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飞机在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的跑道上猛地拉升，机舱外的热浪与柴油味终于被隔绝在了几万英尺的云层之下。我死死攥着安全带，掌心全是冷汗。直到安全带指示灯熄灭，空乘推着饮料车缓缓走来，我才敢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我的背包深处，藏着一个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木雕。在过安检时，那个佩戴着AK47的海关人员死死盯着我的背包，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问我里面是什么。我当时的心跳几乎要震破耳膜，如果他以此为借口扣留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登上这趟回国的航班。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直到今天，双脚安稳地踩在祖国这片无论白天黑夜都充满安全感的土地上，有些话，我才敢真真正正地讲出来。
提起尼日利亚，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是网络上满天飞的“尼日利亚王子”诈骗邮件？是贫民窟里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的儿童？是端着枪在街头乱窜的武装分子？还是那些在石油钻井平台上挥金如土的寡头？我必须承认，在被公司外派到这个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之前，我的认知和大多数人一样，充满了刻板印象与本能的恐惧。
但在那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很多人看到的尼日利亚，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而那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庞大山体，是由无数个鲜活、挣扎、充满韧性却又常常感到绝望的灵魂构成的。
刚到拉各斯的第一周，我就领教了这座城市的“下马威”，那是一个极其撕裂的世界。我的左手边，是维多利亚岛上戒备森严、灯火辉煌的豪华别墅区，保时捷和奔驰在平坦的柏油路上疾驰；而我的右手边，只要跨过一座桥，就是拥挤不堪的马科科水上贫民窟，黑漆漆的污水面上漂浮着无数摇摇欲坠的木棚，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排泄物、鱼腥味和垃圾焚烧的刺鼻气味。
公司给我配了一名当地司机，叫巴图。巴图三十出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带领T恤，见人总是咧开嘴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起初，我对巴图充满了戒备。因为在当地华人的圈子里，流传着太多关于“黑司机”与劫匪里应外合谋财害命的传说。
巴图似乎也深谙生存之道，他会在带我去买日常用品时，熟练地跟商贩用约鲁巴语讨价还价，然后理所当然地从中抽取一点微薄的“差价”。我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暗暗给他贴上了“贪小便宜、不可深交”的标签。
直到那次突如其来的暴乱，彻底击碎了我的傲慢与偏见。
那是在我外派的第二年，也是尼日利亚大选前夕。局势变得异常紧张，物价飞涨，汽油短缺。那天下午，我需要去大陆区的一个偏远工地核对工程进度。回去的路上，我们在被称为“拉各斯大动脉”的第三大陆桥附近遭遇了严重的“Go-Slow”（当地人对大堵车的称呼）。但那并不是普通的堵车，前方的天空中升起了滚滚黑烟，人群的嘶吼声如同海啸般从远处涌来。
“Boss，低头！锁好车门！”巴图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严厉，一改往日的油嘴滑舌。
我趴在后座的地垫上，透过车窗的缝隙，看到成百上千愤怒的年轻人挥舞着木棍、砍刀和燃烧瓶，正沿着车道疯狂打砸。他们是对高失业率和腐败极度不满的底层民众。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一辆印有外资企业标志的车，里面坐着一个外国人，在暴徒眼里，这就是行走的提款机和绝佳的发泄对象。
暴徒很快注意到了我们这辆越野车，几个人举着石头朝我们走来。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想这次彻底完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