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或许只是在幻梦破碎之后,拒绝继续入戏。
配图 | 《心居》剧照
每当有人听到父亲有三段婚姻、五个孩子,第一反应往往是一句玩笑:“你爸一定很有钱吧?”
这句话总把我问住。
一面的他,带着满身名牌logo的女友四处组饭局,大谈育儿心得。
另一面的他,因为欠前妻的钱被告上法庭,快六十岁还经常向我爷爷“借”退休金去周转。
而父亲的三任前妻,在亲戚的叙述里,无一例外都成了“疯女人”。
一个产后精神分裂,一个拿菜刀砍人,一个整容成瘾、报复心极强——这是我们家流传多年的标准版本。直到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把碎片拼凑在一起,才发现真正的疯狂或许来自另一个方向。
最近两年,我在面对和父亲有关的事情时也开始焦虑,甚至一度在看到他的来电时心慌耳鸣,陷入短暂失语。
如今,轮到我被划进了“不孝女”的行列。
原来在父亲的叙事里,每一个离开他的女人,都会变成另一种模样。而我花了三十年才明白: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或许只是在幻梦破碎之后,拒绝继续入戏。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我的生母。
他们都出生在中部省会,上的同一所中学,恋爱故事有些老套:调皮、爱闯祸的他喜欢上了文静、学习好的她。
据说,母亲一开始是看不上我父亲的,但父亲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感动了她。
他们恋爱七年,在1991年的秋天结婚。
这段始于学生时代的恋情没有修成正果。因为我母亲在1992年生下我后,疯掉了。
外公重男轻女,得知母亲生的不是男孩后就拉着外婆离开了医院。当母亲坐完月子回娘家时,外公还对她冷嘲热讽,最终把她给刺激疯了。
这是小时候关于我为什么有一个“疯”妈妈的最初解释。
这让我一度对那个素未谋面的外公感到愤慨。长大后,我意识到这段叙述中的问题:我的父亲在其中隐身了。
在我的询问下,爷爷奶奶时不时会回忆起一些被遗漏的细节。
比如,父亲和母亲刚开始婚后的同居生活,就因为各种原因频繁吵架。父亲总是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个性喜静的母亲对此多次表达不满。
1992年初,父亲索性跑到海南去跟一个工作项目,而留在家乡工作的母亲在同一时间发现自己怀孕了。
母亲原本想过终止怀孕,后来在多方劝说下才决定留下孩子。
在她怀孕六个月时,爷爷奶奶在海南的熟人打来电话,委婉提到父亲和一位女服务生“走得很近”。
爷爷当即打电话质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大喊冤枉,他说的确是有个女人纠缠自己,已经被他给“坚决拒绝掉了”。
然而这事才过去几周,父亲口中那个“纠缠自己”的女人突然从海南来到我的家乡,把外婆和奶奶约出来,哭着对她们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在那个女人的版本中,我父亲是个发誓会“照顾她一辈子”的黄金单身汉。
这次会面是秘密进行的,但后来还是传到了母亲耳朵里。她挺着肚子和外婆去了女人住的旅社,却被前台告知那个女人已经退房离开。
妻子对丈夫脾性的体会,总是旁人无法感同身受的。母亲曾经多次提出她想离婚,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环境中,这句话很难落到纸面上。所有人都劝母亲不要意气用事,让她平心静气,把孩子生下来,稳住婚姻。
在各方劝说下,母亲也只能把一切归结于风气使然,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了孕晚期,她愈发在意自己的外表,反复和别人确认她的肚子有没有起皱,身材有没有走形。
我出生后过了几天,父亲回到家乡,看望妻女。
那时候还没有产后抑郁症的概念,母亲只是嘴里念叨着说自己好像有病了,精神病。
于是父亲带她去医院开了抗抑郁的药,在家陪了她半个月,看她“没问题”后就返回海南,继续工作。
父亲离开不久后,母亲再次发病,等到父亲回家陪她时又能清醒一段时间。
短短几个月,在父亲的两头跑和反复发病中,母亲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稳定,她似乎再也没办法当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在母亲出现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后,父亲对爷爷奶奶说:“没办法,我尽力了,只能和她离婚。”
1993年初,我母亲和我父亲正式离婚,放弃了对六个月大的我的抚养权。
相比父亲之后的两次离婚,他们的离婚显得格外和平,没有任何纠纷。
至于我父亲从此被同学聚会除名,那都是后话了。
1993年秋天,我父亲和在海南认识的那位女人——下面姑且称呼她“二妈”——正式领证结婚。
一开始,奶奶很讨厌二妈,在她看来,二妈勾引已婚男人,有道德问题。她在说起二妈时总是摇头感叹:“你妈妈当初要是跟着你爸去海南就好了,就不会被钻空子。”
二妈的早年经历,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她和我母亲看似循规蹈矩的成长轨迹完全不一样。
二妈出生于一个小县城,个性浓烈张扬,从小和男孩打架。她没有文凭学历,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离开家乡,一路从中国东部闯到了最南边的海岛。
我的爷爷奶奶不认同这样一个野蛮的女人成为儿媳,但他们的反对没什么用——据说二妈当时已经为父亲流产过一次,又再次有了身孕,不能再打胎了。又据说,他们当时想办法知道了胎儿的性别。
婚后,父亲结束海南的工作,带着二妈回到家乡。父亲继续忙他的事业,有时带着我出差,有时托朋友照顾我。二妈则开店做起生意,在爷爷奶奶面前积极地表现自己,也照顾过婴儿期的我一阵子。奶奶心疼不到一岁的我被送来送去,办完退休手续后就把我接到了她和爷爷那里。
1994年,我的第一个弟弟出生了。
爷爷奶奶觉得父亲和二妈的感情还不稳定,又担心二妈对孩子偏心,所以很少把我带去见他们。后来,他们干脆带着我和姑妈一家去了广东,让我在那里上了两年小学。
二妈极度缺乏安全感。她经常跑去父亲的饭局突击检查,质问他:“你不是说谈生意吗?那坐在你旁边的这个女人是谁?”
她和爷爷奶奶哭诉,说自己的丈夫总是说谎,在外面根本不是谈生意。爷爷奶奶听多了,觉得二妈其实也有点可怜。
父亲也时不时向爷爷奶奶诉苦,说二妈总是无理取闹,影响他参加应酬,把他的生意伙伴都吓跑了。
爷爷奶奶冷哼:“那是你自作自受。 ”
1996年,二妈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我记得四岁的我趴在婴儿床边上,看到里面粉嫩粉嫩的脸,知道自己又有了个妹妹。
妹妹的出生和我的出生一样,没能拯救父母岌岌可危的婚姻。父亲和二妈的矛盾不断升级,慢慢不再局限于口头争吵上。
某天我放学回家,爷爷唉声叹气:“这两口子又闹离婚了。”
奶奶皱眉:“这次估计是真的要离婚了。”
我对于这些一无所知,忙问怎么了,奶奶告诉我,父亲前一天很晚才回家,二妈便拿出菜刀追着父亲砍,把我弟弟吓得大哭。结果就是父亲的额头被砍伤,去医院缝了针。
我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二妈好凶。
这让我有点怕二妈,可我每次见到二妈,反倒是她在哭哭啼啼的,我很难把她和拿着菜刀发狂砍人的家暴形象联系在一起。
2000年前后,我回到家乡继续上小学,从那时起我很少再看到父亲和二妈并肩出现。他们在吵架——分居——短暂复合——再吵架的循环里,周而复始。
这种状态对于孩子来说有些灾难,于是我的弟弟妹妹也很快由两边的亲家接走照顾。弟弟留在家乡,和我在同一所寄宿制小学,妹妹则被她外公外婆接去了南方。
比起二妈,爷爷奶奶对二妈的娘家意见更大,他们始终觉得二妈并不想离婚,是二妈的父母催她离婚,好把财产和孩子分走。这样的说法则是千人千面,看各方立场了。
二妈似乎是想挽回婚姻的。她的生意越做越大,每逢假期就来爷爷奶奶家拜访,带我和弟弟出去玩。她对我和弟弟很大方,看到我们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反复地强调:“我很爱你们!我特别想你们!”
偶尔,她又会在我们面前神经质地哭泣,控诉我父亲辜负了她:“你们的爸爸是个大骗子,他骗了我一辈子。”她的语气会让我想起琼瑶剧的女主角。
我那时叫二妈“妈妈”,但我已经开始担心以后该怎么称呼她。
2002年左右,父亲带我认识了一个新的阿姨,那个阿姨身材娇小,烫着洋气的卷发,经常踩着“恨天高”跑到学校给我送零食,和我的老师打招呼。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再迟钝也能猜到,那个阿姨会是我未来的“三妈”。
2003年秋,父亲和二妈正式结束他们十年的婚姻,但这个鸡飞狗跳的循环至今还没有结束。
2004年夏,我进入初中,父亲和三妈也低调办了场婚礼。
三妈是本地人,学过护理,做服装生意,发型和妆容都紧跟时尚潮流。她精明能干,会“来事儿”,很快就获得了爷爷奶奶的好感。
父亲将三妈形容为一个“喜欢自己多年、默默陪伴等待”的旧识,显得两人很有分寸,这加深了爷爷奶奶对三妈的好感。不过据二妈说,她怀妹妹时,就发现我父亲和三妈的关系不对劲了。
我搬进了父亲和三妈的新家,不过因为平日在校寄宿,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仅限于周末和假期。
一开始,我对于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是期待的,可这份期待很快就在彻夜不休的麻将声和挥之不散的二手烟中消失殆尽。我从学校回家,推开卧室门,就像开盲盒一样,不知道会是哪个打完麻将的叔叔或阿姨睡眼朦胧地从里面走出来。
我去找父亲和三妈理论,三妈板着脸要我别任性,父亲则笑嘻嘻地劝我说这没什么。
三妈是个信奉“读书无用,人脉至上”的人,而我不擅长也不想“找关系”。我尤其不喜欢他们带我去看病的时候公然插队找熟人医生,并告诉我这样的“特权”不是谁都有的。我说这对别的病人不公平,三妈就在车里嗤笑,说我太天真。
青春期的我和三妈起过很多次口角,最后通常以她在客厅哭着和闺蜜抱怨,我回房间怒写两千字小作文结束。上高中后,我干脆连周末也留在宿舍,不想回去了。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三妈说我“性格死板”“不讨人喜欢”的时候,都和她与我父亲起冲突的时间重合。那段时间里,父亲会在我和三妈大吵完后来我卧室,笑嘻嘻地劝我:“她就神经兮兮的,你别跟她计较。”
父亲对三妈这些有意无意的贬低有很多。
三妈身高一米五出头,父亲总拿这个开玩笑,说她“躺那里就只有那么点长”。
在全家去长途旅行的时候,三妈开车,父亲坐副驾驶,两人因为路线起了争执,父亲大声骂三妈“蠢”,三妈的声音逐渐变成低声啜泣。我和弟弟妹妹坐在后座围观全程,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结果看他们一下车又笑吟吟的,在爷爷奶奶面前俨然一对恩爱有加的夫妻。
高中毕业后,我出国留学,寒暑假才回国,在家住的时间很少,和三妈产生冲突的机会大大减少。我自认为这对于我和三妈的关系、三妈和父亲的婚姻都有缓解作用。
更何况,结婚的是父亲和三妈,我喜不喜欢三妈不重要。他们的实际感情怎么样,有多少表演成分,本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事情。至少他们两个生活习惯差不多,兴趣上“臭味相投”,生意上还能互相帮助,这样也行。可我没想到,其实他们婚姻中的裂痕早在一开始就存在,并且还在持续不断扩大中。
三妈一直对自己的外貌很在意。随着年龄增长,她的容貌焦虑变得越来越严重。
2010年左右,我放假回国时,发现三妈找了个美容师住在我的卧室,负责每天给她刮痧理疗。我在家里看到各种药浴包,拔罐器,还有生鸭血……
那个美容师时不时带些“专家”来家里给她针灸放血,说是能排毒养颜,费用也越来越高。持续了一年多以后,三妈意识到她似乎被骗了。
辞退美容师后,三妈成为私立医美机构的忠实客户,开始“上科技”。她去打激光,拉皮,还跑去日本做“换血抗衰老”的项目,哪怕患上了白癜风,这些“治疗”仍然在继续。
而且,一直坚持不孕不育、永葆青春的三妈突然就开始备孕了。她想要孩子,又不想身材走样,所以找了家代孕中介。她每个月去那个地下小诊所打针、促排、取卵,坚持一年又一年。
我有些担心,可三妈并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甚至在我提出频繁取卵对身体不好的时候说我性格阴暗多疑。被她噎了几回后,我也懒得管了。
这期间,我父亲对三妈各种激进到病态的行为丝毫不关心,只是时不时让我从国外带女性用的礼品回国,偷偷拿给他。
我对此不解,询问父亲为什么要偷偷做这些事。父亲显得很无奈:“我就是拿去送女性朋友,那个XX姐,你见过的,我们哪能有什么啊!但是你三妈她动不动就吃醋,你晓得吧?”
他的语气十分坦然,我觉得他不至于特意骗自己的女儿。
但事实证明,我真的不了解我父亲。
他不光和这位“XX姐”有什么,还大大方方地把对方介绍给彼时还在国内读书的弟弟妹妹当教练,让对方时不时带弟弟妹妹出去玩。我姑且称她为“小四姐”吧。
刚上高中的妹妹和 小四姐一度关系很不错,哪怕她看到小四姐和父亲用一样的挂链,也相信了对方说的“只是碰巧,最近很多人用这个”。
我和小四姐没那么熟悉,但我曾在放假回国时做过一个小手术, 小四姐被父亲喊来医院接我。那段时间,小四姐对我无微不至,把我送到家以后又连着几天带她妈妈熬的汤来看望我——当然,都是三妈不在家的时候。
事后回想,是孩子对父母天然的信任,让我们下意识忽略了很多线索。
2014年,我和本科同学们回国找工作,父亲突然问我想不想继续留学。他笑着说女儿有硕士学位的话,他也有面子,要我别担心前途问题,他可以养我一辈子。
于是,我真的就选了一个感兴趣的冷门专业,并且如愿收到了心仪的学校offer。可直到交学费的期限快到了,父亲都没有回复我的消息,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在我急得不行、开始打听我家情况时,父亲终于给我回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他依旧语气轻松:“你爸最近股票被套了,不过别担心,我和你二妈说好了,她说她借钱给我。我把她的办公室地址发给你,你直接去找她。”
我当时太迫切了,没问我爸怎么会和离婚许久的二妈借钱,挂断电话就去找多年未见的二妈。父亲也曾在我妹妹交学费前突然“消失”过,信息不回,电话不接,她只能去找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二妈”)要。事后提起时,父亲就笑着说是资金周转出了点小问题,或者钱被三妈管着。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二妈从办公椅跑过来抱了抱我,亲热地喊我名字,我有些恍惚。我想,父亲和二妈一直保持联系也正常,毕竟他们有两个孩子。谢过二妈后,我顺利交了学费,再次出国求学。
2015年,我在回国准备博士申请的期间,找了一份在广东的工作,距家乡高铁几个小时。
2016年秋天,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好到我所在的城市办事情,约我吃饭,我欣然答应。他笑着说我的工资太少,住的隔板间寒酸,还不如“回家混”——他可以把我安排进任何大公司,以后什么都不用愁。
顿了顿,他突然说:“我和她(三妈)准备离婚了,我们性格不合。”
我愣了一下,但还是理解地点头,安慰了他几句。
两周后,父亲喊我回老家,和三妈做一份财产交接。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三妈见面。
三妈一如既往穿着颜色鲜艳的外套,踩着恨天高走过来,非常有气势。她上下扫视我一眼,扯了扯一边嘴角,开口就说:“你穿得好土。”
我对她礼貌笑了笑,没有反驳。
我对三妈的不满早就消散了。和她相处的十几年中,我几乎没见过她不穿高跟鞋的样子。即便在家里,她都穿着松糕拖鞋。从20多岁到40多岁,她永远在追求少女感。
三妈盛气凌人,又好像被困在焦虑的漩涡里,无法接受自己不漂亮,无法接受自己变老。
我也知道,她的焦虑不是没有来由的。我父亲会嘲笑她脸上的皱纹,挑剔她的身材。
同样地,父亲也会笑着问我怎么不化妆出门,说我哪里“再整一下就更好看了”。我曾经同样焦虑于自己不像三妈那么精致漂亮。
因而,我当时觉得三妈和我父亲各自生活也许不是坏事,至少他们的婚姻能有个体面的结局,可我还是太不了解我的父亲。
2017年初,我去海南和爷爷奶奶过春节。
爷爷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爸要离婚,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他前两个月和我说了,你们就尊重他们的意见……”
话还没说完,奶奶猛地一拍桌子,怒吼道:“你爸真不是个东西!他在外面搞出个私生子,瞒着我们这么久!”
“啊?又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被吓了一跳。
在爷爷奶奶和其他长辈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搞清楚,我父亲在外面有了一个儿子,已经在上幼儿园了。
前一段时间,父亲这边有个亲戚带自家小孩到处考察幼儿园,刚好撞见那位熟悉的“小四姐”牵着一个小男孩,走向我父亲的车。
小男孩和我父亲的脸重合度过高,给亲戚看懵了,赶紧托熟人去调查。
三妈发现这件事的时间比亲戚还早一些,毕竟她对小四姐怀疑已久。父亲跑到广东见我时,他和三妈正为此吵得天翻地覆,可父亲只与我说要离婚的事,对最重要的离婚原因只字未提。
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才明白,最后一次见到三妈时,她对我为何比以往态度更尖锐、话里带刺。
到了大年三十那天,父亲也抵达海南,他依旧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笑着给爷爷奶奶拜年。 爷爷奶奶板着脸,要求父亲尽力挽回婚姻,把那个“女性朋友”和小男孩远远地送到别的地方。
父亲不屑道:“你们以为她(三妈)是什么好人,她以前出轨还被我抓到过。”
奶奶劝他:“就算这样,你们程度也不一样!你在外面搞出了儿子,她和你没有孩子,本来就没有安全感,你让她怎么想!”
爷爷也劝道:“你做事老不落地,她(三妈)帮你落实了好多事情,你不能这么对她……”
父亲突然暴怒,大声吼道:“你们就知道说她才是做事的那个,她那种小家子气的女的能有什么能力!你们真是糊涂了!”
过完这个不怎么太平的春节,我赶紧逃回广东,而爷爷奶奶则回去找三妈,替自家的“混账儿子”道歉。爷爷奶奶还抱着一丝希望。在他们看来,就算感情淡了,三妈和父亲以及其他的家族亲戚在生意的合作关系也没法断掉。既然是多重利益交织的婚姻,总还有回旋余地。直到2017年过半,有亲戚托民政局的熟人查档,我们才知道父亲和三妈早在年后走完了离婚程序。
爷爷奶奶发现自己一直居住的房屋悄悄易了主,成了“前儿媳”的财产,还发现数额惊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气得对父亲又是一阵怒骂。
父亲被戳穿后仍然是满不在乎的态度,拍着胸脯对二老保证道:“放心吧,我马上就能再赚回来。”
在怒火之外,爷爷奶奶这边的亲戚对三妈也难免生出怨气,诸如:她怎么能分走所有房产?她怎么不再遵守之前说好的合作分成,甚至故意拖欠打款?她为什么迁怒到同样不知情的合作对象?
我父亲便在聚会上诉苦,说三妈是个报复心极强、心机深沉的女人,他才是这段婚姻的受害者。
慢慢地,亲戚们也不再同情三妈。
在三妈给一众亲戚带来经济压力后,二妈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陆续借钱给父亲、叔叔、爷爷……一直在外地的我对此一无所知。
“借钱”这个词,对双方来说都很微妙,因为比起金钱往来,这更像是某种二妈被重新接纳的示好,既能缓解父亲当时的经济困境,又能维护他的自尊心。
二妈一直都没有再婚,而父亲又再次离婚,爷爷奶奶对他们密切起来的关系也不再发表异议。更何况二妈出手阔绰,几乎成了一个不求回报的ATM。
爷爷奶奶原本坚决不承认父亲和小四姐所生的儿子,可在我父亲一次次软磨硬泡下,他们的态度产生了松动。全家唯一态度坚决的是我妹妹。在发现和她一同旅游的小四姐居然是父亲的情人后,妹妹就和父亲断绝来往了。而我,因为和爷爷奶奶始终关系亲近,只能和他们一样,被动地对这些一出接一出的狗血剧按下“翻篇”键。
我也尝试过在单独相处时质问我爸为什么对我隐瞒,向来笑呵呵的他突然脸一阴,语气严厉地问我有什么资格和他生气,我刚聚起来的勇气就消散了。我也怀疑起自己来。我问自己,我有什么资格质问我父亲呢?也许,我在父亲眼里,本该是心照不宣的“共犯”。
我懊恼于自己没有早点发现那些明显的线索。在矛盾和纠结中,我干脆选择了逃避——出国读博这件事,成了绝佳的逃避借口。我以年为单位回国,即便回国,也只在爷爷奶奶那里短暂停留几天。家庭聚会陆续多出新身影,先是多了个年幼的弟弟,后来是年轻的小四姐。
家乡的圈子不大,有关三妈的事情还是总在饭桌上被当作八卦讲出来,比如她曾为了一个富二代吃安眠药进医院,比如她离婚后迅速和一个小白脸再婚,比如她的脸又动刀……它们都成了三妈是个疯女人的佐证。
父亲声称他学到了教训,再也不踏入婚姻了。
父亲的三任妻子都曾经是我的“妈妈”,可在被讲述、被污名与被沉默之间,我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她们的真实想法。
我所能接近的,仍只是不同版本中的碎片。
小四姐在2023年又生下一个儿子——这是我在一年后回老家才知道的。
同时,我也得知在那段时间,二妈再次“发疯”,把当时住在隔壁的我弟弟打进了医院。
二妈跑到爷爷家,吵着闹着要跳楼,后来又把我父亲——连同所有向她借过钱的亲戚——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归还当年借的钱以及这些年产生的利息。
我再次见到父亲,他一个字没有提他和小四姐的小儿子,好像多一个弟弟是一件我没必要知道的事情。我询问起二妈起诉他的事,他突然就提起我弟弟对二妈彻底失望的事,说二妈的本性就是邪恶、疯狂的。
“我们和二妈不一样,我们本性都是好的。”他说,“这笔钱我借过来,最后不都是给你弟的吗?”
我弟弟仍然住在二妈隔壁,经营着二妈的公司,不过在我父亲的描述中,我弟弟已经“选边”站了。
官司还没有结束,但这场官司让二妈从此成了比三妈还让我家亲戚闻风丧胆的存在。她前脚申请把亲戚的账户冻结,后脚就参加亲戚婚礼,语气亲热地一个个打招呼。大家对她避之不及,只觉得这个女人反复无常,绝对“有病”。
有亲戚抱怨道:“肯定是这个女友的小儿子打破了平衡,她(二妈)是因爱生恨了,你爸怎么总吸引到疯女人!”
话里话外都是怪我爸这回没有哄好二妈,要是能哄好就好办了。
我反而不太明白什么是“平衡”,更不明白亲戚对我父亲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以至于法律纠纷都能被化作轻飘飘的“人没哄好”。
至于我父亲,他身处情感与经济问题交织的风暴中心,却依然笑容满面,仿佛没有任何事能真正击垮他。
他常把“你别担心”“小问题,会解决的”挂在嘴边,语气笃定得像是在安慰别人,而不是他自己。
正因为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小问题”,所以他从未和任何人道歉。
2024年,我回国,和伴侣在广东定居。
年底回家时,我注意到爷爷奶奶家那台小电视发出刺耳的噪声,他们说房子反正都不在自己名下了,舍不得换新的。
我在网上给爷爷奶奶买了一台新电视,又问爷爷:“我爸没钱,两个儿子还小,他们将来的学费怎么办?”
爷爷叹了口气。
“能怎么办?你爸这几年一直很努力地找机会,可就是没赚到钱。我的退休金都拿去替两个小的(孙子)交学费了。” 稍作停顿后,他又补充道,“我知道你对你爸有意见,这些年你们一个个毕业,正是最需要资源的时候,结果他做的混账事把你们都影响了……但这是我儿子,是你爸呀,你不能否认亲情的。不管怎么讲,你爸身上都有值得肯定的优势,只要过了这最困难的几年,我们家就会好起来。”
说着说着,爷爷的眼中又燃起希望,谈论起我父亲向他描绘的蓝图。
我无奈地笑了笑,不再争论什么。
我知道父亲与小四姐的家里摆着一百寸的大电视和满屋玩具,经常吃昂贵的日料,买名牌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说那些花费都是必要的“生意应酬”,我不做生意,我不懂。
父亲的确有他的优势:不论投资失败几次,负债数后有几个零,他总能让别人相信他。几句对于未来收益的承诺就能让别人一再投入,陷入以贷养贷的循环,在亏光资产和信誉后还期待着和他一起“翻身”。
有亲戚终于意识到不对劲,问我:“你爸是不是那个,NPD(自恋型人格障碍)?”
在好几个人陆续提到这个词后,我找了几本科普读物,对照诊疗标准,把散落的碎片拼凑到一起。
我恍然意识到,我和父亲的前妻们,以及被父亲用“画饼”吊着的亲戚朋友并没什么不同。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他用同样笃定的语气对我说过很多遍:
“你喜欢这个专业就放心读,赚不到钱老爸养你一辈子。”
“你依赖你爹有什么问题嘛,别人这年纪都要退休了,我为了你们还能继续赚钱。”
“你爸明年就要翻身了,到时候你想在哪个大城市买房定居都行。”
“别担心,我肯定不会让这些官司影响到你。”
那些听起来温暖又慷慨的话,我一度为此真心感动,又一次次被现实打脸。
我不得不像个侦探一样,比对各方说辞,搜寻文件证据,只为了在下一次不再轻易掉进他挖的坑里。
我逐渐意识到,父亲那些过于美好的话只是他编织的幻觉的一部分——表面是甜蜜乐观的糖衣,包裹着疯狂的内核。 他不断用更宏大、更绚丽的希望去弥补那些一再落空的承诺,让身边的人相信他无所不能。
2025年初,父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我和他一起投资一个他看好的项目。
他的语气依然轻快,说我的科研工作“只有那么几个钱”,叫我第二天别去工作了,去附近城市替他见项目创始人。
除了有一些存款付保证金的我,他还拉上了几个早已负债累累的亲戚朋友。
父亲说:“这个项目肯定赚大钱,我找你是因为你是我女儿,钱当然让最亲的人赚。”
我习惯性地查了一下,发现那个所谓的虚拟货币平台设在海外,风险极高,还有法律风险。
这个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发财机会,实际上很可能让我失去钱财、工作和未来的人身自由。
我把整理好的资料发到家族群里,询问他是否了解这个项目的性质和风险。
他对项目里的专业术语一知半解,但语气笃定道:“那个创始人是我们老乡,他靠谱。”
那一刻,我感到血液涌上大脑,耳朵嗡嗡作响,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疲惫感。我厌倦了反复的求证、失望和被迫“翻篇”。
我头一次语气坚决地回复他,说我绝对不参与,也希望家里人都别碰这个项目。
父亲似乎很委屈,说他也清楚这个项目有风险,他本来想的是赚了钱大家分,出事他一个人扛。
他又说,我可以对他这个“失败的老爹”有看法,但怎么能迁怒其他家人呢。
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于是挂断电话,退掉了所有家族群。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接过我父亲的来电,我迎来了推迟十几年的叛逆期。
也许我这个“不孝女”会成为父亲口中新的“疯女人”,可无论如何,我远离了父亲为全家编织的幻梦。
编辑丨三三 实习丨赵阳
小阿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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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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