，照顾好妈。勿念。”
笔迹是叶立轩的。
“大姐。”我把信还回去，“立轩有没有说过，如果有什么事，去哪儿找他？”
女人摇头。
“他从来不说生意上的事。不过……”她犹豫了一下，“他上次回来，好像心事很重。晚上睡不着，在院子里抽烟。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什么‘老周’，‘对不起’。”
我心里一紧。“老周？”
“嗯。他说：‘老周，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女人压低声音，“我问他老周是谁，他不说，就叹气。”
老周。周家兴。
女人想了想。“他走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铁盒子，说如果半年内他没消息，就把盒子打开。但别让外人知道。”
“盒子在哪儿？”
“埋院子里了。”女人说，“枣树底下。”
我们走到院子。角落有棵枣树，冬天叶子掉光了。女人拿了把铁锹，在树根旁挖。挖了大概一尺深，碰到个铁皮盒子。
挖出来，擦掉土。盒子上了锁，很旧，锈迹斑斑。
“钥匙呢？”我问。
“立轩没给钥匙。”女人说，“他说砸开就行。”
我们回屋，她用锤子砸锁。几下之后，锁开了。
盒子里有三样东西：一沓钱，全是百元钞，大概两万。一个牛皮纸信封，封着口。还有个小笔记本，跟周家兴那个很像。
我先看笔记本。前面是生意往来记录，后面几页，字迹潦草，像匆忙写的。
“7月15日：老周约谈，问货的事。瞒不住了。”
“7月18日：贾出事。必须让他顶罪，否则全完。”
“7月20日：老周查到南方线。危险。”
“8月9日：最后一次见老周。他说给我机会自首。我拒绝了。”
“8月10日：老周死了。不是我干的，但我知道是谁。”
最后一页，只有两个字，写得很大，力透纸背：
灭口。
我手开始抖。翻到信封，撕开。里面是几张照片，黑白，有些模糊。
第一张：叶立轩和一个男人在茶楼。男人背对镜头，但能看出穿制服，肩章上有星。
第二张：同一个男人，在码头仓库门口，正在指挥工人搬箱子。
第三张：男人转身了。方脸，浓眉，眼神凌厉。
周家兴。
第四张：周家兴倒在血泊中，周围是杂乱的脚印。照片边缘有半只手，戴着白手套。
我盯着这些照片，血液好像凝固了。叶立轩在跟踪周家兴？还是……他在记录什么？
“这是什么？”女人凑过来看。
“没什么。”我把照片收起来，“大姐，这些东西，我能带走吗？”
“这……”她犹豫。
“这些可能关乎立轩的安危。”我说，“我带回去研究，如果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女人看看床上的老太太，终于点头。“那你千万小心。立轩说，这些东西……要命。”
我把盒子里的东西装进自己带来的布兜，钱留给了她。“这钱你收着，照顾好大娘。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从没来过。”
离开叶家堡时，天完全黑了。没车回县城，我只能步行。寒风刺骨，我裹紧棉袄，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土路上。
脑子里全是那些照片。
周家兴在调查叶立轩，叶立轩在跟踪周家兴。然后周家兴死了。
叶立轩知道是谁干的。
“灭口”两个字，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
走到县城时，已经晚上九点。长途汽车早就没了，我找了家招待所住下，五块钱一晚，房间冷得像冰窖。
我坐在床上，重新看那些照片。用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仔细辨认每一个细节。
第四张照片，周家兴倒地的现场。背景是个桥洞，墙上有涂鸦，写着“1978”。滨江只有一座桥有这种编号的桥洞——西郊的胜利桥。
周家兴死在胜利桥下。
照片边缘那只戴白手套的手，小指位置有个奇怪的凸起。放大看，像戒指，但戴在手套外面。
什么样的戒指，要戴在手套外面？
我想起监狱里有个老贼说过，有些职业需要戴手套，但又不想摘婚戒，就把戒指套在手套小指上。比如——殡仪馆的人。
或者，法医。
我躺下，盯着天花板。招待所隔壁房间传来打牌声，吵闹，笑骂。
周家兴的死，不是意外。
叶立轩知道真相，所以躲起来了。
而现在，我在找他。周香怡也在找他。
我们谁先找到他，可能决定谁的生死。
明天中午十二点，我要给周香怡打电话。
我得告诉她，我知道她父亲死在哪儿了。
也知道，凶手可能穿着制服。
08
第二天中午，我在县邮局排队打电话。
轮到我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拨号，等待。漫长的忙音后，终于接通。
“我在江北县，叶立轩老家。”我压低声音，“找到一些东西。照片，笔记本。”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什么内容？”
“你父亲……被跟踪过。叶立轩拍的。”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还有，死亡现场的照片。可能不是意外。”
“照片现在在哪儿？”
“我身上。”
“立刻回来。”周香怡语气急促，“不要坐公共汽车，包个车。到滨江后直接去平房，我等你。”
“车费……”
“我给你报销。”她说，“记住，东西不要给任何人看。包括其他警察。”
电话挂断。
我在县城找了辆私营面包车，谈好价钱，五十块。车主是个中年汉子，话不多，开车很稳。路上我假装睡觉，手一直按着怀里的布兜。
三个小时后，车到滨江。我让他在离平房区两里地的地方停下，步行回去。
周香怡已经在平房等我。屋里生了炉子，暖和。她穿着便服，但腰上别着枪套。
“东西。”她伸出手。
我把布兜递过去。她接过，走到桌边，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先看笔记本，再看照片。看到周家兴倒在血泊中那张时，她手指颤了一下。
“胜利桥。”她说。
“你知道？”
“我知道他死在那儿。”周香怡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没看过现场照片。当时……现场被封锁了，我没能进去。”
“为什么封锁？”
“说是保护现场，后来又说要等上级专家。”她拿起照片，对着灯光仔细看，“这只手……手套外面戴戒指？”
“像法医或者殡仪馆的人。”
周香怡摇头。“我爸单位的法医我认识，不戴戒指。而且……”她指着照片边缘，“你看这个反光。”
我凑过去看。手套小指位置，除了戒指凸起，还有一点细微的反光，像金属。
“这是什么？”
“可能是徽章。”周香怡说，“有些部门，会在手套上缝制小型徽章，表示身份。”
“哪些部门？”
她没回答，继续看其他照片。茶楼那张，她盯着那个穿制服的男人背影看了很久。
“这个肩章……”她喃喃道，“两颗星，加麦穗。不是普通警衔。”
“那是什么？”
“司法系统。”她声音发紧，“法院，或者检察院。”
屋里安静下来。炉火噼啪响了一声。
“周警官。”我说，“你父亲在查的，可能不止走私。”
她放下照片，双手撑在桌面上，低头。“我知道。他死前一个月，跟我说过，在查一条‘大鱼’。但没说具体是谁，只说牵扯很广，让我别多问。”
“叶立轩可能是突破口。”
“对。”她直起身，“但现在叶立轩失踪了。这些照片，是他保命用的筹码。如果他死了……”
“这些就是证据。”我接话。
周香怡看着我，眼神复杂。“贾天佑，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被灭口。”她说得很直接，“现在你知道的，可能比你该知道的多。”
我点烟，手有点抖。“怕。但我更怕糊里糊涂再进去一次。”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我已经申请调阅我爸的完整案卷，但需要时间。这期间，我们得找到叶立轩。”
“怎么找？他躲了半年了。”
“他躲，是因为有危险。”周香怡转过身，“但如果危险解除了，或者……他需要交换什么，可能会露面。”
“交换什么？”
“这些照片。”她说，“用这些，换他的命，或者换钱。”
“他会联系我们？”
“不会。”周香怡摇头，“但我们可以放出消息，说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怎么放？”
她走回桌边，拿起茶楼那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除了叶立轩和我爸，还有第三个人。虽然只有背影，但叶立轩认识。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
“就能找到叶立轩？”
“至少多一条线索。”周香怡把照片装回信封，“明天开始，我们分头行动。你继续在滨江打听，我去查这个穿制服的人。”
“我怎么打听？”
“用你的方式。”她说，“码头，货场，以前生意上的熟人。叶立轩要吃饭，要生活，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有人见过他。”
我点头。
周香怡从兜里掏出个传呼机，递给我。“拿着。有事呼我，代码666，我就知道是你。”
我接过，沉甸甸的。“这个很贵吧？”
“公家的。”她说，“记住，如果遇到危险，先保命。东西可以丢，人不能有事。”
“你也是。”
她笑了笑，很淡。“我习惯了。”
那天晚上，周香怡没走。我们在炉子上煮了挂面，就着咸菜吃。饭桌上很安静，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
“贾天佑。”她忽然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最后查出来，是我单位内部的人干的，你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说，“该抓抓，该判判。”
“没那么简单。”她放下筷子，“有时候，真相出来了，但动不了。牵一发动全身。”
“那就让它烂着？”
“不。”周香怡眼神坚定，“我爸教过我，穿这身衣服，就得对得起它。烂的，就得挖掉，哪怕连皮带肉。”
“你爸是个好警察。”许久，我说。
“他是。”她低下头，“所以他死了。”
这句话像块石头，砸在沉默里。
吃完饭，她洗碗。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冻红的手。水很凉，但她洗得认真。
“周警官。”我说，“你为什么当警察？”
她动作停了停。“我爸让我当的。他说，这行苦，累，危险，但总得有人干。”
“你喜欢吗？”
“不知道。”她继续洗碗，“但穿上制服，就得干好。这是责任。”
洗好碗，她擦干手。“我走了。明天中午，老时间联系。”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贾天佑，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没放弃。”她拉开门，走进夜色。
我站在屋里，听着摩托车发动的声音远去。传呼机在桌上，屏幕是黑的。
炉火渐渐弱了。我加了两块煤，坐在炉边抽烟。
烟灰掉在鞋面上，我没弹。
脑子里全是照片上的画面：周家兴倒在血泊中，那只戴手套的手，茶楼里的背影。
还有叶立轩笔记本上那两个字：
如果周家兴的死不是意外，那我的入狱呢？真的是叶立轩陷害那么简单？
五百只电子表，从南方走私进来，夹在丝绸里。海关查验时，一查一个准。太巧了。
巧得像有人提前知道要查哪批货。
巧得像……里应外合。
我掐灭烟，站起来。在屋里踱步，从这头到那头，五步。
窗外有动静。
很轻，像是踩雪的声音。我立刻关灯，摸到门边，从门缝往外看。
院子里有人影。黑色的，蹲在墙角，一动不动。
我屏住呼吸，手摸到门后的铁锹。
人影动了，站起来，往屋里看。月光下，能看清是个男人，戴帽子，看不清脸。
他站了大概一分钟，转身离开。翻墙出去，动作利落。
我靠在门上，后背全是冷汗。
他不是小偷。小偷不会这么安静地观察。
他在看屋里有没有人。
或者，在确认我有没有回来。
传呼机突然响了。在黑暗里，声音刺耳。
我扑过去，按掉。屏幕亮着，显示一行字：“有人跟踪你。别回平房，去你妈家。现在。”
发信人：周香怡。
时间：五分钟前。
我抓起布兜，把重要东西塞进去，打开后窗。窗外是菜地，积雪很深。我跳出去，陷进雪里，爬起来，深一脚浅脚往外跑。
回头看了一眼。平房门口，又出现两个人影。
他们进去了。
09
我在母亲家躲了三天。
没敢出门，每天守在窗户边，看楼下动静。王茹问我怎么了，我说感冒了，怕传染她。她信了，给我熬姜汤。
第四天中午，传呼机响了。周香怡的代码。
我下楼，找了公用电话回过去。
“安全吗？”她问。
“暂时。”
“那伙人我查了。”周香怡声音很低，“不是我们系统的。社会闲散人员，但最近接了个活儿，是找人。”
“找我？”
“找叶立轩。”她说，“还有，找一个‘拿东西的人’。应该是你。”
我手心出汗。“谁雇的他们？”
“不知道。中间人很小心，现金交易，不留痕迹。”周香怡顿了顿，“但我查到，雇人的那个，可能和茶楼照片里那个背影有关。”
“你怎么查到的？”
“我有我的渠道。”她说，“贾天佑，你现在听好。叶立轩可能还在滨江，但不在市区。西郊，胜利桥附近，有个废弃的纺织厂。有人看见过他。”
“什么时候？”
“一周前。”周香怡说，“但我不能去。我一出现，会打草惊蛇。你得去。”
“就我一个人？”
“我会在外面接应。”她说，“但你不能带东西去。照片和笔记本，先藏起来。”
“藏哪儿？”
“你妈家。”她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应该想不到你会把东西放那儿。”
我犹豫了。把东西放母亲家，万一……
“贾天佑。”周香怡语气严肃，“我们没有时间了。那些人也在找叶立轩，如果被他们先找到……”
“叶立轩会死。”
我深吸一口气。“好。什么时候去？”
“明天下午。”她说，“三点，我在胜利桥东头等你。记住，如果看到叶立轩，别冲动，先确认安全。”
我回家，把布兜里的照片和笔记本拿出来，用油纸包好。
王茹在厨房做饭，我走到她卧室，挪开衣柜，在墙角撬开一块地砖，把东西放进去，再盖好。
“天佑，吃饭了。”王茹在厨房喊。
“来了。”
饭桌上，她给我夹菜。“这几天你心事重重的，是不是又惹事了？”
“没有。”我说，“妈，我明天要出去一趟，可能晚上不回来。”
“去哪儿？”
“见个朋友。”我说，“谈点事儿。”
她看着我，眼神担忧。“天佑，妈不傻。你是不是……还在查当年那事儿？”
“别查了。”她放下筷子，“咱们平平安安过日子，行吗？妈老了，经不起折腾了。”
“妈。”我握住她的手，“有些事，不查清楚，我一辈子过不去。”
她眼睛红了。“你要是再出事，妈怎么办？”
“不会的。”我说，“我答应你，就这一次。查清楚了，我就回来，好好找个工作，陪你。”
她擦了擦眼角，没再说话。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出门。坐公交车到西郊，步行去胜利桥。桥很旧，水泥栏杆开裂，上面涂满了标语。
周香怡在桥东头的电线杆下等我。她穿着便服，戴了顶鸭舌帽，像个普通工人。
“东西藏好了？”她问。
“走吧。”她转身往桥下走。
胜利桥下是干涸的河床，冬天没水，只有垃圾和杂草。废弃纺织厂在河对岸，红砖墙，窗户都没了，像骷髅的眼窝。
我们翻过围墙，进到厂区。车间里机器还在，但锈得厉害。地上有脚印，新鲜的。
“分开找。”周香怡低声说，“你去东车间，我去西边。半小时后在这里会合。如果遇到人，别硬来，发信号。”
“什么信号？”
她捡起块石头，敲了敲铁管。“三长两短。”
我们分开。我往东车间走，里面很暗，只有从破窗户透进来的光。地上有烟头，泡面盒子，还有铺盖卷。
有人在这儿住过。
我蹲下，摸了摸铺盖。凉的，至少两天没人睡了。
继续往里走。车间尽头有个小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灰尘扑面而来。
屋里很乱，有张破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个烟灰缸，里面塞满烟头。我翻看抽屉，空的。
正要离开，脚踢到个东西。低头看，是个铁皮罐头盒。拿起来，里面有几张纸。
是火车票。滨江到广州的，日期是去年十二月。还有一张当票，典当了一块手表，时间今年一月。
叶立轩在这儿住过，但已经走了。
我把东西放回原处，准备离开。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
脚步声，很轻，但不止一个人。
我躲到门后，屏住呼吸。
“确定在这儿？”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确定。但有人看见过。”另一个声音，“分头找。老板说了，找到人，或者找到东西，都有赏。”
“那娘们警察会不会来？”
“她敢来，就连她一起收拾。”
脚步声分散开。我透过门缝往外看，两个人，都穿着皮夹克，手里拿着棍子。
他们往西车间去了。
周香怡在西边。
我悄悄溜出办公室，沿着墙根往西车间摸。经过一个拐角时，突然被人捂住嘴，拖进阴影里。
“别动。”是周香怡的声音。
她松开手，我们蹲在机器后面。“两个人，都有家伙。”她低声说。
“他们说要连你一起收拾。”
“听到了。”她掏出枪，检查弹夹，“你从后面绕出去，到桥头等我。”
“你呢？”
“我引开他们。”她说，“记住，如果我半小时没出来，你就走。去市局，找刑侦支队刘队长，把东西给他。”
“我……”
“快走。”她推了我一把。
我咬咬牙，猫着腰往后门跑。刚跑到门口，听到西车间传来打斗声。
棍子砸在铁皮上的闷响，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一声枪响。
我停住，转身往回跑。
冲进西车间，看到周香怡被一个人按在墙上，另一个人举着棍子要砸。我抄起地上的铁管，冲过去，砸在那人背上。
他惨叫一声，倒地。按着周香怡的人回头，我迎面一拳打在他脸上。
周香怡挣脱，一脚踢在他膝盖上。那人跪倒，她用手铐把他铐在机器上。
第一个爬起来的人想跑，我追上去，从后面扑倒他。他翻身，手里多了把刀。
刀尖对着我的喉咙。
“别动！”周香怡举枪指着他。
那人笑了。“警察同志，你敢开枪吗？这儿可没别人。”
他慢慢站起来，刀还抵着我。“把枪放下，不然我弄死他。”
周香怡没动。
“我数三声。”那人手上用力，刀尖刺破皮肤，有血渗出来。
“一。”
“二。”
枪响了。
子弹打在对方肩膀上。他惨叫，刀掉在地上。周香怡冲过来，一脚踢开刀，把他铐上。
我捂着脖子，血从指缝流出来。
“你怎么样？”周香怡撕下衣服下摆，给我包扎。
“没事，划破皮。”我问，“你怎么真开枪？”
“他袭警。”她说得简单，“而且，我知道他不敢杀你。杀了你，他就没筹码了。”
两个人都被铐着，一个肩膀流血，一个脸肿着。
“谁派你们来的？”周香怡问。
没人回答。
“不说也行。”她拿出对讲机，“呼叫总部，西郊胜利桥废弃纺织厂，抓获两名嫌疑人，请求支援。”
对讲机里传来杂音，然后是一个男声：“收到。位置确认，马上到。”
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在车间里搜索。周香怡在一个破柜子里找到个背包，打开，里面是叶立轩的衣服，还有一本存折，余额为零。
“他真在这儿住过。”我说。
“但走了。”周香怡翻看衣服口袋，“至少三天前走的。走得匆忙，很多东西没拿。”
“他还会去哪儿？”
周香怡没回答。她走到被铐着的两人面前，蹲下。
“叶立轩去哪儿了？”
两人都不说话。
她站起来，叹了口气。
十分钟后，警笛声由远及近。两辆警车开进厂区，下来五六个警察。带队的是个中年男人，看见周香怡，愣了一下。
“小周，你怎么在这儿？”
“刘队。”周香怡敬礼，“抓了两个嫌疑人，他们可能知道叶立轩的下落。”
刘队看了看那两人，又看看我。“这位是？”
“贾天佑。叶立轩案的相关人。”周香怡说，“他帮我查案。”
刘队打量我，眼神锐利。“贾天佑……我想起来了。你刚出来？”
“以后别掺和这些事。”他说完，指挥手下把人带走，“小周，你也回去做笔录。”
“刘队，叶立轩……”
“我们会查。”刘队打断她，“你先管好自己。私自行动，还开枪，回去写检查。”
周香怡立正：“是。”
刘队带着人走了。车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你领导好像不高兴。”我说。
“正常。”周香怡收起枪，“我越界了。”
“现在怎么办？”
“等。”她说，“等审讯结果。如果那两个人开口，我们就能找到叶立轩。”
“如果他们不开口呢？”
周香怡看着窗外渐暗的天色。
“那就只能等了。”她声音很低，“等叶立轩自己出来。或者……等下一个找到他的人。”
我们离开纺织厂。走到胜利桥下时，周香怡停住，看着那个桥洞。
她父亲死的地方。
“我爸最后那通电话，是打给我的。”她忽然说，“他说，如果他出事了，别急着报仇，先把证据保住。”
“什么证据？”
“他没说。”周香怡摇头，“只说，在‘老地方’。我一直以为是他单位的保险柜，但查过了，没有。”
“会不会在这儿？”我问。
她看向桥洞。“搜过很多遍了。什么都没有。”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离开。
回市区的公交车上，周香怡靠窗坐着，闭着眼。我坐在她旁边，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
脖子上的伤口隐隐作痛。
我有种预感，叶立轩不会再出现了。
那些找他的人，可能和我们一样，也在等。
等一个死人，或者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证人。
而真相，可能就藏在周家兴说的“老地方”。
一个所有人都知道，但所有人都忽略的地方。
10
那两个人始终没开口。
周香怡被停职一周，写检查。我每天待在家里，陪母亲，但心思全在案子上。
第七天晚上，传呼机响了。周香怡的代码。
我下楼回电话。
“叶立轩死了。”她声音平静，但透着一丝疲惫。
我握紧听筒。“什么时候？”
“三天前。尸体今天在江边发现，泡胀了。初步鉴定，死亡时间五天以上。”她说，“溺水，但脖子上有勒痕。可能是死后抛尸。”
“谁干的？”
“不知道。”周香怡顿了顿，“但我在他衣服内衬里，找到一张纸条。浸湿了，但还能看清。”
“写的什么？”
“一个地址。还有一句话：‘东西在老地方，钥匙在贾手里。’”
我浑身发冷。“什么钥匙？”
“不知道。”她说，“贾天佑，你好好想想，叶立轩给过你什么东西？或者，你从他那儿拿过什么？”
我想了很久。“没有。除了生意上的往来，他没给过我任何私人物品。”
“再想想。可能不起眼的东西，比如……打火机，钢笔，钥匙扣。”
我摇头，忽然停住。
“等等。”我说，“去年年初，我过生日，他送过我一个烟盒。银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现在在哪儿？”
“进去了。”我说，“入狱前，所有私人物品都被没收了。烟盒应该还在扣押物品里。”
“哪个单位扣的？”
“派出所。后来转到法院，再后来……不知道。”
周香怡沉默了几秒。“我去查。你等我消息。”
我站在电话亭里，看着窗外的夜色。烟盒，银的，刻着我的名字。叶立轩为什么要送我那个？又为什么说“钥匙在贾手里”？
除非，那不是普通的烟盒。
第二天，周香怡来家里找我。她穿着便服，眼圈发黑。
“查到了。”她说，“你的扣押物品，大部分都处理了。但烟盒还在，作为‘赃物’的一部分，存在证物室。”
“能拿出来吗？”
“不能。”她摇头，“但我托关系进去看了。烟盒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有夹层？”
“检查过了，没有。”周香怡坐下，揉了揉太阳穴，“但我在证物清单上看到，烟盒送检时，里面有三根烟。中华牌。”
“我一般不抽中华，太贵。”
“对。”她抬起头，“所以那三根烟，可能有问题。”
“烟呢？”
“抽了。”周香怡苦笑，“证物保管员老李，烟瘾大，看是中华，就……抽了。他说烟很正常，就是普通中华。”
线索又断了。
我们相对无言。王茹端来茶水，看了我们一眼，默默回屋。
“地址呢？”我问，“叶立轩纸条上的地址。”
“西城区，光明街，十七号。”周香怡说，“我查了，是个老居民区，马上要拆迁，住户都搬走了。”
“什么时候拆？”
“下个月。”
我们决定去看看。下午，坐公交车到西城区。光明街很窄，两边是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墙上画着大大的“拆”字。
十七号是个独栋小院，木门紧闭。门锁锈死了，周香怡用铁丝撬开。
院子里杂草丛生，屋里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墙上贴满了旧报纸，最早的是七十年代的。
我们分头检查。我在地板缝隙里摸索，周香怡敲墙壁，听有没有空心。
一小时后，一无所获。
“也许我们来晚了。”周香怡靠着墙，“东西被人拿走了。”
我不甘心，重新检查每个房间。走到厨房时，踩到一块松动的地砖。蹲下，撬开，下面是个铁盒子。
和叶立轩老家那个很像，但更大。
盒子上有锁，但钥匙孔被堵死了。周香怡用工具撬开。
里面是文件。一沓一沓，用橡皮筋捆着。最上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周香怡亲启。”
周香怡手抖了一下，拆开信。
“香怡，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有些事，必须告诉你。
你父亲的死，不是意外。他是被灭口的，因为他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
1990年，滨江有一条走私线，从南方运电子设备，利润巨大。
牵头的人是叶立轩，但背后还有别人。
你父亲查到了其中两个人：市法院副院长郑国栋，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为民。
证据确凿，准备收网时，消息泄露了。
郑国栋和李为民先下手，设计陷害了叶立轩的合伙人贾天佑，用他的案子转移视线。
同时，他们安排人除掉你父亲。
动手的人叫马老三，刑满释放人员。事后被灭口，尸体抛入江中。
所有证据都在这个盒子里：账本、录音带、照片。我藏了半年，不敢交出去，因为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香怡，对不起。我也参与了走私，但我不知道会害死人。你父亲找过我，给我机会自首，我拒绝了。现在后悔，晚了。
最后，关于贾天佑。他是清白的，至少在我这部分，他是清白的。烟盒里的三根烟，烟纸内侧写了三个名字：郑、李、马。这是我留的最后证据。
钥匙在烟盒里，需要加热才能看到字。烟盒本身没秘密，秘密在烟纸上。
替我向贾天佑说声对不起。
叶立轩绝笔”
信纸从周香怡手中滑落。她脸色苍白，扶着墙才站稳。
我捡起信，看完，久久无言。
盒子里还有更多东西：账本详细记录了每一笔走私交易，时间、金额、经手人。
录音带录了郑国栋和李为民的对话，商量如何“处理周家兴”。
照片是偷拍的，有他们在高档场所消费的，有收钱的。
证据确凿，足够把他们送上法庭。
“现在怎么办？”我问。
周香怡深呼吸几次，慢慢平静下来。“回去。整理证据，上报。”
“交给谁？”
“省纪委。”她说，“直接越级上报。”
“你领导那边……”
“管不了那么多了。”周香怡把东西装回盒子，“我爸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我们离开十七号院。走到街口时，周香怡忽然停住，回头看那座老房子。
“叶立轩选择把东西藏在这儿，是因为这里曾是他家。”她轻声说，“他父母早逝，这房子留给他。后来他做生意发了，搬走了，房子一直空着。”
“所以他最后回来了。”
“嗯。”周香怡转身，“人都这样，走到绝路，总会想回家。”
回程的公交车上，我们都没说话。盒子放在周香怡腿上，她用大衣盖着。
到市区后，她让我先回家。“明天我去省城。这几天，你哪儿也别去，在家陪阿姨。”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她摇头，“太危险。如果郑国栋他们察觉，可能会狗急跳墙。”
“那你呢？”
“我是警察。”她说，“这是我的职责。”
我们在公交站分开。她抱着盒子，走向派出所。我看着她背影，忽然叫住她。
“周香怡。”
她回头。
“小心。”
她点点头，走了。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凌晨三点，传呼机响了。只有三个字：“成了。等我。”
我松了口气，终于睡着。
第二天中午，周香怡来家里。她眼睛里有血丝，但精神很好。
“材料送上去了。”她说，“省纪委很重视，已经成立专案组。郑国栋和李为民，今天早上被控制。”
“这么快？”
“证据太充分了。”周香怡坐下，“他们抵赖不了。”
王茹做了饭，留她一起吃。饭桌上，周香怡说了部分真相，隐去了危险的部分。王茹听了，默默流泪。
“周警官，谢谢你。”她说，“还我儿子清白。”
“应该的。”周香怡说。
饭后，周香怡要回去工作。我送她下楼。
“你爸的案子……”我问。
“会重新调查。”她说，“很快会有结果。”
我们走到街口。天阴了，又开始下雪。
“你以后什么打算？”她问。
“先找个工作。”我说，“然后……好好生活。”
“挺好。”周香怡笑了笑，“烟盒里的证据，专案组已经提取了。你的案子，会启动再审程序。很快，你的档案就干净了。”
“不用谢我。”她看着飘落的雪花，“这是我爸没完成的工作。”
雪越下越大。她从包里拿出那把黑伞，撑开，递给我。
“伞还你。”她说。
“我坐车。”她转身要走，又停住，“贾天佑。”
“嗯？”
“好好过日子。”她说，“别辜负这第二次机会。”
她走进风雪里，没回头。我撑着伞，站在街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雪花落在伞面上，沙沙响。
像一年前，监狱门口。
那时她撑开伞，说：“跟我走吧。”
现在她把伞给我，说：“好好过日子。”
我转身回家。路上经过报摊，今天的《滨江日报》头版头条：“我市打掉一特大走私犯罪团伙，两名厅级干部落马”。
我买了一份，折好，放进怀里。
到家门口，看到母亲站在窗前，正往外看。我挥挥手，她笑了。
雪还在下。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干净得像刚洗过。
我收起伞，抖落积雪。
明天，该去找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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