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孙毅约孙继先爬泰山，谈话中提到要给博生扫墓的往事|泰山|董振堂|赵博生|黄镇

1979年初夏，济南的空气里还带着一点春天的湿润。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时，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关于半个世纪前硝烟的回忆，将从这里悄悄展开。

那一天，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的孙毅，结束南方部队院校调研的行程，特地在济南下车。对他来说，这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途经，而更像是一次“老地方”的回访。因为这里，不仅有他熟悉的陆军学院，还有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战友——时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孙继先。

孙毅早早叮嘱随行的参谋，到了济南，不要兴师动众，不要麻烦军区主要领导，打辆车，悄悄去学院就好。他的性子一贯如此，低调，倔强，带着一点老红军特有的直爽。

可消息还是传到了军区。几位领导一合计，这位老首长脾气是犟，可情分不能不讲。迎接的人多了，他会不高兴，那就干脆只请一个“最合适”的——当年宁都暴动的老战友，如今的副司令员孙继先，亲自去火车站接人。

月台上，两位头发花白的老兵远远对视了一眼，谁也没先开口。走近了，孙继先先笑：“老孙，又瘦了！”孙毅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胳膊：“你倒是胖了，副司令当得不错嘛。”短短一句调侃，把四十多年前血与火中的默契，又拉了回来。

在济南的几天，孙毅到陆军学院看教学，看训练，和年轻的干部、学员聊了很多。他心情很好，脚步也很稳。说起那段时间跟部队院校打交道的事情，他语速不快，却句句清楚，完全不像是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

工作告一段落时，他忽然提起：“来山东这么多次，泰山，却一次都没上去过。”声音不高，却透着一种认真。

一、七十五岁登泰山：玩笑话里带着较劲

听到这话，孙继先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他年轻时在山东参加部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走上战争之路的，对泰山自然不陌生。他略一琢磨，索性顺势调侃：“人生七十古来稀，您老都七十有五了，爬不爬得动，可不好说啊。”

这话说得半真半玩笑，身边的随行人员听了，都忍不住看向孙毅。

孙毅却不服老，他伸手摸了摸自己那一撮胡子，又在胸口上拍了一下：“我看行。要不这样，我们俩来个比赛，看谁先到山顶？”

一句“比赛”，让在场的人都笑了。一个七十五岁，一个六十八岁，说要比着爬泰山，这在当时也算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很快，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泰山脚下。陪同人员早就贴心地准备了拐杖，还劝两位老将军“稳妥一点”。可两个老兵谁都不肯要。孙继先摆摆手：“这东西拿着，反倒累赘。”孙毅也说：“上山靠腿，不靠棍。”

爬山一开始，大家心里其实都替他们捏着汗。可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两位老人走得不快，却很稳，一边走一边说话，时不时还会停下来指指山势，聊聊过去的战场地形，好像这泰山的石阶，是当年的行军路。

两小时过去，中天门已经在前面不远。有人提醒：“首长，要不要在这儿歇一会儿？喝点水再上？”孙继先也劝：“老孙，慢点不吃亏。”

孙毅站在石阶上，往山顶方向看了一眼，呼吸虽稍显急促，却摆摆手：“趁着腿还热，一口气上去，省得再起第二遍劲。”

既然说了“比赛”，两人心里都不愿认输，脚步不知不觉加快了些。同行的人这才看出，他们不是随口说说，是真要较劲。最后一段路，山风微凉，石阶陡峭，两位老将军谁都不吭声，只埋头往上。

最后一截台阶，孙毅硬是抢在孙继先前头三步，先踩在山顶的平地上。孙继先抬头看了他一眼，笑骂了一句：“你这老家伙，还真舍得使劲。”

山顶风大，天却很澄澈。两人站在崖边远眺，脚下是云雾翻涌的山谷，身后是陪同的干部和战士。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了，周围安静下来。这时，话题悄悄拐了弯，去往了更远的过去。

二、从泰山望向宁都：暴动往事再被翻开

站在泰山之巅，看着层层山峦，孙继先语气忽然变得有点感慨：“从这山东，到江西那边的宁都，这一走，差不多一辈子就走在路上了。”

他随口提起，当年自己还是个从泰山脚下济宁出来的小伙子，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里当兵。那是二十年代末，局势诡谲，谁也看不清路在何方。“说白了，那会儿就是一头扎进了军队。后来，半年不到，就赶上宁都那一出。”

宁都暴动，发生在1931年12月14日。那时候的二十六路军，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却早已积蓄着不满。国民党统治腐败，前线官兵伤亡惨重，补给不足，士气低落，军官当中也有人在悄悄寻路。

这支部队里，有一位关键人物——赵博生。1930年，孙毅在山西，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改变他人生方向的师长。那时，孙毅还在西北军系统中做参谋。战斗任务繁重，环境恶劣，他自己也在战场上负了重伤，病未痊愈又染重病，瘦得皮包骨，可脸上的胡子偏偏还在疯长。

也正是在那种生死边缘的状态里，他遇到了赵博生。这个人年纪不大，却颇有见识，经常跟身边的年轻军官谈时局，谈工农运动，谈共产党。他讲话不高，却句句入耳。孙毅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始终觉得，那是一段“醒过来”的时间。

在赵博生的部队里，孙毅做中校参谋，工作很近，见得也多。两人经常晚上在油灯下对着地图，一边研究军事部署，一边聊国家前途。有一次，赵博生轻声对他说：“打这一辈子仗，不是为了给谁卖命，是为了让穷人翻身。”这句话，孙毅记了一辈子。

到1931年冬，宁都地区已经风声鹤唳。二十六路军内部的一部分军官，经过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的争取，暗中形成了起义的意向。12月14日夜，宁都暴动爆发，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将部队开入中央苏区，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序列。

那时的孙继先，还只是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军人。多年后他回忆自己那时唯一清楚的念头，就是“跟着走”。他说，当时很多战士心里迷糊，但隐约知道一件事：跟着这些挺身而出的人，可能有条活路，也可能死得更快，可总比一辈子在旧军队里混强。

而孙毅的选择，则带着更清醒的成分。他是跟着赵博生一起，从原来的阵营跳出来的。宁都暴动，对他来说不只是一场军事事件，更是一次彻底翻身。自那天之后，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新生的红军、交给了党。

站在泰山上回忆这些，孙毅的声音明显放缓：“要不是宁都那一夜，今天站在这儿的，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三、赵博生之死：一座始终放不下的墓

山顶的风吹得人有些发冷。孙毅靠在一块石碑旁，忽然提起这次出差还有一个安排：“从济南走，我得再去趟江西。”停了一下，他补了一句，“还要去给博生扫扫墓。”

一句话，带着明显的沉重。

赵博生，生于1897年，黄埔军校出身，是二十六路军中少有的有新思想的军官。宁都暴动后，他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多次对敌作战，立下不少战功。孙毅一直在他身边当参谋，对他的做事风格、指挥习惯都看得很清。

1933年1月，赣江边的战斗格外激烈。中央红军在黄狮渡一线，准备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一部。为了配合主力作战部署，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担任“吸引”“钳制”任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顶在前头，拖住至少三倍于己的敌军兵力。

这样的任务，风险有多大，谁都心里有数。

战斗持续时间并不算短，敌人火力凶猛。赵博生始终站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鼓舞士气。其间有人劝他往后退一点，他摆摆手：“人心要稳，指挥员就得在前面。”这一幕，有不少当事人后来都提起过。

在一次观察敌情的间隙，他不幸被子弹击中，伤势极重，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那年，他只有三十六岁。

孙毅说到这儿，眼眶有点泛红。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那会儿，我们都以为，他还能活很久。”对赵博生的死，他始终带着一种带刺的悼念——既敬重，又遗憾。

宁都暴动之后，起义部队编入红军序列。其中，由董振堂率领的第七十三师，在随后的战斗中多次打出名声，被称作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可战场从不长眼。1937年，在甘肃高台，董振堂及其部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被马步芳所部两万多人包围，经过顽强抵抗，全师三千余人壮烈牺牲，无一退缩。

这段往事，孙毅和孙继先在泰山上又重新讲了一遍。说到最惨烈的情节时，两个人都停顿了一下。那不是书上看到的故事，而是他们生前同袍的结局。

不止赵博生，宁都暴动那支队伍里的许多人，在随后的长征、会战、抗战、解放战争中，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不同的战场。活下来的，反而是少数。而这少数人里，又有两个此刻站在泰山之巅，看着远处的云海发呆。

正因为如此，孙毅对“扫墓”这件事，看得格外重。他不是简单地履行一种礼节，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和那一代人维系联系。那次从济南离开后，他在江西宁都停留了一周，专门去瞻仰赵博生的墓碑。后来写信给孙继先，信里有一句话：“重来暴动地，精神为之快，瞻仰博生墓，激情更荡怀。”字里行间，看得出那种难以言说的激动和惋惜。

孙继先听到“去扫墓”这几个字时，很明显愣了一下。沉默片刻，他问：“老赵墓那边，现在怎么样？”孙毅只简单回了一句：“还算安静。”这两个字，含义很重。

四、“孙胡子”的坚持：性格、胡须和军队建设

从宁都暴动聊到赵博生，两位老将军的情绪一度很低沉。过了一会儿，孙继先忽然换了个话题：“你这胡子，当年就扎眼，到现在还不肯剃。”

这一句，算是把气氛稍微拉了回来。

在中央苏区的那些年，红军内部有明确规定，战士和干部都要保持干净利落的形象，不能随便留胡子。这个规定并不是讲究形式，而是为了统一军容，改变旧军队那种邋遢粗放的样子。

任弼时、李克农等少数几位，因为工作性质和个人情况的原因，留了一些胡须。除了他们之外，能留下胡子的极少。而孙毅，就是那“极少”中的一个。

他在西北军时，就因为重伤、大病，身体瘦得不成样子，脸上的胡子却一直疯长。这一点，在当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自己后来跟战友说，那时候“身上的肉都掉了，就是胡子不掉”。在他看来，这胡子似乎成了自己生命力的一种象征。

参加红军后，朱德总司令曾郑重提醒过他：红军有规定，最好还是剃干净。他听完，不是顶撞，而是认真说道：“总司令，我这命是捡回来的。最苦的时候，连命都不一定保住，倒是胡子一直跟着我。这胡子，是个念想，是我的精神气儿。”

这番话说得不算漂亮，却是真心。毛泽东后来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强行要求他剃去。于是，红军队伍里多了一个“留胡子的例外”，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孙胡子”。

在红军学校工作时，他担任俱乐部主任。每到重大节日，为了让战士理解敌我对比，学校常组织一些文艺演出。由于他胡子拉碴，一张脸看起来挺有“军阀味”，每次演出，总会被点名上去“扮敌师长”。他自己也不介意，对这种半文半武的工作格外上心。对于当时的年轻战士来说，那些充满戏剧化的“敌军将领”，其实也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孙继先当年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来自这几件看似“小事”的事情。一个人即便在艰苦环境里，还愿意在细枝末节上较真，这种劲头，不得不说很符合老一辈红军的气质。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孙毅长期在部队院校、总参谋部等系统任职。他做事的习惯，还是那股“较真劲”。部队训练、院校建设，他会一条条看细节；干部作风、教材编写，他会一个点一个点往下追。有时候，他也会被一些年轻干部说“老一套”，但认真看下来会发现，他要抓的，不是形式，而是基础。

1977年，孙继先以“解放军军官休假团”团长的身份出国访问，途径法国巴黎时，曾去拜访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黄镇。黄镇也是宁都暴动出来的老战友，身份却从红军政治干部，一路走到了外交战线的重要岗位。那一次，黄镇特地安排了一顿精致的法国大餐，其中有一道法式牛排，被介绍得很隆重。

多年后，在泰山之巅回忆起那顿饭，孙继先忍不住笑：“他问我味道怎么样，我说忘了啥味儿，反正是没吃饱。”孙毅听完，接过话头：“那不如来两张山东煎饼，卷几个大葱，管饱。”说完，两人相视而笑，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