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艾伦7200
从“别报新闻学”到“全球文科缩招“，从“学阀批判”到“武大论文事件”，近两年文科危机话题频频闯入公众视野，这种危机在AI的普遍应用下尤为明显。信息检索、知识储备、写作表达的门槛要求被持续降低，更多人能一探学术圈究竟在生产何种内容，甚至是参与被从前学术圈“垄断”的议题讨论中（如之前的红楼梦索隐派讨论）。直到最近张雪峰去世，对新闻学和文科整体的讨论批判又掀起波澜。
可以说文科危机已然是多方位且全球性的，它涉及人文社科知识本身、涉及文科学术建制、涉及文科学生的就业与再生产状况。不少人提出了颇有见的分析，有学者认为从前的“文科热“是经济上行的标志，其生产了大量有着的“过剩精英”，他们的高预期在遭遇经济不景气时会迅速转化为不满，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学者认为文科学术的内卷，犹如经济的金融化，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脱离现实地制造符号、吹大泡沫，始终难有出路。
但这些已经在江湖上功成名就的名角们，在台上高屋建筑地大谈文科怎么办时，对于真正主动选择文科专业却面对困惑年轻人来说却始终如隔靴搔痒，一些切身体验上的困境却难以言说。
他们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左边是社科理论对于某种理想的承诺，右边是当下对人文社科知识“无用”的自我怀疑。而身后，则是不存在的“文科生”的退路，关于就业与出路的现实焦虑。
他们很多人从前一度疯狂地在理论中寻找答案，仿佛学习下一个新潮理论就能获得通关秘籍。直到在符号游戏里打转到厌倦，他们才重新反应过来厚重的经验也是宝贵的知识来源。
为了回应这种困惑，笔者也试着回归经验，在访谈了几位与自己相似情况的，主动选择人文社科专业的00后年轻人后，我们试着综合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同龄人见闻，呈现一些对文科危机问题的认识。
一句话总结，主动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学习的人都基本经历了个“祛魅”的过程。
笔者发现不少朋友和自己一样，对人文社科的学习热情可以说都来源于并非自发性的心理苦闷。他们在初，高中的应试训练过程中或多或少有着“不得志”的压抑与创伤，它或是源自于最直白的成绩问题，或是源于失恋，或是源于家庭变故等等。
可以说，我们确实是“温室里的一代”——成长于经济蓬勃的岁月，家庭条件大多不至于匮乏。然而，“温室”的存在并非只为庇护，更是为了系统化地培育与筛选出“美观的合格商品”。在这座温室里，应试竞争异常严酷，家庭倾注大量心血与资源，而我们则长期处于被精细监控与修剪的状态。很早我们就学会了一件事：必须充分展示自己，否则就会被标记为“次果”。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对于“被看见、被认可、被赋予价值”的渴望格外强烈。也正因如此，一种深层的心理逐渐形成——我们不仅想成为“合格品”，更想要显得“特别”，渴望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以此确证自己并非可被轻易替代的“标准件”。但是这种“特别”实际上也早就被系统标注好了，只有成绩好的人才是特别的，而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
这些青春期的失意被疏导成了对人文社科的向往，我们潜意识中把它视作一条“救赎之路”——天真地认为，掌握了它，就能破解人际的困局与人生的谜题。于是我们开始主动阅读，大量观看互联网的哲学科普视频，投身与“键政”或者社群讨论。但若干年后，当我们真的有机会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接受到正式的人文社科教育后，尽管会觉得人文社科依然有趣，但是回头看早已没有了从前的魅力，这种“祛魅”是双重的。
第一个层面上是知识上的“祛魅”。
学习文科理论的过程，犹如窥见了魔术师帽子里的秘密。经典的兔子魔术，精髓在于引导观众忽略那只早已藏好的兔子，而当兔子“奇迹般”出现时，收获一片惊叹。但我们的身份在从台下看魔术的人，变成魔术师本人那样日复一日重复这个把戏时，我们那只老搭档兔子，心里会是无聊，还是恐惧穿帮的焦虑？
例如，在接触诸如“涂尔干的自杀论”这样的概念之前，那个标题本身都笼罩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光环——它仿佛承诺了能揭开人类终极困境的本质，甚至暗含了“解决”之道，各种欧陆哲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莫不是如此。
这种仰视带来的初始狂热，让我们每学一个新理论，都像练就了一层“神功”，自觉无所不能，并急于将一切人和事都纳入理论的框架进行“理性分析”。就像是在玩卡牌游戏时，我们已经储备埋伏了诸多陷阱卡，每当有人胆敢“侵犯”我们，可以会一张一张启动这些理论做所谓的分析。
然而，深入学习的过程，恰恰是拆解魔术的过程：我们会知道了涂尔干所处的时代、他的问题意识、他的论证与局限。理论褪去了神光，显露出它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产物的平凡乃至笨拙的一面。我就像刚知晓魔术秘密的学徒，一方面觉得“不过如此”，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向所有人表演（炫耀）这个把戏。于是社科理论变成一种武器，我们向任何反对自身的人开火的武器。
第二个层面上是对于文科学术作为一种“天职”的圣神感的祛魅。
自古文科对知识分子的致命诱惑在于，掌握了某种知识形成了某种学术共同体，就可以拥有了超越世俗，替“神”言说的权力。哲学就是拥有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力，法学就是拥有了对“法”的解释权力，在新闻学就是拥有了对“真相”的解释权力，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都可以找到自己对应的图腾与老祖。
尽管回头看这并不切实际，但对于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来说确实很有魔力，我们自己都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做过些过分单纯的事。
笔者的访谈中一位曾在国外顶尖哲学专业就读的朋友就分享了不少这类例子。他曾经有段时间痴迷于西方马克思理论，读了篇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题为“饥荒富裕和道德”文章后，开始笃信文中“除开必要的金钱，应该把其他自己有的钱都捐出去”的号召。
他开始撰写哲学科普文章，做直播把收益捐出。但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这种理论宣传并不有效，这个信念的坚持也让他与家人的相处中也爆发了冲突。更重要的是他反应过来，很多理论一纸几句，却是要有人付出重大代价的，他最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这么做。
用他自己话说：“我开始厌倦来了理论之神突然上身，像萨满一样给凡人指点江山的感觉了。”他在迷茫时，也曾向某些西方知名学者请教，得到的只是一句剪短的“参加抗议”的回复，他当时只觉得无语。随着爱泼斯坦案的发酵，这位知名学者也被传出了与爱泼斯坦圈子有交集的八卦，如今他再回看过往有了另一番感受。
更多文科学生，在对学术圈的“草台班子”和“江湖”有了切身体验，见多了知识生产如何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自我循环，几年的文科训练摸爬滚打又面对惨淡的就业情况时，学术天国的圣神之感终究会被生活的压力拉回尘世。
经历了“祛魅”我们又将面回到那个终极问题面前：我们学习理论，到底想要什么？
近年互联网知识生产野蛮生长，我们见过“入关学”、“赢学”、“斩杀线”各种亮眼的理论创造，运用引领风潮。在互联网中的人文社科理论爱好者，我们如今似乎和影视、动漫、游戏或是任何领域爱好者差不多，每一个领域都有杰出的发问者、考据者、研究者。如果说从前是有什么权威，或者老百姓求着知识分子去关注现实、关注底层，那么现在各个领域的内容生产者们早就不纠结要不要得到那些“登味”知识分子关注了。
所以我们难以说出人文社科理论能给出什么优越的好处，我们只能确认一点：理论不应成为纯粹为伤害他者、满足理论自恋与暴力泛化的工具。同时，我必须老实地面对：理论经由自己——一个有着特定阶层、经历与情绪的人——来学习和使用，这本身就决定了理论的视角与局限。我们的动机，就是理论的起跑线。
这一切，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的结论：审慎。
更加审慎地面对自己：承认学习理论之初，可能夹杂着虚荣、焦虑或逃避。真诚地面对理论：将它视为前人思考的路标，而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符咒。
我们愈发觉得当前年轻人的处境是上一代人难以体会的，在市场机制方兴未艾的时代确实是“撑死胆大，饿死胆小”，有冲和闯的激情，敢于向未来“贷款”，确实是被时代馈赠的重要特性。但在市场这台理性机器已经充分延展，各领域内特定规律出现明显细分差异的时代，面对种种神学式的进步观念与炫目符号，我们需要更多的审慎，如实的面对现实。毕竟如今年轻人的试错成本似乎确实相对更高了。
理论的终点，不应是营造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立幻象。恰恰相反，在祛魅之后，在认识到魔术并无魔法之后，真正的思考或许才刚刚开始——它始于对复杂现实的敬畏，始于对他人经验的倾听，更始于对那个曾试图躲在理论盔甲之后、脆弱而真实的自我的接纳。
这条路，没有神功秘籍，唯有笨拙的、反复的、面对具体生活的实践。而这，可能才是理论留给学习者最珍贵的遗产。
该期文章导读：
张雪峰身后，改革必须要刀刃向内了（见今天二条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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