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徐州,谁还记得?

如果你去问家里的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那年春天,城头上挂的是太阳旗,城里头飘的是血腥味。有个女人,抱着娃,从三十丈高的城墙上跳了下去。

你说她傻不傻?

可她没得选。

城墙上,她抱着娃,身后是鬼子的刺刀

那年春天徐州沦陷了。

膏药旗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都是哭声。李宗仁撤了,走之前摔碎了手里的青瓷碗,说了一句:撤吧,给百姓留条活路,比守住阵地要紧。

可活路在哪?

北门的吊桥刚放下,逃难的人群涌上去,鬼子的机枪一扫,血顺着桥板往河里淌。那些跑出去的,也没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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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城外到处是尸体,路边的死人饿得皮包骨头,眼睛还睁着,望着天。

就在那样的徐州城里,有个年轻母亲,怀里抱着孩子,站在城墙上。

她衣角被风掀着,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沾着灰。脚边放着半碗米汤,那是她从满街饿死的人堆里,一点一点扒出来的活命水。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脏兮兮的,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

城墙根儿底下,鬼子像疯狗一样,在断壁残垣里翻找活人。

有个留山羊胡的军官,瞧见墙角躲着的母子俩,眼睛亮了。他提着刺刀走过去,刀尖挑开女人肩头的粗布衣裳,嘴里叽里呱啦地叫着,笑得又脏又响。

孩子被惊醒了,哇哇大哭。

女人猛地把孩子搂进怀里,搂得死死的。指甲抠进手心,抠出血来。

她身后,就是三十丈高的城墙外沿。

跳下去,是死。不跳,也是死

有人说,这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四省交界的官道上,压过多少车轮,走过多少兵马。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这座城会变成这样。

女人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

小脸上沾着煤灰,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在找奶吃。他不知道害怕,他不知道娘现在有多害怕。

身后的骂声越来越近,刺刀的光晃得人眼疼。

女人猛地转过身,朝城墙边挪去。

她不知道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也许是想着孩子摔下去会不会疼,也许是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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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去能不能留个全尸,也许什么都没想,就是不想让鬼子碰她的孩子。

风从城外吹过来,冷得刺骨。

指甲抠进城墙的砖缝里,抠得手指头都破了。鬼子在背后叫嚷,像狼一样追着。

“站住!”

刺刀挑破她肩头的布衫,布条在风里飘。

女人猛地转身,把怀里的孩子高高举向天空。

她看了孩子最后一眼。

然后,她腾空跃起。

半空中,一只手伸了过来

所有人都没想到。

有个年轻的日本兵,大概是下意识,伸手去抓。

只扯下半截头绳。

褪了色的红头绳,在风里飘了一下,落下去。

母子俩擦着刺刀往下坠,砸在城墙下的青石板上。血溅出来,溅了两朵。

孩子在她怀里,她手心还托着,没松开。

随军记者正好站在那儿,相机快门一按,拍下了这一幕。

照片里,女人摔在地上,身体扭曲着,手还死死护着怀里的襁褓。孩子没摔着,躺在她胸口,嘴巴一张一合的。

那张照片后来被印在战地报纸上,标题写的是:“剿共匪妇抗拒抓捕”。

可徐州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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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认得,那条褪色的头绳,是城南周裁缝家女儿的。

周家铺子,三天后被人浇了煤油,烧成一片灰。烧不完的棉絮飘得到处都是,像黑雪一样,落满半条街。

襁褓里,缝着一张纸条

城外的游击队摸黑进村,有人看见那张报纸,认出了照片里的女人。

他们赶到城墙下,女人已经没气了。胸口压着个没坏的襁褓,衣角沾着血,里面裹着半块银元。

那是她早上当掉最后一件棉袄换来的。

战士们把婴儿放进背篓,发现孩子小手攥得紧紧的,掰开一看,攥着襁褓里缝的一张纸条。

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

宁为玉碎。

那一年,徐州城里的母亲们,做了太多选择

后来,徐州的百姓总说,那年春天,母亲们做了太多选择。

有的把孩子绑在井底,一绑就是三天三夜,鬼子走了才敢拉上来。有的用最后一点米汤泼向敌人的探照灯,就为了掩护藏人的地窖。

鬼子扫荡的时候,常看见妇女抱着孩子站在麦垛上,身后堆着齐腰高的干草。她们不怕烧,她们怕的是怀里那个小人儿落到鬼子手里。

她们守着的,是比命还重的东西。

八十多年过去了,你还能想起她们吗?

现在的人,谁还记得1938年的那个春天?

谁还记得那个从城墙上跳下去的母亲?

她的名字没人知道了,只知道她是周裁缝家的女儿。她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也没人知道。也许长大了,也许没长大。

但那张照片留下来了。那个瞬间留下来了。

一个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命给了孩子。

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活路?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不会也那样做?

可能不会。可能没那个勇气。

可那时候的母亲们,她们有。她们一个个的,都站到了城墙边上,站到了麦垛上,站到了井口边。她们用自己的方式,给孩子留了条活路。

哪怕那条路,是自己拿命换的。

你问我为什么写这些?

因为有些事不能忘。有些人,不能忘。

那个春天,徐州城墙上的风很冷。可那个母亲怀里的孩子,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