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是从人群的头顶越过去的,原本是为了拍一张赌桌上的“路单”,但焦距拉远后,画面的边缘闯入了一个极其违和的物件——一台带滚轮的医用制氧机。
在澳门金碧辉煌、连大理石地面都反着光的赌场里,这台泛着哑光白、机身贴着医用蓝色标签的机器,像是一个从另一个次元硬生生塞进来的异物。顺着那根透明的软管往下看,管子连着一张枯树皮一样的脸。那是一个瘦到脱相的男人,陷在轮椅里,鼻孔里插着管,手背上贴着住院部常见的医用胶布。但他那只没打点滴的手,正稳稳地捏着一摞面值一万港币的筹码。
周围站着看牌的人穿得光鲜亮丽,有的抽着雪茄,有的端着威士忌。没人回头看这个轮椅上的男人,发牌的荷官也只认筹码不认人。筹码推出去,荷官翻牌,赢或者输,男人的手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推拉的动作。制氧机在喧嚣的电子音效和人群叫嚷中,发出极其微弱的“嘶嘶”声,像是在替他倒计时。
这种强烈的割裂感,不仅存在于一张赌桌上。在另一个网友拍到的长镜头里,画面的主体是一个拖着病体在筹码柜台前兑换的女人。她的脸色是那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蜡黄,脖子右侧凸起一块明显的纱布包,似乎是某种手术后的引流管。她走路时背佝偻着,每走两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双手死死扒着兑换柜台的边缘,像是在悬崖边抓着藤蔓。
但她喘匀了那口气后,从怀里掏出的不是药方,而是一叠叠用橡皮筋捆着的现金。柜员面无表情地数钱、推筹码,她把那一长条筹码抱在怀里,转身又一步步挪回了人声鼎沸的赌区。走廊的冷气很足,她裹着一件很厚的旧外套,抱着筹码的背影慢慢融化在那些西装革履、推着筹码车的VIP人群里,直到再也找不出来。
赌场本身像是一个巨大的、没有痛觉的容器。这里的地毯厚得能吃掉所有的脚步声和拐杖敲击地面的“笃笃”声;这里的通道平整宽阔,没有哪怕一厘米的门槛,轮椅可以毫无阻碍地从电梯口直达最核心的赌桌;这里的灯光永远是恒温的明亮,照不到人眼里的绝望。在这个空间里,健康、疾病、生命力,所有世俗的衡量标准全部失效,唯一被认可的通行证只有一样东西。
那个带着制氧机的男人没有离开,那个脖子缠着纱布的女人也没有离开。镜头在赌场里扫过一圈,到处都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筹码和飞速跳动的扑克牌。他们坐在那里,就像是两台已经被拔掉大部分电源、仅靠最后一根备用线路还在勉强运转的机器,只要那只手还能动,只要还能把筹码推到桌面上,他们就绝对不会切断这最后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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