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河西走廊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梨园口山谷间，残雪未消，西路军的官兵一边行军，一边打着冷颤。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四年前，在川陕大山里那个被人唤作“小勤务兵”的少年，如今已经是红九军的军政委，而就在这年的三月，他的生命也将在这一片冰冷山石间定格。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33年夏天，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的指挥部接连下达任命，部队正在紧张整编。红25师师长许世友得到通知，说给他配了一位新的师政委，是从九军那边点名调来的“年轻骨干”。许世友当时二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提起“新政委”，心里既好奇，又多少有点犯嘀咕：这年头有几个人能镇得住这支“会打硬仗、也最不好带”的25师？
等到新政委到任那天，他亲自带着几个团以上干部，站在山洼里迎接。那名身穿旧军装、脸圆圆的年轻人走上前，笔直立正敬礼：“报告师长，我是新任25师政委陈海松。”许世友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突然瞪大眼睛：“你不是我三年前那个小勤务兵吗？”周围的干部先是一愣，随即哄笑一片，又马上收住，心里都不免暗暗惊讶：十九岁的师政委，这在队伍里可不多见。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战场上被许世友喊作“陈小鬼”的人，很快升任为红九军军政委，还被朱德总司令看作红四方面军最有前途的青年军级干部。说起他的经历，得从大别山的山坳里讲起。
一、 从“孩子王”到红军勤务兵
1914年2月13日，湖北大悟县李陈洼，一户普通农家添了个男孩，取名陈海松。按乡里人的说法，这名字听着就“有点秀气”。家里比起穷苦农户略好一些，有一亩半山坡地，勉强混个温饱。可惜好景不长，他两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忙于生计，只能将儿子托给膝下无子的婶娘抚养。
婶娘没孩子，把这个侄儿看得跟命一样。不管家里多紧巴，只要他张口，她总要尽量满足。陈海松自小性格活泛，李陈洼村四周大树成林，六七岁时他就开始爬树，越爬越熟练，爬得跟猴子一样，一转眼功夫就能蹿到树梢。
有了这一手，加上嘴甜会招呼人，他很快成了村里的“孩子王”。一帮小毛孩子跟着他，今天下河里摸鱼，明天上树掏鸟窝。有时候，他还领着本村的娃跟邻村小孩“打仗”，拿树枝当枪，石块当“炮弹”，打得头破血流也不喊疼。婶娘看在眼里，嘴里骂得凶，心里却又有点得意：这娃胆子大，将来能成事。
1927年，外面大世界的风云悄悄吹到了这片山区。11月，黄安、麻城一带三万多农民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发动了黄麻起义，大别山的夜空很快被枪声、火光照亮。两年后，陈海松所在的大悟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乡亲们口中的“红政府”进了山村。
从那时起，这个原本只想着玩耍的“孩子王”，听见大人们在屋里谈“分田”、“打土豪”，就会悄悄蹲在门槛边，竖起耳朵一句不漏地听。有人笑着说：“这小子怕是要跟着闹革命了。”这话半开玩笑，可在少年心里却种下了真真切切的念头。
1930年春，乡苏维埃组织整顿队伍，给孩子们也成立了儿童团。陈海松年纪不大，威信却不低，被推成儿童团大队长。肩挎红缨枪，带着一群孩子巡逻、站岗，嘴上喊着“口号”，心里却已经在打主意：光当儿童团不够，迟早要去当红军。
这种想法传到婶娘耳朵里，把她吓了一跳。她赶紧把陈海松的父亲叫来，两人合计半天，得出一个“土办法”：给他娶个“童养媳”，成家了总该安稳点。陈家咬咬牙凑钱，果然给他迎回来一个小姑娘。
谁知道，少年人的心思一点都不糊涂。他一看这阵仗，就知道父亲和婶娘打的什么主意。为了不让家里起疑，他暂时收起“闹革命”的锋芒，不仅不参加儿童团活动了，还主动下地干活，挑水、锄草样样抢着干。时间一长，婶娘渐渐放了心，觉得“这小子是想通了”。
可田地挨着大路，这一点却被陈海松看准了。他每天边干活边翘首望路，盼着红军路过。1930年7月的一天，一支戴红星帽徽的队伍缓缓从田边开过，他再也按捺不住，把锄头一扔就朝队伍冲去，一口气跑到指挥员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我要当红军！”
就这样，十五岁的陈海松正式走进了红军队伍。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山村。刚当红军不久，他就被营长余天云看中，当了勤务兵。小鬼机灵，腿脚快，枪也学得快，营长对他颇为赏识。
同年，许世友所在部队的勤务兵在一次硬仗中牺牲，指挥员需要身边有个可靠的小战士。陈海松被调去给这位以勇猛著称的团长当勤务员。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个看着很“凶”的首长，会在三年后被自己吓一跳。
二、 三年蹿升：从勤务员到师政委
在许世友身边，当勤务兵可一点不轻松。许世友挥着大刀冲锋陷阵，是人尽皆知的狠角色。打起仗来，他总是跑在最前面，身后的人都得拼命跟上。陈海松跟着这样的指挥员转战，一场一场战斗看在眼里，心里受的震动不小。
他一边伺候首长，一边跟着上阵。见许世友提刀冲锋，他也抢着往前冲。有时许世友扭头骂他：“小鬼，给老子老实点！”可真要打红了眼，他也顾不上再管，等战斗结束，还得叮嘱别人：“看牢点这小子，别又往前窜。”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陈海松很快就把一个战士该学的东西摸得七七八八。1931年春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党员。这一年，他不过十七岁。
一年后，随着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吃紧，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西移，向川陕一带转移。队伍在行军、作战中不断调整干部。因为表现突出，陈海松从连里调到机枪连当指导员。到了新连，他花了几天时间，对每个战士的名字、出身、脾气都摸得一清二楚。开会点名，不用花名册，抬眼一看，就知道谁没到。给战士做政治教育，他拿着材料看一遍，立刻能抓住要点，然后结合身边人和事一讲，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久，他调任营教导员。按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职务，可突如其来的“肃反风暴”打断了他的上升轨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大搞“左”的错误路线，一些干部被扣上“改组派”、“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审查、甚至杀害。
陈海松所在团的政委遇害后，他顶了上来，当了团政委。但团政治部主任在严刑拷打下屈服，为了自保，咬定陈海松是“改组派”，把矛头指向这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政工干部。很快，陈海松也被关了起来。
这时，起初带他当勤务兵的余天云，又站了出来。余天云已经升为团长，对陈海松的底细再清楚不过。他先找师长何畏，说：“陈海松参军的时候才十几岁，他连‘改组派’三个字都不知道是啥，怎么可能是那路人？”何畏摊摊手，说这一层他也做不了主。
余天云心里着急，只好又去找总指挥徐向前，把陈海松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楚，还忍不住加上一句：“这个小伙子是个好苗子，将来能挑大梁，不能冤杀。”徐向前认真听完，开始过问此事。经过复查，陈海松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没能立刻恢复党籍和职务，被安排回到余天云身边，再当勤务员。
从团政委跌回“勤务兵”，换作别人，心里难免要憋出一股怨气。陈海松却闷声不吭，该干什么干什么，守纪律、抓机会，一点不松垮。这种韧劲，在后来几场恶仗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1933年2月，川陕苏区遭到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田颂尧率29军约六万人，对苏区发动“三路围攻”。我军兵力吃紧，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上级临时任命陈海松为副营长，让他带两个连守杀牛坪要地。
杀牛坪这仗打得极其艰苦。陈海松没有死守，而是留下部分兵力固守阵地，自己率主力主动出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多次拉近距离，把机枪、步枪交替使用，把敌人拖在山坡下。几轮血战下来，硬是凭借一个营的兵力，挡住了敌人五个团的轮番冲锋，打死打伤敌军一千五百余人。
这一仗之后，他先前被“封存”的档案开始被重新翻出来，党籍和职务相继恢复。表现显眼，战功突出，当年6月，他被调任红25师师政委。也就是在这时候，才有了许世友在山洼里的那一声惊呼。
那一年，许世友二十八岁，红四方面军里有名的“猛将”，许多人见到他都要打心里敬畏。而跟他一同指挥整整一个师的政治工作的人，却只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陈”。这种年龄和资历上的巨大反差，注定让这位师政委在队伍里显得格外扎眼。
三、 “小政委”的威信与川陕血战
调到25师后，陈海松并没有摆出什么架子。部队里很多人都是“老红军”，有的参加农民运动起家，有的从黄麻起义一路打下来。这些人不是没见过世面，年纪也普遍比他大不少，让他们心甘情愿服一个十九岁的师政委，不是轻松事。
陈海松的办法很简单：往连队里钻。训练时，他站在队列边上看战士操练，时不时插一句，指出问题；吃饭时，他端着碗蹲到战士堆里，一边扒饭一边聊天。谁家里有啥难处，哪天情绪不对，他基本能一眼看出来。
他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加上年纪小，很少摆官样。有个胆大的战士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政委”。有一次，他在连队里转悠，听到有人不小心当着面喊出这三个字，喊完就意识到不对，脸都白了。没想到陈海松愣了一下，反而笑着说：“小政委就小政委嘛，有啥不行？”从此，这个称呼就在红四方面军里传开，后来又多了个版本——“小胖政委”。
别看他被叫得轻松，关键时候手一点不软。1933年11月，刘湘纠集二十万军队，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形势极为严峻。陈海松在前几次战斗中腿部负过重伤，按理该好好养伤。但当得知敌人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他咬牙拄着拐杖，从后方医院赶回部队，坚持要上前线。
1934年6月22日，“六路围攻”的关键阶段到来。刘湘发起所谓“第四期总攻”，集结五十多个团，猛扑万源城地区。红25师奉命坚守的大面山，是敌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许世友、陈海松和全师官兵在山上构筑工事，挖壕沟、架机枪，布设滚木礌石，把一座山头布置成层层火力网。
负责攻击这一带的是川军将领唐式遵，他见几番进攻都被打退，只好调集飞机、重炮，对大面山进行狂轰滥炸。炸弹落在山头，泥石翻飞，阵地一度变成火海，战士伤亡不小。
火力一停，川军步兵再度冲锋，几路人马一齐涌上山来。有一阵，敌军趁火力间隙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局势极其危急。许世友一看，脖子都涨红了，抄起大刀就要往山下冲。陈海松一把拉住：“你是指挥员，不能擅离指挥位置，我去！”话一出口，他带着师部手枪队就冲向前沿，硬生生把敌人又顶了回去。
唐式遵连吃败仗，刘湘非常恼火，下令悬赏三万银元，谁先突破红军阵地夺下万源城，立刻重赏；同时还放出狠话：进攻时畏缩不前，一律法办，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唐式遵只好抽出一个“敢死队”，强行往山上冲。
那一天，大面山上滚木礌石翻涌，机枪火舌不断喷吐。敢死队员一茬又一茬倒在山坡上，但在军令驱使下继续往上冲。许世友看得心里发痒，又想提刀下去跟敌人“对砍”。陈海松知道他的脾气，拦在面前沉下脸说：“和尚，你要下去，就别怪我不念兄弟情了！”许世友愣了一下，只好把大刀往地上一摔，恶狠狠瞪着山下，也只能干着急。
这一昼夜的血战，红25师凭借工事和顽强的意志，硬是抵住了敌人疯狂的进攻。第二天敌人再攻，士气已经明显不足，几次冲锋都被打散，最终被迫撤退。红四方面军经过十个多月的苦战，到了1934年9月，成功粉碎了“六路围攻”。三个月后，年仅二十岁的陈海松，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任命为红九军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级干部之一。
在很多干部眼里，这个“小政委”的威信，来自三个方面：敢打仗，会指挥，更懂人心。他不像有些高级指挥员那样订规矩就只会训人，而是用一身实打实的战功、再加上平易近人的作风，把战士的心拢得紧紧的。战士们往往说：“小政委知道我们咋想。”这种“心领神会”，在后来西路军极端艰苦的环境里，显得尤为关键。
四、 梨园口浴血：最年轻军政委的最后一战
1936年10月9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军几大主力终于走到了一起。会师之后，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部队进行新的部署。不到一个月，决定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精锐，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意在打开宁夏战场，再设法打通通往新疆、苏联的通道。
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和骑兵师、特务团、妇女团等共两万一千余人组成的西路军，在1936年11月先后渡过黄河。陈海松作为红九军军政委，自然在西路军序列之中。谁都明白，这支部队肩负着极其艰巨、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任务。
然而西路军渡河后不久，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叫停，新的命令要求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争取打通对外联系通道。就在这一来一回的折腾间，敌人也迅速调集兵力，集中了约十一万五千人，准备对西路军实行合围。
西路军一路向西，在敌强我弱、后援难以到位的情况下，战局渐趋不利。进入1937年，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一带作战一个多月，伤亡惨重，能上战场的兵力不足三千人。面对这种局面，西路军领导层作出决定：分散突围，保存革命火种。红九军、尤其是陈海松所带的部队，被指定承担一部分后卫掩护任务。
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残存主力进入梨园堡一带休整，准备向祁连山方向转移。红九军奉命坚守梨园口，这是进入祁连山的要道之一，地形险要，一旦被敌人抢占，后果不堪设想。陈海松带部队到达梨园口，心里也明白，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
他先爬上高处仔细观察地形，把山口周边的岭头、沟壑一一点到地图上，预估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正当布置之际，敌军两个骑兵旅已经追到了梨园口附近，打算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突破。
战斗接连打响，红九军凭借山口的有利地势，暂时稳住了局面。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都被打退。但弹药消耗十分惊人，等打退第三轮进攻时，红九军的弹药已经接近见底。陈海松知道，敌人后面还有大批兵力，自己手里这点子弹，最多再撑一两轮。
他很快作出一个决定：将保卫局和机关人员先行撤出，把有限的弹药、阵地留给战斗部队。为此，他专门叫来保卫局长陈宜贵，说：“你马上组织机关同志撤离，往祁连山方向走。”陈宜贵一听，急了：“你让我走，你怎么办？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
有那么一分钟，两人谁也不肯让步。陈海松脸一沉，重重拍了一下桌子：“让你撤你就撤，别在这儿婆婆妈妈，耽误大事！”陈宜贵愣着不动，陈海松压下火气，语气缓和了些：“你也知道，机关同志多半不大会打仗，留下就是白白送命。总得有人把他们带出去，总得有人在这儿拦住敌人。你去，是替大家多留条活路。”
这番话说到点上了。陈宜贵眼圈一红，只得咬牙答允，带着机关人员往祁连山方向转移。
后面的战斗，说残酷一点都不为过。子弹不够用，只能省着打，等敌人冲到近处再开火。阵地一处处被炮火削平，战士不断倒下。陈海松算着时间，估摸西路军主力大部队差不多已经通过要道，他心里反倒沉稳了不少。
在弹药几乎耗尽的情况下，他下令发起反冲击。几十名警卫和骨干战士，握着大刀、刺刀，跟他一道冲下去，几次把敌人的攻势顶了回去。山坡上，枪声夹杂着刀刃相击的声音，杀声震耳。有人回忆，那一刻，“小政委”冲在最前头，像当年跟着许世友在大面山上那样，只不过这一次，他背后没有那么多可以运用的预备队了。
到了上午十点左右，敌人又一次发动猛攻。为了看清敌情，陈海松爬上一处小高地，探出身子观察。就在这短短几秒钟，敌人的机枪火力突然集中过来，一排子弹扫过，他身中数弹，倒在土坡上，再也没有起来。
据唯一一名重伤后侥幸脱险的战士后来回忆，当时陈海松中弹倒下后，周围的战士几乎都红了眼，端起仅存的几发子弹和冷兵器，又往前顶了一阵。等战斗彻底结束，整个梨园口阵地上的红九军守军，除那名伤员外，全部牺牲。
正是因为他们这一昼夜顽强的坚守，西路军主力才得以安全进入祁连山的深处，先保存下几千人的骨干力量，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向前摸索出路。对于这场阻击战、尤其是陈海松的牺牲，西路军幸存官兵事后提起，都难掩沉痛。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专门为在西征中牺牲的高级干部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出席，沉痛悼念包括陈海松在内的一批将领。朱德总司令听到陈海松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惋惜，多次向身边人提起：“陈海松是红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干部，要不是牺牲得太早，将来还能起更大作用。”
徐向前回忆那段经历时，也不止一次感慨：“陈海松是红九军的核心首长，红九军少不了他呀。”在当时的红军当中，林彪二十三岁时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已经算是著名的少壮派。而陈海松在二十岁担任红九军军政委，年龄更小，级别却已是正军职，在整个红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军史上，都极其罕见。
从1930年夏天放下锄头，追着红军队伍跑去参军算起，到1937年春天倒在梨园口，他只走了七年时间。这七年里，他从大悟山村的“孩子王”，到许世友身边的小勤务兵，再到红25师的政委、红九军的军政委，职位一再跃升，责任一再加重。三年时间，从勤务员到与曾经的团长平起平坐，这种速度，在任何一支军队里都足以令人侧目。
如果再看一眼时间表，会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唏嘘：1933年，他十九岁，当上师政委；1934年底，二十岁，成为红九军军政委；1937年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许世友后来在回忆里提到他，感叹说“他要是活着，前途远不止一将军衔那么简单”。
关于“如果不牺牲，1955年授衔时会是什么军衔”的推测，历来有不少说法。就他的资历和表现来看，至少不会低于许世友，这是很多老战士的共同看法。当然，这些都已经无从验证，他的军旅生涯就停留在了那个三月的上午，定格在梨园口那处山坡上。
这名在红军年代被称作“小政委”、“小胖政委”的青年指挥员，用短暂的一生，走完了许多人几十年都走不完的路。他的故事，不在于惊心动魄的情节有多少，而在于一条线始终很清晰：从山村“孩子王”到红军勤务兵，再到师政委、军政委，随后又在西路军最艰难的一役中以身殉职，前后不过七年，却把一个青年共产党人的成长轨迹，浓缩得格外紧凑而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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