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到了今天，只要一刮起刺骨的北风，我脑海里总会忍不住浮现出那个绝望的夜晚。当时，我和老伴秀琴坐在北京西站冰冷的候车椅上，手里攥着两张返回老家的硬座车票。秀琴的脸色比外面的积雪还要苍白，她无力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干枯的手指死死揪着我的衣角，声音微弱得像是一缕快要飘散的烟：“老李，咱们回家吧，别把大鹏买房的钱折腾光了，我的病，老家的县医院都判了死刑，何必再给孩子添堵……”
我紧紧搂着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咬着牙不敢掉下来。那是我这辈子最觉得窝囊、最觉得自己没用的时刻。面对老伴体内那个恶性肿瘤，我一个当了半辈子小县城中学教师的大老爷们儿，束手无策。
可是就在我们准备起身走向检票口，准备向命运彻底妥协的那一刻，儿子大鹏气喘吁吁地从风雪中冲进了候车大厅。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车票，撕得粉碎，红着眼眶冲我吼道：“爸！票我撕了！我已经挂上了协和的专家号，就算砸锅卖铁，我也得把我妈留在北京！”
正是儿子那一撕，硬生生把秀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也开启了我和老伴在北京长达五年的“北漂”生活。
五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是带着满腔的抵触和恐惧的。在老家，我们住着一百多平米的三居室，出门走两步就是菜市场，街坊四邻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过来。小县城的生活节奏慢得像是一壶温吞的水，虽然平淡，但舒坦。
可北京呢？大鹏当时在东五环外的常营租了一个不到五十平米的一居室。我们老两口睡在卧室，大鹏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对付。每天早上不到七点，楼道里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那是无数像大鹏一样的年轻人奔向地铁站的声音。
我第一次去挤北京的地铁，是为了去医院给秀琴拿化验单。一进地铁站，我就被那种黑压压的人潮震住了。人们面无表情地往前挤，我像是一片被卷入旋涡的落叶，脚都没沾地就被人群硬生生推进了车厢。那一刻，我觉得这座城市简直让人窒息，它冷漠、拥挤、不讲人情，像一台庞大无比的机器，无情地吞噬着年轻人的青春。
那时候我总在心里抱怨：大鹏名牌大学毕业，回老家考个公务员，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非得在这个连呼吸都觉得逼仄的城市里当房奴、当拼命三郎？大家都说北京好，可除了满大街的汽车和冷冰冰的高楼，我真没看出它到底好在哪里。
直到秀琴住院动手术的那段日子，我对这座城市的看法，开始出现了一丝裂痕。
秀琴的病很棘手，老家的医生连手术台都不敢让她上，只说有生命危险。但在北京的大医院，那位白发苍苍的专家看完片子后，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情况是不太好，但有手术指征，可以做，放心交给我们。”
这句话，就像是无尽黑夜里的一束强光，瞬间照亮了我们全家的心。
手术前一天晚上，我按照老家的“规矩”，偷偷包了一个厚厚的红包。趁着病房里没人，我悄悄跟在主治医生王大夫身后进了办公室，做贼心虚般地把那个红包往他白大褂的口袋里塞。我一边塞一边低声下气地说：“王大夫，老伴就拜托您了，一点心意，您务必收下。”
王大夫猛地转过身，眉头紧锁，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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