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反对“脸谱化人物”，因为简单地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肤浅的、片面的，也不利于人了解“真实的人性”。大汉奸汪精卫也曾有过为了闹革命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壮举，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是一首好诗；那些被奉上神坛的神像们，如果细看，包裹在层层金粉下的土石坯胎也还是能露出一些痕迹的。所以我评价一个人，坚持“对事不对人”，他好的部分就是好的，他不好的部分就是不好的，不“为尊者讳”避谈其缺点，当然也不会因为其人是个恶棍就无视其优点。
主动对权力献媚往往是恶的开端。
华夏先秦时期，国家与人民之间、臣子与国君之间的关系其实良性的、互动的，绝非后世那种“臣民需要对君主无条件服从”。先秦时期讲究的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对臣好，臣才对君好，如果君对臣不好，臣没必要对君好，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豫让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但这两家主君对他不好，他就不为这两家主君尽忠；后来豫让成为智伯的家臣，智伯“以国士待之”，豫让在智伯被赵襄子杀死后，多次尝试刺杀赵襄子为主君智伯报仇。豫让的美名千古流传，没人因为豫让对 范氏、中行氏和智伯这几位主君的“区别对待”而指责豫让“双标”，更没人用“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样的话骂他。
后来，法家来了，他们主动将“权力的怪物”捧上神坛，打造了秦制帝国。
任何主动对权力的献媚都是恶的开端。别人都不跪你主动先跪了，别的宰相在朝堂上都有座位你作为宰相先主动选择站着，皇帝当然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皇权地位的提升。那别人怎么办？别人只能跟着你也跪下，不然会惹皇权不高兴。于是“跪下”就成为惯例，宰相再也没资格与皇帝“坐而论道”，只能站着。问题在于，如果不是有人主动去先跪下，大家是本可以不跪的呀！
对权力，理性的对待方式应该是“努力限制权力”，而不是投靠权力、帮助权力变得更强大或者让权力管辖的边界更拓展。有人投靠权力、献媚权力，帮助权力变得更强大，以邀功请赏获得权力赏给的一点残羹冷炙，但长期来讲，“权力怪物”被饲喂得更强大之后，所有人都会是输家，包括主动献媚权力的人。那些法家人物，商鞅、韩非、李斯，哪个得善终了？他们的遭遇生动地描述了什么叫“作法自毙”。
明清易代之际的孙之獬，主动剃发易服迎合满洲统治者欢心。结果满人不因为他剃发易服就认为他也是满人，排挤他；汉人因为他主动剃发易服向权力献媚，看不起他的人格，也排挤他。于是这货建议多尔衮对所有汉人“剃发易服”，那样在汉人里面他至少就与所有人“都一样”了，汉人就再没资格看不起他。这不是自找下贱么？主动向权力献媚，害了自己，也害了所有人。
至于迎合民粹，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德国，特别明显。二战期间饱受军国主义思想荼毒的日本国民，盲目自大、盲目排外，容不得任何说“帝国不好”的话，热衷战争，视人命为儿戏，作为一个清醒的人，应该想办法说话让国民冷静、扑灭邪火才是；当然，由于军国主义者压制正义言论，“清醒的话”不让说，甚至说了“清醒的话”会给自己带来灾祸，那作为一个正义的人，至少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去迎合民粹，喊打喊杀，鼓吹战争。
有人如果迎合民粹，结局只会是悲剧的，让民众的思维更愚昧、更无知、更自大、更狂热、更没有人性，最后的结局就是当广岛和长崎被投下核弹的时候，“原子弹下无冤魂”。
所以，任何主动对权力献媚、主动迎合民粹的人，都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其本人和其所属的国家和民族，都会是受害者。这样的人，其好的一面我会说，其坏的一面我当然也不会避而不谈。
本文是通过与一位朋友讨论之后产生的想法，我不能“专其美”，涉及隐私我这里也不能说这位朋友是谁，特此声明并感谢这位朋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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