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春天的汴京,御街上车马如织,茶肆酒楼却多了一群谈诗论文的士人。新旧两党相持,朝局暗潮汹涌,可有意思的是,在这重重风浪之中,两个人的名字,却常常一起被人提起——苏轼、黄庭坚。

有人在酒桌上拍案而起,说苏子瞻文章冠绝当世,又压低声调补上一句:“那黄鲁直呢,怕是以后要和苏公并列吧。”同席一位老秀才摆摆手:“别急着论后世。你且看他最近的杂诗,说人活在天地间,只是借宿一晚的客人,这话,可就有点意思了。”

就这样,一句“此身天地一蘧庐”,在当时文士圈里悄然传开。而那两句被后世反复咀嚼的诗——“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其实正是黄庭坚在长年贬谪、沉浮之间,对人生得失的一番冷眼打量,也是他对道家思想别出机杼的消化与转化。

要看懂这两句诗,绕不过三条线索:他与苏轼的交往,他个人仕途的起伏,他对老庄、列子的再理解。把这三条线拧在一起,才看得出那句看似平淡的感叹背后,是怎样一步步磨出来的心境。

一、亦师亦友:从“乌台诗案”到“风雅同游”

如果只看年号,不少人会误以为苏轼与黄庭坚不在一个时代。苏轼生于一零三七年,黄庭坚生于一零四五年,只差八岁,一个是嘉祐年间名震科场的少年天才,一个是英宗、神宗之际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年纪上并无代沟,却形成了类似师生的关系。

两人最初是通过诗文“隔空相识”。黄庭坚早年读到苏轼文章,心折不已,多次在诗中提到“东坡”。苏轼读了黄庭坚的作品,也颇为惊异,干脆给他下了一个评价:“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意思是,这个人并不刻意趋附谁,却会让别人主动靠近,想躲名声都躲不开。

这种评价,不是随口一说。当时苏轼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得到他这样一番话,黄庭坚在士林中的地位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两人随后开始频繁唱和,虽然天各一方,但诗文往返,比不少同僚朝夕见面还要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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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公元一零七九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断了这种雅致的往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御史台翻检他多年来的诗文,把其中涉及朝政讽刺的句子全揪出来,其中就包括他和黄庭坚的唱和之作。

那一年,黄庭坚才三十五岁,官职不高,话语权有限,却还是站出来作证。他认定苏轼是忠诚之臣,而不是别有用心的谤君之人。有人劝他收敛一些,他却坚持说:“苏子瞻胸中一片忠肝,天下皆可知。”这话未必逐字史载,但这种态度,在当时是冒着风险的。

结果也不意外,黄庭坚因此被连累,被处以罚金。与苏轼入狱、贬谪相比,这种处罚当然算不上沉重,不过,对于一个正在仕途起步、名声渐盛的文士来说,这却是第一次真正尝到“言为祸始”的滋味。

对苏轼来说,乌台诗案之后,他的名望反而稳稳站上了宋代文坛的最前列。对黄庭坚而言,这一劫,更像是一个转折点:对仕途的期待,被现实重重敲打了一下,他眼中的“得与失”“名与利”,开始有些松动。

八年后,元祐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新党失势,旧党再起,政治气氛有所宽松。苏轼被召还京师,黄庭坚也调入京城。两位在信札诗文中往来多年的“网友”,终于线下见面。

那几年,他们在京城里同朝为官,间或同游。公余之暇,或在僧寺中看画品茶,或在友人宅邸对坐谈诗。两人唱和之作,短短几年竟累积到上百篇。黄庭坚原本偏于刻露、峭拔的文风,在与苏轼的往来中,渐渐多了几分温润和开阔。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苏轼经历过牢狱、贬谪之后,对人生看得更淡却也更开,常以游戏笔墨写大风大浪;黄庭坚那时虽受牵连,却还未真正被贬出中枢,他的“超脱”更多停留在观念上,还缺了几场硬仗的磨砺。

这种差别,在之后十年的风云变幻中,被时间一点点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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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龙爪案”之后:人事如梦,诗中有“鹿”

政局一变,再亲近的诗友也帮不上什么忙。绍圣二年,公元一零九五年,新党重新掌权,清算元祐旧臣成为必然趋势。黄庭坚这时卷入的,不是诗案,而是史案。

他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在其中写下“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八个字。乍看之下,只是对一项水利工程不痛不痒的批评。所谓“铁龙爪”,是太监李公义设计的一种治河工具,意在疏浚河道,结果费钱劳力,却收效甚微。

以技术角度来说,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然而,在章敦、蔡卞等人眼里,这八个字就成了文章。他们抓住“龙爪”二字做文章,指摘黄庭坚有诋毁先帝之嫌,甚至扯到“龙者,天子也”,硬要把一件水利失败,说成是对神宗的不敬。

面对这种指控,黄庭坚并未低头认错,而是据理力争。他辩解说,当年在北都任职,亲眼见到“铁龙爪”工程的情况,确实近乎儿戏。言下之意,是对事实负责,而不是对某个权力集团负责。

这种较劲,在那样的气氛之下,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很快,“铁龙爪案”定性下来,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有人觉得这地方还算不错,又继续上攻,想把他赶得更远,最后他长期辗转巴蜀偏僻之地。

这一贬,已经不是罚点钱、受点口头斥责那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的逆境。交通艰难,环境清苦,仕途可以说几乎看不到起色。在这样的境况之中,他才真正体会到苏轼当年在黄州、惠州、儋州时的那种孤寒和宽解交织的心绪。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黄庭坚的诗风发生明显变化。《杂诗七首》便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中其一最负盛名:

“此身天地一蘧庐,世事消磨绿鬓疏。

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很多人只记得后两句,却容易忽略前两句的铺垫。四句诗扣在一起,才完整显出他晚年的思维轨迹。

“蘧庐”不是日常用语,出自《庄子》中的说法:“仁义,先王之蘧庐,止可以一宿。”蘧庐,是驿站里临时歇脚的小屋,意思就是:仁义也好,礼法也罢,不过是暂栖之所,不适合久居。黄庭坚借用这个词,把“此身”比作寄居在天地间的一座小屋,人生只是暂住,不是久安之宅。

“绿鬓”与“朱颜”常常相对而用,并非真的头发青绿,而是以色彩明暗写年华变化。朱是明,是盛年;绿是暗,是衰老。世事一磨,鬓发就稀了。短短十二个字,把天地、人身、岁月、仕途连在一起,整个人生的无常,都压在一个“消磨”上。

这时,再读后两句“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味道就完全不同了。表面上似乎在讲两则故事,实际是在问一个直刺人心的问题: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到底是谁真的抓住了,谁只是在做一场长长的梦?

“真得鹿”的典故出自《列子·周穆王》中的“蕉鹿梦”。郑国一个砍柴人,偶然打死一只鹿,担心丢失,便用芭蕉叶掩埋,打算回家叫妻子一同来搬。路上怕自己忘了地方,一路嘀咕,被路人听到。路人据此找到鹿,将之偷走。

路人把过程告诉妻子,妻子却说他在做梦;砍柴人回去后告诉妻子,妻子也说他做梦。夜里砍柴人梦见路人偷鹿,第二天两人因鹿争执,还闹到官府去。真与梦、得与失,反复交错,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哪一段是梦,哪一段是现实。

“鹿”在后世象征权位、财富、声名。“逐鹿中原”“指鹿为马”的说法,都带有这种意味。黄庭坚说“毕竟几人真得鹿”,不是质疑世上有没有“鹿”,而是质疑,那些看似得势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稳固?多少不过是一时侥幸、一场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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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梦为鱼”的背后:老庄之“无为”与宋人的转化

说完“鹿”,就要看“鱼”。“梦为鱼”的典故出自《庄子·大宗师》。庄子借孔子之口对弟子说:有时候梦见自己是鸟,飞腾于天;有时候梦见自己是鱼,沉游于渊。鸟也好,鱼也罢,都只是梦境中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我”。

这一段话,连在庄周最著名的“庄周梦蝶”一起看,就更好理解。一个人梦里变作蝴蝶,翩然而飞,自在无比。醒来后,又怀疑刚刚的蝴蝶是不是自己。那个“真我”,到底在哪里?这一问,把“我”的界限、“现实”的可靠性都晃动了一下。

黄庭坚写“梦为鱼”,没有把这段哲理展开,只是点到为止,恰恰显示出一种老练。他知道读书人没几个没读过《庄子》,用一个典故,就把读者心里那一串联想唤出来:梦境中的自由、现实中的束缚、身份与自我的错位。

把“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句诗其实说了两层意思。

一层,是对世间名利的怀疑。许多人以为自己抓住了“鹿”,其实只是某个偶然机会栽到手里,背后不是能力、不是德行,而是时势、运气,甚至是别人的失手。得易失易,说不定哪天醒来,赫然发现一切皆空。

另一层,是对自我认知的质疑。太多人在某个角色里待久了,就以为那个角色就是全部自己。在朝为官,便把“朝官”当作自我全部;身居高位,就以为自己真有“高高在上”的分量。久而久之,连自己的梦都变成鱼,日日沉溺其中,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谁。

这种看法,说是道家,其实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清静无为”。老子讲“无为而治”,重在不以有意的强制干预破坏自然之“道”;庄子则更多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强调“齐物”“逍遥”。到了魏晋时期,向秀、郭象等人又对《庄子》加以注解,引出“任自然”“顺其分”的思想。

黄庭坚所受的道家影响,很明显带着宋人的特色。他不可能像战国人那样,彻底抽身出政治生活,也没有魏晋名士那种“放达到不顾礼法”的空间。他身在仕途,又屡遭贬谪,道家的“避害全生”在他身上,便变成了一种清醒的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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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高下互相成就,水往低处流,势不可逆;大小群聚,也是“不得已”的局面。真正无情,却是“群知之府”。能承接百川,居于众人师表之位的人,其实只要任凭时世之知,顺应必然之事,把一切交给天下即可。

这段观点跟向秀、郭象注《庄子》的思路颇为接近:不去强行逆势,而是在既定的“分”之中做到最好,然后把结果交给整体的“道”。既不自大到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也不自轻到认为只能听任摆布。

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梦为鱼”,就能看出其中的微妙之处。终日梦见自己是鱼,沉潜于深渊,好像很自在,实际上是被“梦中的身份”困住了。黄庭坚在这句诗里,暗含一个提醒:别被自己扮演的角色蒙住眼。鱼终究不是你,鹿也不完全是你得失的全部。

回到他的人生,可以看到一种渐渐清晰的轨迹。

早年,他追随苏轼,崇敬有加,目光多在诗文成就与政治理想上。乌台诗案之后,才略略嗅到一点“名利如风”的味道。元祐年在京,与苏轼相处数年,对人生起伏有了更多间接感受。一直到绍圣年间的贬谪,他才亲自被丢到风浪里,真正尝到世态炎凉。

当身体被迫远离中枢,心却反而有机会退后一步,看那一切荣辱升沉,就像看一场戏。这样的距离感,最终凝成了那两句诗: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从表面看,这句话带着一丝冷意,甚至有点讥讽。但在当时的黄庭坚心中,怕不止是调侃别人,也是在警醒自己——不必再为那头“鹿”耗尽心力,不必再把梦中的“鱼”当成自己的本来面目。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在追那头鹿。有人承认,有人装作不在乎。欲望本身,并不需要被否定,问题在于,是否能看清自己的追逐有没有底线,能否在得失之间保留一点自知。黄庭坚晚年的这首小诗,没有宏大议论,却用几个简短的典故,把这种难得的清醒点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