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成都市青羊区数字方志馆《成都十二桥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朱君友》、四川大学档案馆相关史料、维基百科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词条等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力求真实还原历史，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解读，请理性阅读
1949年12月7日深夜，成都十二桥附近枪声大作。
这里原本是成都西郊一片偏僻的地界，可这一夜，36个名字被写在了处决名单上。
这些人大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还有一些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
他们被关押在将军衙门的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看守所，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
名单上第36个名字，叫朱君友。
朱君友是四川本地人，1917年生，家境殷实。
这个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本可以过安稳日子，可偏偏在抗战时期加入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后来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外围组织。
1949年11月，他因为替地下组织传递消息被捕，关进了将军衙门的看守所。
12月初，保密局的人从重庆逃到成都。毛人凤和徐远举这些特务头子在东门街的公馆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专门商量怎么处理这批政治犯。
会上有人说了句很狠的话："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毛人凤在名册上批了四个字："一律枪决"。
12月6日深夜，看守突然打开牢门，叫了朱君友的名字。
朱君友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破旧的长衫，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行李交给了同牢房的难友徐孟生。
然后跟着看守走出了牢房，此时此刻的他并不知道，一场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正在悄然展开……
【一】富家公子的抗日路
朱君友这个人，在成都说起来也算小有名气。
他家在成都城里开有店铺，祖上几代经商，家底丰厚。朱家的生意做得不小，在城里有好几处铺面，主要经营布匹和杂货。
每年过节，朱家还会往外施粥，帮衬那些穷苦人家。街坊邻居提起朱家，都要竖起大拇指说一声："行善积德的好人家。"
朱君友在家里排行第六，上面有五个哥哥姐姐。家里人丁兴旺，生意兴隆，按说这个老六该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确实，从小到大，朱君友吃穿不愁，还读了不少书。
朱家虽然是商人家庭，可很重视子女教育，几个孩子都送去了私塾，后来又上了新式学堂。
朱君友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那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都是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什么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这些新思想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学堂。
朱君友读得多了，想得也多了，渐渐觉得光读书不够，得做点实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虽然成都离前线远，可战争的阴云早就笼罩过来了。
街上时不时能看到逃难的人群，还有受伤的士兵被运回后方。
那时候成都的气氛很复杂，一方面是逃难的人带来的恐慌，另一方面是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热情。
就在这时候，成都出现了一个"大众抗敌宣传团"。
这个团体的成员主要是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街头演话剧，办墙报，组织募捐，想方设法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朱君友听说之后，马上就报名参加了。
家里人一开始不太同意。父亲觉得，家里的生意需要人手，老六应该学着帮忙打理铺子，别总想着那些虚头巴脑的事。
可朱君友认准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跟父亲说："爸，国家都快亡了，还做什么生意？现在不抗日，以后咱们连做生意的机会都没有了。"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着他去了。
朱君友在宣传团里干得很起劲。他文笔好，写的文章慷慨激昂，很能打动人心。
不光写文章，他还上街演讲，组织活动，忙得脚不沾地。宣传团的同志们都喜欢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朱六爷"。
这"六爷"不是黑道上的叫法，而是一种亲切的称呼，意思是朱家老六，干事爽快，值得信赖。
抗战那几年，朱君友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在了宣传抗日上。
他家里的铺子，基本上都是哥哥们在打理，他自己很少过问。
家里人虽然有些抱怨，可看他那么投入，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那个年代，谁家的年轻人不是一腔热血？
1945年，抗战胜利了。朱君友本以为和平来了，可以好好建设国家了。
哪知道，内战的阴云又笼罩过来。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对立，全国各地又陷入战火。
这一次，朱君友没有犹豫，他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二】地下工作的日子
1946年之后，国内局势急转直下。
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在各地打起来了，战线越拉越长，死的人越来越多。
成都虽然不在前线，可政治气氛极其压抑。国民党在成都设了很多特务机构，什么保密局、军统、中统，这些机构的人到处抓人，搞白色恐怖。
很多进步人士、民主党派的成员，还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纷纷被抓。
有些人被关进监狱，有些人直接就被秘密处决了。那时候的成都，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朱君友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了一些民主人士。战后这些人继续活动，组织起了中国民主同盟在成都的分支。
民盟主张停止内战，反对独裁，呼吁建立民主政府。这些主张朱君友都赞同，所以他参加了民盟的外围组织。
说是"外围组织"，其实就是做些辅助工作。
比如传递消息，联络人员，提供掩护。朱君友利用自己家里的社会关系和商人身份做掩护，帮了不少忙。
那时候有个情况，很多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国民党通缉，得找地方躲一躲。
朱君友家里房子多，他就把自己家当成了临时避难所。谁被追捕了，就来他家躲几天，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转移。
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一开始很担心。她对丈夫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万一被人发现，咱们全家都得遭殃。"
朱君友说："我知道危险，可这些人都是为国家好，咱们不帮他们，谁帮？"
杨汇川心里虽然害怕，可看丈夫态度坚决，也只好支持他。好在朱家在当地有些名望，一般的小特务不敢轻易动他们。
可纸包不住火，朱君友做的事渐渐引起了特务机构的注意。有人开始盯梢，跟踪他的行踪。朱君友察觉到了，行事越发小心。
他跟地下组织的联络，都改在晚上或者人少的地方进行，尽量不留痕迹。
1949年，局势更加混乱。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节节败退。
东北解放了，华北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也相继解放。
国民党在成都的统治摇摇欲坠，可他们的特务机构反而更加疯狂，四处抓人，制造恐怖气氛。
这一年，成都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逮捕行动。
这些被抓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民盟成员，还有一些进步学生。
朱君友虽然小心，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还是露出了马脚。
1949年11月的某一天，朱君友接到任务，要替地下组织传递一份重要情报。
这份情报涉及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必须尽快送到指定地点。朱君友接了任务，连夜出门。
可他不知道，特务早就盯上他了。
那天晚上，朱君友刚到约定地点，就被一群特务包围了。
他想跑，可对方人多，很快就被按倒在地。特务们一拥而上，把他五花大绑，押上了囚车。
朱君友被关进了将军衙门的看守所。
【三】将军衙门的审讯
将军衙门，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威风，可实际上是个人间地狱。
这里原本是清朝时期四川将军的官署，府邸宽敞，建筑气派。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成了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所谓"特种委员会"，就是专门对付政治犯的机构。这里设有看守所，关押的全是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
朱君友被押进来的时候，看守所里已经关了不少人。牢房很小，一间房子关着七八个人，连翻身都困难。
地上铺着稻草，又脏又臭。吃的是掺了沙子的糙米饭，菜汤里连油星都看不见，就几片烂菜叶漂在水面上。
第二天，朱君友就被提审了。
审讯他的是个姓刘的特务，三十多岁，长得尖嘴猴腮，一双眼睛贼溜溜的。他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根香烟，吞云吐雾。
刘特务开口问："朱君友，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吗？"
朱君友说："不知道。"
刘特务冷笑一声："不知道？你替共产党传递情报，还敢说不知道？"
朱君友说："我没有。"
刘特务拍了一下桌子："没有？那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
朱君友说："我去见一个朋友。"
刘特务说："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朱君友说："我记不清了。"
刘特务气得脸都青了。他站起来，走到朱君友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朱君友的脸上立刻红了一大块，嘴角渗出血丝。
刘特务说："记不清？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一挥手，旁边的两个打手走过来，把朱君友按在地上。
接下来就是一顿毒打，拳打脚踢，鞭子抽，棍子打，什么刑具都用上了。朱君友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打了半个多小时，刘特务看他还是不开口，只好停手。他对朱君友说："你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叫人来找我。"
朱君友被拖回牢房，浑身都是伤。同牢房的人赶紧帮他处理伤口，可条件有限，也就是用冷水擦擦，简单包扎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朱君友又被提审了两次。每一次都是同样的问题，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刑罚。可朱君友就是不开口，什么也不说。
特务们也没办法。他们手里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只知道朱君友跟民盟有联系，做过些传递消息的事，可具体细节不清楚，也抓不到更多的人。
要是朱君友松了口，供出几个名字，搞不好还能顺藤摸瓜，牵出一串人来。可他就是不开口，这让特务们很恼火。
审讯了几次之后，频率降了下来。特务们大概觉得，从这个人身上暂时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就把他关在牢里，等候发落。
牢房里的日子很难熬。每天吃不饱，睡不好，还得提防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审讯。
不过朱君友心里有个信念支撑着他——只要不开口，地下组织的其他同志就是安全的。
他认识牢房里的一些人。有个叫杨伯恺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成都搞了很多年。
还有个叫王伯高的，是民盟成员，跟朱君友还沾点远亲关系。
王伯高的继母是朱君友母亲的妹妹，算起来也是亲戚。
几个人关在一起，彼此鼓励，互相照应。杨伯恺说："现在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咱们要挺住，等到解放那一天。"
可谁也不知道，这一天还有多远。
【四】妻子的营救努力
外面的世界，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正在四处奔走。
杨汇川得知丈夫被抓，整个人都懵了。她知道丈夫在外面做什么事，虽然丈夫从来不细说，可她心里清楚，那些事都很危险。
她劝过丈夫很多次，让他别再掺和那些事，可丈夫每次都是笑笑，说："这是正道，我得做。"
现在人被抓了，杨汇川急得团团转。她先去找了几个朱家的老关系，想打听消息，看能不能托人把丈夫保出来。
可那些人一听说朱君友是因为政治问题被抓的，都摇头摆手，说帮不上忙。
政治犯，这三个字在那个年代就像瘟疫一样，谁沾上谁倒霉。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哪里敢去帮忙。
杨汇川没办法，想来想去，只能去找自己的哥哥杨夷甫。
杨夷甫是四川省行辕的上校，在当地算是有点地位。杨汇川找到哥哥，哭着说："哥，你得帮帮我，把君友救出来。"
杨夷甫心里也矛盾。妹夫被抓，他不能不管，可这事儿牵涉到政治，弄不好自己也得惹麻烦。
他对妹妹说："这事不好办，我得想想办法。"
杨汇川跪下来，抱着哥哥的腿说："哥，君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你一定要救救他。"
杨夷甫看着妹妹哭成这样，心里也不好受。他把妹妹扶起来，说："你先别急，我想想办法。"
杨夷甫有个表弟叫徐中齐，在四川省特委当秘书长。两个人关系不错，平时也常走动。杨夷甫找到徐中齐，把情况一说。
徐中齐说："表哥，这事儿不好办。朱君友被抓是因为政治问题，现在上面抓得很严。"
杨夷甫说："我知道不好办，可他是我妹夫，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见他一面，或者想办法把人弄出来。"
徐中齐想了想，说："见面倒是可以安排，可要把人弄出来，现在不太可能。除非……"
杨夷甫说："除非什么？"
徐中齐说："除非等他们要动手的时候，咱们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杨夷甫说："什么意思？"
徐中齐压低声音说："现在解放军快打过来了，上面的人已经在准备撤退。撤退之前，他们肯定要清理这些政治犯。到时候一片混乱，咱们趁机把人救出来，或许还有机会。"
杨夷甫听了，心里一动。这确实是个办法，可也很冒险。万一被发现，他们两个都得搭进去。
可除了这个办法，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杨夷甫对徐中齐说："那咱们就等机会吧。你在特委，消息比我灵通。一旦有什么动静，马上告诉我。"
徐中齐点点头说："好，我会盯着的。"
两个人商量好之后，杨夷甫回去告诉了妹妹。杨汇川听了，心里虽然还是担心，可至少有了一线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杨汇川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她每天都去庙里烧香，祈祷丈夫平安。
时间一天天过去，成都城外的炮声越来越近了。
【五】死亡名单
1949年12月初，成都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解放军打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解放了上海。西南这边，刘邓大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了四川边境。
国民党的军队要么投降，要么溃散，根本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
成都守不住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国民党的大佬们开始准备撤退，有些人已经坐飞机跑了，留下的人也在收拾行李，随时准备跑路。
就在这时候，毛人凤和徐远举从重庆逃到了成都。
毛人凤是保密局的头目，徐远举是西南特区的区长，两个人都是特务头子。
他们从重庆撤出来的时候，已经在重庆制造了一场大屠杀。
毛人凤和徐远举到了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政治犯。
12月3日，毛人凤在军统成都稽查处（娘娘庙街38号）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四川省特委秘书长徐中齐、军统蓉站的吕世鲲、杨超群、何龙庆等人。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怎么处理关押在将军衙门看守所的那批政治犯。
有人提议放了算了，说："现在都这个时候了，放了他们也不影响什么。"
可杨超群马上反对，他说："放了？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骨干，民盟的活跃分子，放了他们就是给自己留后患。"
他接着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
毛人凤听了，点点头，说："杨处长说得对，这些人不能留。"
会后，徐中齐整理出了一份名单，一共36个人。这36个人中，有14名共产党党员，13名民盟盟员（其中8名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或外围组织成员），3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还有7名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
名单整理好之后，徐中齐交给了毛人凤。毛人凤看都没看，直接在名单上批了四个字："一律枪决"。
然后他把名单交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王陵基也没多说什么，在毛人凤的批示后面写了"如拟"两个字，意思就是照办。
行刑的日期定在12月7日。
徐中齐拿着这份名单，心里打起了鼓。他看到名单上有个名字——朱君友。这不是表哥杨夷甫的妹夫吗？
徐中齐马上找到杨夷甫，把情况告诉了他。
杨夷甫一听，脸色都变了。他说："什么时候动手？"
徐中齐说："12月7日晚上。"
杨夷甫说："咱们说好的，到时候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徐中齐说："我知道，可这事儿很危险。万一被发现，咱们两个都得搭进去。"
杨夷甫说："管不了那么多了，人命关天，先救了再说。"
两个人商量了一个计划。12月7日晚上行刑的时候，由他们两个人假装押送朱君友去刑场，实际上是趁乱把人救出来。
这个计划风险很大。那天晚上行刑的地方人多眼杂，要是被人发现他们放走了朱君友，不但人救不了，他们自己也得搭进去。可除了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杨夷甫对徐中齐说："就这么办。"
徐中齐点点头说："好，到时候咱们见机行事。"
12月6日深夜，行动开始了。
牢门打开的那一刻，朱君友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时间被叫出去，一般没什么好事。他看了看牢房里的其他难友，大家的眼神都很复杂。
有人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朱君友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他把自己的行李——也就是一个破旧的包袱——送给了同牢房的徐孟生。他说："老徐，这些东西你留着吧。"
徐孟生是民革的成员，两人关了这么久，早就成了朋友。徐孟生接过包袱，眼眶红了，说："六爷，保重。"
朱君友点点头，转身走出牢房。走廊里很暗，只有几盏昏黄的油灯。
他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的牢房，回过头，隔着铁栏杆看了这两位难友一眼。
杨伯恺和王伯高也在看着他，两人冲他点了点头，意思是让他挺住，走好。朱君友也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往前走。
朱君友被带到看守所的院子里。夜色很暗，院子里站着几个人影，看不清脸。其中两个人走上前来，一左一右站在朱君友身边。
其中一个人压低声音说："朱先生，跟我们走。"
声音有些熟悉，可朱君友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点点头，跟着这两个人往外走。
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外面已经停着几辆卡车，车上押着其他被提出来的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押着朱君友的两个人没让他上车，而是带着他往旁边的小路走。
朱君友觉得有点奇怪，可也没多问。走了一段路之后，其中一个人突然回过头来，对着朱君友摇了摇头。
另一个人也摇了摇头。
夜色太暗，朱君友一时没看清这两个人的脸。可这两下摇头的动作，他看得清清楚楚。
两个人的动作很小心，生怕被别人发现，可又想让朱君友看清楚。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摇头，带着安抚的意味，好像在说什么，可朱君友一时理解不过来。
三个人继续往前走，走出看守所大约有一里多地。周围越来越安静，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朱君友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可脚下却不敢停，只能跟着继续往前走，此时此刻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种可能，可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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