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盛夏的一个夜里，四川宣汉到万源的山间公路上，一支只有五百人的红军队伍正悄悄前进。山风阴冷，山谷深处时不时传来狗叫和号角声，谁也说不清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带队的是红九军军长何畏，身边还有一个看上去瘦得有些“单薄”的作战科长——周希汉。
不多时，前方传来枪声，随后是探子的急报：前面不远处埋着一个敌团。而此时，九军两个主力师在夜色中走散，军部孤零零地“挂”在公路上，只剩下后勤、机关人员和一个通信连，真正能打的战士不到一百五十人。换成一般人，心里多少都要发虚。
就在这段看似不可能赢的遭遇战中，这个二十出头的作战科长三次站出来“要指挥”，连续三战，以一百多人虚实相间，硬是把三个敌团打得稀里哗啦，丢盔卸甲。这一回合，也为他后来“会打仗、敢打仗”的名声添了最浓的一笔。
有意思的是，周希汉这一生被提起，很多人先想到的却不是这几仗，而是另一个响亮的称呼——“赵子龙”。
一、一位“天下第一瘦子”的出场
周希汉1913年8月27日出生在湖北麻城顺河镇周家坳村。麻城在军史上名气不小，被称作“将军县”，新中国成立后走出过大将王树声、上将陈再道、王宏坤，还有后来籍贯划到新县的许世友等人。这个地界，土地贫瘠，人却硬气。
周家境况清苦，偏偏周希汉又是三代单传，父亲四十岁才得的这个儿子，自然当宝贝养着。周父咬咬牙，请了个算命先生给刚出生的儿子看命。那人一番掐算之后，留下一句挺玄的话：“此子有王侯之相，傲物之形，奔忙之命也。”所谓“奔忙之命”，家里老人听着只当是要四处做事谋生，却没想到，日后周希汉真就一路奔向了各大战场。
为了让儿子“出人头地”，周父在穷日子里硬是供他读了三年私塾。三年书不算多，但在当时的农家子弟中，已经不简单。也正因为这几年的文化基础，周希汉后来在红军、八路军里干起参谋和作战科的活，学地图、学战术，都格外快。
1927年，黄麻起义在大别山爆发，麻城成了风暴中心。那年，周希汉还不满十四岁。起义队伍里有他的乡党王树声，少年人的血气很简单：家穷、受气、见不得不公，有人举旗，他就跟上了。黄麻起义之后，大别山地区战事不断，周希汉很快加入了红军。
十五岁那年，他已经在队伍里当通讯员，跑前跑后送命令。战斗频密，又苦又累，但却练出了胆量，也让上级注意到这个瘦小却机灵的年轻人。部队里一打仗，他总能第一个冲上去，跑得快，脑子也转得快，很快从通讯员升到排长，再到连政治指导员。年纪轻，功劳却不轻。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十七岁那年，周希汉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徐向前。当时徐向前是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一身戎装却也是清瘦的模样。第一次见到周希汉，他看了看这个瘦得像杆秧苗的小战士，忍不住笑道：“小鬼，你长得也太单薄了点。”言下之意，就是怀疑这小身板能不能扛得住大仗。
出人意料的是，周希汉一点不怯，顺嘴就回了一句：“关羽个子大，身材魁伟，不照样走麦城？”话说得不客气，但意思很清楚：打仗不光看块头，关键得靠脑子和胆子。徐向前一愣，随即也笑了——他自己就瘦，却一路从黄埔到南昌起义打出来，对这股“瘦而不服气”的劲头，自然心里有数。
这段小插曲，让徐向前记住了这个叫周希汉的小伙子。后来他调任红四军参谋长时，就把周希汉叫到司令部做参谋，手把手教他看地图、定作战计划、算兵力兵器。对于一个出身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几年的培养太关键。
再往后，周希汉又遇到另一位赏识他的上级——陈赓。陈赓性格豪爽，没什么官架子，喜欢跟年轻干部打成一片。有一次，他玩笑似的要给周希汉“算命”，拿着生辰八字说道：“你是癸丑年生的，’癸’这玩意儿厉害得很，天在人头上，你这家伙敢叉着腿，把天骑在下面。”一句玩笑，却点出了周希汉性格里的倔强：脾气不小，胆子更不小。
有了徐向前的军事熏陶，加上陈赓的大胆放权，这个“瘦子”渐渐成了部队里出名的“能打之将”。在红军时期的历次反“围剿”、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一路厮杀，又在长征中走过雪山草地。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百团大战、林南战役、同蒲战役、汾孝战役等。解放战争中，他又打过洛阳、豫东、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后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他也曾参与指挥。
有一点特别让人津津乐道：这么多年征战下来，他身上竟然没有一处枪伤。有人羡慕地打趣：“你这是福将啊。”周希汉自己却笑道：“我人瘦，目标小，敌人打不着。”这话半真半玩笑。徐向前本来就瘦，陈赓也拿他这个“更瘦”的下属当笑料，给他起了个外号——“瘦子”。
抗战时期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听说前方有个叫周希汉的，很会打仗，就问了两句。陈赓插话道：“是，有这么个人，我给他起个外号叫瘦子。”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就这么瘦。”会场上，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种笑背后，其实是对一个作战干部本领的肯定。
二、刘伯承眼中的“赵子龙”
在战场上，绰号往往比官衔更耐听。刘伯承对周希汉有一个评价，流传得很广——“赵子龙”。这个称呼不是随便叫的，是打出来的。
时间跳到1940年。那年春夏之交，百团大战打响。八路军主力在华北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破袭行动，破路炸桥，打击日军交通线。战役第一阶段，日军接连吃亏，紧接着开始疯狂反扑。晋中地区的卷屿沟附近，成了一个焦点。
有一次，日军调集精锐，突然猛扑卷屿沟。这一带当时集中了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首脑机关，护卫兵力只有一个警卫营。如果被敌军一头撞上去，后果不堪设想。
附近的第十六团在羊儿岭与日军交火，顶住了半个小时，阵地还是被日军攻占。前线一时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刘伯承在指挥部这边，一时间真有一种“无兵可用”的尴尬。就在这个时候，参谋人员报告：周希汉率部已向羊儿岭方向赶去，已经跟日军打上了。
刘伯承听完，明显松了口气，说了一句：“好，赵子龙来了！”这句话用的是三国里的典故。长沙之战时赵云单骑救主，来去如风，刘备当时也是如释重负。刘伯承用这个称呼，说明他对周希汉的勇敢和机智，是有预期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周希汉率部赶到羊儿岭，先稳住阵脚，再组织反冲击。从白天一直打到天黑，硬是把日军赶出阵地，重新夺回了高地。这一仗，不仅挽回了战术态势，更重要的是为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种在关键节点“顶得上去”的能力，是老一辈军人最看重的。战场上，谁敢在刀尖上拦住敌人，谁就更容易被记住。
进入解放战争后，他的锋芒更往前推了一步。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一度被国民党宣传成“天下第一军”，其中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更是号称“天下第一旅”。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严苛，仗打得也确实不赖。但在中原、华东战场几番较量中，这支“第一旅”最终被人民解放军打垮，其中有一仗，就折在周希汉手里。
在淮海战役期间，他参与指挥对黄维兵团的合围与打击。这支兵团当时号称装备精锐，野战经验丰富，但在宿县、双堆集一线，被解放军以围歼战术层层分割、全歼。战后统计，周希汉直接指挥部队歼灭和俘获的国民党将级军官，就多达六十余人，包括“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以及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唐淮源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枪林弹雨中总是习惯待在离前沿不算太远的位置，既能看清地形，又能及时调整部署。在很多回忆录里，老战士提起他，有一句话挺一致：“这个人脑子转得快，下手也敢，见势不妙立刻改招。”所谓“会动脑筋打仗”，在他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说到这里，再看他当年的那句：“我人瘦，目标小，敌人打不着。”话说得轻巧，可这背后，是无数次冲锋、勘察、临机决断的积累。瘦，固然是特点；胆大心细，会用兵，才是真本事。
那么，1934年的那三仗，是怎么打出来的？这就得回到反“六路围攻”的那段岁月。
三、六路围攻中的“迷魂阵”
1933年下半年，四川军阀刘湘为了“收复”川陕苏区，调集了大约二十万川军，分成六路向红四方面军根据地扑来。红四方面军当时约八万人，在徐向前、王树声等率领下，展开反击。这场斗争在党史、军史上被称作“反六路围攻”，一直打到1934年9月，前后近十个月。
在这场拉锯中，红九军是主力之一。1933年7月扩编时，周希汉被任命为红九军作战科科长，军长则是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同志何畏。两人一个负责作战决策和计划，一个抓全军指挥协调，搭班子打仗。
把时间锁定在1934年8月。此时，反六路围攻已进入收尾阶段。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保卫战中击退敌军攻势，准备进一步粉碎川军围攻。红九军接到命令，沿宣汉到达县的公路向万源方向推进，目标是敌人重要补给点罗文坝。九军部队分批出发，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在前，军部随之移动。
夜行军在大山里很容易出状况。当队伍走到距罗文坝约十公里时，因为地形复杂、道路狭窄等因素，军部竟与两个师失去了联系。偏偏这个节骨眼上，敌人也出现了。
起初，遇到的敌兵只有一个排，被红军通信连迅速击溃。问题出在俘虏嘴里说出来的消息——前方不远处，还埋着敌人一个团。所谓“后卫团”，专门用来掩护主力撤退，火力不少，骨头也不算软。
看看己方的情况：九军军部一共才五百人，其中大多数是机关干部、勤务员，还有炊事员、警卫员等，真正在一线作战的只有一百多人的通信连。对面是装备基本齐整的国军一个团，人数少说也在一千人以上。硬碰硬当然不划算。
军长何畏听完报告，眉头锁得很紧。身边有人听见他小声嘀咕：“要是两个师在，就不愁了。”这话不难理解，一个军部孤零零撞上敌团，怎么打，几乎没有现成答案。
就在这时，作战科长周希汉开口了。他把前后的情况捋了一遍，先把一条路否掉——不能绕。绕过去意味着暴露行动方向，而且可能落入其他敌军包围圈。退，更没资格，既违背上级部署，也极可能被敌人咬住不放。“既不能绕，也不能退，那就得迎上去。”他把这个判断摆出来后，才说第二句，“但不能硬拼。”
简单说，条件摆在面前：兵力一比十，装备弱，对方有预设阵地。这个时候去拼刺刀，就叫拿命去填。何畏也明白这一点，于是问了一句：“那你准备怎么打？”这是对一个年轻作战科长的考验。
周希汉的回答很干脆：“您在后面压阵，让我来指挥这一仗。”军长看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沉吟了一下，点头同意。一个指挥位置，就这样交到了作战科长手里。
接下来，是他熟悉的节奏。他先安排了参谋于某护送军长和机关人员向靠侧的山沟隐蔽，避免被敌火力直接压制。随后，他带着通信连连长谢家庆向前侦察。两人先摸到了距敌阵地约百米的地方，再派两名身手利落的战士去抓“舌头”。
很快，俘虏被押回来，情报也弄清楚了：对面确实是川军第八十八军范绍增部的一个后卫团。这支部队多次与红军交手，算不上最精锐，却也是正规军，战斗力不低。
听到这个结果，队伍里有人轻轻倒吸一口冷气。周希汉心里也有数，但他表面上并没有慌，反而立刻召集几个骨干商量部署——通信连连长、号兵连连长、于参谋，一起蹲在地图前讨论。
他的思路其实不复杂，却抓住了当时的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夜色，二是心理战。具体分工大致是这样的：由他和谢家庆带通信连，作为冲锋主力，正面压向敌人；号兵连所有号手准备好，一旦发起冲锋，全体吹响冲锋号；机关干部、勤杂人员集中到后方高地上，一旦开火，统一大声喊话，营造大部队包围的假象。
一切都准备在夜幕掩护下进行。当红军距敌阵地只剩三十米左右时，他让战士先投出几枚手榴弹。黑暗中，爆炸声骤然响起，火光一闪一闪，极具震撼。手榴弹落地爆炸的同时，号兵连几十把军号一起吹响，冲锋号一阵接一阵，把山谷里的夜色都搅乱了。
后方的机关和勤杂人员则按照事先安排，扯着嗓子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活捉范绍增！”各种口号一股脑儿砸向对面。再看前方，通信连战士趁着敌人慌乱，全线冲杀上去。
对处在黑暗中的敌团来说，眼前看到的是爆炸、火光和扑面而来的冲锋队，耳边充满了密集军号和震耳欲聋的喊声，很难分辨敌军到底有多少。川军本就对红四方面军心存忌惮，此时一听“被包围了”“活捉范绍增”之类的喊声，心理防线立刻开始松动。很多敌兵根本没看清对手有多少，就自己吓自己吓乱了阵脚，有的拔腿就跑，有的干脆丢枪举手。
这一仗，红军以一百来名真正的战斗人员，配合后方“声援队”，硬是击退了一个敌团，还俘虏了不少。九军军部安全突围，继续向罗文坝方向推进。战后，何畏忍不住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你真行，当个师长都绰绰有余。”
这还只是第一场。
军部前行不久，刚到罗文坝还没喘匀气，探兵又来报警：西面山上有敌军向罗文坝压来，约一个团。罗文坝是敌人补给点，也是红军此行的重点地区。如果被敌军抢先占住，九军不仅会在战术上陷入被动，整个反“围攻”计划都可能受影响。
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没有变：兵力依旧稀少，两个主力师仍然未汇合。该不该打，其实不用多想——不打不行。那怎么打？周希汉决定再用一次“迷魂阵”。
这一次，他把通信连分成三个部分，一排由谢家庆带领，在公路正面迎敌；二排、三排埋伏在公路两侧，准备在敌军乱起时突然侧击；后勤部人员则仍然埋伏在道路旁边的坡上，继续承担“造势”的任务。
晚间，敌军沿山道向罗文坝移动，当他们进入预设位置后，几枚手榴弹再次打头阵，紧接着是齐声吹响的冲锋号和后方集体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抓俘虏！”等口号此起彼伏。谢家庆带着一排战士从正面猛冲，打得干脆凌厉。
敌军一下被打懵了。黑天里被炸得七荤八素，再被声音包围，很难判断到底遭遇了多大规模的部队。许多川军士兵一看形势不妙，以为红军大部队已经在四周埋伏，开始往后缩。就在这当口，埋伏在两侧公路边的两个排突然起身，端起步枪冲下山坡，形成夹击之势。战场节奏瞬间被红军掌握，敌人被打乱成一团，前后失去联系，队形全散，有的干脆丢下枪炮，仓皇后撤。
这一仗，同样以少胜多，还俘获了敌团长，对红军来说又是一次振奋士气的战斗。
然而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军部继续向前靠近预定汇合地点，没多久，探兵第三次飞奔回来：“前方公路上又发现敌军，正在向我军接近，估计至少一个团，距我军不足三公里。”
短时间内连遇三个敌团，这在一般情况下很让人头皮发麻。有人在私下里嘟囔：“今天真邪门。”连打两仗，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精神也绷得紧。更棘手的是，天色这时已经微微发亮，即将进入黎明前的那段模糊时间。夜色的掩护正在减弱，再打“迷魂阵”，如果动作稍慢，很可能暴露兵力虚实。
周希汉当时也有一瞬间的沉默。摆在他面前的选择，不外乎三种：撤，绕，或者再度正面迎战。撤，会被敌人追着打，背后还有复杂地形，不见得占便宜；绕，既违背整体部署，也可能正好钻进另一个敌阵；正面迎战，照旧不能硬拼，只能再冒险使用疑兵之计。
思来想去，他咬下一个决定：抢在天完全大亮之前，主动迎上去。换句话说，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本身就是一种气势，容易让对方产生“对手兵力不弱”的错觉，只要配合好军号和喊声，迷惑敌人的效果仍然有戏。
于是，他下令全队加快速度，务必抢在天光大亮之前，与敌军接触。这一段急行军，对已经连战两场的战士来说不算轻松，但没人退缩。
在接触线附近，他重新布置兵力。这次，他从后勤人员中挑了一批身强力壮的补充到通信连，使前线战斗人员略微充实一些。部署方式与之前类似：设置多个小伏击点，集中火力投掷手榴弹，在关键时刻集体吹响冲锋号，后方勤杂人员再一次统一喊话，造成大兵团包围的幻觉。
当敌军踏入预设位置，手榴弹再次炸响，冲锋号声在山谷间回荡，喊杀声跟着压向敌阵。对面原本也没摸清红军具体兵力，这一下更是混乱。很多敌军士兵只顾找掩体，连自己的指挥口令都听不清。红军趁乱猛攻数轮，当天色逐渐放亮时，敌军已被打得溃不成军，大量人员被俘。
至此，周希汉带着红九军军部仅有的一百多名战斗人员，在数小时内连续三战，先后击退或打垮了三个敌团，俘虏两千余人，确保军部安全脱离险境，为后续部队集中和反围攻胜利扫清了道路。反“六路围攻”在1934年9月下旬终告胜利，毙伤川军约八万余人，俘虏两万余人，川陕苏区得以巩固和扩大。
从战术角度看，这三仗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奇门遁甲”，核心其实是对夜战特点的利用、对敌心理和情报盲区的抓取，再加上指挥员敢赌、会赌的胆识。真要说秘诀，不过一句实在话：兵少时，硬拼不如巧打，关键人不能慌。
四、“少有的英雄”的一生轨迹
罗文坝那几仗之后，周希汉在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声望迅速提升。老军长何畏对他常常赞不绝口，上级机关对他的调令也频频跟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承担着作战指挥中最关键的那部分工作。
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强渡嘉陵江、翻越夹金山、过草地等一系列恶战和苦战。在这些充满未知和风险的行军中，作战科长、参谋长这样的岗位责任重大，既要考虑部队的体力、补给，也要想着怎样避开敌人重兵，寻找突破口。周希汉在这段时期里，积累了大量山地、河谷作战经验，让后来在太行山、吕梁山一带的抗日根据地作战时，能更熟练地借地形做文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随部队改编为八路军，进入华北战场。在太岳区一带，流传起那首带着几分俏皮劲儿的民谣：“小日本，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别捣蛋，让你碰上周希汉。”短短两句，把主官陈赓和部下周希汉并列在一起，说明他们在当地老百姓心里留下的印象很深。
太岳山区山多路险，日军时常采取“扫荡”和“蚕食”战术，企图逐步压缩八路军根据地。对此，陈赓、周希汉等人组织部队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还多次切断敌方交通、歼灭其小股机动部队。百团大战期间，他们在同蒲铁路一带的破袭行动，使日军运输线大受威胁。
解放战争打响后，战场规模扩大，兵种配合更加复杂，指挥难度也随之增加。周希汉却并没有被“新情况”难倒，通过一仗一仗磨合，很快适应了从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洛阳战役中，他参与指挥的部队在豫西地区对国民党守军施压，加速了中原解放的步伐。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他所在部队多次承担穿插、合围等任务，对整个战局的推进起了不小的作用。渡江战役以及进军大西南时，他也继续在前线指挥，将多年的山地作战经验用在西南复杂地形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衔晋升可以说是“一路跳级”。从战前的团职、旅职，到解放战争中的军职，很多时候是跳过中间一级的，这在老一代将领中也算比较罕见。这与他长期在一线担任关键指挥岗位、表现稳定有很大关系。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衔时，四十二岁的周希汉被授予中将军衔，在当时的中将中属于很年轻的一批，仅比最年轻的萧华大三岁。周恩来总理曾评价他是“少有的英雄”，这八个字，里头既有对他战功的肯定，也有对他性格和气质的概括。
从黄麻起义时的小少年，到抗日、解放战争中的“赵子龙”，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将将领，周希汉的一生，可以用“奔忙”二字概括。算命先生当年那句“奔忙之命”，虽不必当真，但回头看去，这位瘦小的将军确实大半辈子奔走在战火连天的山河之间。
他身上有几个特点，比较值得注意。其一，敢于承担风险。1934年那三仗，如果指挥者稍有退缩，很可能选择避战、绕行，但他在权衡利弊后，宁肯背负“失败责任”的危险，也要主动迎敌，这本身就需要胆识。其二，会用兵，更会用人。他善于把不同类型的人员都纳入计划之中，哪怕是机关干部、勤务员，只要能喊几嗓子，也能在战术安排里发挥作用。其三，从不把“瘦小”当成负担，反而形成了一种“灵活、机敏”的风格，不争虚名，专注打仗。
周希汉1955年授衔后，继续在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在边防、训练等方面也都做出过贡献。纵观他的一生，身经百战而无枪伤，这一点容易被人当成“传奇”来谈，其实更值得琢磨的，是他在众多险局中做出的冷静选择与准确判断。历史留下的，不只是他的绰号和事迹，更是一段又一段立在生死边上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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