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名满天下的“孝廉”,却私下与父亲分家断交;被举荐为“秀才”的才子,提笔竟写不出一篇完整文章;西晋朝堂之上,高官厚禄全被几大家族包揽,寒门才子苦读一生只能屈居小吏。这不是杜撰的戏说,而是两汉至魏晋官场的真实乱象,这就是古代选官史上的两大制度——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从打破世袭的希望之光,到阶层固化的冰冷枷锁,两项制度的更迭,道尽了古代官场的权力洗牌与阶层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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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察举制:靠品德出圈的“推荐制”

一、察举制:靠品德出圈的“推荐制”

先秦时期世卿世禄,官职全靠贵族世袭,寒门子弟无出头之日,直到两汉,察举制改变了这一局面。简单的说,这套制度就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实地考察、筛选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百姓,逐级向上给中央,经过朝廷考核、试用后,直接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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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意思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天,首次下令各郡国,每年各举荐一名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才,这是察举制正式确立的标志。核心选拔标准以孝廉、茂才(原称秀才,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名)、贤良方正为主,其中孝廉成为当官的主流通道。

制度推行初期,可以说是寒门逆袭的黄金时代,可以不靠家世不靠钱财,凭借孝顺廉洁或是一身才干,被地方官举荐入朝,西汉名臣董仲舒、东方朔,皆是经由察举渠道崭露头角,一步步跻身朝堂核心。但是到东汉末年,这套制度就沦为豪强私器,地方世家联手操控举荐名额,选拔不问才德、只看门第,“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便是当时最讽刺的写照,世家子弟世代垄断孝廉名额,普通百姓彻底无缘官场,察举制失去了选贤任能的本心,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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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品中正制:从“选贤”到“拼爹”的蜕变

二、九品中正制:从“选贤”到“拼爹”的蜕变

察举制崩塌后,曹魏为收拢选官权、安抚世家大族,全新的一套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正式登场。

初创期(曹魏初期):兼顾才德,意在收权

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继位,采纳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创立九品官人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通典》载:“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意思是,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认为朝廷选才疏漏太多,于是创立九品官人法,各州郡设立专职中正官,负责人才评定。此时中正官多由中央官员兼任,评定人才兼顾家世、品德、才能三大标准,既安抚了世家大族,又把地方选官权收归中央,暂时解决了察举制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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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期(曹魏后期至西晋初期):标准倾斜,家世抬头

世家大族借着乱世不断扩张势力,慢慢把控了各州郡的中正官人选,人才评定的天平开始倾斜。原本并重的三大标准里,品德、才能的权重一降再降,祖辈官爵、家族门第成了定级核心,哪怕是学识浅薄的世家纨绔,也能轻松获评上品,而像左思这般才华横溢的寒门文人,纵使写下《三都赋》引得洛阳纸贵,也因出身低微,始终只能担任闲散小官,毫无晋升空间,中央选官的话语权一步步落入士族手中。

鼎盛期(西晋中后期至南北朝前期):唯家世论,门阀垄断

这一阶段,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门阀专政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唯一的定级准则,王、谢、袁、萧等几大世家,几乎霸占了所有高官要职,出现了“累世三公”“世代公卿”的固定局面。西晋大臣刘毅在奏疏中直言痛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朝堂之上,寒门子弟即便再有抱负、再有才干,终身也难登高位,阶层上升通道被封死,官场变成了世家大族的“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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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期(南北朝后期):弊端尽显,走向终结

到了后期,门阀垄断带来的弊端愈演愈烈,世家子弟身居高位却不学无术,朝堂庸才遍布、朝政腐朽不堪,不仅皇权备受压制,底层寒门势力也愈发不满。到南北朝后期,各国统治者为收拢皇权、整顿吏治,陆续削弱中正官职权,尝试推行新的选官方式,原本占据主导的九品中正制,失去实际作用,终究仅剩空壳,处在被历史淘汰的边缘,为后续科举制的登场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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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大制度:古代选官的关键过渡

三、两大制度:古代选官的关键过渡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是先秦世卿世禄制之后、隋唐科举制之前,古代最核心的两大选官制度。察举制率先打破世袭枷锁,拓宽选官渠道;九品中正制虽后期固化阶层,但完成了选官权从地方到中央的收拢,完善了人才评定流程。直到隋朝创立科举制,以考试定去留,才真正打破门阀对官场的垄断,给了寒门子弟公平的逆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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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汉书·武帝纪》, 《后汉书》, 《通典·卷十四》, 《晋书·刘毅传》, 《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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