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陪省委书记夫人水静喝酒，自称被这一举动害惨了|傅作义|李葆华|水静|江西省委

1976年初春，上海阴雨不停。华东局的一次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参会的老同志三三两两走出会场，有人匆匆赶往火车站，有人留下寒暄几句再作别。大厅一角，几位服务员悄悄议论：“方才那个戴眼镜的老同志，看着有点眼熟啊。”旁边的干部笑着说：“那还用说，李葆华，李大钊的大儿子。”

会场上的这些闲谈，透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情绪：既是敬重，也带着几分好奇。这个在水利、金融战线摸爬滚打多年的干部，身上到底有多少来自父辈的影子，又在共和国风风雨雨中留下过什么踪迹，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但在江西干部当中，提到李葆华，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却是一句玩笑话——“可把我害惨了”。

这句听上去似乎有点抱怨的话，其实牵出了他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之间，一段既有趣又颇有人情味的往事。

一、“李青天”从哪里来

水静是安徽无为人，出身普通家庭，年轻时就参加工作。后来进入江西省委机关，成为杨尚奎的机要秘书，并最终与杨尚奎结为夫妻。她工作干练、性子直爽，说话带着安徽人特有的爽利劲，在机关里很有口碑。

李葆华与她认识得并不算早。直到1962年初，李葆华从水利部副部长岗位，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才频繁出现在华东系统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华东局组织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在上海或各省轮流召开，江西、安徽的主要领导，自然少不了一同出席。

也就是在这样的会议场合里，水静才真正接触到这位“李大钊之子”。她事先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党内一些老干部在谈到李大钊时，总会顺带提起他的长子。内容多半类似：“人很朴实，不摆架子，做事比较稳。”“在水利部里，跟傅作义配合得挺好。”这些评价不算华丽，却挺实在。

1962年前后，安徽正经历一段艰难调整期。自然灾害叠加此前“左”的偏差，农村问题很重。李葆华到任后，几乎是脚不沾地地往乡下跑。对于安徽出来的干部来说，他这个“新来的第一书记”，到底是不是只会在会场上讲话的“外路人”，心里都在打量。

水静有一次回老家，无意间听村里老人聊天，话题从粮食、水利，绕到“上面来的那个李书记”。有人说：“这李书记，不坐小车，一个人就摸到我们村里来了。”还有人插话：“他问话问得细，啥都知道，像个老农。”听得多了，老百姓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李青天”。

这绰号传到水静耳朵里，让她有些惊讶。回到工作岗位后，她在一次华东局会议前的小范围座谈上见到李葆华，忍不住半开玩笑地叫了一声：“李青天来了。”

李葆华愣了一下，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有点不解地问：“水静同志，你怎么这么叫我？”

水静也是直脾气，当着大家的面就解释，是安徽老乡们给他起的这个绰号，说他不坐小车、不带警卫，常常独自下乡调研，替老百姓说话，大家私下都这么称呼。

不难想象，这样的称呼放在当时的场合，多少有些“出格”。会场里的同志听了，很多人笑出了声。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李葆华却忙摆手，说自己哪里配得上这种叫法，还一再强调，“可别乱说，更别往外传。”他脸上带着笑意，却透出几分认真。接着又转头对杨尚奎打趣：“你的这个水静，该管一管。”

话虽这么说，他那种有点不好意思又略带欣慰的神情，倒是让在场的人心里明白，安徽群众对他的评价，他不是没听进心里去。

其实，从经历来看，他对群众的那种亲近感，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姿态”。早些年，他曾在父亲做秘密工作的时候，担当“交通员”的角色，对底层社会的环境、人民的艰辛，有很早的体验。

时间往回拨一点，才能看得更清楚。

二、烈士之子，走上另一条战场

1924年，17岁的李葆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算是第一批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那时，他的父亲李大钊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活动重心在北京，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对革命势力的打压愈发严酷。李大钊被迫转入地下，各方面联系受阻，北方党的机关需要可靠的交通联络人员。表面上看，少年李葆华只是“替父亲跑腿”，把国内外寄来的信件、书籍，送到李大钊的秘密住处，或引领需要见面的人前去会谈。实际上，他已经扮演了北方党组织秘密交通员和联络员的角色。

1927年，是李家的生死关头。这一年4月，张作霖的军警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大搜捕，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不幸被捕。李葆华因为外出才躲过这一网。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杀，年仅38岁。这是党史上广为人知的一幕，但对于李葆华来说，那不是教科书上的“革命烈士事迹”，而是白纸黑字写在家谱上的血案。

父亲遇害后，北平对李家来说已经不再安全。在党组织和父亲友人的帮助下，李葆华被安排赴日本求学，名义上是深造，实际也是避祸。他在日本并没有脱离革命道路，而是继续关注国内形势，与党组织保持联系。

多年之后，他回到国内，在党的安排下投身地下斗争，先后在不同地方开展工作。1936年前后，随着西安事变爆发，统一战线形势出现变化，党中央需要在北平重新建立和恢复一些联络渠道，李葆华又奉命回到这座埋葬父亲的城市，继续做秘密工作。这一段经历，公开资料记载并不算详尽，但从当时的总体情况推测，环境无疑是危险而复杂的。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全国解放的推进，大量从事地下斗争的干部转入公开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政机构陆续组建，李葆华被调入水利部，担任副部长，时年四十出头。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是原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之一，出身旧军界，对新中国的国家建设路线并不算熟悉。水利部这条战线，既要面对新政权的行政调整，也要处理旧有水利工程遗留问题，必然困难重重。

在这样的岗位上待了多年，李葆华的行事风格逐渐显露：讲话不激烈，做事却颇为细致，用现在的话说，有点“闷声干活”的意思。不擅长做个人宣传，却很愿意往基层跑，从具体情况中找办法。

到了1962年，国家经济刚从困难时期缓过一口气，中央决定对部分干部作职务调整。李葆华从水利部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既是对他工作能力的信任，也带着一份考验。安徽在那几年吃的苦不少，搞好农村工作，是硬任务。

在安徽任上，关于他的细节，民间流传不少。例如“不坐小车、不带秘书、不带警卫”的“三不”，外出调查基本是“轻车简从”，甚至干脆一个人进村。这类说法，虽未必每次都如此“绝对”，但大体方向不差。他到集市上自己买油盐菜蔬，回到住处亲自拎着回去，这种“普通老百姓”的模样，老乡们记得很清楚。

正因为长期深入基层，一些关于农业生产、干部使用的决定，他往往能说到点子上。同时，对于在庐山会议上受牵连的部分干部，他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说过公道话。也正因如此，“李青天”的说法，才会悄悄在安徽民间传出来。

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对这些外号并不受用。每次听到类似评价，总会摆手说：“做的事情很有限，别夸大。”在许多干部的回忆里，他这种态度并非客套，而是一种习惯性的低调。

三、一场比酒，留下“可把我害惨了”

说到那句广为流传的“可把我害惨了”，还得从酒桌说起。

李葆华与她多次在会议上碰头，对这一点也略有耳闻。有一次，在北京，傅作义在家里设了一桌饭局，邀请几位在水利、华东系统工作关系较近的领导和夫人共聚。这个小范围的家庭式宴会，气氛自然比正式场合轻松不少。

席间，有人就提起：“水静同志酒量不小。”李葆华听了，笑着半是调侃地说：“下次要是再碰上，得试试，到底有多能喝。”

这种玩笑，在当时也不算少见。干部之间在紧张工作之余，用一点酒桌插曲活络一下关系，并无大碍。谁也没想到，这一句顺口说的话，居然很快就要兑现。

时间没隔多久，华东局在上海召开另一场重要会议。会议议程紧凑，收尾时，组织上安排了一次简朴的午宴，算是为几位书记饯行。与会人员多是华东各省主要领导和夫人，水静、杨尚奎自然也在其中。

饭局刚开始不久，李葆华就端着酒杯，笑眯眯地朝水静那桌走去。“上次话还记不记得？”当着一圈熟悉的同志，他把那句“有机会比一比”的玩笑当场抛了出来。旁边人一听，立刻起哄：“那就比一比嘛，看看谁更厉害。”

在这种气氛下，水静也没退缩。两人一杯一杯地来，喝得干脆利落。李葆华喝酒向来不拖泥带水，杯子举起就干，放下就再聊两句，没一点扭捏。他眉眼间带着书卷气，却有点北方人那种爽直劲儿。

几轮下去，他的脸已经明显泛红。有人在旁边打趣：“李书记，这下怕是要吃亏。”说笑声不断，桌上的气氛被推到了一个小高潮。

热闹归热闹，时间却不等人。午餐进行到中段，杨尚奎看了一眼表，发现去火车站的点快到了。他心里一紧：再这么喝下去，别说赶车，怕是连站都站不稳。

杨尚奎赶紧站出来，把话说死：“时间到了，该上车了，再喝就误事。”这话说得不算重，但带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劲。众人见他发话，也不好硬劝，笑着顺水推舟：“那就下回再比。”这才把还在继续举杯的两位“主角”拉住。

饭局结束时，李葆华看上去还算清醒，只是脚步稍显虚浮。待到真正走近火车站台，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就有点明白——这位书记，已经是“强撑着面子，身体跟不上”了。

等火车开动，车厢里一晃一晃，他再也压不住那股酒劲。据他后来说，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把中午吃下去的东西，几乎吐了个干净。缓过来一点，头仍旧像灌了铅，直到列车行程过半，还有些恍惚。

这场不算太长的旅途，在他的记忆里却印象深刻。几杯酒喝成这样，对于一个平时自认“酒量不差”的人来说，多少有点颜面难保。

等到后来在上海再与杨尚奎、水静碰面，时间已经过去一段。三人坐在一起谈起往事，自然绕不开那次“拼酒”。提到这里，李葆华忍不住苦笑：“可把我害惨了。”这话既有一点抱怨，又不乏自嘲。虽然语气轻松，却能看出他对那次丢脸经历还是记得很清楚。

水静也只好笑着解释，说当时想着这是自己家乡的“父母官”，总不能不给面子，别人敬杯酒，她做晚辈的也不好推辞。李葆华听了，只摇头摆手：“早就听说你能喝，还真不信。那一次算是见识了，以后可是不敢再逞能。”

旁边的杨尚奎插了一句：“要不是那天我拦着，老李啊，你上车以后还不知道要出什么洋相。”这一句话，把气氛再度点亮。三人相视一笑，笑里有点调侃，也有一点难得的轻松。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之间，适量喝酒联络感情不罕见，但像这般把“自己吃亏”拿出来说笑，也得有足够的信任作基础。对他们而言，这一段酒桌插曲，并不是单纯的所谓“酒量之争”，而是一段难得的坦诚交往的记忆。

四、多年交情，一笑成念

时间往后推，到了1976年。这一年，对许多人来说都不平凡。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变动，老一代革命干部有的离休，有的因病去世，留在岗位上的人，压力不言而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友之间能再相聚一次，就显得格外珍贵。那年，李葆华与杨尚奎、水静又在上海见面。场合不算大，也不是公开活动，只是在会议间隙的私下交流。

多年风雨，大家的头发都白了许多。谈起往事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到那次“拼酒”。李葆华再说“可把我害惨了”时，语气已不似当年那般轻松，却多了一层岁月压过来的厚重感。人到中年以后，这种略带自嘲的回忆，往往比正襟危坐的总结，更容易被记在心里。

不久之后，时代的风向陆续发生变化，许多人的工作岗位也静悄悄地调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李葆华已经转到金融战线，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一个出身水利系统、长期在地方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这样的岗位变化颇有意味。他需要面对的是全国金融体系的重建和调整，任务沉重。

1987年，全国银行系统在南昌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总结工作，部署后续任务。那时的李葆华，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走起路来却仍旧带着些年轻时的干练。消息传到水静耳中，她心里一动：多年老友难得来到眼前这座城市，不见上一面，未免太可惜。

她通过熟悉的渠道捎话过去，邀请李葆华和夫人抽空来家里坐坐。老同志之间的这种邀约，很少有客套成分，更多是一种朴素的人情。李葆华答应下来，利用会议间歇带着夫人来到水静家中。

屋里陈设并不奢华，老式沙发、木茶几、几个简单的装饰品，一眼就能看完。几个人坐下来，先说的是工作，谈银行系统的情况，也聊江西、安徽这些年的变化。话题慢慢转到家常，不免提及亲友的健康、后辈的工作，气氛平和。

提到杨尚奎时，屋里安静了几秒。杨尚奎去世后，水静明显减少了外出，很少参加大型活动，这在熟悉的人眼中并不意外。对一个陪着丈夫走过许多风雨的伴侣来说，失去对方后的生活，自然难言轻松。李葆华和夫人听着她平静地讲述，不时插入两句劝慰的话，大意无非是“要注意身体”“有困难可以说”，并无过于煽情的语句，却透出一份真心。

分别时，几人站在门口，互相叮嘱保重。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刻意纪念，像普通老友道别一样简单。但对水静来说，这一次道别的分量并不轻。她心里清楚，类似这样面对面畅谈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