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冲突爆发后，以色列长期在加沙以及黎巴嫩方向保持高强度投入。到2026年2月28日，战线明显外扩，开始对伊朗直接动手。
2026年2月28日当天，以色列空军出动约200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与中部大约500个军事目标。美军也同步介入，最初两天发射约200枚“战斧”导弹。
以色列把行动命名为“狮吼”，美国称为“史诗之怒”。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就像是在强调这不是点到为止的威慑，而是基于改写地区格局的目标来开展的系统性打击行动。
3月1日开战第二天，以色列报纸头版曾刊出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3月19日内塔尼亚胡又在发布会上宣称“我们正在赢，伊朗已被斩首”。
这类表态往往会在战争初期被拿来做动员，一方面给国内注入信心，另一方面也向盟友传递“局面可控”的信号。
但现实不会按口号走，不到72小时，两枚伊朗弹道导弹便落入以色列南部，其中一枚落点距离迪莫纳核研究中心非常近。胜利宣言还在传播，防空警报已经把民众的日常彻底改写。
缘由大致有两层，安全层面的恐惧，以及历史记忆带来的长期不信任。以色列社会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并非短期舆论推动就能解释。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反对派领袖拉皮德，作为中左翼政治人物，按常理更可能强调克制，但他这次公开表达得很直接，如果不把结果打清楚，半年或一年后冲突还会再来；到那时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被掐住、核阴影悬在头顶，代价只会更大。
以色列经济部给出的测算相当直接：对伊朗开战期间，每周经济损失超过90亿谢克尔，约29亿美元。内阁为填补缺口，把2026年预算中硬性加入130亿美元战争开支。
资金来源主要是对教育、医疗以及公共服务去进行削减。国防预算从年初1120亿谢克尔提高到1440亿，军方闭门会议甚至提出要上调到1770亿。
央行行长阿米尔·亚龙也明确提示风险：增长预期被下调，债务占GDP比重会继续上行；到2025年底这一比例约68.5%，一旦赤字目标落地，突破70%并不意外。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3月初调查显示，犹太裔以色列人中93%支持对伊朗开战。其中右翼97%、中间派93%、左翼也达到76%。
这并非开战第一天的情绪高点，而是在本土已有至少15人死于伊朗导弹、战事拖了接近一个月后仍作出的选择。
对比之下，美国民调支持动武只有27%、反对43%；英国YouGov更低，赞成17%、反对57%。全球偏向喊停，以色列却担心停得太早，这种“逆风坚持”的心理基础，核心可以概括为输不起。
民调研究者塔玛尔·赫尔曼曾提到一个转折，她原本认为哈马斯、真主党所说的“伊朗火环”更多是宣传。
但在2024年一场国际会议上听到伊朗官员公开表态“火环目标是消灭以色列”，再叠加2023年10月7日袭击带来的冲击，很多原本不倾向战争的人开始转向为如果这次能把事情做到位，或许能把一代人的安全威胁压下去。
以色列几乎不进口石油，还是天然气净出口国；高科技产业支撑约17%的GDP、57%的出口额，出口品主要是软件、网络安全以及芯片设计。
实体设施会受打击，但代码与云端服务不容易被同样方式摧毁。于是出现2025年GDP增长2.9%，特拉维夫股市全年上涨接近50%；开战以来谢克尔汇率甚至还在升值的画面。
舆论研究者达利娅·申德林指出，以色列过去几年社会撕裂严重，加沙战争期间左右对立激烈。
但面对伊朗这一共同威胁，分歧在短期内被弱化，社会一度呈现“越打越同仇敌忾”的状态。不过她也提醒得很现实：这种团结能持续多久并没有把握，生活账单不会一直被搁置。
伊朗方面同样在把节奏往上抬，3月11日伊朗调整策略，宣称将持续打击、不按对手节奏走。革命卫队动用多型先进导弹，把目标指向本古里安机场附近航空工业设施、特拉维夫周边军事中心，并且把火力延伸至沙特、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
3月26日，以军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以及海军情报局长身亡。双方都在加码，也都不愿成为“先眨眼”的一方。
外部代价也在同步滚动放大，霍尔木兹海峡几乎断航，布伦特原油上涨到每桶100美元。国际能源署警告，冲击强度可能堪比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叠加2022年俄乌天然气危机。
以色列拦截弹库存接近“严重不足”的说法开始流传。以色列并非没有经历过战争代价，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出现“失去的十年”，通胀失控、增长停滞。
2023年10月袭击后的那个季度，GDP年化收缩21.7%，是现代以色列最差的一次。但过去“打完还能反弹”的经验，也容易让社会形成一种危险惯性，把战争当作高风险投资，跌了继续扛，涨了就庆祝。
资金、民生、年轻人的时间，以及国际能源秩序，都被摆上桌面。打赢了，可能换来一段更长的安全窗口；打不出结果，财政压力与社会矛盾会回流，把战时被压住的问题集中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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