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1955年会见“老红军”后识破其冒充身份|张德生|省委书记

1955年初夏，西安城里连日阴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从机关出来，披着一件旧风衣，顺道去老朋友梁得柱家里坐坐。那天，他原本只想喝口热茶，聊聊家常，却在客厅里碰到了一位自称“老红军”“战斗英雄”的客人。几句看似随意的盘问之后，这位省委书记忽然变了脸色，丢下一句：“这人有问题。”

很多年以后，参与那次案件侦办的老公安回忆，说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一段轻描淡写的寒暄之后。但话头若往前扯，这出戏并不是从西安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叫李万铭的青年身上，一步步铺垫起来的。

一、从安康学生到国民党军官

李万铭1927年生于陕西安康，本地人常说那一带山多水急，人也多少带点倔劲。他家境比一般农户要好一截，父母舍得花钱，把小儿子早早送进学堂，希望他能读出个名堂，将来当个“文明人”。

少年李万铭聪明伶俐，嘴皮子也利索，上课会答题，下课更会说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孩子机灵，但心思有点飘。中学阶段那次擅改成绩单的事，就很说明问题。出于侥幸心理，他想动点小手脚，没想到被学校当场查出来，直接被开除学籍。

这件事对普通家庭来说，差不多就是天塌下来了。父母着急，李家的大哥到处托人，费了不少劲，才给他争取到去县里参加师资培训的机会。看起来是条出路，实际上也算给他的人生做了一个勉强的补救。

时间来到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后期。就在那年12月，年仅十七岁的李万铭加入了国民党。这一步，是他命运的另一个转折点。

有文化，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种很实用的“本事”。不久之后，他被编入国民党军队，隶属第二〇七师，随部队调往东北沈阳，在团部担任文书。写写电报、整理文件，算是体面而相对安全的位置。

随着解放战争展开，东北战场局势日趋紧张。李万铭凭着一手字和文书能力，又被提拔为准尉政治干事，军衔虽然不高，但在普通士兵眼里，也算“干部”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在这个岗位上待太久，随后又转到南京一所国民党陆军医院工作。

从安康学生，到国民党军官，看上去只是一条普通青年的道路。然而，日后被盖上的“老红军”“战斗英雄”这些沉甸甸的标签，居然会跟这样一段经历联系在一起，就多少有些讽刺了。

二、“老红军”“战斗英雄”的包装是怎么来的

时间跳到1953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四年，全国进入恢复与建设阶段。北京林业部的一位司长，迎来了一名从中南区农林部调来的干部。档案袋送上来，他随手一翻，眉头立刻皱了又松——这可是“人物”。

这份档案中，李万铭的“身份”写得相当光鲜：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老红军；在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中屡立战功，被评为“战斗英雄”；因在战场上负伤致残，被定为荣誉军人；前段时间还随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学习，刚刚回国。简单几句，几乎把当时社会最受尊重的几种身份统统占全了。

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老红军”三个字的分量非常重。更何况再叠加“战斗英雄”“模范党员”，无论走进哪一个机关单位，都会引来一片羡慕目光。林业部自然不例外。年轻干部们听说来了这样一位“老前辈”，心里打心底里佩服。

走进李万铭在林业部的宿舍，更是处处挂着“英雄”两个字。房间里，奖状一摞摞，奖章一排排，据说来自不同部队、不同战役。墙上贴着的，是“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的大字标语，还有一件印着明显红色字样的“战斗英雄”背心挂在显眼位置，仿佛随时提醒来访者他的特殊身份。

在同事面前，他从不避讳谈自己的“经历”。逢人便聊：哪次战斗如何冲锋在前，哪次负伤差点牺牲，哪位首长亲自接见过他。说起别人送的礼品，他更是津津乐道：刻着花纹的樟木箱子，讲究的皮毛大衣，还有做工精良的工具。话锋一转，他又一脸“正气”地说，这些东西自己并不在意，只是不想拂了大家对战斗英雄的一片心意。

表面上看，一番番讲述既热烈又慷慨，很容易把周围人带入他编织的“英雄世界”里。青年人爱听，老干部表面虽不多言，但态度也颇为尊重。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个从战火里爬出来的老红军，一个挂满勋章的战斗英雄，按理说是值得敬重的。

不过，林业部森林经营司长在接触多次之后，心里隐隐有些疑惑。老红军群体长期以来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低调、克制、重纪律。很多真正在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反而不爱提自己当年的功劳。可眼前这个“英雄”，似乎太愿意往自己身上加光环了。

疑惑还没来得及深究，李万铭却忽然提出调离。他拿出一张“志愿军第三十五师师长”的委任状，说组织上要他回部队工作。临走前，他还专门对林业部干部“解释”：“我这是奉了陈赓司令员的命令，要回十二军，有重要任务。时间紧，你们得给我买张飞机票，我得尽快赶过去。”

陈赓，当时确是志愿军中赫赫有名的指挥员。李万铭这么一说，不少人更是信以为真。既然“陈司令员”点名要人，那就不能耽搁。就这样，他带着一身“英雄”光环和几张来历不明的委任状，离开了林业部，为后来那场风波埋下了伏笔。

三、西安一场寒暄，原形毕露

1955年，李万铭的行踪落在西安。他暂住在中科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家中。梁得柱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交游广，家里来往的，多是机关、科研系统的干部。

那天张德生上门，本只是老朋友之间的一次普通聚会。张德生1916年出生，参加革命早，解放后在西北战场打了多年仗，1952年任西北军区副政委，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兰州军区政委。战场出身，官场经验也足，对人对事，有自己的一套判断。

梁得柱笑着介绍：“这是从外地来的老红军李万铭，现在在部队里，可是有名的战斗英雄。”寒暄几句，李万铭自我介绍，语气不卑不亢，身段不算低，也不算太高，听上去颇有点“老干部”的味道。

张德生问得很随意：“这次来陕西，是公干还是探亲？”李万铭脱口而出：“我准备去兰州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这句话一落地，屋里气氛其实已经在悄悄变化。兰州军区的高级军事会议，如果真有这么一场，作为军区政委的张德生，不可能毫不知情。他的眉头不动声色地紧了一下，心里却已经亮起了红灯。

他接着问：“开会的通知，是什么时候下达的？”表面上像闲聊，实际问得很细。李万铭略一迟疑，很快接上：“我前几天就出发了，通知下得更早些。你可能还没看到文件，说不定你回去就能收到。”

把责任轻巧地推给“文件传达不及时”，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也不难自圆其说。不过张德生长年在军队、地方两条线打交道，对各种通知、命令的流程十分清楚。军区高级会议，不可能先通知一个所谓“师长”，却把政委晾在一边。

客厅里茶水热着，谈话表面上还算融洽，但李万铭心里已经发虚，额头微微见汗。对面这位省委书记的眼神，让他感觉有点发凉。

告别的时候，张德生没有当场翻脸，只是淡淡地对梁得柱说：“他先去招待所住吧，省里这两天比较紧张，你这儿条件也有限。”说得很客气，话里却带着谨慎。

等人一走，他脸色一沉，对身边工作人员交代：“这个人有问题，马上通知省公安厅，查清他的来历。”语气非常肯定，不是“可能”，而是“有问题”。

后来省公安厅的调查结果证明，这个判断一点不冤人。公安人员从档案、履历、各地组织记录查起，一项项核对。所谓“1935年参加红军”的经历，对不上任何红军时期的编制记录；“战斗英雄”的多张奖状，经军队相关单位核查，一个编号、一项战功都找不到出处；连那几份看上去“有模有样”的委任状，经专家鉴定后，纸张、印油和公章样式都存在明显的伪造痕迹。

一句话——全是假的。

更扎眼的是他自称“志愿军第三十五师师长”的那份文件。当时志愿军番号、干部任命都有严格登记，真正的三十五师师长是谁，档案清清楚楚。李万铭连军队系统里都没这条线，所谓“师长”，完全是白纸上写出来的虚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