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的海牙，国际工人协会正在开代表大会。会场上气氛紧张，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即将走向高潮。
争论的一方是马克思，另一方是巴枯宁。
巴枯宁抛出了一个问题，大意是这样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好，那我问你：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既然不再是工人，他们还能代表工人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甚至有点像抬杠。但你仔细想想，它其实戳到了一个要害。
马克思当时给了一个很巧妙的回答：“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说实话，这个反驳确实漂亮。但问题是，它回避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资本家当了委员，他手里还有工厂、有资本，他的经济地位没变，所以阶级属性当然不变。
可工人呢？工人一旦当了官，他就不在车间里干活了，不拿计件工资了，他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手里掌握的权力，全都变了。这跟资本家当委员，能一样吗？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得先说说巴枯宁这个人。
一个不安分的俄国贵族
巴枯宁1814年出生在俄国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当过沙皇的军官。但这人天生坐不住，跑到西欧去学哲学，学着学着就开始搞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一爆发，他先后参加了布拉格起义和德累斯顿起义，被抓了，关进监狱，后来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跑了出来，辗转到了英国，继续折腾。
这人有个特点：每次有人反抗政府，不管在哪儿，他都要去掺和一脚，而且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他的影响力主要靠个人魅力，写的东西倒是没什么条理，大都是即兴发挥，在两次起义的间隙里仓促写成的。有人说他的文字杂乱无序，倒也真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
巴枯宁跟马克思的关系挺复杂。早年两人在巴黎就认识了，关系还不错。马克思1864年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巴枯宁也曾经在信里说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以此为荣”。他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了俄文，还打算翻译《资本论》。
但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核心分歧在哪儿呢？在国家这个问题上。
争论的焦点：革命成功之后怎么办
马克思的思路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能马上取消国家，因为敌人还在，旧的社会秩序还没消除。你得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国家的力量把旧的经济条件改造掉，等到阶级消灭了，国家自然就不需要了。
巴枯宁不同意。他认为国家这个东西，不管谁来掌握，本质上都是压迫工具。有国家就有统治，有统治就有奴役。他主张革命成功后立刻废除国家，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社会。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批判是有力的。恩格斯就指出过，巴枯宁主义者一碰到真正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放弃自己那套纲领。比如巴枯宁自己，在里昂公社期间就要求成立一个“拯救法兰西委员会”来行使权力，这哪里是什么无政府主义？分明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嘛。
但是，巴枯宁提出的那个问题，并没有因为他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就失去了价值。
工人当了官，还是不是工人？
把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到底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还是由他当下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马克思用资本家做类比，说资本家当了委员还是资本家。这话没错，但这里面有个关键区别。资本家的阶级属性是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拥有生产资料，这个事实不会因为他多了一个政治头衔就改变。
可工人不一样。工人的阶级属性恰恰在于他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一旦他进入了权力机构，他的日常生活、收入来源、社会关系全都发生了变化。他不用再下车间了，不用再跟工头打交道了，他面对的是文件、会议和各种决策。
你说他还是工人？从出身上讲，是的。从当下的社会存在来讲，恐怕很难这么说了。
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其实也支持这个判断。马克思说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决定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当一个工人的社会存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被管理者变成了管理者，从无权者变成了掌权者，那么他的意识难道不会跟着变吗？
这不是在抬杠，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后来的历史怎么说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坦率地承认，苏维埃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管理的机关，但实际上呢，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替劳动群众管理的机关。注意这个区别“通过群众管理”和“替群众管理”，差了一个字，意思完全不同。
列宁看到了问题，但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化，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掌权者和普通工人之间，在权力、收入、信息获取、生活方式上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有些掌权者确实在为工人的利益服务，但也有不少人，渐渐地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前面。
苏联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苏共一开始确实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但到后来，它的很多干部跟普通工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等到苏联解体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工人站出来保卫这个号称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很多普通工人看来，这个党已经不代表他们了。
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差不多。
这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时候，社会必然会分化出少数职业管理者和大量被管理者。管理者掌握着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被管理者没有。这种分化不是哪个阶级特有的毛病，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你不能说无产阶级掌了权，这个问题就自动消失了。它不会消失。
巴枯宁错在哪里，又对在哪里
说到这里得公平地评价一下巴枯宁。
他的解决方案是错的。他说要立刻消灭国家，这在现实中行不通。革命刚成功，敌人还在，你把国家机器一撤，那革命成果马上就保不住了。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批判完全正确。
巴枯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也谈不上多深刻，基本上是从蒲鲁东、施蒂纳那些人那里东拼西凑来的。他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反对一切权威，这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实现。
恩格斯在《论权威》里就说得很清楚，大工业生产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权威和纪律，你不能一边要工厂运转一边反对一切权威。
但是，巴枯宁提出的那个问题，掌权者能不能持续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这个问题是真实的，是深刻的。
后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经常干出损害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事情来，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折腾，最后被资产阶级自己抛弃。掌权者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跟什么主义、什么阶级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巴枯宁的评价太简单化了。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巴枯宁越来越被妖魔化，从品行不良一路升级到阴谋家、野心家、叛徒。他在沙皇监狱里写的那份《忏悔书》，更是被当成了铁证。
但实际上呢？他在忏悔中并没有出卖任何革命同伴。出狱后他继续搞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直到去世。马克思在流亡布鲁塞尔的时候，也曾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信里自称“陛下最忠实的仆人”。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们也宣过效忠沙皇的誓。这些事情，没有人说是叛徒。
对巴枯宁，标准就变了。
这个问题今天还有意义吗
有。
掌权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权力对人的改变，代表性的流失，这些问题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存在。巴枯宁用一种粗糙的、直觉式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马克思用一种精巧的方式做了回应，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它。
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用党的纪律和群众监督来解决，效果有限。后来的各种尝试，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制度建设，也都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完美的答案。只要社会还存在分工，只要管理还需要专业化，掌权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就会存在。能做的也许只是尽量缩小这个差距，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让权力不至于彻底脱离它本该服务的对象。
150多年前那个胖胖的俄国人在国际工人会议的会场上提出的那个问题，到今天依然悬在那里，等着一个更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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