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装饰精致的相框，悬挂在了卧室的墙上。悬挂的那天，一贯不苟言笑，满脸庄重的妻子，脸上竟然泛起了少女般羞涩的红晕，举止行动如少女般的轻盈，究竟是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原来镜框里面镶嵌的竟然是妻子朝思暮想、期盼多时的婚纱照。
我和妻子是七十年代初相识的，那时正是十年动乱期间。妻子生在南方，长在南方。199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毁了她上大学的梦想之后，回到了老家三门峡，和同在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天，我和介绍人一起来到了市人民医院她叔叔婶婶工作的科室，在东拉西扯的“火力侦察”中，进来了一个提暖瓶的姑娘，稍稍待了一会儿，没说什么，把暖瓶放在桌上就走开了。霎那间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今天的主角，我要与之见面的人。我禁不住向她瞥了一眼，略显慌张的她，衣着简朴整洁，脸色羞涩、眉清目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身后那条垂至腰间的乌黑发亮的长辫。又过了几天，我终于接到了可以继续接触的消息，于是开始了我们之间正式的恋爱行程。
那时的社会生活，是单调和乏味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异常简朴，工作之余，也没有什么可干。好容易有了谈恋爱的机会，可是又没有什么场所，最多只能“压压马路”而已。谈恋爱时，我和她一样，都不是“红五类”出身，属于“黑九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丑权威，外加“叛徒”的帽子，正身陷“牛棚”。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再加上那样的家庭，可想而知，我们的恋爱既不会有花前的浪漫，又不会有月下的潇洒。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谈判”，终于水到渠成，结婚慢慢地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于是母亲代表全家来到了三门峡，相过“准媳妇”后，汇来二百元钱，这就是当时我们婚礼的物质基础。结婚时，主要是十几位同学忙前忙后地相帮，没有轰响的鞭炮、没有豪华的轿车、没有喜庆的洞房、没有丰盛的宴席、没有彩照、更没有录像。简单的婚礼之后，几个同学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在夜色中，把我们送到了荒凉的三门峡火车站。到开封后，弟弟和他的伙伴们骑着三轮车把我们带回了家。这就是我们的恋爱，这就是我们的婚礼，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它是那样的简朴，那样的不显眼，甚至有些“寒酸”。
时代的列车进入了今天，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如今年轻人的恋爱和婚礼，令我们，尤其是妻子十分眼热和“嫉妒”。现在我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比过去美多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DVD、照相机，应有尽有。工作之余，闲暇之时，三五好友，逛逛大街，下下馆子，唱唱卡拉OK，生活丰富多彩，即潇洒又舒心，可妻子总不满足，总是对如今年轻人花上成千上万元拍上一套彩照和年轻靓丽的婚纱照，羡慕万分，总是对逝去的青春无法弥补而耿耿于怀。后来妻子从一则广告上看到，省会郑州有一家专门从事电脑合成婚纱照的店铺，于是妻子看到了希望。终于有一次，妻子借着去郑州开会的机会，瞒着我，调了两张我们年轻时（上学时）的照片，去圆她的又一个美梦，以求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多月以后，电脑合成的婚纱照，被妻弟从郑州开车带回来了，被妻子悬挂在了卧室的墙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的两大幸事。如今，我们已经退休了，对于洞房花烛和金榜题名的欲望已经淡薄的无法再淡薄了，而婚纱照（尽管它是电脑合成的）带来的却不但有“洞房花烛夜”时的喜悦和幸福，更多的却是我们对逝去青春的回忆和渴望。
婚纱照悬挂以后，上小学的外甥女指着它询问妻子：“大姨，这是谁啊？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妻子则羞涩地回答：“这是上学时的我，是你年轻的大姨。”
从此，卧室中的这张婚纱照将陪伴着我们，带着妻子的爱，带着妻子的情，带着妻子的梦，直到永远！文/时昭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