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苏然，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外资投行做高级副总裁。年薪一百五十八万，税后。这个数字我记不太清跟周明说过几次，大概是在我们结婚第三年，我升职加薪后那个醉醺醺的晚上，抱着他脖子笑着说的。当时他摸着我的头发，也笑，说“我老婆真厉害”。
那时候他是真心的。我能看出来，因为他眼睛里有光，那种混杂着骄傲、爱意和一点不易察觉的窘迫的光。周明在国企做行政，一个月到手一万二，年底有个两三万的奖金。在我们这座城市，不算低，但跟我的收入摆在一起，就像客厅里那盏我挑的意大利进口水晶灯旁边，他妈妈从老家带来的那盏塑料壳小台灯。
我们结婚五年，没孩子。不是不能生，是两人都说再等等。我等一个更适合的职场时机——女性在金融行业，怀孕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再回来时战场已经变了。周明等什么，我不太清楚，也许在等我主动说“我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四百二十万，首付我出了百分之八十，周明凑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贷款三十年，每月还款一万九，主贷人是我，还款账户绑的是我的工资卡。周明负责家里的日常开销，水电燃气物业买菜，偶尔出去吃饭他抢着买单。这个分工从结婚第一天就自然形成了，没人正式谈过，但我们都默契地遵守着。
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去年年底，周明他爸去世之后。老爷子走得很突然，心肌梗塞，从发病到人没了不到三个小时。周明是独子，请了半个月假回老家处理丧事。回来之后，他整个人沉默了很多，经常晚上靠在阳台抽烟，抽得不多，但每天都抽。我以前不知道他会抽烟。
然后他妈妈，王秀英，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每周至少三次，每次至少四十分钟。电话内容我听不到全部，但能听到周明在这头“嗯”、“好”、“我知道”、“您别多想”。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疲惫。
今年春节，我们回他老家过年。那是北方的一个小县城，冬天冷得刺骨。家里还是那种老式单元楼，没有电梯，卫生间是蹲坑，厨房的瓷砖掉了好几块。王秀英六十二岁，瘦，很瘦，脸上皱纹深得像用刀刻出来的。她拉着我的手，手心粗糙得像砂纸，一遍遍说：“小然啊，明明娶了你是他的福气。”
她对我很好，好得有点过分。每天早上我还没醒，她就已经煮好了粥，蒸好了馒头，咸菜切得细细的摆在碟子里。我刷牙，她把牙膏挤好；我洗脸，她把毛巾递到手里。我想帮忙洗碗，她一把抢过去，说“你这手是干大事的，别碰这些”。
但她的眼睛总在我身上打量。看我穿的大衣，看我拎的包，看我早上护肤时摆出来的那些瓶瓶罐罐。有一次她拿起我的面霜，眯着眼看后面的标签，小声问周明：“这一瓶多少钱？”
周明含糊地说：“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她追问。
周明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继续对着镜子涂精华。他低声说：“一千多吧。”
王秀英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瓶子摔了。她轻轻放下，像是放什么易碎品，然后喃喃道：“我一个月退休金才两千八。”
那一刻，屋里特别安静。我能听到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咕噜咕噜的。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晚饭时，王秀英做了八个菜，摆满了那张老旧折叠圆桌。她不停地给我夹菜，堆得碗里冒尖。“多吃点，你看你瘦的。工作太累了吧？女人不能太累，伤身体。”
我笑着说还好。
她看看周明，又看看我，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小然啊，妈有个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周明扒饭的动作停住了。
“你爸走了，这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王秀英的声音低下去，“这房子空荡荡的，晚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睡不着。楼上老李家的狗叫一声，我能惊醒好几回。”
我放下筷子，抽了张纸巾擦嘴，等她继续说。
“我想着……要不我搬到你们那儿去住？”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过，“我不白住，我能帮你们干活，做饭、打扫卫生，我都行。你们不是忙吗？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
周明抬头看我，眼神很复杂，有期待，有恳求，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没立刻回答。客厅的旧挂钟滴答滴答地走，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妈，”我终于开口，“我们那房子不大，就两个卧室。您来了住哪儿？”
“我睡沙发就行！”她马上说，“真的，沙发就行！我不挑，有个地方躺就行。”
“那怎么行，”我笑了一下，“您是长辈，怎么能睡沙发。”
周明插话道：“要不……把书房改一改？加张床？”
书房是我经常加班的地方，也是我在家里的唯一一块自留地。书架上是我的专业书和喜欢的文学作品，书桌上摆着双显示器，抽屉里锁着重要文件。
“书房我经常用，”我说，“改卧室不太方便。”
饭桌上又安静下来。王秀英眼圈红了，低头用袖子抹眼睛。“我就知道……是妈多余了。你们过得好就行，我一个人……一个人也能过……”
“妈，您别这么说。”周明急了，伸手拍她的背。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周明小时候的房间。双人床很窄，我们背对背躺着，中间还能再塞个人。谁都没睡着，我知道他没睡着，因为他的呼吸声很重，每隔几分钟就翻一次身。
“苏然，”黑暗里，他突然开口，“妈就我一个儿子。”
我没说话。
“我爸走了，她一个人……我真的不放心。”他的声音闷闷的，“上次社区打电话，说她差点把锅烧干了，忘了关火。这次是运气好，下次呢？”
我还是沉默。
“算我求你了，行吗？”他转过来，面对我的后背，“让她来住一段时间，就一段时间。要是实在处不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一段时间是多久？”我终于问。
“先……半年？一年？”
“周明，”我也转过身，在黑暗里看着他的轮廓，“你知道我工作是什么状态。我经常晚上十点以后回家，周末也要处理事情。我需要安静，需要空间。你妈来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全得变。”
“变就变啊！为人子女，不该迁就父母吗？”
“那谁迁就我？”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颗颗砸在寂静里。
周明不说话了。很久之后，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挣得多，所以这个家你说了算？”
我没接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一旦接了，这场争吵就会滑向不可挽回的深渊。
回城的高铁上，我们一路无话。他看手机，我看窗外飞速倒退的北方平原。枯黄的田野，光秃秃的树，偶尔闪过几栋低矮的农房。我的手机在震动，是工作邮件，一个并购案出了新问题，对方律师在条款上纠缠不清。我回邮件，打电话，语气冷静专业，和周明之间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们做了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吃完。洗碗的时候，周明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
“对不起，”他说，“高铁上我不该那么说。”
我没停下手里的动作，继续冲洗盘子上的泡沫。
“我就是……心里难受。”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我爸没了，我怕我妈也出点什么事。我就剩她了。”
我把洗好的盘子放进沥水架，擦干手，转身看着他。“我理解你的担心。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请保姆，装监控，送养老社区，都可以商量。”
“那不一样，”他摇头，“那都不是亲人陪在身边。”
“我白天要上班，你也要上班，谁陪？”
“所以我在想……”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终于鼓足勇气，把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苏然，你能不能……暂时把工作放一放？”
水龙头没关紧，水滴落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和我妈老家的那个挂钟声音很像。
“放一放是什么意思？”我问。
“辞职，或者请个长假。”他说得很快，好像说慢了就会失去勇气，“就一两年，等我妈适应了城市生活，身体稳定了，你再回去工作。以你的能力，肯定没问题。”
我看着他。他的脸在厨房顶灯的照射下，有点苍白，眼睛里有血丝，嘴角抿得很紧。这个表情我见过，是在他求婚的时候，在决定买现在这套房子的时候，在每一次他要做出重大决定又心怀忐忑的时候。
“你年薪一百五十八万，”他继续说，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们这几年也攒了一些钱。就算你不工作，我们的日子也过得下去。但我妈她……她只有我了。”
我没说话，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皮质沙发有点凉，透过睡衣传过来。周明跟过来，站在我对面，像等待宣判的犯人。
窗外是城市的灯火，二十四层楼下的车流汇成一条发光的长河。这套房子，这个视野，这个我花了七年时间从分析师一步步爬上来的位置所换来的一切。
“你妈什么时候来？”我终于问。
周明眼睛一亮：“你同意了？”
“我问，她什么时候来。”
“下……下周末？”他试探着说。
“行。”我站起来，“我累了，先睡了。”
“苏然，”他拉住我的手，握得很紧，“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我抽出手，走进卧室，关上门。没锁，但他不会进来，他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待着。
躺在床上，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面有一道很细的裂缝，是去年冬天供暖后出现的，一直没修。我想着明天要开的会，要回复的邮件，要处理的并购案。想着我那间独立办公室，想着手下那十二个人的团队，想着明年有可能升任董事总经理的传闻。
然后我想起王秀英的手，粗糙得像砂纸的手，紧紧地拉着我，说“小然啊，明明娶了你是他的福气”。
我闭上眼，听到周明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出兴奋：“妈，苏然答应了！对，下周末我去接您！您把要带的东西收拾收拾……”
他的脚步声靠近卧室，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轻轻走开了。
我睁开眼，拿起手机，点开购房APP，看了看这套房子的当前估值。八百九十万。比四年前涨了一倍多。
然后我打开微信，找到搬家公司的联系人，发了条信息：“下周一，上午九点，需要打包和搬运服务，地址是……”
对方很快回复：“好的苏小姐，有多少东西？”
我打字：“一个人的全部衣物和生活用品。”
“送到哪里？”
我输入了周明老家的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需要打包整理服务吗？额外收费但更省心。”
“需要，你们负责全部打包，我只需要把东西集中到次卧。”
“好的，周一见。”
锁屏，把手机放回床头柜。窗外，城市的灯光彻夜不眠。
周明还在客厅打电话，笑声透过门缝传进来，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我重新闭上眼睛。
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没入鬓角，很快就干了。
第二章
周一早上六点半，我准时醒来。生物钟比闹钟还准，五年投行生涯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身边的位置是空的，周明昨晚在书房睡的，他说要整理一些资料，怕打扰我休息。我知道，他是想让我一个人静静，消化那个“重大决定”。
我起床，洗澡，吹头发，化妆。粉底，遮瑕，散粉，眼线，睫毛膏，口红。每一个步骤都像往常一样精准熟练。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无懈可击，白衬衫，黑色西装裙，五厘米的裸色高跟鞋。只是眼睛有点肿，我用冰勺子敷了十分钟，好多了。
周明起得晚一些，七点才出卧室。他穿着睡衣，头发睡得乱糟糟的，看到我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餐桌前喝咖啡，愣了一下。
“这么早？”他揉着眼睛，“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请的是下午的假，”我抿了口咖啡，“上午还有个会，不能缺席。”
“哦……”他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下巴蹭着我的头发，“辛苦你了。等我妈来了，你就能轻松了，不用这么拼命了。”
我没接话，放下咖啡杯，拿起手边的文件夹。“早饭在厨房，你自己热一下。我中午不回来，搬家公司的电话我发你微信了，你记得接一下。”
“搬家公司？”他松开手，绕到我面前，一脸困惑，“什么搬家公司？”
“我叫了人来帮忙打包你的东西，”我平静地说，翻开文件夹，检查今天的会议材料，“你的衣服，鞋子，书，还有你收藏的那些模型手办。他们说大概需要三到四个小时，你看着点，别漏了什么重要的。”
周明的表情凝固了。他站在那儿，睡衣的腰带松松地系着，露出胸口一小片皮肤。厨房的豆浆机还在工作，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我的……东西？”他重复道，声音很轻，像是不确定自己听到了什么。
“对，”我合上文件夹，站起来，比他矮半个头，但高跟鞋让我几乎能平视他，“你的全部个人物品。我已经跟公司打好招呼了，今天下午我会正式提交辞职报告。不过在我正式离职前，还有些工作要交接，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我暂时还住这里。”
我说得很慢，很清楚，确保每个字都能准确无误地传进他耳朵里。
周明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的脸色从迷惑，到茫然，再到逐渐明白过来的震惊，整个过程大概用了五秒钟。五秒钟后，他的脸白了，然后又红了，脖子上的青筋微微凸起。
“苏然，”他的声音在发抖，“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我拿起挂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穿上，整理袖口，“你妈妈下周末要来长住，我需要辞职照顾她。我同意了。但辞职之后，我的收入中断，这套房子的月供我还得起，但生活品质可能会下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决定调整生活安排。”
“调整……生活安排？”他像是听不懂中文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
“对，”我拎起公文包，走向玄关，“你和你妈妈住一起，互相照顾，这样我就不用辞职了。两全其美。”
我在玄关换鞋。高跟鞋不太好穿，需要扶着墙。周明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指甲陷进我肉里。
“你疯了吗？”他低吼，眼睛瞪得很大，血丝更明显了，“你要赶我走？这是我家！”
“这是我家，”我纠正他，试图抽出手，但他握得更紧，“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首付我出了百分之八十，月供从我的账户扣。这四年，家里的大项开支，装修，买车，你爸生病时的医药费，都是我在出。需要我拿出银行流水给你看吗？”
周明的手松了一点。我趁机抽回手腕，那里已经红了一圈。
“但……但我们是夫妻！”他的声音高了八度，“这是我们的家！”
“曾经是，”我穿上另一只鞋，直起身，“但从你要求我辞职去照顾你妈妈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了。周明，你听着，我年薪一百五十八万，不是因为我运气好，是因为我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是因为我怀孕三个月的同事凌晨三点在卫生间边吐边改PPT，第二天还是被裁了，是因为我做了两次手术都没敢休满病假，是因为我喝酒喝到胃出血还在回客户的邮件。”
我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没什么起伏，就像在陈述一个项目的财务数据。
“这套房子，你现在开的车，你妈妈做手术时我打过去的二十万，你侄子出国留学我出的十万，都是这份工作换来的。你现在要我辞职，等于把我过去十年的人生一笔勾销。然后你告诉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为人子女’？”
周明像是被扇了一巴掌，整个人晃了一下。他后退一步，背靠在墙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纸接缝处。
“我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喃喃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genuinely curious，“你觉得我辞职之后，靠你一个月一万二的工资，能还得起一万九的房贷，能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能应付你妈妈可能出现的医疗开支，还能保证我两年后能顺利复出，回到现在的职位和薪资水平？”
他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破碎的东西。
“你不能，”我替他回答，“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这些。你只想到你妈妈一个人孤单，只想到你自己是个孝顺儿子，只想到我是你老婆，应该为你、为你家牺牲。周明，婚姻是合伙，不是慈善。我一直在履行我的合伙义务，但你现在要我单方面承担全部亏损，这不合理。”
手机响了，是司机打来的，说车到楼下了。
“搬家公司的电话我发你了，他们会全权处理。你的东西会直接寄到你妈妈家，邮费我付了。”我拉开门，楼道里的风灌进来，有点凉，“这周我会找人换锁。今晚你不用回来，回来了也进不去。你的身份证、驾照、银行卡都在你书桌抽屉里，记得带走。”
“苏然！”他在我身后喊，声音嘶哑，“你不能这样！我们还没离婚！你这是婚内驱逐，是违法的！”
我停在门口，没有回头。
“那就离婚吧，”我说，“我的律师明天会联系你。放心，该你的，我一分不会少。你出的那部分首付，按比例折现给你。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按法律规定分割。你收藏的那些手办，我查过市价，大概值五万，也会折进你的份额里。”
我顿了顿，补充道：“当然，如果你坚持要打官司，我也奉陪。只是提醒你，我的年薪是证据，法官在判决抚养费——虽然我们没孩子——和分割财产时，会考虑这一点。而我的律师，是我们公司法律顾问团队的合伙人，他最擅长打离婚官司，特别是涉及高收入一方的。”
说完，我走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门合上的瞬间，我听到里面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砸在了地上。可能是椅子，也可能是他收藏的那个限量版钢铁侠模型。上周他刚花了八千块买的，拆包装时小心翼翼，像是捧着易碎的梦。
我没停留，按了电梯。电梯从一楼缓缓上升，数字跳动：1，2，3……金属门上隐约映出我的影子，挺直，整齐，完美得像一张海报。
电梯门开，里面是对门的邻居，一个带着孙子的老太太。她笑着跟我打招呼：“小苏上班去啊？今天真早。”
“是啊，刘阿姨，”我微笑，“今天有个重要的会。”
电梯下行。老太太的孙子在哼儿歌，跑调跑得厉害。电梯里的广告屏在放旅游宣传片，碧海蓝天，白沙椰林。
走出单元门，秋天的风扑面而来，带着凉意。我的车停在路边，司机老张站在车旁，看到我，立刻拉开了后座车门。
“苏总，早。”
“早，去公司。”我坐进车里，皮质座椅微凉。老张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
车缓缓驶出小区。我降下车窗，让风吹进来。手机在震动，是周明。我没接，直接静音，然后把手机扔进包里。
包里很沉，除了日常用品，还有今天开会要用的三份文件，每份都超过五十页。我需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再过一遍，找出可能的漏洞和谈判筹码。
“苏总，空调温度合适吗？”老张从后视镜里看我。
“合适，谢谢。”
我打开文件夹，开始看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数字，条款，法律术语。这是我的世界，一个用逻辑、数据和规则构建的世界。在这里，付出与回报成比例，权利与义务相对等，风险和收益可计算。
而那个被我留在二十四楼的家，那个有裂缝的天花板、意大利水晶灯和塑料小台灯的家，那个曾经温暖、后来渐冷、如今终于彻底冰冷的地方，已经像被手术刀切除的病灶，从我的世界里剥离出去了。
车子汇入早高峰的车流。红灯，我们停下。旁边一辆公交车上挤满了人，一张张疲惫的脸贴着车窗。一个年轻女孩在啃面包，碎屑掉在她的西装外套上，她手忙脚乱地拍打。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挤过这样的公交，也这样狼狈地吃过早餐。那时候周明还在追我，每天早起半小时，绕路到我家小区门口，假装偶遇，然后我们一起挤公交。他会用身体帮我隔出一点空间，让我能把早餐吃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久得像上辈子。
绿灯亮起，车流重新移动。我收回视线，翻到文件夹的下一页，用笔在一个数字下面划了道线。
手机在包里持续震动，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像一颗微弱而不甘的心跳。
我没再看它一眼。
第三章
上午的会开得异常顺利。对方律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喜欢用“从法律角度而言”开头。我这边带了两名助理，一个负责记录，一个随时调取资料。三个小时，我们把并购协议的争议条款一条条过，该争的争，该让的让，该模糊的模糊。结束时，对方律师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苦笑道：“苏总，跟你谈判真是件体力活。”
“彼此彼此，”我起身，和他握手，“下午我把修改版发您团队。”
“希望能赶上晚饭前。”他开玩笑。
“尽量。”
回到办公室，已经快一点。助理小唐跟进来，手里拿着三明治和咖啡。“苏总，您还没吃午饭吧？我多买了一份。”
“谢谢，”我接过，放在桌上，“下午还有安排吗？”
“三点，风控部的会。四点半，人事那边要跟您确认明年招聘预算。六点，您约了张总晚餐，在君悦酒店，谈华南区那个项目。”
“好。三点的会提前半小时提醒我，四点半的会你替我去，把要点记下来给我。六点的晚餐……”我顿了顿，“帮我取消，改到明晚同一时间。理由是我身体不适。”
小唐愣了一下，但很快点头：“好的，我马上处理。”
“还有，”我叫住她，“帮我联系王律师，说我今天下午四点有空，如果他有时间，可以来我办公室一趟。如果没时间，我过去找他。”
“王律师？”小唐确认，“是法务部的王明宇律师吗？”
“对，婚姻家庭业务那个。”
小唐的眼睛微微睁大，但专业素养让她立刻收敛了表情。“好的，我联系他。”
她离开后，我关上门，坐进椅子。三明治是金枪鱼的，我不太喜欢，但还是一口口吃完。咖啡冷了，苦得发涩。窗外是这座城市的天际线，玻璃幕墙反射着午后的阳光，亮得刺眼。
手机上有十七个未接来电，全是周明。还有二十多条微信，我点开扫了一眼。
“苏然你接电话！”
“你不能这样！我们好好谈谈！”
“我妈那边我已经说了！她说不来了！我们不让她来了行不行？”
“开门！我进不去！你到底什么时候换的锁？！”
“苏然，我求你了，接电话，我们谈谈……”
最后一条是五分钟前发的：“我在你公司楼下。你不下来，我就不走。”
我放下手机，揉了揉太阳穴。头疼，从早上开始就隐隐作痛，现在更厉害了。我拉开抽屉，找布洛芬，没找到。才想起上次吃完了，一直忘了买。
四点，王律师准时敲门。他五十出头，瘦高，穿一身熨帖的灰色西装，手里拿着平板电脑。“苏总，”他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小唐说你找我，关于婚姻家庭事务？”
“是，”我坐直身体，“我想咨询离婚事宜。”
王律师的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他打开平板，调出一个文档。“好的。请先告诉我一些基本情况。结婚时间？”
“五年零三个月。”
“有无子女？”
“无。”
“共同财产情况？房产，车辆，存款，投资，股权等。”
我一项项说，他快速记录。说到房子时，他问：“房产证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
“是。婚前购买，我付了百分之八十首付，他付了百分之二十。婚后共同还贷，但主贷人是我，月供从我的账户扣除。”
“有协议或证据证明首付出资比例吗？”
“银行转账记录都有保留。婚后还贷的流水也能调取。”
“很好，”他点头，“车辆呢？”
“车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在我名下。”
“存款和投资？”
“我们各自管理自己的财务。我的收入高，负责家庭大项开支和房贷。他的收入负责日常开销。没有联名账户，各自有独立的储蓄和投资账户。”
王律师抬起眼，看了我一下。“也就是说，除了房产中属于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其他财产基本上都是独立的？”
“是。”
“离婚原因？”
我想了想。“价值观不合。对方要求我辞职照顾其母亲，我不同意。对方认为这是夫妻义务，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要求。”
“有家暴、出轨、虐待等行为吗？”
“没有。”
“有协商离婚的可能吗？”
“有，”我说，“前提是条件合理。如果他坚持不合理要求，我会诉讼。”
王律师记录完毕，放下平板。“从你描述的情况看，这个案子并不复杂。房产方面，你需要补偿他两部分：一是他出的那百分之二十首付，按当前房产估值折算；二是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通常是一人一半，对应的增值部分也按比例分割。至于他要求你辞职照顾母亲这一点，如果能证明这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在财产分割时可能对你略微有利，但影响不会太大。”
“我明白。”
“另外，由于你的收入远高于他，如果他提出经济帮助的要求，法院可能会支持一部分，但金额不会太高，期限也不会太长。毕竟你们没有子女，他也有工作收入。”
“大概会是多少？”
“要看他的具体诉求和法官的判断。通常不会超过他月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期限一至三年。”王律师顿了顿，“苏总，我建议先协商。诉讼耗时耗力，而且你们的情况并不复杂，没必要走到那一步。”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所以需要您先帮我起草一份协议草案。条件可以稍微优于法定标准，以示诚意。如果他同意，我们尽快办手续。如果他不同意，再谈诉讼。”
“好的。我明天上午把草案发你。”
“谢谢。”
王律师起身，走到门口时又转身。“苏总，冒昧问一句，”他语气很谨慎，“你确定要离吗？我的意思是，从法律角度看，这段婚姻对你并没有太大经济风险。即使他母亲入住，从法律上讲，你也没有义务辞职照顾。你可以拒绝。”
我沉默了几秒。
“我可以拒绝他母亲入住，”我说，“但我拒绝不了他心里的那个天平。在他心里，他母亲的需求重于我的事业，他作为儿子的义务重于我作为妻子的权利。这次是要求我辞职，下次呢？如果我怀孕了，会不会要求我辞职带孩子？如果我和他母亲有矛盾，他会站在哪一边？”
我看着窗外，城市的天空是灰蓝色的，有鸟群飞过。
“王律师，您处理过很多离婚案。您应该知道，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穷，不是吵，不是出轨，而是对方把你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把你的世界当成可以随意征用的殖民地。今天他敢开口让我放弃一百五十八万年薪的工作，明天他就敢要求更多。因为在他心里，我已经被物化成‘妻子’这个角色，而角色的义务，是没有上限的。”
王律师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所以，不是我要离，”我收回视线，看向他，“是他在开口的那一刻，已经单方面终止了我们的合伙关系。我只是在确认这个终止，并开始清算资产而已。”
王律师点了点头，这次是真正的理解。“明白了。草案我明天发你。”
他离开后，我继续处理邮件。小唐发来消息，说周明还在楼下大堂，前台请他离开，他不肯，说一定要见我。
我回复：“叫保安。”
十分钟后，小唐又发消息：“保安来了，但他情绪激动，在大堂大声嚷嚷，引起了一些围观。前台问我怎么办。”
我放下手机，起身，拎起外套。头疼得更厉害了，像有根锥子在太阳穴里钻。但我还是走进电梯，按了一楼。
电梯下行时，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妆容依然完美，口红是早上补的，正红色，衬得脸色更白。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结冰的湖面。
大堂里果然围了一圈人。周明站在中央，两个保安一左一右架着他。他头发凌乱，眼睛通红，身上还穿着早上的睡衣，外面胡乱套了件外套，脚上是一双拖鞋。周围有人在拍照，举着手机。
“苏然！”他看到我，猛地挣扎起来，“苏然你过来！我们把话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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