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四年,也就是公元八三〇年前后,蜀地已是唐朝西川节度使的治下。成都近郊阴雨初歇,书生段成式端着一盏茶,听随从小声禀报:“相国,城中传言,说是蜀先主墓,被人动了。”这一句看似闲话,却牵出了一桩横跨三国与唐代、帝王与盗墓贼的怪事。

刘备的惠陵被盗,出在唐文宗李昂在位的“大和年间”。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件事最早、也是最详细的文字记录,并不见于正史,而是出现在一本带点“奇闻志怪”味道的笔记里——《酉阳杂俎》。写书的人段成式,身份却一点不“野”:出身名门,祖上有凌烟阁功臣段志玄,父亲段文昌两任四川节度使,他本人又是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少卿、江州刺史,妥妥的权贵子弟。

也正是这种“见多识广”的背景,让他笔下关于陵墓、盗洞、怪事的记载,既有鬼气,也有史料价值。刘备陵被盗,曹操陵被试探,这两件事都被他写进书里。看似离奇,细究下去,却能从中嗅到古人盗墓的真面目。

盗墓这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冷门”。但把曹操和盗墓联系在一起,是后来民间最爱添油加醋的一个题材。真正翻翻史书,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

一、从曹操高陵说起:机关、积沙和一次失败的盗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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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曹操在北方建立起庞大政权,生前就以精明多疑著称。到了他去世这一年——公元二二〇年,他的葬制其实有明确的史料可查。《三国志·武帝纪》记得很清楚:曹操葬于高陵,而且“葬高陵,发诏令子孙时从祀,望墓而拜”。这意思很直白,他希望自己身后之事公开透明,甚至让子孙常来看看他,根本不像一个“生前就盘算七十二疑冢”的人。

后世广为流传的“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来源也不干净,只见于东汉末年陈琳那篇骂曹操的檄文。骂人嘛,本来就带情绪,那些头衔更像是为了把曹操说成“挖墓不眨眼”的乱臣贼子。要说曹操真设了盗墓官,倒不如开个脑洞:许褚这类贴身武士,曹洪这种腰缠万贯的亲戚,很合适干这行。只是这种联想,终究只是玩笑,不能当史实。

虽然曹操有没有“官方盗墓队”难以定论,但曹操墓被人打主意,这在唐代就出现了记载。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卷十三》中写到,一位叫李邈的判官,有个庄客就曾经去动过曹操的高陵,这段文字,细节之丰富,跟现代考古学家描述的某些高等级墓葬,竟然十分贴近。

那次冒险,从一扇石门开始。盗墓贼摸到墓道深处,发现一道以铁水密封的石门,缝隙全被浇死。庄客等人不懂什么“现代工程学”,却懂得一点化学常识,竟然用腐蚀性汁液泡了好几天,才把石门周边侵蚀开,勉强开启通道。

门一开,迎接他们的不是宝物,而是一阵箭雨。段成式写:“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意思很清楚,墓道安置了联动的弩箭机关,有人闯入就会触发。盗贼被射倒几人后,才反应过来,开始往里面丢石块,把箭统统“引”出来。如此一通折腾,才敢举着火把继续往里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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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道深处,又出现了另一道防线——“木人数十,张目运剑”。这些机关木偶没什么战斗力,伤了几人后,就被盗贼一顿棒击,手里兵器全打落在地,显然年代久远,机关已经老化。

真正让这帮人几乎丢掉性命的,是墓室结构本身。段成式记载,南壁悬挂大漆棺,下面堆满金玉珠玑,棺材以铁索吊起。盗贼心里打鼓,一时不敢下手,就在犹豫间,棺角忽然发出“飒飒”之声,沙如瀑布倾泻而下,先淹到膝,后堵住通路。几个人慌不择路,有的被困死,有的拼命挤出墓道,却惊恐发现,出口已被沙石彻底封死。

这种“积石积沙墓”的设计,正与现代考古学界所说的一类防盗墓制相吻合:墓室周边囤积大量细沙碎石,一旦触动机关,沙流倾泻,将盗道封死。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曹操墓在史书中看不见“被盗”的确证,直到今天,真正的曹操陵寝仍在争议之中。前些年发掘出的一处所谓“曹操墓”,发现一大一小两具骸骨,有人竟解读成“老年曹操”和“少年曹操”,这种说法,说实话只能当段子听听。

从曹操高陵的这段经历来看,唐代人对古墓内部机关、防护设计,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有些盗墓贼,倒真可以算是“半个技术工人”。而这层背景,恰好为理解刘备惠陵那场“怪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

二、惠陵怪事:盗洞之下,竟有“刘备”请人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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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刘备。公元二二三年,蜀汉章武三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后葬于成都西郊,史称惠陵。《三国志》记录不多,只交代了地点。惠陵的具体形制,如今从地面已很难看出当年的规模,只知道唐代还存,且地位明确,被尊为蜀先主之墓。

时间到了唐文宗大和年间。段文昌调任西川节度使,儿子段成式随父入蜀,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听到了一个不太光彩,却极抓人眼球的消息:有盗墓贼,刚刚把刘备的惠陵给“光顾”了。

《酉阳杂俎·卷十三》的记载很简洁:“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可是紧接着描写的情节,就完全脱离一般盗墓故事的常规套路了。按理说,盗墓贼无非是夜入墓地,挖洞下去,能捞多少算多少。可这拨人下到墓中,却说遇到了一场活生生的“刘备请客”。

段成式写,这几名盗贼进入墓室后,远远看见“二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坐在主位者,被他们认作是“蜀先主”,旁边还有一人对弈,身边站着十来个侍卫,气氛安闲,仿佛并非地底阴冥,而是一间灯火通明的厅堂。

更离奇的是,那“刘备”还先开了口:“汝辈饮酒不?”盗贼早已吓得四肢发软,匍匐在地拜倒如捣蒜,连连称是。对面那位就让侍从赐酒。几人战战兢兢喝下,一边胆颤,一边心里盘算机会如此难得,不能白来一趟,就壮着胆提出要求:“帝若赐数玉带,臣等不虚行矣。”对面的“先主”也不恼,挥手命侍从“速出”,扔过几条所谓玉带。

盗贼捧着“宝贝”,连滚带爬逃出盗洞,回身一看,入口竟然好像从未被动过,地面完好无损。再低头一瞧,刚刚那几条“玉带”,竟然变成了几条扭来扭去的大蛇,吓得他们魂不附体。这个故事,经过层层转述,最终被段成式写入书中,就成了后世人口中的“盗墓贼在刘备陵里,亲眼见到刘备下棋喝酒”的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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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人的笔法,这样写未必是为了“骗读者”,更可能是当成一则“异闻”,摆在许多故事中间。但既然时间背景、人物出处都对得上号,这件事就难免让人多想一句:这些盗墓贼,到底在墓里看见了什么?真是刘备、诸葛亮之类的亡魂现形,还是人眼、环境、同行,给他们开了一场大玩笑?

后来的整理者,会不自觉想找几个解释。段成式自己就提供了两条线索,再结合盗墓史里常见的伎俩,又能延伸出一个可能性。

三、狐狸、毒气,还是同行算计?三种解释各有门道

关于刘备惠陵的怪事,段成式的书里,前后其实有几处可以对照的记载。读熟了,就会发现,他本人并不是一味“迷信鬼神”,反而很善于把不同传闻摆在一起,让人自己去琢磨。

有一条就挺关键:“汉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镊、玉唾壶。”这段话的意思是,汉代平陵王墓附近狐狸出没,狐狸进出墓穴时,毛上带着尘灰。人找到狐狸洞口,顺藤摸瓜,竟然从里面摸出金刀、玉制唾壶之类的陪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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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点很耐人寻味。古墓周围常有狐穴,这是古籍里不止一次提到的情况。在不少志怪传说中,狐被认为善于幻化,能迷惑人心。所以,有人就顺势联想:盗墓贼在刘备陵里看到的“先主对棋”,会不会根本不是人,而是狐魅作祟?在惊惧之下,几个人视觉、听觉都被牵着走,把原本阴暗空旷的墓室,想象成灯火辉煌的宫廷,把壁画、陪葬俑,当成有血有肉的君臣宾客。

这个说法,自带古代志怪那种“狐仙”的氛围,再加上“墓中多狐”的背景,看起来似乎很搭。但若从理性角度看,这条解释几乎没有实证支持,它更像是唐人的一种文化习惯:凡是看不懂的幻觉,干脆丢给狐狸。若只停在这一层,读者多少会觉得悬。

与之相比,另一个记载就现实得多。段成式又提到,齐景公墓附近的贝丘县,有人曾经开掘齐景公墓。盗洞打下去三丈多,发现一个石函,里面伏着一只鹅。这鹅远非寻常禽鸟,它会挥舞翅膀拨石,似乎被设计成某种机关的一部分。盗贼继续向下,又挖了一丈,忽然有青色气体涌出,远望如炉火烟雾,凡鸟从上空飞过,纷纷坠地。吓得盗墓者赶紧作罢,再不敢深入。

这段话,到了今天看,已经很容易理解。古墓里封闭几百上千年,棺椁、衣物、尸体、木器长期腐朽,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包含硫化物、甲烷、一氧化碳等混合物,浓度高的时候,不仅致命,还可能引发短暂的错觉。有时,人还没死,就先被呛得头昏眼花,不知东南西北。远处的青烟、近处的昏暗火光,再加上心理压力,很容易把本来静止的壁画,看成在动,把雕刻的石人、木俑,当成鲜活的人影。

照这个思路往回推,刘备惠陵那拨盗墓贼,很可能是在缺氧、混合毒气和极度惊惧的双重作用下,精神极度紧绷,产生集体幻觉。墓室里若有壁画、石刻描绘宴饮、对弈之图,加上一盏盏长明灯残留的灯具,一闪一动,在火把摇曳之下,就极容易被误判为“灯光下的刘备与谋臣”。至于那杯酒,很可能只是他们自己带来的酒水,或墓中陈年祭品,入口之后,在心理暗示作用下,更加深了“与幽灵同饮”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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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贼握在手里的“玉带”,最后变成长蛇,这一点也很好解释。墓中若有蛇类栖息,被惊动后纠缠在一起,盗贼匆忙之里抓住几条,以为是带状物,跑出墓穴后神智稍清,才发现手中竟是一团扭动的蛇群。换个角度说,若这些蛇原本盘伏在棺椁、棺床附近,受惊爬动,远观确实容易被视作“玉带滑落”。

不过,还有一个更贴近人性、更能解释细节的可能性:他们碰上的,并不是鬼,也不是狐,而是先一步下墓的同行。

从古到今,盗墓这一行风险极高。被官府抓住,轻则流放,重则人头落地;同道中人之间,也少有“行规”,更常见的是黑吃黑。假如在同一时间,有两拨盗墓贼盯上了同一座惠陵,那么先到的一伙,已经进了主墓室,正忙着收拢陪葬品。听出上面有人挖洞的声响,心里自然害怕,担心辛苦挖来的洞、刚刚搜罗的宝物,被后来的抢走。

在这种情况下,最聪明的做法不是迎头动手,而是先把对方吓跑。穿上刚扒下来的旧衣甲,披上锦袍,坐在墓室石台上,点起几盏灯,摆上棋盘、酒具。后来的盗墓贼沿着盗洞下来,远远看到有人,心里已是发毛,再一听对方开口:“汝辈饮酒不?”这气势,哪像同道,简直就是“墓主人发话”。被吓瘫在地,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景象。

等对方喝了酒、磕头如捣蒜,先来的那伙人顺水推舟,扔出几条一早预备好的破布、绳索之类的东西,让他们赶紧“领赏滚蛋”。后来的盗墓贼拿着“赐物”急忙逃命,直到地面上冷静下来,发现手里的“宝贝”不过是破烂、蛇类,哪里还敢再回去一探究竟?这件事就会被他们添油加醋,讲成“刘备显灵、赐酒发带”的怪谈,流传出去。

从盗墓史来看,“装神弄鬼”吓退同道,是一种简单粗暴但非常有效的手段。人吓人的效果,往往比真正的机关暗器还要吓人。惠陵这桩事,如果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那些看似荒诞的细节——“灯下对弈”“当面赐酒”“投掷玉带”“洞口复原”等等,都能找到比较自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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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上三种说法,不管是狐魅、毒气,还是同行假扮,说到底都属于推理。段成式记录的是唐人耳闻目睹之后的转述,已经隔了好几重。要想百分之百地还原,当时墓里具体发生了什么,几乎不可能。但从文字细节、时代风气以及其他墓葬案例综合来看,那种“刘备亲自在墓中与人对棋”的“真相”,显然站不住脚。

如果把曹操的高陵和刘备的惠陵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出一点颇有意思的对比。曹操那边,机关重重,盗墓者折损惨重,却没留下神神鬼鬼的传说,只有“积沙封门”的教训;刘备这边,墓制反倒没有特别详细的防护记载,却多出了一层“灵异色彩”的外衣。说明在唐人心里,蜀先主的形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带有某种“英雄在世不朽”的象征,所以与之相关的故事,自然而然往“奇”处讲。

从史学角度看,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既不等于官方正史,也不能全当小说。它夹在中间,既有珍贵线索,又有夸饰故事。曹操高陵那一段,与现代对高规格墓葬的了解高度契合,说明作者并非凭空瞎编;惠陵怪谈,则明显受唐代“狐魅”“鬼神”文化影响,细节越描越玄,却又留出足够空间,让后人去猜测与解读。

古代盗墓,既是权力、财富的阴影,也是那个时代技术、迷信、心理的集中体现。曹操葬于高陵,公开其地,却借机关与积沙,将墓室变成天然而坚固的牢笼;刘备葬于惠陵,名声远播,到了唐代,连盗洞里遇见什么,都能引发一连串离奇的讲法。对比之下会发现,墓葬真正守护的,未必只是金玉,更是后世对那位墓中人的想象,以及围绕这些想象编织出来的一层层故事。

刘备和曹操两座陵墓,一个见于防盗机关的描写,一个挂上“狐魅棋局”的牌子,一实一虚,一刚一柔,也算是在地下世界延续了一场别样的较量。至于那几个大和年间冒险钻进惠陵的盗墓贼,他们心里到底见到了什么,是刘备,是狐狸,是同行,还是自己吓自己,已经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了。只剩下几段文字,把那场发生在地底深处的惊恐、贪念与幻想,模模糊糊地留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