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一
二零一六年深秋，桂花的香气还残留在巷子口，陈美芬下班回来，在楼道里就听见自家门响动得不寻常。
她住在纺织厂老宿舍楼三楼，楼梯扶手锈得发红，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像害了皮肤病。她手里提着一袋馒头和两根葱，另一只手掏钥匙，还没插进锁孔，门就从里面开了。
开门的是她丈夫李建国。他脸色灰白，额头上有汗，看见她像看见了鬼，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
陈美芬心里咯噔了一下。她跟李建国结婚八年，这人老实得近乎木讷，在汽修厂当钣金工，每月工资四千出头，下班回来最大的娱乐就是蹲在阳台侍弄那几盆半死不活的茉莉花。他这副表情，她只在他们结婚第三年见过一次——那次他开车追尾了一辆奔驰，对方张口就要两万。
“怎么了？”她问。
李建国没回答，只是侧身让开。陈美芬跨进门，一眼就看见了客厅沙发上坐着的女人。
那女人二十六七岁，烫着时髦的栗色卷发，穿一件驼色羊毛大衣，脚边放着一只大号行李箱。她怀里抱着一个男孩，四五岁的样子，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羽绒服，正缩在她怀里啃手指头。小孩的脸被冷风吹得皲裂，两坨高原红从颧骨一直烧到耳根。
陈美芬认出了她。
“周琳？”
周琳是她初中同学，两人同村同姓，从小一起长大，后来陈美芬嫁到城里，周琳去了深圳打工，渐渐就断了联系。上一次见面还是五年前，周琳回来参加同学聚会，那时候她已经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当上了线长，说起话来嗓门又亮又脆，满桌子都是她的笑声。
此刻的周琳完全变了样。她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那件羊毛大衣虽然贵气，但袖口磨得发白，领子上沾着奶渍。她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燃尽的灯，只剩最后一点火苗在风里晃。
“美芬。”周琳叫了她一声，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
陈美芬放下馒头，拉了把椅子坐下来。她没有问“你怎么来了”，也没有问“你怎么瘦成这样”。她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女人，见过太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也见过太多人好好的突然就不好了。她等着，等周琳自己开口。
周琳低头看了看怀里的男孩，男孩也抬头看她，眼睛又圆又黑，像两颗刚从泥里刨出来的荸荠。
“叫阿姨。”周琳说。
男孩没叫，把头埋进她怀里。
“这是你儿子？”陈美芬问。
“嗯。”
“多大了？”
“五岁。腊月的生日，虚岁算六岁了。”
陈美芬点点头。她注意到男孩的右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绳结打得很复杂，是老家那边保平安的系法。她小时候也系过，她妈每年正月十五给她换一根新的，一直系到她出嫁。
“你一个人带他？”陈美芬又问。
周琳没有立刻回答。她把男孩从怀里掰出来，让他坐在沙发上，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放在茶几上，用手指按平。
那是一张出生医学证明。陈美芬凑过去看，上面写着孩子姓名：周安。母亲：周琳。父亲那一栏是空白的。
“他爸呢？”陈美芬问。
周琳抬起头，看了李建国一眼。
李建国从陈美芬进门就没动过，一直站在门边，像一根被人遗忘在墙角的拖把杆。此刻他感觉到周琳的目光，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抖了一下，然后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把头低了下去。
陈美芬看着他的反应，又看看周琳，再看看茶几上那张父亲栏空白的出生证明，脑子里有一根弦，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绷紧了。
“你说。”她对周琳说。
周琳的眼泪掉下来了。没有声音，就是两颗眼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滚出来，顺着颧骨滑下去，滴在那件驼色大衣的领子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圆点。
“美芬，我对不起你。”她说。
然后她开始讲。
二
周琳是二零零九年去的深圳，那年她二十岁，正是心气最高的时候。村里同龄的女孩大多已经嫁了，嫁在附近的镇上或者县城，嫁妆是摩托车和冰箱，未来的日子一眼看得到头——种地、喂猪、生孩子、打麻将，三十岁不到就黄了脸，四十岁就成了婆婆。周琳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她妈劝她相亲，她不肯，背着包就上了南下的火车。
她在深圳龙华的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流水线上插元件，一天站十二个小时，底薪加加班费，一个月能挣三千多。她手快，半年就当上了线长，工资涨到四千五。她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农民房，买了电磁炉自己做饭，周末去东门逛街，买打折的衣服和化妆品。她觉得自己活得挺好的，至少比村里那些嫁了人的姐妹强。
二零一零年春天，厂里来了一个新的技术员，叫李建国。
此李建国非彼李建国。陈美芬的丈夫也叫李建国，但两个李建国之间隔着一千多公里，一个是深圳电子厂的技术员，一个是老家汽修厂的钣金工。同名同姓的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轴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这是后话。
电子厂的技术员李建国是湖南人，大专毕业，学的是电子工程，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和流水线上那些粗声大气的男工完全不一样。他被派到周琳那条线调试设备，周琳请他帮忙调参数，他就调参数；请他吃食堂的辣椒炒肉，他就吃辣椒炒肉；请他周末去逛荔枝公园，他就去逛荔枝公园。
两个人好了大半年，周琳觉得自己找到了依靠。李建国虽然工资不算高，但胜在稳定，有技术，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她甚至开始计划攒钱，攒够了就回老家县城买房，开一家小饭馆，过安稳日子。
二零一零年冬天，周琳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跟李建国商量，李建国沉默了很久，说：“打掉吧，我们现在条件不够。”
周琳不肯。她从小就没了爸，她妈一个人拉扯她和她弟长大，吃了多少苦她看在眼里。她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日子有多难，但她更知道，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缘分。她舍不得。
“那就结婚。”周琳说，“结了婚，条件不够慢慢挣。”
李建国又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长到周琳心里那团火一点一点地冷下去。最后他说了一句让周琳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我家里有老婆。”
周琳后来回想这件事，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哭的，应该闹的，应该摔东西、扇耳光、把这件事闹到厂里让所有人都知道李建国是个什么东西。但她什么都没做。她只是坐在那间十平米的农民房里，看着窗外的防盗网和对面墙上挂着的空调外机，听着楼下麻将馆里稀里哗啦的洗牌声，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有一台机器在嗡嗡地空转。
她没有跟李建国的老婆告状，也没有找厂里讨说法。她辞了工，退了房，带着攒下来的两万块钱，搬到了龙华区一个更偏僻的村子，租了一间更小的房子，开始了一个人的孕期。
二零一一年腊月，周安出生了。顺产，六斤二两，哭声响亮。周琳躺在产床上，听见那声哭，觉得自己这辈子也不算完全白活。
她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填了自己的名字，父亲那一栏，她没有填。她不是不想填，是填了又能怎样？李建国不会认，认了也不会管，管了也管不了——他自己的日子都是一团乱麻，听说他在老家的老婆生二胎的时候大出血，差点没救过来。
周琳一个人带周安，带了五年。
这五年里，她做过很多事。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她背着他去了一家玩具厂做临时工，计件的，做一个玩具挣八分钱，一天能做三百个，挣二十四块。孩子一岁的时候，她把他送到一家私人托儿所，一个月六百块，她去了一家商场当售货员，卖女装，底薪加提成，一个月能挣三千多。孩子三岁的时候，她换了一份工作，去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做销售，底薪一千五，卖一套房提成几千块。她嘴皮子利索，人又肯吃苦，半年就卖出去六套房，成了那个月的销售冠军。
日子眼看着就要好起来了。她甚至开始看房，想在龙华买一套小两居，四五十平米就行，够她和周安住。首付差一点，她打算再攒一年，实在不行就找亲戚借点。
然后她就查出了病。
二零一六年夏天，周琳开始咳嗽，一直咳，吃了两个月的药也不见好。她以为是深圳空气质量差，肺不舒服，去药店买了枇杷膏和川贝粉，兑水喝，喝了两大瓶，越喝越咳。后来她开始咳血，不是一丝一丝的，是整口整口地往外涌，像拧开了水龙头。
她去龙华人民医院做了检查，医生看了CT片子，把她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用一种她非常熟悉的语气说：“周女士，你的家属在不在？”
周琳说：“我没有家属，你就跟我说吧。”
医生说：“你肺部有一个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尽快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周琳问：“要多少钱？”
医生说：“先准备十万吧，后续看情况。”
周琳点点头，拿着CT片子走出了医院。那天深圳的气温是三十四度，太阳毒得能把柏油路面晒化，但她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冷气。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只有她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她想到了周安。
她才五岁，刚上幼儿园大班，会背三首唐诗，会写自己的名字，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旺旺雪饼。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如果没有妈妈，她怎么办？
周琳花了三天时间做了一个决定。她把房地产中介的工作辞了，把租的房子退了，把所有的东西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最后只剩下一只行李箱和一个孩子。她去银行查了一下存款，总共七万三千块。这些钱够她做几期化疗，但如果做了化疗，周安就没人管了。
她决定不治了。
但她得给周安找一个去处。她想过送回老家给她妈，但她妈今年六十七了，腿脚不好，她弟在县城开出租车，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管一个孩子。她想过送给福利院，但周安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舍不得让他在福利院长大，没有爹没有妈，被人欺负了都没人出头。
她想了一圈，最后想到了陈美芬。
陈美芬是她这辈子最信任的人。从小一起长大，陈美芬比她大两岁，小时候在村里，有人欺负周琳，陈美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替她出头。后来陈美芬嫁到了城里，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汽修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胜在安稳。周琳知道陈美芬的丈夫也叫李建国，知道他们结婚八年没有孩子——不是不能生，是李建国有弱精症，吃了好几年的药也不见效。
周琳想，如果把周安交给陈美芬，陈美芬一定会好好待他。一来她们有这份情分，二来陈美芬自己没孩子，肯定会把周安当亲生的养。
但这件事有一个天大的问题。
周琳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来。因为她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三
周琳讲完这些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老宿舍楼的隔音很差，能听见隔壁在炒菜，葱花爆锅的香味顺着墙缝飘进来，混着这间屋子里凝滞的空气，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陈美芬一直坐着，一动不动。她的手搁在膝盖上，十个手指头绞在一起，指节泛白。她没有看周琳，也没有看李建国，她看着茶几上那张出生医学证明，像在看一张不认识的字条。
客厅里很安静。周安已经睡着了，歪在沙发上，小脑袋枕着周琳的大腿，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很匀。他的睫毛很长，像两把小扇子，在脸颊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
陈美芬终于开口了。她没有看李建国，她看的是周琳。
“他是谁的？”
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可以是问孩子的父亲是谁，也可以是问李建国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但周琳听懂了。
“李建国的。”周琳说，“你的李建国，不是深圳那个。”
陈美芬的手指松开了，又绞紧了。
“什么时候的事？”
“二零一零年，过年的时候。”周琳的声音越来越低，“我回来过年，在县城碰到他。他……他说他老婆不能生，说他心里苦，说想找个人说说话。我那时候刚从深圳回来，一个人，心里也空落落的……就那么一次。就那一次。”
陈美芬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了二零一零年春节。那年正月初八，李建国说去县城看一个修车的老朋友，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出了门，到天黑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满身酒气，嘴唇上沾着口红印，她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老朋友的媳妇开玩笑亲了他一下。她不信，跟他吵了一架，冷战了三天，最后他跪在床前发誓说绝对没有对不起她，她才勉强原谅了他。
原来那口红印是周琳的。
“他知道吗？”陈美芬睁开眼睛，看着李建国。
李建国从门边挪过来，走了两步，又停住了。他站在客厅中央，像一只被车灯照住的兔子，浑身都在发抖。
“我……我不知道她有孩子。”他说，声音干涩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她没跟我说过。那年之后就再没联系过，我以为……我以为那件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陈美芬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出来，“你干的事，过去了？她一个人带着你的孩子过了五年，你倒过得挺安生的。”
李建国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那双穿了三年没换的运动鞋，鞋头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
陈美芬站起来，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她站在灶台前，看着窗外。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从各家各户的窗户里透出来，像一块块发光的补丁贴在黑夜上。她能听见隔壁小孩在练钢琴，弹的是《小星星》，弹到第三遍的时候终于没有弹错。
她端着水杯回到客厅，发现周琳在看着她。那种眼神她见过——小时候在村里，她家养了一条黄狗，后来黄狗被车轧了，后腿断了，躺在地上起不来，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她。不是求救，是认命，是在说“我知道我不行了，但我还是想看看你”。
“你什么打算？”陈美芬问周琳。
周琳低头看了看周安，用手指轻轻捋了捋他额前的碎发。
“我想把他放在你这儿。”她说，“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可靠。你在城里，有房子，有稳定的家，你……”她顿了顿，“你没有孩子，你肯定会对他好的。”
“我是问你自己的身体什么打算。”
周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像一杯泡了三遍的茶，只剩一点若有若无的回甘。
“不治了。”她说，“七万块够什么？治也治不好，花光了钱，孩子怎么办？不如把钱留给他。”
陈美芬把水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杯底磕在大理石台面上，发出一声脆响。周安被惊醒了，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面前，嘴巴一瘪就要哭。周琳赶紧拍他的背，轻声哼了两句摇篮曲，他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你住下来。”陈美芬说，“今晚别走了。”
她转身走进卧室，从柜子里翻出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抱到客厅的沙发上。她把沙发垫整了整，把被子铺开，动作很利索，像在做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李建国还站在原地，像一根生了根的桩子。陈美芬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停了一下。
“你的事，回头再说。”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明天可能要下雨”。
那天晚上，陈美芬睡在沙发上，周琳和周安睡在卧室的床上。李建国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了一张凉席，蜷在上面，一夜没有合眼。
陈美芬也没有睡着。她躺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里周琳压抑的咳嗽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用拳头捶棉被。每咳一声，她的心就揪一下。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道干涸的河流。这道裂缝她看了八年，从来没有觉得它这么刺眼。
她在想一件事：周琳还能活多久。
四
接下来的三天，陈美芬没有去上班。她在纺织厂质检科上班，科长还算通情达理，听说她家里有事，批了她三天假。
这三天里，她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她带周琳去了一趟市人民医院，挂了肿瘤科的专家号。专家姓孙，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周琳在深圳拍的CT片子，又让她重新做了一次增强CT。结果出来之后，孙主任把陈美芬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表情很严肃。
“肺癌，中晚期。”孙主任说，“左肺上叶有一个三厘米的肿瘤，纵隔淋巴结有转移。如果不治疗，估计还有三到六个月。”
“治呢？”陈美芬问。
“先化疗，看效果，如果肿瘤缩小到可以手术的程度，就做手术。全部下来的话，二十万到三十万吧。医保能报一部分，但很多药是自费的。”
陈美芬点了点头。她没有问“治愈率有多高”这种话，她当了这么多年的质检科工人，知道什么叫良品率，什么叫报废率。在癌症面前，人就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运气好的通过，运气不好的报废。孙主任的表情已经告诉了她答案。
第二件，她给周安办了插班手续。楼下就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园长是陈美芬以前的邻居，听说了情况，二话没说就收了，还免了半年的保育费。周安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候，死死地抱着周琳的腿不放，哭得撕心裂肺。周琳蹲下来，用袖子给他擦眼泪，说：“妈妈不走，妈妈就在外面等你。”周安不信，一边哭一边回头看，确认了三次周琳还在门口站着，才抽抽噎噎地跟着老师进了教室。
周琳站在幼儿园门口，透过铁栅栏看着周安的小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站了很久。陈美芬站在她旁边，没有催她。
第三件，她跟李建国谈了一次话。
那天晚上，周安睡着了，周琳在卧室里咳嗽，陈美芬把李建国叫到阳台上。阳台上养着几盆茉莉花，秋天了，花早就谢了，只剩几片绿得发暗的叶子。
“你说吧。”陈美芬靠在阳台栏杆上，看着楼下的巷子。巷子里有一盏路灯，昏黄的光照着几辆停得歪歪扭扭的电动车。
李建国站在她对面，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最后插进了裤兜里。
“美芬，我……”
“你别叫我的名字。”陈美芬说，“你就说，你想怎么办。”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阳台对面是一栋同样旧的居民楼，五楼有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窗帘没拉，能看见一个女人在厨房里洗碗。李建国看着那个女人的身影，突然觉得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洗碗、拖地、哄孩子、吵架、和好、再吵架，一天一天地重复，一年一年地过去，人就在这种重复里老了。
“我不知道。”他说，声音很低，“那年过年，我去县城修车，在街上碰到她。她说她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没结婚，没对象……我喝多了，我……”
“你喝多了，你管不住自己。”陈美芬替他说完了，“然后呢？她怀孕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她没跟我说过，后来她去了深圳，换了手机号，我就联系不上她了。”
“如果她没生病，没把孩子送过来，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告诉我？”
李建国没有说话。
陈美芬从栏杆上直起身来，看着他。路灯的光从楼下照上来，照在她脸上，一半亮一半暗。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发现丈夫出轨的女人。
“李建国，我跟你说几件事。”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念一份质检报告，“第一，周琳的事，是你犯的错，但这个错现在已经不是你和我的事了，是一个五岁孩子和一个快死的人的事。第二，孩子是无辜的，既然他是你的种，你就得认。第三，我不会跟你离婚，不是因为我原谅你了，是因为周安需要一个人叫他爸，周琳需要一个体面的交代。你听明白了吗？”
李建国抬起头，看着陈美芬。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在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我听明白了。”他说。
“听明白了就去把阳台上的茉莉花浇了。”陈美芬转身进了屋，“三天没浇水，叶子都蔫了。”
那天晚上，陈美芬躺在床上，听见李建国在阳台上浇花的水声，哗啦哗啦的，浇了很久。她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二十万到三十万。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芯子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硌得她脸疼。这个枕头用了八年，荞麦皮都碎成渣了，她一直舍不得换。她想到了周琳的病，想到了周安的脸，想到了银行卡里不到五万的存款，想到了李建国每个月四千块的工资和她自己两千八的工资。
她睁开眼睛，在黑暗里无声地说了一句话：得想办法弄钱。
五
陈美芬想了一夜，想出了三个来钱的路子。
第一条路是找单位预支工资。她在纺织厂干了十二年，从流水线做到质检科，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算是老员工了。她第二天去找厂长，厂长姓刘，五十多岁，肚子上挂着个游泳圈，听她说完情况，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美芬啊，厂里现在的效益你也知道，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预支工资这种事，以前没有先例啊。”
陈美芬说：“刘厂长，我在厂里十二年，从来没有请过三天以上的假，从来没有跟厂里提过任何要求。这次实在是没办法了。”
刘厂长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填了预支两万块，签了字，盖了章。他把表格递给陈美芬的时候，说了一句：“美芬，你是个好人。”
陈美芬拿着表格去财务科领了钱，两万块，厚厚的一沓，她数了两遍，装进信封里，塞进内衣口袋。
第二条路是找亲戚借。陈美芬娘家在城郊的村子里，她妈还活着，七十多了，一个人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她爸十年前就走了，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从确诊到走一共四十三天。那时候陈美芬刚结婚，手里没钱，借遍了亲戚朋友才凑够了两万块化疗费，结果化疗做了两次，她爸就走了。那些借的钱，她还了三年才还清。
她回了一趟娘家。她妈坐在堂屋里择菜，看见她回来，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罗着要给她做饭。陈美芬说不用了，坐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开口。她妈是什么人？生了五个孩子，养大了四个，死了一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看见女儿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妈放下手里的菜，问：“出什么事了？”
陈美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隐瞒。她妈听完，沉默了很久。堂屋里的老挂钟在走，滴答滴答的，一下一下地敲在人心上。
“那个孩子，长得像谁？”她妈问。
陈美芬愣了一下，没想到她妈会问这个。
“像他妈。”她说，“眼睛又圆又黑，像两颗荸荠。”
“荸荠好啊，荸荠甜。”她妈站起来，走到里屋，打开柜子，从一件旧棉袄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两万块钱。她把钱递给陈美芬。
“这是你弟去年给我的养老钱，我没舍得花。你拿去用。”
“妈，这是你的养老钱……”
“拿着。”她妈把钱塞到她手里，力气大得不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我养了四个孩子，死了两个丈夫，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没了。你那个朋友，周琳是吧？我记得她，小时候老来咱家玩，嘴甜得很，见了我叫阿姨叫得亲热。她不容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得了这种病……你帮她，就是帮你自己。你记住了，善有善报。”
陈美芬拿着那两万块钱，走出村子的时候，在村口的石桥上站了一会儿。桥下的水很浅，能看到底下的石头和水草，一条小鱼从石头缝里游出来，又游了回去。她想起小时候，她和周琳在这条河里摸过螺蛳，两个人光着脚踩在石头上一滑一滑的，裤腿卷到大腿根，摸了半天摸了一小碗，拿回家煮了，两个人蹲在灶台前分着吃，一人一口，鲜得眉毛都要飞起来。
她把钱装好，擦了擦眼睛，走了。
第三条路比较难走——她去找了公公婆婆。
李建国的父母住在城北的老小区，父亲老李头以前是搬运公司的工人，退休了在家养鸽子。母亲张桂花在菜市场卖过菜，现在不卖了，但还保留着凌晨四点起床的习惯，每天在家里转来转去，像一只找不到窝的老母鸡。
陈美芬很少来公婆家，不是因为关系不好，是因为李建国的妹妹李建芳一家也住在这里，三间房住了六口人，转个身都费劲。她来的时候，张桂花正在阳台上喂鸽子，看见她来了，拍了拍手上的玉米碴子，迎上来。
“美芬来了？吃饭没？”
“吃了。”
陈美芬在客厅坐下，李建芳的女儿——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在写作业，看见她叫了一声“舅妈”，又低头写字。陈美芬看了她一眼，想到了周安，心里酸了一下。
她没有拐弯抹角，把事情说了一遍。张桂花听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愤怒，从愤怒变成悲伤，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麻木。
“建国这个畜生。”张桂花骂了一句，骂得很轻，像在骂一只打翻了花瓶的猫。
老李头从阳台上进来，手里还捏着一把玉米碴子。他没有骂人，只是蹲在客厅角落，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一张存折，递给陈美芬。
“这里面有三万块，是我们老两口攒的，本来是给建芳的孩子上学用的。你先拿去用。”老李头的声音很低，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建国的事，是我们没教好。对不起。”
陈美芬没有接那张存折。
“爸，这钱我不能要。建芳的孩子也要上学，你们自己留着用。”
“拿着。”老李头把存折塞到她手里，力气很大，像在搬一件重东西，“建国的错，就是我们的错。这个孩子，姓李，是我们李家的血脉。我们不管，谁管？”
陈美芬拿着存折，手指头在发烫。她看了看张桂花，又看了看老李头，两个老人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头发都是白的，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她突然觉得，这世上所有的父母都一样——不管孩子犯了多大的错，到最后，都是他们在扛。
“谢谢爸，谢谢妈。”她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走到楼下的时候，她蹲在花坛边，哭了。
六
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人的问题比钱更复杂。
周琳住下来之后，陈美芬把家里的布局重新调整了一下。卧室让给周琳和周安住，她和李建国一个睡沙发一个打地铺。周安刚开始不习惯，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周琳就搂着他唱歌，唱的都是老家的童谣，什么“月亮粑粑，里头坐个嗲嗲”，陈美芬在客厅里听着，觉得那些歌又土又亲，像小时候外婆唱给她听的一样。
周琳开始化疗了。第一次化疗是在十一月初，那天陈美芬请了假，陪她去的医院。化疗的药水是透明的，一滴一滴地通过输液管流进周琳的血管，看起来和普通的盐水没什么区别，但陈美芬知道，那东西比毒药还厉害——它一边杀癌细胞，一边杀好细胞，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就为了多争取几个月的时间。
化疗的副作用在第三天开始显现。周琳开始恶心、呕吐，吃什么吐什么，连喝水都吐。她整个人缩在床上，像一片被太阳晒干的叶子，薄薄的，轻轻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周安不知道妈妈怎么了，趴在床边拉着她的手，一声一声地叫“妈妈”，叫得周琳眼泪止不住地流。
陈美芬每天变着花样做饭——小米粥、鸡蛋羹、鲫鱼汤、红枣银耳羹——一碗一碗地端到床前，周琳能吃两口就吃两口，吃不下去就倒掉。陈美芬不嫌麻烦，倒了再做，做了再端，像在生产线上重复一个工序，不急不躁，不厌其烦。
李建国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沉默了很多。他每天早上去汽修厂上班，晚上回来就做饭、拖地、洗衣服，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敢看周琳，也不敢看陈美芬，更不敢看周安。他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吵不闹，不说不笑。
但有些事情是逃避不了的。
有一天晚上，周安从幼儿园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画，是在美术课上画的。画上有三个人——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一个长头发的女人，一个小小的孩子。三个人手拉手站在一栋房子前面，房子上面画了一个太阳，太阳长了笑脸。
周安把画递给李建国，说：“爸爸，送给你。”
李建国接过画，手在抖。他蹲下来，看着周安的眼睛——那双眼睛又圆又黑，像两颗荸荠，和周琳一模一样。
“你叫我什么？”李建国的声音在发抖。
“爸爸。”周安歪着头看他，“妈妈说了，你是我的爸爸。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我也有爸爸了。”
李建国一把把周安抱进怀里，抱得很紧，紧得周安挣扎了一下，说：“爸爸，你弄疼我了。”
李建国松开手，转过头去，肩膀一抽一抽的。周安不知道他怎么了，伸出小手去摸他的脸，摸到了一手湿。
“爸爸，你怎么哭了？”
“爸爸没哭，”李建国用袖子擦了擦脸，“爸爸眼睛里进沙子了。”
陈美芬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盘炒好的青菜，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她把青菜放在桌上，转身回了厨房，靠在灶台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
她觉得自己应该恨李建国的。这个男人欺骗了她，背叛了她，在外面搞大了别的女人的肚子，还瞒了她整整六年。按照电视剧里的剧情，她应该扇他耳光，应该跟他离婚，应该让他净身出户，应该带着周安远走高飞，让他这辈子都见不到孩子。
但她没有。不是因为她大度，是因为她算了一笔账——恨一个人太贵了，她恨不起。
恨需要力气，需要时间，需要钱。她现在一样都没有。她所有的力气都要用在给周琳治病上，所有的时间都要用在照顾周安上，所有的钱都要用在化疗和手术上。她没有多余的配额去恨谁。
而且，她看了一眼客厅里抱着周安的李建国，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也在受罪。他受到的折磨，比任何耳光都疼。
七
周琳的第二次化疗做完之后，身体明显更差了。她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枕头上、衣服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有一天陈美芬下班回来，看见周琳坐在卫生间的地上，手里攥着一把掉下来的头发，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陈美芬走过去，蹲下来，从她手里把那把头发拿过来，扔进垃圾桶。然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一顶毛线帽子——是她自己织的，深蓝色的，帽檐上织了一圈麻花花样——给周琳戴上。
“别哭了，”她说，“戴帽子也挺好看的。”
周琳抬起头，看着陈美芬。她的眼窝更深了，颧骨更高了，整张脸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但那两只眼睛还是又圆又黑，像两颗从泥里刨出来的荸荠。
“美芬，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周琳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我当年要是把孩子打掉了，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你不会这么难，建国不会这么难，孩子也不会……”
“别说了。”陈美芬打断她，“你要是把孩子打掉了，你连今天都没有。你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能看见周安上幼儿园，能叫他一声儿子，就是因为你没打掉他。这件事，你没有错。”
周琳愣愣地看着她，眼泪流得更凶了。陈美芬用袖子给她擦眼泪，擦着擦着，自己的眼睛也红了。
“行了行了，”她站起来，吸了吸鼻子，“别煽情了，我去给你熬粥。”
她转身要走，周琳突然抓住了她的手。那只手瘦得像鸡爪子，骨节突出，青筋暴露，但力气大得惊人。
“美芬，”周琳说，“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我……我把周安托付给你之后，我想回深圳。”
“回深圳干什么？”
“我在深圳还有一些东西，有些手续要办。”周琳的眼神闪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你放心，我办完了就回来。”
陈美芬看着她，总觉得她没说实话，但没有追问。她了解周琳，这个人的脾气从小就倔，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既然说了要回深圳，就一定有她的理由。
“什么时候走？”
“下周一。”
“行。我送你去车站。”
周一早上，陈美芬送周琳去了长途汽车站。周安不知道妈妈要走，被送到了幼儿园。周琳走的时候，在幼儿园门口站了很久，隔着铁栅栏看着里面，周安正在操场上和小朋友一起滑滑梯，笑得咯咯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像给他镀了一层金边。
周琳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陈美芬送她上了车，帮她放好行李，在车窗外站着。周琳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美芬，”她说，“谢谢你。”
“别谢我，”陈美芬说，“你把病治好了，回来自己带孩子，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周琳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这一次不是茶泡了三遍的淡，是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的淡——知道要黑了，但还是尽力地亮了一下。
车开了。陈美芬站在站台上，看着大巴车驶出车站，拐过街角，消失在车流里。她站了很久，直到车站的工作人员过来问她要不要帮忙，她才回过神来，走了出去。
外面在下雨，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她没有打伞，在雨里走了一段路，走到公交站台，上了车，回了家。
家里空荡荡的。李建国去上班了，周安在幼儿园，周琳走了。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张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栏还是空白的。她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一会儿，放回去。
她拿起手机，给周琳发了一条微信：“到了给我电话。”
周琳没有回。
八
周琳到深圳之后的第三天，给陈美芬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很吵，有汽车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周琳的声音在噪音里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时候听到的广播。
“美芬，我到深圳了。住在以前的一个同事家里，你放心。”
“你办什么手续？要不要我帮忙？”
“不用不用，小事。就是一些……保险之类的东西。我自己能搞定。”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吧。你帮我照顾好周安，他晚上睡觉要抱一个毛绒玩具，是一只蓝色的兔子，在行李箱的夹层里，你找出来给他。”
“好。”
“还有，他不能吃辣的，一吃辣就上火，嘴角起泡。幼儿园的伙食你帮我盯着点，别让老师给他打辣的菜。”
“好。”
“还有……”
周琳的声音突然断了，电话里只剩下嘈杂的噪音。过了几秒钟，她又说话了，但声音明显低了很多，像是在捂着嘴说。
“美芬，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帮我跟周安说，妈妈去天上了，变成一颗星星，每天晚上在天上看着他。”
“你胡说什么？”陈美芬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你赶紧把手续办完赶紧回来，下周三就要做第三次化疗了，你不回来怎么做？”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说万一……”
“没有什么万一。你给我回来。”
“……好。”
电话挂了。陈美芬握着手机，站在客厅里，心脏砰砰地跳。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她说不上来是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周琳每天都会发微信过来，有时候是一张照片，有时候是一段语音，有时候只有几个字：“吃了没？”“周安乖不乖？”“今天深圳出太阳了。”陈美芬每次都秒回，生怕晚了一秒就再也联系不上她。
第五天，周琳发来一条很长的语音。陈美芬点开听，周琳的声音在语音里听起来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笑意。
“美芬，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我把深圳这边的社保和公积金都取出来了，一共有六万多块。加上我之前的存款，凑了十万块，存到了一张银行卡里。这张卡的密码是周安的生日，你记住。这笔钱是给周安以后上学用的，你帮我保管着，等他上大学的时候取出来给他。你别拒绝，这是我当妈的最后一点心意。”
陈美芬听完语音，没有回复。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灰蒙蒙的，云层很厚，像一床洗了太多次的旧棉被，又薄又脏，遮不住什么。
她给周琳回了一条文字：“你自己拿着，等你好了自己给他。”
周琳回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又过了两天，周琳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这次电话那头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她的呼吸声——很重，很急，像一个人在爬楼梯。
“美芬，我明天就回来了。我已经买好票了。”
“几点的车？我去接你。”
“不用接，我自己回来就行。对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陈美芬能听见周琳的呼吸声，越来越重，越来越急，像一台快要报废的风箱。
“美芬，我去找了李建国。”
“哪个李建国？”
“深圳那个。周安的……亲生父亲。”
陈美芬的心沉了一下。
“我找他干什么？”周琳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去找他要钱。他的孩子，他得管。我找到他住的地方，他在龙华租了一间房，还是一个人住。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孩子也带走了。他过得不好，一个月挣五千块，交了房租就没剩多少了。”
“他给你钱了？”
“给了。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三万块。他说他知道错了，说他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他把那三万块塞给我的时候，跪在地上哭了。”
周琳说到这里，自己也哭了。她在电话那头哭得很压抑，像把脸埋在枕头里哭的那种声音。
“美芬，你说我是不是很贱？他当年那么对我，我恨了他六年，恨得咬牙切齿。可是看到他跪在地上哭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可怜。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会犯错、会后悔、会在深夜里哭的普通人。”
陈美芬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我把那三万块也存进去了。”周琳收住了哭声，声音变得平静了，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一共十三万，够周安读到高中了。美芬，谢谢你。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你本来可以过安生日子的，是我把这一切都搞乱了。对不起。”
“你别说了。”陈美芬的声音哽了一下，“你回来，我们好好治病。钱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我明天就回来。”
第二天，陈美芬等了一整天，没有等到周琳。
她给周琳打电话，关机。发微信，不回。她联系了周琳在深圳的那个同事，对方说周琳前两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陈美芬慌了。她打了十几个电话，发了几十条微信，全部石沉大海。她甚至想买票去深圳找她，但李建国拦住了她——周安还在家，她走了孩子怎么办？
第三天，陈美芬接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是深圳的，但打电话的人不是周琳，是一个男人。
“你好，请问你是陈美芬吗？我是深圳龙华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朋友周琳女士，昨天在我们辖区的一家旅馆里被发现了。她……她走了。”
陈美芬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九
周琳是在那家小旅馆的床上走的。旅馆的老板说，她住了三天，每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手里总是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装的是药。第三天晚上，她没有出门，老板第二天早上敲门想问她要不要续住，没人应，用备用钥匙开了门，发现她躺在床上，面容平静，像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手机、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
信是写给陈美芬的。民警在电话里把信的内容念给她听：
“美芬，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对不起，我骗了你。我回深圳不是为了办什么手续，我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走。我不想让你看着我在医院里一点一点地烂掉，不想让周安看见他妈妈变成那个样子。我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成就，唯一做对的事，就是生了周安。我把他交给你，我放心。你是我这辈子最信任的人，从小就是。银行卡里有十三万，是给周安上学用的。密码是101224，周安的生日。你别来找我了，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如果有来生，我还想跟你做姐妹，但下辈子我一定做个好人，不给你添麻烦。周琳。”
陈美芬听完信的内容，没有说话，没有哭。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手机，眼睛看着茶几上那张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栏还是空白的。
她拿起那张纸，从茶几抽屉里翻出一支笔，在父亲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了三个字：李建国。
写完之后，她把笔放下，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阳台上那几盆茉莉花，李建国一直记得浇水，居然在这个深秋的季节冒出了几个花骨朵，小小的，白白的，像几粒米。
她看着那几个花骨朵，终于哭了。
她哭得很厉害，蹲在阳台上，双手抱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她哭的不是周琳的去世——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她哭的是周琳最后的选择。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独自面对死亡？一个人得有多大的信任，才能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托付给别人？
她哭了很久，哭到眼泪都干了，哭到鼻子都塞住了，哭到李建国下班回来发现她蹲在阳台上，吓了一跳，跑过来扶她。
“美芬，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陈美芬抬起头，看了李建国一眼。她的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鼻头红红的，嘴唇干裂，整个人狼狈极了。
“周琳走了。”她说。
李建国的手僵在半空中。
“走了？去哪儿了？”
“走了。死了。”
李建国的手慢慢地垂下来。他站在阳台上，看着那几盆茉莉花，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空白，从空白变成痛苦，从痛苦变成了一种彻底的、无法挽回的坍塌。他慢慢地蹲下来，蹲在陈美芬旁边，两个人并肩蹲在阳台上，像两棵被风吹歪的草。
“是我的错。”李建国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都是我的错。”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陈美芬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周安还在幼儿园，得去接他。”
她洗了脸，换了衣服，出门去接周安。走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正好赶上放学，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地涌出来，像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鸡。周安在人群里看见她，眼睛一亮，跑过来抱住她的腿。
“大姨！今天老师教我们画小兔子了！我画了一只蓝色的兔子！”
“蓝色的兔子？”陈美芬蹲下来，把他抱起来，“兔子不是白色的吗？”
“我的是蓝色的！因为我喜欢蓝色！妈妈说过，喜欢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
陈美芬抱着他，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贴在自己胸口上的温度，闻着他头发上那股幼儿园特有的奶香味，心里有一块地方，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周安，”她说，“大姨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妈妈去天上了。”
周安愣了一下，歪着头看她，那双又圆又黑的眼睛里，映着路灯的光，亮晶晶的。
“妈妈去天上干什么？”
“去天上……变成星星了。”
“星星？”周安想了想，“就是晚上天上亮亮的那种星星？”
“对。”
“那妈妈变成星星了，还能下来吗？”
“不能了。但是每天晚上你抬头看天，就能看见她。她会在天上看着你，看着你长大，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变成一个大人。”
周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出小手，摸了摸陈美芬的脸。
“大姨，你别哭。妈妈变成星星了，星星很漂亮的。”
陈美芬这才发现自己又哭了。她用袖子擦了擦脸，挤出一个笑容。
“大姨没哭，大姨眼睛进沙子了。”
周安学着她的样子，用小手帮她擦眼泪，一边擦一边说：“大姨，你别怕，我保护你。妈妈说过，我是男子汉。”
陈美芬抱着他，在幼儿园门口站了很久。夕阳西下，天边烧起了一片晚霞，红彤彤的，像一团大火在烧。她看着那片晚霞，想起了周琳最后那个笑容——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的淡，知道要黑了，但还是尽力地亮了一下。
她抱着周安，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巷子里的桂花已经谢了，但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十
周琳的后事是陈美芬和李建国一起去深圳办的。
他们把周安托付给了陈美芬的妈，老太太一口答应，说：“你们放心去，孩子交给我，保准饿不着。”
到了深圳，陈美芬第一次见到了这座周琳待了七年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她站在街头，觉得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可以吞没任何一个人——周琳是这样，她自己也是这样。
他们在殡仪馆见了周琳最后一面。周琳躺在棺木里，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面容安详，瘦得几乎认不出来。陈美芬站在棺木前，看着她，没有说话。她想了很多话想说，但到了嘴边都变成了沉默。
李建国站在她身后，低着头，不敢看。
火化之后，陈美芬捧着骨灰盒走出了殡仪馆。骨灰盒很轻，轻得像一个空盒子。她想到了周琳这一辈子——来的时候六斤二两，走的时候只剩一把灰。中间那些年，那些在流水线上站到腿肿的日子，那些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出租屋里过年的夜晚，那些咳嗽到天亮、眼泪流干的日子，最后都变成了这一把灰。
她把骨灰盒带回了老家，葬在了村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一片草地，能看到整个村子。小时候她和周琳经常在这棵树下玩，跳皮筋、丢沙包、过家家。周琳总是演妈妈，她总是演姐姐，两个人用泥巴捏了一排小人和小碗小碟，假装是一家人。
下葬那天，陈美芬站在老槐树下，看着周琳的墓碑。墓碑很简单，上面只刻了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照片，没有墓志铭。她在墓碑前放了一碗荸荠——是她在村里的水田里摸的，摸了半天才摸了一小碗。
“周琳，”她说，“你爱吃的荸荠，我给你带来了。你在那边好好的，别惦记周安。我会把他当亲生的养，供他上学，教他做人。等他长大了，我会带他来看你。”
风吹过山坡，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答应她。
十一
周琳走后的第一个月，是最难熬的。
周安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哭得撕心裂肺，怎么哄都哄不好。陈美芬就抱着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唱那些老家的童谣——“月亮粑粑，里头坐个嗲嗲”——唱到嗓子都哑了，周安才抽抽噎噎地睡着。
周安睡着之后，陈美芬就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张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栏里她写的“李建国”三个字还在，墨水已经干了，笔迹很清晰。她把那张纸收好，放进了柜子里，和周琳留下的那张银行卡放在一起。
李建国在这段时间里变了很多。他不再沉默寡言了，开始主动跟陈美芬说话，虽然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汽修厂来了个新徒弟、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价了、阳台上的茉莉花开了三朵——但每一句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像在试探一块冰面能不能走人。
陈美芬知道他在等什么。他在等她发火，等她骂他，等她跟他算账。但她一直没有。不是因为她忘了，是因为她觉得，有些事情算不清楚。就像阳台上那几盆茉莉花，你浇了水它就活，你不浇水它就死，就这么简单。你不能去问它为什么当初要长出来，为什么要在秋天开花，为什么花谢了之后叶子还要绿那么久。花不会回答你，问了也是白问。
有一天晚上，周安睡着了，陈美芬在厨房洗碗，李建国走进来，站在她身后。
“美芬，”他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说。”
“我……我想把周安的姓改了。改成姓陈。”
陈美芬手里的碗差点掉进水槽里。她转过头，看着李建国。他站在厨房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十岁。
“你说什么？”
“我说把周安的姓改了。改成姓陈。跟你姓。”李建国的声音很平静，但手指在发抖，“他……他不是我的孩子。他是周琳的孩子，是周琳一个人的孩子。我没有资格让他姓李。”
陈美芬看着他，看了很久。厨房里的水龙头没关紧，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滴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清脆的响声。
“不改。”她说。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你李建国的孩子。生物学上是，法律上也是，以后也是。你生了他，你就得认他。你不能因为自己犯了错，就想办法撇清关系。改了姓就改得了你是他爹的事实吗？”
李建国愣住了。
“还有，”陈美芬关上水龙头，转过身来，用围裙擦了擦手，“你欠周琳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但你可以还给她儿子。你好好对周安，把他养大，供他读书，教他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就是你还债的方式。你别想着改了姓就能把债抹了，没那么便宜的事。”
李建国的眼眶红了。他站在厨房门口，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美芬，我……”
“别哭了。”陈美芬从他身边走过去，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电视上在放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字正腔圆，说的都是些跟她没关系的事。
李建国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空位，谁也没有说话。电视里的新闻播完了，开始播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冷空气，气温下降六到八度。
“明天降温，”陈美芬说，“记得给周安多穿一件衣服。”
“好。”李建国说。
那天晚上，陈美芬躺在床上，听见李建国在阳台上浇花的水声。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芯子还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硌得脸疼，但她已经习惯了。她想到了周琳，想到了那张银行卡，想到了那棵老槐树，想到了周安那双又圆又黑的眼睛。
她想到了一个词：日子。
日子就是这样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管走了多少人，它还是一天一天地过。太阳升起来，落下去；月亮圆了，缺了；茉莉花开了，谢了。你不能让它停下来，也不能让它快一点。你只能跟着它走，一步一步地，不紧不慢地，走到哪儿算哪儿。
她闭上眼睛，慢慢地睡着了。一夜无梦。
十二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冬天来了，又走了。春天到了，纺织厂门口的玉兰花开了一树，白花花的一片，像下了一场大雪。陈美芬每天上下班从那棵玉兰树下经过，有时候会停下来看两眼，觉得花开了真好，好看。
周安在幼儿园适应得很好。他交了几个好朋友，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在六一儿童节表演了节目——站在台上唱了一首歌，唱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唱到“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时候，他的声音小了下去，但很快又大了上来，唱完了整首歌。陈美芬坐在台下，鼓掌鼓得手心都红了。
李建国还是在汽修厂上班，但多接了一些私活——帮邻居修修摩托车、电动车，挣点零花钱。他把挣来的钱全部交给陈美芬，一分都不留。陈美芬把钱存起来，一部分给周安交学费，一部分留着给周安以后上大学用。
周琳留下的那张银行卡，陈美芬一直没有动。她把卡放在柜子里，和那张出生医学证明放在一起。她打算等周安十八岁的时候，把卡给他，告诉他这是妈妈留给他的。
有时候深夜里，陈美芬会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看看天上的星星。城市的夜空总是灰蒙蒙的，星星不多，但偶尔能看见几颗亮的。她不知道哪颗是周琳，但她觉得，总有一颗是。
她会对着那颗星星说几句话，说的都是些家常——周安今天在幼儿园得了小红花、李建国今天修好了一辆很难修的车、阳台上那盆茉莉花开了一朵双头的——絮絮叨叨的，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
阳台上那几盆茉莉花，在李建国的精心照料下，越长越好了。春天发新芽，夏天开白花，秋天叶子绿油油的，冬天搬进屋里过冬。周安最喜欢闻茉莉花的香味，每次花开的时候，他都要把鼻子凑上去，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说：“好香啊！妈妈以前也喜欢闻花的味道！”
陈美芬听到这句话，会笑一下，然后说：“对，你妈妈最喜欢花了。”
二零一七年秋天，周安上小学了。开学那天，陈美芬请了假，送他去学校。她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蓝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兔子——蓝色的兔子。周安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校门，走到一半，突然回过头来，朝陈美芬挥了挥手。
“大姨！放学你来接我！”
“好！大姨来接你！”
陈美芬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小背影消失在教学楼里。阳光很好，照在她身上暖洋洋的。她抬起头，看了看天。天很蓝，很高，很远，一朵云都没有。
她想到了周琳最后那句话：如果有来生，我还想跟你做姐妹。
她笑了笑，低声说：“不用来生了，这辈子就够了。”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人群里。纺织厂的方向，玉兰树的后面，太阳正在升起来。金光铺了一地，亮得人眼睛发花。她走在光里，步子不快不慢，一步一步地，稳稳当当地，朝着那一片光亮走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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