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一个光棍汉凭什么占三楼向阳的两居室！”郭大光一拳重重砸在深绿色的漆皮办公桌上，震得搪瓷茶缸盖当啷乱响。
这声怒吼把厂办走廊里的老旧白炽灯都震得闪烁了几下。
我死死捏着手里那张薄如蝉翼的红头文件，手心全是滑腻的冷汗。
就在五分钟前，厂里的福利分房最终名单贴上了大字报栏，我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
核算面积写得清清楚楚：五十平米，足足比双职工的标准分配多出了十二平米。
那天夜里，我咬碎了牙花子，掏空口袋买了两瓶最贵的黄桃罐头去财务科道谢。
白素萍低着头拨弄那把紫檀木算盘，脸颊瞬间飞起一层好看的红晕。
那双平时拨弄钱票的纤细手指破天荒地绞在一起，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她没接那玻璃瓶子，只小声嘟囔了一句：“谢什么，这房子以后咱俩说不定一块儿住呢。”
老旧的弹簧床在身下发出一长串刺耳的嘎吱声，像一把钝锯在拉扯着神经。
翻个身都得极其小心，生怕稍微一用力，这散了架的木板就会彻底塌下去。
布帘子另一头传来大哥压抑的咳嗽声，紧接着是老母亲翻箱倒柜找止咳药片的动静。
十五平米的漏雨平房里，硬生生塞进去了我们一家五口人。
屋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煤烟味和破棉絮发霉的酸气。
大哥年底就要和处了三年的对象办事了，女方家里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连个放双人床和高低柜的屋子都腾不出来，这门亲事就算彻底黄了。
我叫周海涛，是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的八级钳工徒弟。
手里这把磨出乌黑包浆的锉刀，能把精密零件的公差死死卡在头发丝那么细的范围里。
车间里最难啃的硬骨头，师傅们总是习惯性地甩到我的工位上。
可手艺再精湛，也凭空变不出一套能让全家喘口气的宽敞房子。
今年厂里八三年的福利分房指标终于批下来了，总共就那么紧巴巴的三十套。
全厂上下两千多号人就像炸了锅的马蜂窝，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熬出了血丝。
我连夜撕了半本工作手册，借着路灯光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申请书。
捏着那张揉得皱巴巴的横格信纸，我在厂办那扇斑驳的木门外整整徘徊了两个钟头。
按资历和级别来算，单身青年想分到带独立厨房的楼房简直是痴人说梦。
厂办的干事郭大光正好推门出来，嘴里斜叼着半截大前门香烟。
这小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蓝灰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还别着两支英雄牌钢笔。
郭大光眼尖，一眼就瞥见了我手里攥着的那张按了红手印的申请纸。
“省省力气吧海涛兄弟，三楼那套两居室早就是有主的东西了。”
他从鼻孔里喷出一股呛人的烟雾，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自己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全厂职工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郭大光仗着总厂有个当副厂长的远房舅舅，早就把那套采光最好的房子视为囊中之物。
几张用来打通关节的大团结，估计早就悄悄塞进了房管科的抽屉里。
我没有搭理那句阴阳怪气的嘲讽，硬着头皮把申请书顺着门缝塞进了收发箱。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微弱希望，我也必须为了大哥那桩摇摇欲坠的婚事拼死争一把。
接下来的整整半个月，整个机械厂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二车间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都掩盖不住工友们在休息间隙的窃窃私语。
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大家都说郭大光已经拉着皮尺去三楼量过门框和窗户的尺寸了。
听说连木材厂的关系都找好了，准备打一套最时兴的组合家具。
我只能沉默地站在满是油污的机床前，拿着锉刀一下又一下地刮着冰冷的钢铁部件。
锋利的铁屑飞溅在带着厚茧的手背上，划出一道道细小的血口子。
现实世界的规矩就像这块生铁疙瘩一样，坚硬、冰冷且毫无温度。
每天晚上收工回到那个拥挤不堪的平房，看着大哥愁云惨淡的脸，心里的憋屈就成倍地往上翻涌。
母亲连炒菜都不敢多放一滴清油，省吃俭用攒下的毛票全换成了全国粮票，就为了给未来的新媳妇置办几床像样的铺盖。
这点微薄的家底，在郭大光那张即将到手的两居室房票面前，显得可笑又心酸。
我把头深深埋在沾满机油味的粗布毛巾里，用冷水拼命冲洗着脸上的疲惫。
哪怕最后只能分到一间阴暗潮湿的筒子楼单间，只要能把大哥结婚的场地对付过去，我也认了。
可命运这双翻云覆雨的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礼拜一的清晨总是透着一股子清冷的机油味。
厂区大喇叭里正卖力地播放着高亢嘹亮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工人们连蓝色帆布工作服都顾不上换，呼啦啦全像潮水一般挤到了办公楼前的公告栏底下。
决定命运的分房红榜，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贴了出来。
鲜红的纸张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字，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墨汁和浆糊混合的味道。
人群外围挤得水泄不通，自行车铃铛声和互相踩了脚的咒骂声响成一片。
我老老实实地站在最外圈的香樟树底下，根本没指望能在那张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
老赵头凭借着身大力不亏的优势，硬生生挤到了第一排。
“卧槽！活见鬼了！周海涛是谁？怎么占了三楼最好那套两居室！”
老赵头那破锣般的嗓门平地一声雷，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人群中瞬间爆发出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声，无数道目光开始四下搜寻我的身影。
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巨响，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全被抽干，紧接着又疯狂地倒涌上头顶。
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几个学徒工，我拼了命地往红榜底下挤。
哪怕被磨破皮的劳保鞋踩到了脚背，也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死死盯住红榜最显眼的第一行，那三个熟悉的黑体字就像钢印一样砸进了我的眼睛。
周海涛，三号楼三单元302室，两居室。
后面紧跟着的那列核算面积数据，更是让所有看热闹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核算总面积：五十平方米。
八十年代初的机械厂，普通双职工夫妻熬干了青春分到的也不过是三十八平米的标准间。
我一个连对象都没有的穷光棍，名下怎么会突然多出整整十二平米？
还没等我从这阵猛烈的眩晕中缓过神来，郭大光已经像一头失控的疯狗般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这孙子一把揪住我发黄的翻领衬衫，手背上青筋暴起。
“你小子到底给郑厂长灌了什么迷魂汤！这核算面积绝对有猫腻！”
郭大光的五官完全扭曲在一起，唾沫星子几乎要喷到我的鼻尖上。
四周的目光瞬间变了味道，像一把把生锈的锥子扎在我的脊梁骨上。
有眼红嫉妒的，有幸灾乐祸的，更多的是充满恶意的怀疑和审视。
我试图用力掰开郭大光那铁钳一般的手指，却发现自己双手颤抖得根本使不上力气。
这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没有让我感到狂喜，反而带来了一种即将大祸临头的恐惧。
“都不用干活了是不是！围在这儿搞什么串联造反！”
保卫科长提着那根黑胶警棍，带着几个戴红袖章的干事气势汹汹地冲进人群驱散围观者。
郭大光依然不依不饶，拽着我的衣领一路拖拽向厂办大楼。
这小子扯着嗓子在走廊里大吼大叫，嚷嚷着要去纪委告我拉拢腐蚀干部，要求立刻封存所有房屋核算档案。
我木然地被他推搡着，脑子里乱成了一锅沸腾的粥。
那多出来的十二平米根本不是什么天降洪福，而是一颗随时能把我炸得粉身碎骨的定时炸弹。
在那个年代，作风问题和侵占集体资产的罪名，足够让一个人在牢里蹲上大半辈子。
下午的全厂核查大会直接摆在了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气氛肃杀得像是在公审犯人。
郑厂长端着那个掉漆的搪瓷茶缸，阴沉着一张满是皱纹的老脸坐在长条桌正中间。
郭大光把一本翻得卷边的红头文件重重摔在桌子上，言之凿凿地指控财务科在数据上动了手脚。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死寂时刻，礼堂侧面的红漆木门被轻轻推开了。
财务科负责房产核算的会计白素萍，抱着一本厚厚的牛皮纸账册和一把算盘走了进来。
这姑娘平时在厂里总是冷着一张毫无波澜的脸，今天却破天荒地穿了一件极其亮眼的的确良碎花衬衫。
白素萍目不斜视地径直走到长条桌前，将那本沉甸甸的账册“啪”地一声砸在桌面上。
“郭干事，纪律面前话可不能乱说，我手里这笔账经得起总厂任何级别的审计。”
她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子清脆且不容置疑的底气，在空旷的礼堂里久久回荡。
紧接着，那修长的手指熟练地搭在紫檀木算盘上，清脆的撞击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周海涛同志连续三年拿到市级技术革新标兵，按七九年总厂下发的老规定，特殊贡献人员在分配时享有住房面积百分之十的指标上浮。”
白素萍微微扬起下巴，平静地迎上郑厂长那道锐利的目光。
郑厂长愣了一下，低头从眼镜盒里摸出老花镜戴上，开始翻阅手里的内部文件汇编。
过了足足两分钟，这个固执的老头才缓缓点了点头，确认了这条早就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旧政策。
“就算加上那百分之十，撑死也就四十二平米！那多出来的八平米怎么解释？”
郭大光依旧梗着脖子，额头上的汗珠子把头发都打湿了。
白素萍嘴角极其罕见地勾起了一抹冷笑，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
“302室连着一个早期防空设计的废弃拐角露台，这部分无法封闭的空间属于公摊补偿面积。”
她翻开账册的最后一页，用指甲重重划过那行小字。
“按照建筑部的标准折算，正好是八点二平米，加在一起刚好五十平米整，账面一分不差。”
这番话说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直接把郭大光噎得脸红脖子粗，半个字都憋不出来。
我孤零零地站在礼堂角落里，看着白素萍被阳光勾勒出的纤细侧影，心口像被什么滚烫的东西狠狠烫了一下。
晚上交了工位，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捏着兜里仅有的三块两毛五分钱直奔厂外供销社。
这是我大半个月用来改善伙食的肉票和菜钱，本来打算全部攒起来给大哥打一套高低柜。
我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前咬着后槽牙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指向了货架最顶端那两瓶极其稀罕的黄桃罐头。
玻璃瓶里的黄桃被切成整齐的对半，浸泡在粘稠透亮的糖水里，在白炽灯下折射出诱人的光泽。
那可是当时看望重病号或者走亲戚才舍得下血本买的奢侈品。
我小心翼翼地把罐头揣进怀里，用外套死死裹住，摸着黑来到了办公楼二楼的财务科窗外。
屋里还亮着一盏昏黄的拉线台灯，白素萍正戴着套袖在桌前低头核对一摞厚厚的报销单。
敲开门的那一瞬间，我这个平时轮圆了八磅大锤都不带喘气的糙汉子，竟然紧张得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白会计，今天礼堂里的事……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这点心意你千万收下。”
我笨拙地把那两瓶还带着体温的黄桃罐头推到了桌角，掌心全是被玻璃瓶捂出来的汗。
白素萍停下手里的红蓝铅笔，抬起头静静地打量着我。
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倒映着暖黄色的灯光，看得我一阵莫名其妙的心慌意乱。
她突然伸出白皙的手腕，把那两瓶贵重的罐头原封不动地推回了我面前。
脸颊瞬间泛起一层极其好看的红晕，甚至连耳朵尖都红透了。
“谢什么，这房子以后咱俩说不定一块儿住呢。”
这句话的声音极小，却像一道炸雷直接劈开了我的天灵盖。
我像根木头桩子一样傻站在原地，张大了嘴巴，喉咙干涩得咽不下半口唾沫。
白素萍立刻低下了头，假装去看那本根本不需要核对的旧账。
那把算盘珠子被她纤细的手指拨弄得杂乱无章，彻底失去了平时的冷静与章法。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
初夏的夜风吹在滚烫的脸颊上，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仿佛随时会冲破肋骨的束缚。
流言蜚语一旦插上翅膀，传播的速度比车间里的传送带还要快上十倍。
短短几天功夫，关于我和白素萍的闲言碎语就飞遍了红星机械厂的每一个角落。
中午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工友们看我的眼神全都变了味道。
有的透着毫不掩饰的羡慕嫉妒，有的则带着那种男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暧昧打趣。
铝制饭盒的碰撞声中，夹杂着那些压低嗓门的议论。
都说二车间满身机油味的穷小子撞了大运，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了财务科那朵最难摘的“高岭之花”。
我从来没有去辩解过半句，满脑子全都被那套即将到手的向阳两居室塞得满满当当。
拿到黄铜钥匙的当天下午，我就提着借来的白灰桶和一把破抹子冲进了新房。
三十年的老楼房，墙皮早就脱落得像得了皮肤病一样斑驳不堪。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常年不见阳光的陈旧霉味和灰尘的气息。
可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哪怕双手磨得起满血泡，我也要把每一寸发黄的墙壁亲手刮得雪白透亮。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虚掩的防盗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白素萍换下了一身板正的工作服，穿着一件明显洗得发白、打着两块补丁的旧罩衣出现在门口。
她手里提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双层铝制饭盒，二话不说就拿起地上一块废弃的砂纸。
蹲下身子，她开始认真地打磨那个早已经掉漆的木头窗框。
“你快放下，别沾手了，这活儿又脏又呛人！”
我吓了一跳，赶紧扔下手里的抹子跑过去抢她手里的工具。
白素萍灵活地躲开我沾满白灰的大手，娇嗔地白了我一眼。
“自己的房子还不上点心收拾，以后结了婚怎么住人？”
那句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自己的房子”，让我心头猛地一热。
眼眶里突然涌起一阵难忍的酸涩，我赶紧别过头去假装弄灰桶。
我们俩就这么席地坐在充满刺鼻白灰味的水泥地面上。
用脏兮兮的手指捏着饭盒里已经凉透的白菜肉渣包子，分吃着这顿寒酸的晚饭。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绝对是我这二十多年来吃过最香甜的一顿饭。
吃完最后一口包子，白素萍从旧罩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把裁缝用的软皮尺。
她踩着满地的碎报纸，开始极其认真地丈量主卧的每一寸空间。
眉头微微皱起，像是在脑海里规划着未来的每一件家具。
“周海涛，靠南这堵墙你千万别打那个高低柜了，太占地方。”
她拿着一截粉笔，在粗糙的地面上重重画了一道白线。
我端着茶缸子，一头雾水地看着她这番举动。
“这块空地必须留出来，打一张足足两米宽的大实木双人床。”
白素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那双眸子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
“小了的话，以后两个人睡在上面连翻个身都困难。”
这种在八十年代极其露骨的明晃晃暗示，瞬间让我这个在车间里光膀子干活的老爷们红透了整张脸。
那股子燥热顺着脖颈子一直蔓延到了耳根。
我像个傻子一样用力点了点头，暗暗在心里发下毒誓。
就算去黑市卖血换木材票，我也得把这张两米宽的双人床给她完完本本地打出来！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成了这间空荡荡的新房里最默契的泥瓦匠和木工搭档。
每天下班后这段沾满灰尘的时光，成了我在这操蛋的生活里唯一支撑下去的盼头。
那片引发无数争议、多出来的十二平米空间。
被白素萍极其精打细算地规划成了一个用布帘子隔开的小小书房角落。
属于柴米油盐的生活烟火气，开始在这个原本死气沉沉的房间里一点点升腾起来。
然而，穷人嘴里的甜味总是消散得太快，暴风雨的降临根本不讲任何道理。
郭大光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整整一个礼拜。
就在分房公示期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他拿着一份盖着总局鲜红印章的老旧红头文件，杀气腾腾地回到了厂办。
这孙子当着所有车间主任和工会干部的面，把那份文件重重拍在会议桌上。
那是一份一九八一年出台的关于改善职工住房条件的补充条例。
文件第四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面积超过四十平米的两居室，仅限已婚双职工家庭分配。
如果有单身职工凭借特殊贡献分到此类大户型，必须在公示期三十天内提供合法的结婚证明。
否则，厂房屋管理委员会有权无条件收回房屋，进行二次重新分配。
这个蓄谋已久的杀招犹如一道晴天霹雳，直接把我炸得两耳嗡鸣。
郑厂长特意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老头子倒了两杯高碎茶，语气里满是无奈和惋惜。
在这个时代，文件上的白纸黑字就是不可逾越的钢铁纪律。
连白素萍那个算盘打得极其精明的小丫头，也无法在政策条文里找出任何反驳的漏洞。
我看着日历上那个被红笔圈出来的、越来越近的最后期限，急得满嘴起满了燎泡。
喝水都疼得呲牙咧嘴，却连个发泄的地方都找不到。
可命运似乎觉得对我的折磨还不够彻底，更让人绝望的事情接踵而至。
白素萍那位在市百货大楼当副经理的母亲，不知道从哪个碎嘴子那里听到了厂里满天飞的流言。
这位梳着讲究烫发、踩着半高跟皮鞋的女人，直接气势汹汹地冲进了财务科大门。
她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科室十几个同事的面，把白素萍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是不是吃了猪油蒙了心！放着大好的干部子弟不要，去倒贴一个连顿肉都吃不上的底层穷工人！”
那尖锐刺耳的嗓音，穿透了薄薄的三合板门，回荡在整个办公楼的走廊里。
我当时正拿着报销单站在走廊拐角，拳头捏得骨节泛白，发出咯咯的响声。
可我的双腿就像被钉死在地板上一样，连冲进去替她挡下谩骂的勇气都没有。
口袋里那几张连烟钱都凑不够的毛票，根本撑不起一个男人在此刻挺起胸膛的尊严。
第二天下午换班的时候，我眼睁睁看到一辆擦得锃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停在厂区生锈的大铁门外。
白素萍的母亲不由分说地强行拽着女儿的胳膊。
几乎是连拖带拽地把那个满脸泪痕的姑娘塞进了轿车的后座。
旁边洗手池边上的工友们都在交头接耳地窃笑。
大家都说那是市商业局局长专门派来接人的专车。
白母雷厉风行地给女儿安排了一场和局长儿子的相亲晚宴。
黑色轿车喷出一股刺鼻的尾气，扬起一阵灰尘绝尘而去，只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印。
我满身油污地站在车间大门口，手里还攥着一把破抹布。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试图去抓取月亮的滑稽小丑。
人家男方能坐着小汽车带她去吃老莫餐厅，去友谊宾馆喝咖啡。
我却只能在这个散发着臭水沟气味的破机械厂里，和她蹲在地上啃凉透的白菜包子。
那种刻骨铭心的自卑感，像一条冰冷的毒蛇死死缠绕并啃噬着我的心脏。
我不仅自己是个穷光蛋，甚至还连累着大哥结不成婚。
现在，我更不想成为拖累她大好前途的绊脚石，绝不能让别人在背后戳着脊梁骨骂她倒贴。
距离三十天期限交房的最后一天，终究还是冷酷无情地到来了。
新房的墙壁已经被我用砂纸打磨得雪白平整，散发着好闻的石灰气息。
那张耗尽了我所有积蓄和精力打造的两米宽实木双人床，正静静地摆放在主卧的正中央。
床头上还用刻刀精细地雕着白素萍曾经随口提过一次最喜欢的梅花图案。
我用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抚摸着上面细腻的木纹，感受着木头冰冷的温度。
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新铺的水泥地板上，瞬间洇出一片暗沉的水渍。
听门卫老张说，郭大光今天一大早已经带着卷尺和房管科的几个跟班，在新房楼下的花坛边转悠了。
他那副胜券在握、小人得志的恶心嘴脸，让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犯恶心。
但我明白，我已经没有任何筹码和力气去跟这个吃人的世道争了。
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带着油污的厂用信纸。
我拔开钢笔帽，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愿退房及取消分配指标申请书”几个大字。
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划过，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钝刀子在慢慢割割着我心头上的肉。
既然注定给不了她一份体面安稳的生活，不如干脆利落地挥刀斩断念想。
哪怕这套房子最后真的落入郭大光那个人渣手里，我也绝对不能让白素萍跟着我担惊受怕，受人冷眼。
傍晚时分，天空毫无预兆地降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黄豆大的雨点狠狠砸在满是煤渣子的厂区道路上，溅起一层白茫茫的水雾。
我连那件破雨衣都没套，手里死死攥着钥匙和那张申请书，跌跌撞撞地走向厂办大楼的财务科。
走廊里那盏电压不稳的钨丝灯泡在风雨中忽明忽暗。
我每往前迈出一步，双腿都沉重得像是灌满了铅水。
轻轻推开财务科那扇熟悉的木门，里面安静得让人窒息，白素萍的位置上空无一人。
旁边的老会计正一边往包里塞账本，一边头也不抬地嘀咕。
“小周你别找了，白会计昨天下午就请了三天事假。”
“厂里都传开了，听说她妈直接带着她去了商业局局长家里谈订婚的彩礼去了，估计连结婚证都一块儿领了吧。”
老会计漫不经心的话语，像是一柄生锈的刺刀，狠狠绞烂了我胸膛里最后一丝念想。
窗外的响雷震耳欲聋，将我粗重沙哑的喘息声彻底掩盖在风雨中。
我僵硬地走到白素萍那张整洁的办公桌前。
桌角还端端正正地摆着她平时算账用的那把紫檀木老式算盘。
我把那串还残留着我掌心温度的新房钥匙，连同那张被雨水打湿边缘的退房申请书。
仔仔细细、整整齐齐地压在了沉甸甸的算盘底下。
转过身，我一头扎进了外面黑沉沉、不见五指的暴雨幕布之中。
冰冷的雨水顺着脸颊疯狂流下，我已经分不清流进嘴里那股苦涩的味道，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
第二天的清晨，整个红星机械厂都被笼罩在一场连绵不绝的阴雨之中。
天色暗得根本不需要拉窗帘，厂办二楼会议室里早早地亮起了刺眼的白炽灯。
那张油漆斑驳的长条会议桌两边，坐满了各个车间的主任和房管科的办事员。
郑厂长眉头紧锁地坐在最中间，面前的搪瓷茶缸里没有冒出半点热气。
我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行尸走肉，僵硬地坐在靠门边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椅上。
身上的蓝色粗布工作服还残留着昨夜未干的雨水，冰冷地贴在后背上。
视线死死盯着桌面中心那张被雨水洇湿了边缘的信纸。
那是昨晚我亲手写下并压在财务科算盘底下的退房申请书。
上面那排黑色的钢笔字因为洇水变得有些模糊，却依然刺痛着我的眼睛。
郭大光今天特意换了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上抹了厚厚的一层桂花油。
这小子翘着二郎腿坐在郑厂长右手边，嘴角那抹按捺不住的得意笑容怎么都压不下去。
他手里转着一支英雄牌钢笔，眼神时不时地朝我这边斜睨过来。
那目光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傲慢，仿佛在看一只已经被彻底踩死在地上的臭虫。
“厂长，既然周海涛同志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交回了钥匙。”
郭大光清了清嗓子，把那份退房申请书往郑厂长面前推了推。
“我看咱们也别耽误时间了，这三十天的公示期今天正好到期。”
他故意拖长了尾音，手指在桌面上敲击出令人心烦意乱的节奏。
“按照房管科的顺位分配规定，这套三楼的两居室是不是该落实给真正符合条件的同志了？”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窗外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淌的沙沙声。
几个相熟的老车间主任低着头抽闷烟，谁也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触郭大光的霉头。
郑厂长取下老花镜，用一块发黄的绒布慢慢擦拭着镜片。
老头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充满惋惜地看了我一眼。
他重新戴上眼镜，伸手拿起了桌上那支蘸水钢笔。
笔尖在红墨水瓶里蘸了蘸，悬停在那张退房申请书的审批意见栏上方。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双手死死抠住折叠椅的边缘。
多出来的十二平米，两米宽的实木双人床，还有那个笑起来脸颊泛红的姑娘。
这一切即将在郑厂长落笔的瞬间，彻底化为一场连灰烬都不剩的虚幻泡影。
就在笔尖即将触碰到纸面的那一刹那。
“砰”的一声巨响，会议室那扇厚重的红漆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重重踹开。
门板剧烈地撞击在墙壁上，震得门框上的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
所有人几乎同时惊恐地转头看向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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