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深秋，北平的一间小屋里，李大钊望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对身边的青年轻声说了一句：“中国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起来，不然什么都谈不上。”那时距离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大半年，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各地却已经有一批人悄悄动了起来。
后来，人们习惯把这些最早在各地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推动建党的骨干，称为“中共发起组成员”。长期以来，他们的人数和名单都说法不一，有58人、59人、60人、62人等多种版本。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个问题才逐渐厘清，59名发起组成员的范围基本确定。
这一批人，从北京到上海，从湖南到广东，从武汉到济南，还延伸到旅欧、旅日的小组，是真正意义上的“星火一代”。他们当中，30人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牺牲，5人叛变，11人与组织失去联系或一度脱党，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到了新中国成立，并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
很难想象，一个只有59人的小圈子，后来竟与一个大国的命运如此紧紧相连。
一、从各地小组到“59人”：一张星罗棋布的革命地图
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诞生，“党”这个组织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真正活跃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和研究会。它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理论著作，组织工人学生运动，为建党的准备打基础。
大体说来，当时的发起组，有这么几支重要力量：上海发起组14人，北京发起组13人，湖南小组7人，广东5人，湖北9人，山东4人，旅欧5人，旅日2人。算上零星的个别成员，大致就构成了后来史学界认定的“59人”范围。
上海这边，以陈独秀为中心，联络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办刊物，搞工运，氛围更偏城市。北京那边，则围绕李大钊，借着北大和北京高校的学术土壤，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直接参与五四运动后的学生工作和青年运动。
有意思的是，这59人里面，既有像李大钊、陈独秀这样在思想界已经声名在外的学者，也有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员、小职员，还有工会干部、地方小知识分子。地理上看，从北平、天津、济南，到长沙、广州、武汉，再到巴黎、日本东京，像一张点点亮起的地图。
如果把他们的年龄拉出来看，更能感到那股青年气息。绝大多数发起组成员在建党前后还不到三十岁，不少人牺牲时二十多岁。比如王尽美27岁去世、高君宇29岁病逝、邓恩铭30岁就义。那时的他们，可能还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家庭，却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选择。
这些分散的小组，互相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统一。有人偏重理论，有人偏重工运，有人主张通过教育启蒙，有人倾向组织武装斗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推翻旧制度。这一共同点，最终把他们汇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一、三十位牺牲者：从课堂、报馆走向刑场和战场
在59名发起组成员中，阵亡、就义或因长期斗争积劳早逝的多达30人。他们的经历很不相同，但人生的终点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为了革命死去。
这30人当中，有的主要从事理论和教育工作，有的深扎工运和农运第一线，有的在红军时期活跃于苏区，有的倒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城市斗争中。单看几个典型人物，就能大致勾出那条血路。
沈泽民，是上海党小组的发起成员，浙江桐乡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来先后赴日本、苏联学习，担任过团中央委员、共青团上海地委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做到过中央宣传部部长。按今天的说法，是理论骨干兼“组织干部”。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领导青年运动，又在上海大学任教，组织“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化团体，是党内少见的复合型人才。
1931年，沈泽民奉调到鄂豫皖苏区工作。这时他才三十出头，却已经是老资格的早期党员。由于长期奔波劳累，加上苏区环境艰苦，1933年11月20日，他在湖北天台山病逝，年仅33岁。对这样的人物，很难说是“战死”，但这个死亡，离不开革命工作本身的高强度消耗。
和沈泽民不同，李启汉的足迹更多地留在工运战场上。这个1898年出生于湖南江华的青年，是上海党小组的发起人之一。1925年省港大罢工，他担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书记，后来又任广州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南方的许多大型罢工和工人斗争，都有他的影子。
1927年春，反革命大屠杀在广州展开。4月22日，李启汉被捕遇害，年仅29岁。一个工运领袖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
北京方面，范鸿劼是典型代表。1897年生于湖北鄂州，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后来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是李大钊身边的得力助手。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他出力极大，在当时的北方区委中，是仅次于李大钊的二号人物。
1927年4月，军阀对北京共产党人展开大搜捕。“三一六”惨案后形势愈发严峻。4月28日，范鸿劼与李大钊同时就义，年仅30岁。两位北方早期党组织的核心力量，一日之内双双倒下，对北方革命运动打击极其沉重。
北京小组中，还有一位备受后人关注的女党员——缪伯英。她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被公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员。早期的中共湖南省委妇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部长等工作，都由她承担。说得直白一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女工运动最早的一批组织者里，她是绝对的关键人物。
长期奔走于工运、妇运一线，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1929年10月，缪伯英因积劳成疾病逝，年仅30岁。她没有倒在刑场，却同样是被时代和使命消耗殆尽的一员。
湖南方面的烈士，同样数量不少。彭璜，是一个有些悲情色彩的人。1896年生于湖南湘乡，参与过抵制日货和驱逐军阀张敬尧等运动，被毛泽东称为“志高有勇”。他曾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任会计干事，算是毛泽东早期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助手之一。
1921年底，彭璜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时年仅25岁。这种结局，既异常又令人唏嘘，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早期革命者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的脆弱一面。
与他同为湖南小组成员的陈昌，出身浏阳，是毛泽东的同学。参加革命后，他到长沙五美高小任教，一度担任湖南党部委员，后在北伐军中出任35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初，他奉命前往湘鄂西开展工作，却在途经澧县时被地方军阀认出逮捕。2月2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杀害，时年36岁。
湖北这边的发起组成员，有几位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李汉俊，1890年生于湖北潜江，是上海党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过上海《星期评论》编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党成立后，他长期负责上海党组织建设，为上海党团发展立下大功。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后，经陈独秀建议，李汉俊回到武汉，参加本地工运。不久，形势恶化，军阀胡宗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杀，年仅37岁。这位早期理论和组织双重骨干，就这样倒在了长江边。
湖北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恽代英、陈潭秋等人的长辈——刘子通。他是辛亥革命的老资格，湖北黄冈人，曾任黄州府督政务科长、湖北女子师范教务主任，是郭沫若的启蒙老师。辛亥起义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后来在陈潭秋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武汉发起组成员之一。
刘子通长期为革命奔走，又兼顾教学，身体负荷极大。1924年3月，他在黄冈病逝，年仅39岁。像他这样从同盟会走向共产党的人，在发起组中并不少见。
山东小组的命运更为凄烈。王尽美，山东莒县人，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他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济南小组书记，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核心领导。1925年8月19日，他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山东党的根基刚刚打下，就失去了这位青年领袖。
与他并肩作战的是贵州人邓恩铭。邓恩铭原籍贵州荔波，因家境所迫1917年来到山东投靠亲戚黄泽沛，后来却成了济南小组发起人，中共一大代表，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执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他和王尽美一左一右，构成山东党组织的双核心。
大革命失败后，形势急转直下。1929年，叛徒王用章出卖组织，邓恩铭在济南被捕。敌人对他长期施以酷刑，企图迫使他屈服。1931年4月5日，他在济南纬八路就义，年仅30岁。山东早期党组织核心悉数牺牲，对当地革命造成极大创伤。
南方的广东小组中，阮啸仙和刘尔崧，也是早期烈士代表。阮啸仙是广东河源人，1919年投身革命，是广州共青团组织者之一，担任过粤区执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审计主任。大革命时期，他在广东负责团委、农委工作，与彭湃等人一起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还在赣南任省委书记。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部队在江西信丰突围时遭遇围追堵截，阮啸仙中弹牺牲，时年38岁。另一位刘尔崧，广东紫金人，是工运领袖，担任过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广东工委书记等职。1927年4月，他在珠江白鹅潭被杀，年仅28岁。
北京小组中的高君宇，则是青年运动标志性人物。山西静乐人，北大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二届中央委员。他既在北京大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又到山西建立地方组织，创建太原团组织，担任山西共青团首任书记。
高君宇的离世方式，与许多烈士不同。1925年3月，他在北京因疾病去世，年仅29岁。没有刑场，没有枪声，却同样是那一代革命青年高强度投入的牺牲。
还有不少名字，同样值得记住：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何叔衡、陈潭秋、赵世炎……这些耳熟能详的革命先烈，都在59人发起组名单之内。他们有的在大革命失败后就义，有的长征途中牺牲，有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夕倒下。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角色不同，结局却有一个共同的字——“死”。
二、脱党、失联与再归队：十一人和五人的曲折道路
59人中的命运，不可能整齐划一。除了牺牲和叛变，还有一群人的轨迹比较复杂：有人渐渐与组织失去联系，有人因为思想变化选择离开，也有人离开后又绕了个大圈重新回到党内。
在这59人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或脱党的，共有11人，其中有的是主动决裂，有的是在动荡环境中慢慢疏远。
张东荪，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名字。浙江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任教于燕京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等校，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学者之一。他曾短暂参加上海发起组，1921年前后又退出。辛亥之后，他做过孙中山秘书，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民国后期还任民盟中央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因在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被批评处理，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式安置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73年6月2日，他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这样一种一生曲折、结局复杂的经历，在发起组成员里，不是个案。
高语罕的故事则更具时代感。他1888年生于安徽寿县，参加过清末的马炮营起义和辛亥革命，后来担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等职，是早期政工干部中的重要人物。从1915年起，他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后来参与组建中共安徽支部，做过支部书记。
1925年前后，高语罕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又在芜湖建立地方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他紧跟陈独秀，思想上发生明显转向，逐渐与党组织拉开距离，最终脱离。1932年以后，他回北平大学任教，1948年在南京病逝，享年60岁。
类似这样，因为政治路线分歧、个人思想转变而与党分道扬镳的早期成员，还有王翔千、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邵力子、张申府、陈公培、施存统、李骏等人。有人转向自由主义，有人投身其他政党阵营，有人干脆退出政治，重新投入学术或教育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发起组中还有5个人，曾经脱党，后来又重新回到党组织。他们是谭植堂、沈雁冰、李达、刘清扬、陈望道。单看这几个名字，就能看出早期中共内部思想和道路的多样性。
沈雁冰这个名字，可能不如“茅盾”更熟，但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在“五四”前后活跃于文学界，是新文学运动重要代表之一，又参与早期党务工作。因为对某些路线问题有不同看法，一度离开党组织，后来经过漫长的曲折，再次回到党内，成为新中国文化战线上的重要负责人。
李达，则是另一种情况。他是最早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之一，参与起草中共党纲，在中共一大上发挥过关键作用。中途与组织发生分歧后曾经脱党，后来又重新加入，并长期从事哲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年的裂痕。
刘清扬，这位天津出身的女革命者，更有几分传奇味道。她原本是旅欧小组的一员，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天津参与主办《妇女日报》，后来赴欧洲留学。在旅欧期间，她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旅欧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回国后，刘清扬投身妇女运动，因为思想分歧，与党组织产生间隙，逐渐脱离。但她并没有走上敌对道路，而是以民主妇女活动家的身份继续关注社会事务。新中国成立后，她以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政协，随后在全国人大期间，选择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1977年7月19日，她因病去世，享年84岁。
这样的“再归队”，在59人中虽然只是少数，却反映出一个事实：早期革命者的选择并不是非黑即白，许多人在动荡时代中不断摇摆、反思，最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归宿。有的人回来，有的人离开，这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三、从领导人到叛徒：同一批人里的两种极端结局
说到这59名发起组成员，绕不开两个极端的群体。一边，是坚持到底并最终成为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四位；另一边，是在高压下或在诱惑面前倒下、甚至转而破坏革命的五名叛徒。两相对照，更能看出历史选择的残酷。
那四位坚持到底的人，名字非常熟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他们都在建党前后的发起组里，是地方小组的组织者或骨干。
毛泽东当时是湖南小组的骨干之一，负责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也办刊物、搞夜校。1921年前后，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中活动，组织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与推选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身上，更多的是地方活动家的特征，还没显露出后来的全国领袖气质。
周恩来则和旅欧小组关系紧密。早年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来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在刘清扬等人的帮助下加入共产党，参与组织旅欧支部，与赵世炎、蔡和森等共同开展活动。回国后，他逐渐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之一，长期负责组织、情报等工作。
林伯渠和董必武，则是以地区和组织建设见长的老党员。林伯渠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与组建地方党组织。董必武是湖北小组核心，武昌起义时已投身革命，后来与陈潭秋、恽代英等共同推动武汉地区的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时，这四人都已是党政军体系中的重要领导，在中央政治结构里占据一席之地。
同样来自这59人的，还有另一类人：叛徒。被明确记为“被捕后叛变”的，总共有5人：陈公博、周佛海、沈玄庐、张国焘、王复元。他们的名字，与“国家领导人”四字形成了鲜明对照。
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早期成员，大革命失败后，逐步投向国民党右派，抗战时期更是参与汪精卫伪政权，成为汉奸。这两人的故事，在近代史书中已经写得很多，不必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曾参与建党前后的一些工作，是发起组圈子里的人，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
张国焘的经历更加复杂。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中握有极大的军政实权。一度，他甚至有意与中央对立，另立中央，制造严重分裂。后来路线斗争中彻底失败，逃离延安，最终投靠国民党，成为轰动一时的“叛徒”。一个原本可以在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最终把自己推向了历史的反面。
王复元这个名字，相对没那么出名，但他的叛变造成的破坏，却是极其严重的。他是山东历城人，原本是青岛市委书记，属于济南早期党组织的重要干部。早年革命经历颇为积极，却因多次贪污公款，思想腐化，加上私欲膨胀，1928年选择叛变投敌。
叛变后，王复元不只是“消极不干了”，而是积极出卖组织，直接导致邓恩铭、郭隆真等一批山东早期革命者被捕牺牲。可以说，山东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初遭受的重创，和他的出卖行为关系极大。
1929年8月16日，中共特科成员张英等人对王复元实施惩处，将其击毙，时年29岁。这样的结局，在当时的党内，被视为必须的清算。
不得不说，把这五名叛徒放在59人的整体中看，冲击力非常大。同样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有人走向刑场，有人走向叛变，有人爬到高位之后转身投敌。这种分化，并不是某几个人品行的简单问题，而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路线斗争、个人野心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结果。
对那一代人来说，从投身革命到坚持到底，是一条随时可能被打断的路。有人走完了，有人中途掉队，有人半途回头，还有人走到了悬崖底下。59这个数字背后，是数十种不同的人性和命运交织。
三十位牺牲者、十一位失联或脱党者、五位叛徒、五位重新入党者，加上四位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样的比率，说明了一件事：早期共产主义者这个群体，本身并不整齐划一，真正能够始终坚持到最后的人，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中共发起组的59人，并不是神话中的“铁板一块”，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极端年代做出的不同选择。有的人在二十多岁就献出生命，有的人在思想激荡中犹豫、徘徊，有的人被权力和欲望吞噬，有的人在失误和迷惘过后又重新回到最初的道路上。
从这个角度看，这59人构成的，不只是中共早期组织的雏形，更是一幅高度浓缩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群像图：有人仰天大笑，有人低头痛哭，有人倒在枪口下，有人老死讲坛间，结局各不相同，但都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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