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香山的冷风还带着山里的湿气。关露拄着伞，站在一栋灰墙小楼前，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让门卫去通报一个名字。她等的人，是已经在政务系统里忙得脚不点地的王炳南。距离上一封信，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三年里，一个是外交战线上的重要干部，一个是刚刚从“文化汉奸”的骂名下挣扎出来的女作家。外人看去，一个在上升期，一个在低谷；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到抗战初年，他们曾经是彼此心中最坚定的牵挂。
有意思的是，关露这一生最艰难的选择，并不是感情，而是身份。这个身份的变化，从她踏进汪伪76号特工总部起，就已经注定要和误解、猜疑纠缠到底。
一、从“民族之妻”到“汉奸作家”的巨变
时间得往前推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1932年，上海租界里，左翼作家云集。张爱玲、丁玲的名字在人群里被传来传去，关露的名字，也经常被人提起。那时她还很年轻，1907年出生的她刚过而立不久，却已经是“左联”里颇有名气的女作家。
关露原名胡寿楣，山西右玉人。年少时就爱读书写诗，到了上海更是如鱼得水，既写小说，又做翻译，高尔基的《海燕》、伊莎多拉·邓肯的自传，她都曾下过功夫译介。她的笔触里，带着一种明晃晃的理想主义。
抗战爆发后，文化界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关露写下“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句子，很快在文坛传开。有人称她为“民族之妻”，其实有点夸张，但能看出当时她在大众心中的形象——坚定、进步、敢说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几年之后，坐到了汪伪机关的办公室里，还成了日方控制的《女声》杂志编辑？这一突然的转折，让不少当年的同道都气得几乎要拍桌子骂娘，觉得她是变节，是堕落。
可事情的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二、“老潘”的安排：潜入76号的密令
1939年11月，关露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中共华南局发来的密电，要她立即赶赴上海。
那一趟路，她自己也知道不简单。到上海后，她在秘密地点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三个人关起门来谈了很久，具体的谈话记录，没有留下完整文字，但核心任务后来被证实——她要想办法接近李士群，并设法为党组织打开一条重要的情报渠道。
李士群，这个人在当时的上海，是个让各方都头疼的角色。早年他曾是中共党员，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还被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按理说，这样的经历，放在任何人身上，多少带点“革命老资格”的意味。
但是，1932年他被捕后，在监狱里抗不过严刑利诱，最终叛变投敌，投入国民党中统的怀抱。更讽刺的是，他在狱中和中共地下党员施亚夫关过一段时间，一个叛变，一个不屈，两人的命运从此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路。
李士群后来又随着局势变化，投靠汪精卫政权。南京沦陷后，他与川岛芳子勾连，把自己的老上级丁默邨也拉了进来，一起在上海组建了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专门替日伪干抓捕、暗杀、镇压的勾当。
名义上，丁默邨是大老板；实际上，76号真正的运转，大部分掌握在李士群手里。他既要对日方表忠心，又要同国民党特务较劲，手里沾的血既有共产党人的，也有军统、中统的人。戴笠、陈立夫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却一时奈何不了他。
李士群也不是傻子。这样折腾下来，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迟早有一天要还账。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他开始试探性地向中共方面释放信号。问题就在于，中共要不要接这个头？要接，又该派什么人出面？
关露就这样被卷进来了。
党组织之所以点名要她，有一个重要原因——她的妹妹胡绣枫。当年李士群被关押时，他的妻子叶吉卿大着肚子，走投无路，胡绣枫曾收留她，帮她渡过难关。李士群是个记恩的人，后来一直对胡绣枫心存感激，这层关系，就成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原本组织考虑让胡绣枫亲自出面，但她当时远在重庆，肩上工作也很重，腾不出身。她于是提出，由姐姐关露来承担这个任务。多年以后，她回忆起这一段，还带着自责，说自己这辈子都觉得对不起姐姐。
潘汉年把任务交给关露时，还特意提醒了一句：将来若有人骂你是汉奸，你不能辩护，一辩护就坏了大事。关露只说了四个字——“我不辩白”。
听上去简单，其实是把一辈子的清白，压到了暗处。
三、潜伏的代价：名誉、友情与爱情
关露按照组织安排，很快回到上海。她开始频繁出现在76号的场合，成了那里的座上客。她和叶吉卿走得尤其近，经常一起逛街、聚会。外人看去，这就是一个女作家彻底倒向汪伪阵营的样子。
与此同时，她在左翼文化圈的名声，直线坠落。
“左联”的负责人找来诗歌组的蒋锡金，问他：“关露还在参加你们的活动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对方只留下了一句：“以后不要让她参加了。”一句话，就算是把她从原来的圈子里撕了出去。
曾经的朋友见面时，要么装作不认识，要么咬牙切齿地骂一声“汉奸”，甚至有人表示提起她的名字都要往地上吐口唾沫。关露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向他们解释什么，只能刻意疏远，减少接触。
这种煎熬，在外人眼里看不到。她曾经给妹妹写信，信里用了隐晦的说法，说想要“回爸爸妈妈身边”，表达的是想回到党组织公开队伍中的愿望。胡绣枫把情况向邓颖超做了汇报，不久后，八路军办事处传来答复，要她转告姐姐——“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潜伏的任务，仍然得继续。关露只好咬牙坚持。
与此同时，与李士群之间的联系，在小心翼翼地推进。李士群早年出身“特科”，深知中共地下工作系统的厉害，又知道“打狗队”的手段，不敢轻易玩花样。在多重试探之下，他终于通过关露，向“老潘”传递了见面的意愿。
经过一番细致安排，潘汉年在上海秘密见到了李士群。从此，日军对新四军的“清乡”“扫荡”等行动计划，开始一点点通过隐蔽渠道流向新四军指挥部。这些情报的价值，战场上的很多参与者都有清晰记忆，只是当时并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送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李士群本人在这一阶段，也表现出了复杂的一面。他实际上已经看出，军统那边有意要除掉他，汪精卫与戴笠之间的暗线，使他的处境更为凶险。也许正是这种自保心理，让他愿意在中共这边留条后路。
有一次他曾气恼地对关露说：“我也是特科出身，打狗队的厉害，我很清楚。”他知道，哪一边都得罪不起。
1941年秋，他在家中私下对关露挑明，自己想见“老潘”。在那样的环境下，这句话说出口，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姿态了。
不过，在情报线慢慢延伸的同时，关露付出的代价却在迅速放大。
1942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忙着把整个东亚变成自己的后方。除了枪炮，他们还希望用文化做包装。日方在上海操纵了一批刊物，《女声》就是其中之一，由日本海军部控制。关露接受安排，担任了这本杂志的编辑。
从表面看，这件事几乎给她的名声钉上了棺材钉。她在刊物上确实有一些操作，比如刊登带有隐性反战意味的文章，提携进步青年，但普通读者看不见这些细枝末节，只会看到她出现在伪刊物的编辑名单里。
1943年夏，《女声》要推她去日本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按照日方的宣传策略，中方代表不仅要登报，还要合照、发声。关露很清楚，一旦真的公开露脸，汉奸的帽子，就难以摘掉。
偏偏就在此时，又来了新的任务。潘汉年让她捎一封信去日本，寻找机会转交给秋田教授，用以帮助恢复日共国内外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前方需要这条线，她只能收拾行装，登上开往日本的船。
在日本期间，日方安排代表通过广播发表讲话，给她拟好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侵略者用来粉饰的口号。关露坚持不肯用，硬是改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这种“改题”的坚持，当然谈不上什么公开反抗，但至少可以看出，她内心有自己的底线。
然而，在国内媒体的报道里，这些细节不存在。1943年，《时事新报》一篇文章毫不留情地写她“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骂她是“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这样的文字，像刀一样，在当时的舆论场里，几乎把她推到了道德的最低点。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整理锄奸名单，她的名字赫然在列。党组织考虑到她被捕的风险，将她秘密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即便如此，她依然面临严格的干部审查。那些年，在各个根据地，如何对待“身份复杂”的人，是一道经常考验组织判断力的难题。
关露好不容易通过了审查，却发现自己在公开舆论中的形象，仍然一团漆黑。她希望重新工作，继续写作，但《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婉转地劝她，发表作品时最好更换署名，不要再用“关露”这两个字。
理由很现实：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如果大大方方刊登“关露”的名字，群众容易质疑党组织的立场，这对党报的信誉不利。身边一些朋友也劝她，干脆让这个名字慢慢被遗忘吧。
可以看出，她付出的，已经不仅是某一段任务期间的委屈，而是长期形象上的牺牲。
在这些牺牲里，最隐秘也最疼的一块，是感情。
四、一封分手信，三句“忘记过去吧”
关露的感情史并不复杂，却格外坎坷。前两段恋情都没有结果，真正让她动了深情的，是后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
这位王炳南，和1933年牺牲在湘鄂边根据地的那位红军参谋长同名，但并不是同一个人。后来的王炳南，是中共重要的外交干部之一，长期从事对外工作。
两人相识在1937年前后。当时，抗战刚刚全面爆发，上海局势紧张。王炳南奉组织之命，来到上海，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经常和左翼文化界人士打交道。通过这些渠道，他一点点地认识了关露。
那会儿，两人都忙于抗战宣传与组织工作，彼此间虽有好感，却还谈不上立刻要结婚。但有些细节，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不止是普通同事。
有一天王炳南要离开上海，去别的地方执行任务。临行前，关露把自己的诗集送给他作纪念。王炳南请她在书上签名，她刚写完名字，不经意把自己的派克钢笔夹在书里。递书时，她握到了他的手，忍不住脱口而出：“你的手怎么这样冰凉，赶紧放兜里暖一下吧。”
这种日常里的小关切，说重不重，说轻不轻。但对当时身处险境的革命者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温暖。王炳南到武汉后，两人开始书信往来，感情慢慢加深。有一次，他寄来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写了一句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抗战形势瞬息万变，两人被迫分隔多地，却在通信中确定了恋爱关系，也曾约定，等抗战胜利，就结婚成家。
谁都没想到，这个约定会被现实撕成碎片。
关露在上海潜伏、担任伪刊物编辑、赴日本开会，这一连串动作，使她的社会名声在战后跌到谷底。与此同时，王炳南的工作，则逐步走到台前。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曾担任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秘书。1946年期间，他又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发言人，协助周恩来处理繁杂外交事务。
在这样的岗位上，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个人生活也不再是纯粹的私事。
有一次，他准备借军调处的飞机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按组织要求，干部在婚姻大事上也要向上汇报，尤其是在关键岗位的人，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和关露的感情情况向周恩来讲了，也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认可。
周恩来和邓颖超听完后，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反复权衡。邓颖超后来专门赶到机场，在他临行前和他谈了一番话。
大致意思很清楚：关露是好同志，这点没有疑问，但她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印象，很多群众坚信她是“文化汉奸”。而王炳南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是对外代表之一，如果两人结婚，很可能给党带来不必要的舆论负担。
换句话说，这段感情，并不是组织所希望看到的结合。
王炳南在党内一向以原则性强著称，内心的矛盾可想而知。一边是多年感情，一边是组织的判断，他最后还是把个人感情压了下去。他选择听从组织意见，用一封信，结束这段恋爱。
1946年前后，这封“分手信”到了关露手里。要想象她当时的心情并不难——刚刚从严密审查中熬过来的她，自以为终于可以迎来工作和感情上的新开始，却等来了一张纸，告诉她这一切都要划上句号。
这一次，她的精神状态明显受到了冲击。后来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了解她的情况后，专门做了工作，为她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安排她到华北大学第三部任职，这多少给她带来一点精神上的支撑。
3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春天，她听说王炳南在香山临时办公，便独自上门拜访。这一回，他们面对面重逢，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多年。
屋子里气氛有些凝重。关露并没有大哭大闹，也没有声讨什么，只是坦坦荡荡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她曾经想挽回这段感情，毕竟两人当年的约定还在记忆里。
王炳南的态度，却只能用决绝来形容。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支派克钢笔，那是当年关露送他诗集时，无意夹在书里的那支，几十年他一直留着，今天，他郑重地还给她。
据回忆，当时他连说了三句：“忘记过去吧。”
关露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炳南，我可以忘掉我们的过去。从今以后，至死，我也不会来找你。”
这句承诺，后来她确实做到了。
再往后，王炳南继续在外交战线发挥作用。195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大使，参与中美之间的大使级会谈，长期在第一线奔波。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国，一直忙碌于各种对外事务，很少再在公开场合提个人往事。
关露的路，则显得艰难得多。
五、晚年的寂寞与迟来的澄清
抗战时期那个复杂的潜伏经历，对关露的伤害，并没有随着战火的停止而结束。潘汉年在五十年代中期被隔离审查，后来定性严重，使得与他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关露早年接受任务潜伏、接触日伪机关的那段历史，已经解释不清，如今再加上这层关系，她的处境变得更加敏感。
更麻烦的是，她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长期精神压力、战时奔波、审查带来的心理阴影，都在身体上反映出来。她得过脑血栓，还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经过抢救，性命算是保住了，可记忆力明显下降，年轻时的许多片段，变得模糊不清。
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女作家，现在连笔都握不稳，写字都成了奢望。她被迫从文学创作的第一线退下来，生活圈子越来越窄。身边能常伴左右的，不是什么荣耀，而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和一张旧照片。
时间来到八十年代初。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大量历史问题被重新审视。有关关露的那一段争议，也终于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1982年3月，中组部下发文件，对关露作出平反决定。文件中明确指出，她在抗战中期，是奉党组织的指示，打入伪机关从事情报工作。这个结论，等于是从组织层面，为她洗去了“文化汉奸”的污名。
那些曾经压在她身上的指责、骂名，也有了官方的说法。她背负多年的精神枷锁，算是被打开了一道口子。
遗憾的是，这一切来得太晚。关露的身体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创作能力也恢复不了多少。她经历了太多误解，详细讲述自己那段暗藏风险的潜伏经历，对她来说已经有些吃力。
十多年后，她在病榻上离开人世。临终时，陪在她身边的，除了那个大塑料娃娃之外，就是那张爱人的旧照片。照片背后，她曾经写下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这是她对自己感情生活的注脚，用的是古意的句子，却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
1982年12月5日，文化部在八宝山为她举行了葬礼。那一天，参加的人不算少，许多文艺界、文化界的老同志来了。一些当年曾经误解过她的人，也在人群中站着，算是一种晚来的致意。
在人群最后面，有一个人默默地站着，神情沉郁，不怎么说话。他就是王炳南。
他没有走到前排，没有上前去与人寒暄，只是静静站着，把告别的目光停在那一副灵前遗像上。曾经在香山小楼里，他说过“忘记过去吧”；到了这一天，过去终究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眼前。
葬礼结束后，有人回想起这一幕，心里难免生出几分复杂。有的干部后来评价说，当年让一位已经小有名气的左翼作家，去打“文化汉奸”这张牌，从群众反应和舆论效果来看，确实不够稳妥。关露履行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却为此付出了半生的清誉和几乎全部的个人幸福。
这段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关露从1907年生，到八十年代离世，几乎把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起大落，都踩在了脚下。她的名字曾被捧上高处，也曾被重重摔下。对她个人而言，辉煌与污名、爱情与任务，交织得过于紧密，已经分不清哪一面更重一些。
但有一点很清楚：她在最关键的那几年，选择了把自己的名声，交给组织去处理，把个人感情，交给时代的风浪去冲刷。至于后来几次大的转折，是幸运，还是遗憾，就留给史册慢慢去记录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