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与郑天挺
小时候作文，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如何如何。那时是照抄小学模范作文，并不知其真实含义，而今已虚度七十有余，蓦然回首，果真如此。人生识字糊涂始，从小学到中学，那是青少年时代，还未觉悟，固不足论。即从1952年入大学到现在，转眼之间，也已五十余年了。这五十年来，也是不堪回首，一是有负于师辈的教诲，二是有负于友朋之期望，三是有负于时代的要求。
我在家乡陕西乾县读中学时，功课就学得并不很好。解放前国民党政治腐败，教师经常发不出工资。解放战争期间，学校几次关门停课，根本就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解放初期，在政权更迭之际，地方上以整顿和搞运动为主，并不把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我在中学时期，并没有把应该学的课程按部就班地学完学好。加之自己不甚用功，课余时间还喜读一些文学作品，数理化也非所长。幸好1952年全国高校统一扩大招生，我就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由一个偏僻的农村来到数千里之外的沿海城市——天津，时年二十一岁。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点，是祸是福，便由此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了。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那时最热门的是理工科，由于我的数理化学得不好，所以理工科没有考取。对于学历史，亦非我所料及。那时考大学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份好的工作，至于进名牌大学、做专家学者，根本没有想过，认为那是不可企及的。当时多数学生都希望学理工或经济，喜欢文学的人想当文学家，想学历史的人是太少了。所以当时被录入历史系的，多非自己的志愿。因而入学之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专业思想不巩固。我自己比较喜欢文学，文史是相通的，所以当其他同学闹专业情绪时，我在很短时间内就比较安心学习了。在这方面我应该感谢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和鼓励。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王玉哲先生教我们中国古代史先秦部分，期末布置了一个作业，我写了一篇《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得到了王先生的好评，对我鼓励很大。第二学期戴蕃豫先生教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期中布置了一个作业——《汉代的科学发明》,也得到了先生的好评，发作业时我被放在第一位，他说放在前边就是最好的。这篇作业我作了几次修改，七千余字，后来发表在《新史学通讯》(1954年10月)上，算是我的处女作。由此我坚定了学习历史的信心，每天三点一线，寝室一食堂一图书馆，整天沉浸在书海中，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按理，如此下去，会学到很多东西，但当时是教学全面学习苏联时期，对教师要求彻底批判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课程内容，按照苏联的课程体系组织教学；对学生而言，要求又红又专，在接受老师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样使老师和学生都处在极端矛盾的心态之中，老师怕教不好受到批评或批判，学生本来知识甚少，很难判断老师讲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能按照一些空洞的政治教条判断。
不久，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发表之后，将学术批判运动推向高潮。当时在青年中萌发了一种思潮，谁能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老师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谁就是英雄，可以出人头地，受到领导的重视，是李希凡、蓝翎第二。紧接着就是批判胡适，随之又是批判胡风。在这些运动中，被批判的是老教师、老专家，批判的主力则是年轻的教师和学生。
郑天挺和雷海宗先生，都是院系调整后从北大、清华调来南开的，他们的学问大家都很敬佩，但那时他们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专家，他们的学术观点要受到批判。在这种政治情况之下，学生和老师极难融洽相处，学生既要向老师学习，认真听课，但又要能从老师的教学中发现或者挑出他的资产阶级观点来有所批判。当时无论是教或学，都强调政治挂帅，所以大多数学生便把注意力放在政治表现上，学习的好坏则是次要的，能过得去就行了。若过分重视学习，就会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教师也不敢把他自己的特长或拿手好戏拿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他们的拿手好戏可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术，这本来是应该批判的，若拿出来弄得不好，可能要再遭批判，所以当时的教师讲课都非常谨慎。所以在大学四年，我就是在这种夹缝中走了过来，虽然学到了一些基本知识，但并没有显得有什么特长。而对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以及郑天挺先生讲的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和史料学，则印象极深。
1956年大学毕业，正值号召向科学进军之际，我国开始实行研究生制度，我便考取了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研究生。刚入学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角色，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中，被划为右派，终止了学业。至于这场运动，全国被打成右派者共55万人，所祸及者并非我一人，它的负面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必赘述。
我被终止研究生学业后，被处分劳动改造，共四年。1962年初宣布摘帽后回校，被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当时以为形势略有缓和，幻想以后能够重操旧业。但不久又重提阶级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自己怕再犯“错误”,对于今后能否再搞学术已不敢存有奢望了，只是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读一些自己喜欢读的书籍。由于“反右”运动，自己受到批判，促使我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有所思考，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方面的著作，如法国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曾读了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伏尔泰的《哲学通讯》、卢梭的《民约论》和《人类平等的起源》、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普列汉诺夫的《一元史观之发展》、《唯物史论丛》等书，这些著作对我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思维训练大有好处。另外还读了其他一些文学书籍，这对我后来继续研究历史都很有帮助。
我在图书馆工作整整十七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于1978年归队，回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工作，仍然是随郑天挺先生研究明清史。从1958年离开郑先生至此整整二十年，经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能够重新回到郑先生的身边聆听他的教言，实是不幸中之大幸。这时郑天挺先生又开始招收研究生，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他举办高校青年教师明清史进修班，我随堂听郑先生讲课，自己也分担了“清兵入关”和“黄宗羲的思想”两个题目的讲授，同时协助郑先生抄录一些文稿。1980年郑先生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与郑克晟世兄整理编辑出版了郑先生的学术论集《探微集》。郑先生主编《明清史资料》,我编写了其中三章。郑先生主编高校《清史》教材，我分担了第三章皇太极部分，从此我便正式进入了明清史研究的角色之中。
郑天挺先生是20世纪明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研究学问重基础，反浮夸，主张研究问题要一个一个来，一步一步深入，反对浅尝辄止。
经过十年“文革”灾难之后，当时是百废俱兴，学术研究也空前活跃。我们正在他的领导下，准备把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推向高潮。由于他担任全国史学会长，过分忙碌，且年事已高，于1981年辞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我是他解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正是由于他的教导和提携，我才能进入历史研究的行列，忝列一员。我遵从他的教导和治学方法，进行明清史的研究。
关于明清历史，我的关注重点在明清之际，因为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最后两个封建王朝政权的更迭时期，明朝是以中原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清朝是东北地区满族进入中原之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一政权更迭之际，经历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在动荡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即1644年春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李自成在北京仅四十余天，还未站稳脚跟，却突然被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导的清军所击败，被逐出北京，从此清王朝便成为统治中原的主人。自从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极为热烈。郭沫若认为李自成进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迅速腐化，不听从部将李岩等人的正确劝告，大将刘宗敏抢劫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去请清兵，即吴梅村《圆圆曲》中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者也。解放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农民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农民起义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是被地主阶级所镇压，就是被野心家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套用哲学上的一对矛盾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对矛盾中的两个方面互相斗争来决定的。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明朝统治者为一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为一方，这两方的矛盾斗争决定着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明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它的腐朽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被农民起义推翻了；但农民起义在推翻明王朝之后又为什么失败了呢?又说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仇恨，进行反攻倒算的结果。吴三桂就是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引清兵入关，镇压了农民起义，所以一切的罪责都集中在吴三桂身上。这种观点就陷入了一个自我互相矛盾之中，农民军既有力量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什么却无力量打败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腐朽，被农民军推翻了，何以能有力量再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我的研究与他们不同，我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认为明清之际并不是一对矛盾、两种力量进行斗争，而是三种力量：明王朝为一方，在关外建立的清政权为一方，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为一方。明清之际的历史是这三种力量相互较量长期斗争，最后导致了明朝灭亡、李自成失败、清朝胜利这种局面。因为远在农民起义之前，清在关外的东北已经兴起，屡次打败明军，统一了东北全境，并征服了漠南蒙古。在农民军占领西安于1644年春由西安东进进攻北京之际，在关外的满族从1616年建立后金至此已经二十八年，是一个和明王朝对峙的强大的政权，它已四次越过长城进入内地进行掠夺。明王朝是受到东西两面夹击，先败于清军，后败于李自成的。为此我写了《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首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新华文摘》1981年10期转载)一文，详细论述了李自成于1644年3月19日进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明朝官员大部分都投降了李自成，举国上下都认为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已经成为中国新的主宰，何以仅4月22日东征山海关失败，4月30日即退出北京，清军于5月2日进入北京，前后共四十二日，中原大地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第一次揭示了所谓吴三桂去请清兵的过程。从历史事实严格而言，清兵并不是吴三桂请来的，因为在吴三桂去请清兵之前，清兵已经出动了，清兵是在半道上碰到吴三桂的使者的，清兵的统帅多尔衮起初并不相信吴三桂，因为吴三桂在山海关外若干年来一直是抗清的，他怕中了吴三桂的圈套。于是他扣留了吴三桂的一位使者，派人随另一使者去了解真实情况之后，才改变了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最后迫使吴三桂投降，在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而李自成又采取了错误的逃跑政策，把北京扔给了清军，自此一败涂地，毫无反手之力。所以我的结论是：李自成并不是败于明朝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而是败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在关外新兴的满族势力多尔衮，这才使清朝代明而进入中原地区，统一了全国。
由于过去套用哲学上的一对矛盾论，只注意明朝和农民军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把当时早已经参与这种斗争的清军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所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自己认为对立的阶级那一方，往往把脏水往一个人身上泼。这里涉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一事，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为了说明农民起义的伟大作用，他说明末各种记载李自成进北京以后军纪不好，大将刘宗敏抢走了陈圆圆把吴三桂逼反了才去请清兵，根本就无此事。陈圆圆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就死在山海关外吴三桂的驻地宁远，说刘宗敏曾抢陈圆圆一事，是来自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仇恨而编造出来诬蔑农民军的。有的学者为了肯定李自成而谴责地主阶级，说农民军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将军李岩，一切有关李岩曾向李自成进谏而被拒的记载，也是地主阶级出于对农民军的仇恨而编造出来的，等等。为此我撰写了《陈圆圆事迹考》一文，说明了陈圆圆的家世、出身、如何被皇亲掠至北京，以及农民军进北京后吴三桂全家被掠、后随吴三桂至云南、三藩之乱失败后陈圆圆死于云南，基本上澄清了历来关于陈圆圆其人的传闻及其争论。
另外，又撰写了《李岩在北京史事新考》一文，根据李自成进北京后，李姓诸将李过、李友、李岩的驻地不同，故有“东李”、“西李”之称，由此引起了关于李岩有无其人的误解，也基本上澄清了关于李岩的问题。
在明清之际，影响战局发展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蒙古问题。蒙古原为明朝北方的屏障，是明朝用以牵制后金的主要力量。但在蒙古内部统一分裂之后，漠南蒙古被后金征服，使清朝增加了实力，明朝失去了北方的屏障，清军数次越过长城进入内地，以蒙古人为向导，不仅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且改变了中国北部的形势。对蒙古本身而言，内蒙古即近明边的察哈尔部和河套的鄂尔多斯部乃是蒙古的主体，喀尔喀外蒙古乃是蒙古的一小部分。
关于明清议和问题。在明清双方进行战争时，清朝是主张与明朝议和的。明清议和的失败，责任在明朝，这是明朝处在农民军和清军双方夹击下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误，从而丧失了获得喘息和扭转局面的机会，此实明清存亡之一大机。李自成的失败，也是由于进北京后没有采取与清军议和的态度，因为此前清朝曾主动致函农民军，商讨如何共同打击明朝中分天下。若不与之和，就应固守北京，使清军和过去几次进入内地一样，面对明军固守北京，只能掳掠一番，再退回边外。
清朝入关统一全国之后，影响明清一代满汉民族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剃发易服问题。我前后撰写了《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与《明末清初的剪辫子运动》(《中华文史论丛》2000年3月，第61辑)论述了剃发易服本来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问题，如何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清朝坚持“以剃头为一统”来象征自己的统治权力，而到清末辛亥革命时，则以“剪辫子”作为反清革命的标志。
关于李自成的归宿。李自成于山海关之战失败以后退出北京，被清军和吴三桂尾追不舍，由山西退到西安，1645年春复退出西安，由商洛山中南逃，5月在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杀，本无疑问。但有人不忍心英雄有此末路，或假李以自重，则又传说李自成未死，匿名到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名奉天玉和尚，一直活到康熙十三年(1674)。这本来是好事者所为，前些年石门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建造李自成墓，忽又重提夹山为僧之说，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为此我曾撰写了《关于李自成夹山为僧说若干问题的质疑》(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林》集刊第八期，2000年)从清朝方面、南明方面、地方志与族谱三方面记载，论证了夹山为僧说不能成立，对这个问题亦有所澄清。
以上这些都是明清之际比较重大而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遵从郑天挺先生的教导：研究历史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因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必须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其次是广泛联系，因为资料并不等于历史，必须对各种资料广泛进行联系、分析、比较，找出它们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三是前后左右都要说得通，对某一历史事件研究的结论，必须和它周围相关的事物和整个历史背景都能说得通，不能互相矛盾，应该“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源”。近些年来有些专家不通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对某一个问题钻得很深，结论提得很高，但结果却和周围相关的问题、大环境、历史背景说不通，这就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可。另外，我遵从雷海宗先生讲课时那种广阔的视野，富于理性的思维，使我能放开思想，敢于思考。我吸取郑、雷两位老师的这些优点，结合我自己受到的西方哲学著作的启发，我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由面到点，而不是由点到面。所谓由面到点，就是先弄清这个问题所依赖的历史环境，即面上的基本情况，然后再进入这一具体问题即点上。即对点而言，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它涉及的面很广；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也很多，一个条件出了差错，就会影响全局，甚至于满盘皆输。所以我研究这些问题，不论大小，我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这个问题的核心与关键点搞清楚，微观上要深入，宏观上要全面，只有把问题搞清楚了，才能阐明它的意义，对同一件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绝不能因此而改变事实本身。我的上述几篇论文就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写出的。对我自己而言，也算是一家之言，大部分收录在拙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中。
关于名妓陈圆圆事，必须回溯到我上大学时，听到老师们讲陈寅恪先生如何有学问，考证功夫很深，讲隋唐史时，甚至能考证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因涉及唐明皇与太子的关系)。他们讲的时候都抱着极端崇敬的心情，由此我对陈先生也很崇拜。1957年“反右”之后，我心情比较沉闷，便借了一本《元白诗笺证稿》来读，读后对陈先生那种以诗论史、史诗结合的论证方法深为叹服，如《莺莺传》、《琵琶行》、《长恨歌》,确为不朽之作，只有经过陈先生一番勾稽考证，才能显示出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读起来也有更深一层的意味。由此我便对明末诗人吴梅村的《圆圆曲》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也渴望能有一篇以陈寅恪先生考证《长恨歌》那样的功力来考证《圆圆曲》的文章。当时由于我对明清史尚无研究，又不谙于文学，所以对《圆圆曲》也未能读懂。后来由于接受处分前去劳动，也就不了了之。事隔二十余年，我在研究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时，收集到一些有关陈圆圆问题的资料，其中有清末民初江苏丹徒丁传靖先生的《沧桑艳》传奇一本，故事较为完整，情节亦很动人，声律也很严整。我怕我收集到的这些资料散失，便仿陈寅恪的方法，对《沧桑艳》传奇进行笺注，将有关陈圆圆与吴三桂的各种资料分别录入注释之中，涉及重要史实则加笔者按语，予以辨析，于是便成《沧桑艳(笺释)》一书出版。
80年代末，为了繁荣学术研究，给青年学子打开学术殿堂之门，天津教育出版社组织了一套《学术研究指南丛书》,约我主持撰写一本关于清史研究概述的书，我便约请杜家骥共同撰写，介绍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清亡，讫于1986年，近八十年有关清史的研究概况。由我撰写序论一章，从总的方面叙述了从民国初年撰修《清史稿》开始，以及各种有关清史研究的著作和学人概况，包括解放后台湾的清史研究状况。由杜家骥分撰专题研究部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人物评述等十一个方面，全书共四十万字。1991年以《清史研究概说》书名出版，很受读者欢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特来函索取。这是上一世纪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清史研究概况的书。惜其印数太少，早已脱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提高现代从政人员的人文素质和领导艺术，1993年我退休以后，一些出版社请我从中国古代典籍中选择那些有关治国方略和从政经验的篇章，予以注释评论，供广大从政人员阅读，扩展他们的知识。为此我比较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代一些政治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看出政治学是我国古代最发达的一门学问，无论是儒家的仁政、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术势，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治理方法，即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相当一部分都是讨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诸多问题的。从这方面讲，专门研究治理国家的政治学，乃是我国古代内容最丰富的一门学科，不仅有许多精湛的理论著作，而且还记述了许多正反面的管理经验。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门学科被忽略了，主要原因是形而上学和极左思潮，认为我国古代讨论政治方面的著作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统治术，是欺骗人民的说教，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全否定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要学习吸收当代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但也要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以丰富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因为我们的现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的，古代社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会产生，我们可以看看古代社会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当时是如何解决的，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原因是什么。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参考。为此我选择了历代一些政治家(包括某些帝王)的政论，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吏从政经验总结的著作，相当一部分是人们不常见或不常读的，如荀悦的《申鉴》、刘廛的《政论》、杜恕的《体论》、桓范的《世要论》、陆景的《典语》、傅玄的《傅子》、陈襄的《州县提纲》、吕本中的《官箴》、许月卿的《百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陈宏谋的《从政遗规》、袁守定的《图民录》、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丁日昌的《牧令书辑要》等五十部，辑为丛书，取名《政书集成》(十辑五百万字)刊行。对这些著作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诸如关于民本思想、打天下与守天下不同、君主应该怎样治国、佞人问题、廉政问题、重视历史借鉴的作用、如何做好地方官、关于正风俗、关于吏胥、保富民等，我都在前言中略加论述。另外每部书前又有内容提要，为阅读和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又约请几位同行，在相关典籍中精选了部分有关典型事例的章节，分段进行标点、注释、评论，使不谙于古代汉语的同志能够读懂原文，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古代政治，何者可取，何者不可取。以《治国明鉴》(上下册，一百二十万字)为书名出版，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以“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几个问题”作为前言，论述了德治与法治问题、纳谏问题、用人问题、吏治问题等。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而是为了正确对待历史，从那里吸取一些营养，更好地改造现实。例如德治和法治问题，我们今天要以法治国，但法律是外在的，违反了就要受到制裁，是人们行为的最低准则。从人的思想内在而言，应该自觉地遵守各种社会道德规范，这样才能为自己的行动创造更大的空间，这就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和法律的作用是相辅相成而不可互相替代的，一个社会不仅需要法律制度，还需要道德观念来维系，道德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法律而没有道德。对于行政官员和领导者来说，更应该以良好的道德行为示范社会，这样才能更好地执行法律，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我国古代儒家提倡德治，这一优良传统应该结合我们新社会的实际予以发扬。又如吏治问题，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需要官吏去执行，我国古代即提出“圣人治吏不治民”,一个国家只要把各级官吏治好了，整个国家也就治好了。“治吏”在今天而言，就是干部管理问题，若对干部管理不严，睁一眼闭一眼，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儒家主张德治，所以特别重视教育。皇家对子弟的教育更为重视，他们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效法古圣先贤，要效法古圣先贤就要读书，历代皇帝的太子府的属官，主要是负责教育的。为此由我负责主编、整理了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朱翊钧讲授《帝鉴图说》、《资治通鉴》、《四书》的经筵讲稿。当时万历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母亲李太后主持政务，便让大学士张居正给朱翊钧讲课。由于朱翊钧年龄小，这些讲稿是用明代最普通的白话文写的，每次讲完后，再修改誊写进呈，让他在宫中阅读复习。张居正是明代的大改革家，他在给小皇帝讲解历史知识时，也贯穿着他的改革思想。《帝鉴图说》选取了历史上有意义的故事，并配以插图，是一本很好的古代儿童读物。《资治通鉴》讲稿原名《通鉴直解》,整理注释后以《资治通鉴皇家读本》(上下册，一百二十万字)出版。《帝鉴图说》以《帝鉴图说评注》(二十五万字)出版，对于普及历史知识也极有用处。
1978年我归队时，正当中年，曾暗下决心，要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光阴荏苒，倏忽之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只有这么一点点成绩，而且多是旧事重提，按我们的时代要求，应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解决新的历史问题，才不愧于时代。对此我深感力不从心，一是由于学养太浅，二是年事渐衰，正如陶渊明所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光阴不会倒流，失去的时间不会再回来了。孔子晚年喜欢读《易》,韦编三绝，他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是说再给他数年的时间，他对《易》就会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应该效法孔子这种锲而不舍、老而弥笃的精神，争取以有生之年，再做些工作，以弥补此生之缺憾。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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