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4日的北京，春寒未退，各大报馆却一片忙乱。电报接连送到编辑桌上，都是关于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及丧事筹备的最新消息。负责时政版的编辑盯着那张从南京转来的照片，照片里是设在香山碧云寺的灵堂：中间悬挂遗像，下方摆着遗嘱，两侧一幅大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八个大字，字如斗大，格外扎眼。编辑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就是孙先生的遗嘱吧？”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这句后来几乎人人会背的名言，被越来越多的人直接等同为孙中山的“临终遗言”。许多年里，只要提起孙中山，提起国民革命，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一句，甚至很多教科书、纪念文章也这么写。问题就来了：这句名言到底是不是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亲口所说？它和那份正式的《总理遗嘱》究竟是什么关系？
围绕这个问题，史学界已经有不少考证。把材料一条条理出来，会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遗嘱到底怎么写成的？“谁起草”并不影响“谁负责”
讨论“临终遗嘱”是不是名言出处，离不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究竟是怎么来的？这背后牵涉到一个多年争论不休的细节：那份写得工整、言辞严谨的文件，是谁起草的？
从现有史料看，大致有三种说法，都出自当事人或亲近人士的回忆，彼此之间略有差异，却有一个共同点——最后的决断权在孙中山。
一说是“临时草拟”。汪精卫自己曾在《“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提案》的说明里回忆，1925年初孙中山病情加重，他按孙中山此前在天津进京途中亲口嘱托的几句话，匆匆在病榻前记下有关“积四十年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要点。因为情势紧急，又是在病人面前动笔，字迹草率，他读给孙中山听后，对方点头说“好呀”。本想当场请签字，又因孙夫人哭声哀切，孙中山说“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便暂时收起。
另一说是“提前拟定”。孙中山之子孙科后来回忆，当父亲提出要立一份遗嘱时，汪精卫表示已经草拟一稿，请孙中山过目，若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请口述另拟。汪精卫当场逐字朗读，孙中山“甚感满意”，这份即为今天看到的《国事遗嘱》。另有一份《家事遗嘱》，听完也表示满意，只是同样尚未落笔签名。
还有一说，则更强调孙中山亲自口授的成分。何香凝在《对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中提到，孙中山临终前写了三封遗书，分别致国民党人、苏联友人和孙夫人，其中致国民党人的那份，是由孙中山口述、汪精卫执笔记录。
三种说法各有侧重，一个强调时间紧迫，一个强调草稿事先准备，一个强调口授与记录的关系。怎么判断更接近真实？有一点比较明确：无论草稿是谁写的，无论有没有事先准备，孙中山在逝世前一天，已经在遗嘱上签了字，等于对文稿内容负了最终责任。
从现存版本来看，《总理遗嘱》内容十分清楚：“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有意思的是，全文里确实出现了“革命尚未成功”，也有“同志”“继续努力”这些关键词，但并没有出现那句朗朗上口的完整形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读下来，意思已经很明确：革命路还没走完，同志们要依照他生前提出的路线继续奋斗。
换句话说，《总理遗嘱》表达的是同一层思想，只不过写法更偏“公文体”，不像一副工整对联那么简洁有力。后人喜欢引用那八个字，很容易顺势把它当成临终原话，其实已经把“思想内容”和“具体措辞”混在一起了。
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早从哪儿冒出来？
既然在遗嘱里找不到完整句式，那么这副对联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是后来从遗嘱中“精缩”出来的“二次创作”？
追时间轴，要往前追到1923年。那一年，北洋军阀混战不止，地方割据，南方政局也并不稳固。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多年，“民国”两字听上去很响，现实却是军阀盘踞、列强环伺。孙中山本人也越来越清楚，辛亥年的“破坏”固然惊天动地，真正的“建设”却远远没有开始。
1923年8月19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五届评议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发表演说，提到“革命未成功”的感慨，但那次并没有说出“同志仍须努力”这一整句。
同年10月15日，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孙中山发表《党员要富有牺牲精神》的讲话，说得更直接：国民党领导的革命，以前推翻清朝的破坏任务算是成功了，如今建设新国家却迟迟不能成事。要想从破坏做到建设、做到“彻底成功”，还得国内外同志大多数都负起责任，“更行努力去奋斗”。
这段讲话的精神，与那副后来广为人知的对联，可以说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就在这次大会上，据会议记录和相关史料记载，孙中山亲笔为大会题写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八个字，作为题词。这个题词，被收入邓泽如编的《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一书。
不久后的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周刊》创刊号出版。这份由孙中山主持、作为改组国民党机关刊物的周刊，在第一期第一版最显眼位置印了孙中山肖像，肖像正下方，就是那两行直排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旁边署“孙文”两字。现存实物保存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孙中山纪念馆，《孙中山年谱长编》也有明确记载，说明这不是后人“移花接木”补上去的。
从时间上看，距孙中山逝世还有一年多；从形式上看，这是他以“题词”的方式写给党员、写给党内同志的警策之语，并不是弥留之际的“遗言”。
遗憾的是，多数普通民众对这些党内刊物和史册并不熟悉，他们真正记住这句话，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看到灵堂上的那幅对联，再加上报纸的大肆报道，于是自然就联想：这一定是孙中山临终说的话吧。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误会并不罕见。历史上很多名人名言，都经历过从“某一场合说过的话”，逐渐升级为“临终遗言”“最后嘱托”的过程。一来简洁好记，二来“临终一句话”的戏剧效果更强，容易被宣传和讲述。就这点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逃不过同样的命运。
三、报纸、丧礼和“恭读遗嘱”：这句名言是怎么火遍全国的？
1925年春天，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灵柩后来移奉南京，葬礼筹备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报纸、电台、地方政府、国民党各级机构，都参与了对孙中山的纪念和宣传。这也是那副对联快速走入大众视野的关键阶段。
一方面，是新闻媒体的集中报道。《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都对丧礼作了连续报道。《晨报》1925年3月14日第二版《筹备中之孙文丧务》一文，有一段描写极为生动：灵堂正中供奉遗像，下方摆放遗嘱，两旁挂着一副取材于遗嘱内容的对联，上联“革命尚未成功”，下联“同志仍须努力”，字大如斗，周围环绕花圈。
这篇报道经由大量印刷、转抄，读者一遍遍看到“灵堂对联”这几个字，自然而然把那八个字和孙中山的“身后之言”联系起来。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第一次在印刷品上清晰看到这句名言。
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的制度化传播。1925年5月16日，国民党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案，发表郑重宣言和训令，要求各级党部在每次会议上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此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凡是重要会议、典礼，往往都要先恭读遗嘱，成为固定程序。
配合这样的制度安排，遗嘱原文印在各种公文、教材、宣传品上，孙中山的名言也被并列印出，形成一种“文字与仪式相互强化”的效果。久而久之，不少党员和干部的脑海里，已经把遗嘱内容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牢牢绑定在一起，很少有人再去分辨这句话出自1923年的题词，而不是1925年的病榻之上。
还有一层，是行政力量推动下的社会性扩散。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于宣传党义、树立领袖形象的考虑，把恭读遗嘱的范围，从党政机关扩展到社会公共场所。1926年6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曾刊登《影戏院开幕前，须先映总理遗像遗嘱》的通告，要求电影院开映前，必须先放映孙中山遗像和遗嘱内容，让更多普通观众接受“总理教诲”。
半年后，又有规定：开演前映出总理遗像时，要派员站在银幕下，请观众起立致敬。这样一来，原本属于政治纪念仪式的内容，被强行嵌入日常娱乐活动之中，对不少普通市民来说，既频繁又拘谨，反感在所难免。
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校每次校务会议也要恭读遗嘱。有一次，他听得烦了，当场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说完拂袖而去。这类小插曲，在当时并不少见。国民党后来也意识到“事事恭读”有失分寸，反而让人麻木，于是下令一般游艺娱乐场所、民间婚丧嫁娶等活动，不必再读遗嘱。
尽管如此，那段时间的密集宣传已经足够，让孙中山的遗嘱、以及与遗嘱紧密相连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深深留在许多人心里。尤其是那八个字，简练、对仗、好记，鼓舞人心，传播效果远远超过冗长的遗嘱全文，也超出了当初撰写者的预期。
四、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句话跨越阵营的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这句出自孙中山之笔、在国民党阵营广泛传播的名言，很快也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赋予新的解释。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看，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共产党把孙中山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对其倡导的民族独立、民权政治有相当程度的认同。
一方面，毛泽东多次在重要著作中直接引用或解释这句名言。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到：“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两个地方：敌人太强，自身太弱。”这里，原本针对国民革命的提醒，被用来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迟迟未能成功的原因。
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孙中山所说的这句名言，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需要继续奋斗。同年2月7日为《中国工人》写发刊词，又把这话转化成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动员：革命尚未成功，中国还要付出很大气力，工人必须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任务。2月20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他进一步说明，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革命尚未成功”，所谓宪政运动，其实是在争取还没有到手的民主，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笔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国民党内部的口号，而成为解释中国社会现状、论证继续斗争必要性的一个关键引语。
另一方面，早期共产党人在悼念孙中山、分析时局、鼓舞群众时，也频频引用这句话。1925年3月24日，陈独秀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真正的国民党员必然会遵从孙中山的意思和命令，遵从他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言”和遗嘱，团结一致前进。这里虽然用了“遗言”一词，但含义并不一定是狭义上的“临终之语”，更侧重于代表孙中山一贯主张的政治口号。
恽代英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中也写道：导师离去，中国不能再如一盘散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从此他的事业就落在后来人的肩上。赵世炎在《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中分析孙中山去世对国民革命的影响，也把“尚未成功”与“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联系起来。
1925年2月，李大钊在北京民党三团体招待会上讲话时提到自己去俄国，看到当地人民、学生对孙中山的敬重，感慨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里的“同志”，已经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含了所有致力革命的中国人。
1926年前后，苏兆征在欢迎外交代表团回粤致辞时，用这句话来提醒代表和群众，革命形势越是严峻，奋斗精神越不能松懈；张太雷在《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中则告诫大家，不要以为打倒一两个地方实力派就可以高枕无忧，广东的危险仍在，“时时刻刻记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共产党人借用这句话时，还会结合自己的革命策略提出具体对策。赵世炎在讨论“双十节”时说，辛亥革命只是“尚未成功”的阶段，真正要纪念这一天，就要针对现实中的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采取革命行动。瞿秋白在分析阶级斗争时指出，既然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各阶级之间还有共同利益，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就有存在的基础；邓中夏则提醒，不能简单地要求工人“牺牲经济利益来成全政治”，否则就是要工人“饿着肚皮革命”。
可以看出，在共产党人的语境里，这句本来面向国民党党员的题词，已经被转化为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的逻辑起点。它既指出任务尚未完成的事实，也强调继续前进的责任。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赋予“革命尚未成功”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深刻的含义。
从这个角度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早已超出党派界限，成了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中一个具有跨阵营共识的关键词。这种情况在近代史并不多见，正说明孙中山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五、一句话的历史定位：不是“临终遗言”，却是终身信念
把以上线索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
从严格的史实角度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不是孙中山临终时的口头遗言，也不是《总理遗嘱》的原句。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活动时期，为国民党恳亲大会题写的题词，并在当年的《国民党周刊》上以“孙文”手书形式刊载。两年后，孙中山去世，各界在灵堂两侧悬挂了这副对联，媒体又大力报道，才让这句话被广泛误认为是“临终遗嘱”的节录甚至等同物。
从思想内容上看，这句话与《总理遗嘱》内涵高度一致。遗嘱说的是：四十年革命未竟其功，同志要根据他生前拟定的路线继续奋斗；题词则用更凝练的形式把这层意思概括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以说，两者是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方式。
从传播过程看，这句话之所以深入人心，与国民党政权的有意宣传、报刊媒体的广泛报道、公共仪式的反复使用密不可分。恭读遗嘱制度化，放映遗像和遗嘱影像行政化，让这句话被不断重复。虽然这一过程曾引发部分民众反感，但从结果看，它确实让孙中山的这条警语覆盖了非常大的社会范围。
从政治影响看，这句名言很快跨越党派界限，被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和运用。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在不同场合引用、阐释这句话，使之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紧密相连。可以说，它既是孙中山时代国民革命的象征，也是后来中国革命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符号。
追根究底，这八个字背后，折射的是孙中山一生最大的一个判断：辛亥革命只是把满清王朝推翻了，中国从封建帝制跨入“共和”的门槛，却远没有完成民族独立、民权建设、民生改善这些根本任务。革命既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役定乾坤，而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承担责任。
用一句略带主观的话来说，与其纠缠这句话是不是“临终遗嘱”，不如把它看作孙中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自我总结。题词写于1923年，遗嘱签于1925年，两者之间隔着的，是他在国内外奔走、在南北政局夹缝中苦苦寻路的最后几年。名言不是最后一口气才说出来的，而是在他最清醒、最冷静地审视中国现实时提出的。
事实层面，答案很清楚：从文献记录判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非孙中山临终时口授的原话，也不是《总理遗嘱》全文中的一句，而是他在1923年就已经公开写下的题词，在他去世后，与遗嘱精神相契合，被后人长期并置使用，逐渐被当作“临终遗嘱”的代名词。就历史影响而言，这八个字确实贯穿了孙中山晚年的政治主张，也持续影响着此后中国革命的走向，这一点，远比“是不是临终遗嘱”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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